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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的博客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日志

 
 

儒家社会的仁爱观  

2011-03-14 16:15:32|  分类: 儒学研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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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认知儒家社会的仁爱观?

 

在儒家看来,人性的根本特征就是“仁”,那么,这个“仁”有什么特点呢?为了更好地理解儒家社会的仁爱观,这里从如下几个方面逐条加以说明:一是“仁”与“知”的差异,二是“仁”的核心基础,三是“仁”的产生途径,四是“仁”的结构特性,五是“仁”的扩展取向,六是“仁”学的社会理想。

首先,就儒家社会的“仁”与西方社会的“知”的不同特质而言,这主要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1.儒家社会的“仁”之根本涵义就是“爱人”(《论语.颜渊》),而西方社会的“知”则是把自然物以及人都视为可利用的对象;显然,这种爱人之“仁”在孟子的著作中得到充分的体现,所谓“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仁者,无不爱也”(《孟子.尽心上》)。2.儒家社会的“仁”不是先验的,而是浸淫在人的日常生活之中,特别是由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而产生,如郑玄在注《中庸》时所言,“仁者,相人偶”;相反,而“知”具有先验性,是上帝所赋予的理性之重要特性。3.儒家社会的“仁”完全是从人生自身的体认中得出来的,没有丝毫的玄虚、没有丝毫的牵强;相反,尽管西方社会也强调博爱,但这种博爱的根子在上帝身上,是超越绝对的、外在的、难以捉摸的而缺乏人类实践的经验基础。例如,李泽厚就指出,“仁”体现了“社会性的交往要求和相互责任”,“既非高远又切近可行,既是历史责任感又属主体能动性,既是理性人格又为个体行为”,[1]这些就是“仁”。4.儒家社会的“仁”重在“践行”,强调“知行合一”;相反,西方社会的“知”则在究理,与“行”存在分离。例如,孔子就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而孟子也强调,“仁者入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孟子.公孙丑上》)。

其次,就“仁”的核心基础而言,这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加以说明。1.“仁”源于自爱,因为每个人都爱自己,也必然希望他人也爱自己,而这又是建立在自己也爱他人并抑制自己那些过分欲求的基础之上;为此,儒家社会逐渐确立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以及“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的个人和社会的行事原则。2.“仁”是一种感通、关切、融和的精神状态,对于自己个体以外所发生的痛痒,无端地反应于自己个体之内,好像自己的个体上也受到这种痛痒一样;[2]而且,由感通而关切,由关切而融合,而成为一体。3.“仁”的实践首先表现为“亲族之爱”,这是因为家庭成员之间最为关系密切,由希望亲人爱己而爱亲人;所以,孟子云:所谓“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孟子.离娄上》),事实上,也“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孟子.粱惠王上》)。4.儒家特别强调“事亲”这一根本,从而将家庭变成一个道德实践的自然团体;孔子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孟子则说“事孰为大?事亲为大。……事亲,事之本也”(《孟子.离娄上》)。[3]

其三,就“仁”的产生途径而言,儒家认为“仁”是后天“修身”、“克己”的结果。儒家强调,人要不断接触多种多样的生活环境,并借助移情作用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一般地,这种感通能力的获得来自两方面:一是自我反省,所谓“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论语.季氏》);二是向别人学习,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在儒家看来,人之所以具有爱人的特性,就在于人本身具有社会性的需要,这样“爱”就可以由外在互动的诱导而内化为内心的自觉。因此,“仁”本身就演化为一种内在的同情心,它通过人之主体的移情而与他物融为一体,通过“仁之心”的反思而达到“克己”的境界;例如,曾子就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仁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特别是,一个社会性较高的人也就能够将这种道德内化在自我的行为之中,不但能够做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论语.学而》),而且能够做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为此,唐君毅强调,“儒家之顺成之教,在根本上只是顺成人之自然生命,与连于此生命之心灵中之性情,而更率之尽之以至于其极,而成为一一天德流行之心灵于精神生命。此顺成而率性尽性之始点,则在赤子之生命心灵中自然原有之孝悌之心。此孝悌之心,乃至平凡之心,而儒者视之为一切德行之本始,而视之为涵义无穷者”。[4]

其四,就“仁”的结构特性而言,这主要表现为如下几个特征。1.儒家所强调的“仁爱”不是普遍主义的,而是产生于人的互动,因而在互动程度以及利益相关性不同的群体中所产生的爱的程度也就存在差异;即,“仁”因感通的强弱而具有差序性,所谓“伦,辈也”(《说文》)。2.“仁”体现一种圈层扩展性,孔子云:“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事实上,儒家强调,“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shai晒,即减少——作者注),尊贤之等,礼所生也”(《中庸.二十章》),儒家基于“仁”的人性观。3.“仁心”差序扩展有两个基本维度:亲疏和尊卑:其中,前者是指关系上的亲疏远近,后者是指双方地位的尊卑上下,孟子说,“亲亲,仁也;敬长,义也”(《孟子.尽心上》)。显然,在儒家看来,“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孟子.离娄上》);因此,人类的差序关系中,儒家最为强调的是“父子”和“君臣”这两个维度,如孟子所说,“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人之大伦也”。4.感通表现得最真切的是亲子之间,亲子之间的爱也最为强烈;正因如此,爱才首先表现为亲族之爱,父子兄弟之情才成为天性,其伦也为天伦。例如,儒家所提倡的五伦——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中,有三伦是家庭范围的,其他两伦也可以被视为是扩大了的家庭关系;白鲁恂认为,“儒学特殊的持久的力量,部分来源于它牢固地植根于人类组织最为基础而持久的结果——家庭——之中”。[5]

其五,就“仁”的扩展取向而言,可以从如下几方面加以说明。1.尽管儒家强调内在的道德实践,并将之归结为“人伦”;但是,由于这种移情本身具有扩展的特性,因而儒家强调的爱又并不局限于家庭之中。事实上,正是儒家社会中所强调的人伦使得人的生命和社会关系具有流动性和开放性,如唐君毅所说,“有父子之伦,而人之生命有其上下之纵通;有兄弟之伦,而人之生命有其先后之顺通;有夫妇之伦,以合两姓之好,而人之生命有其相互之横通”。[6]这样,父子兄弟夫妇之天伦之义就可以推及于一切社会关系之中,因而也就有:师长如父执,学生如弟子;贤君保民如保赤子,而民仰之如父母;不但朋友以兄弟相称,夫妇也可以兄妹相称,如《诗经》所云,“宴尔新婚,如兄如弟”。2.人类发源于亲族之爱的“仁”通过感通能够逐渐扩散到人们所接触之处,由家庭而至国家、由国家而至社会,由社会而至宇宙(天下),以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这就是“博爱”;例如,孔子强调,“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而韩愈更直接指出,“博爱之谓仁”。3.正是从人的本性出发,儒家通过人性的感通和人伦的扩展而把“人伦日用”和“天人和合”的最高境界统一起来,这也就是冯友兰强调的“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庸.二十七章》),孟子则云:“圣人,人伦之至也”(《孟子.梁惠王上》)。

最后,就“仁学”的社会理想而言,可以从如下几方面加以说明。1.儒家认为,“仁”是人内在的最根本的人性,而真正的儒者能够“仁通上下”;例如,朱熹就强调,“一事之仁,也是仁;仁及一家,也是仁;仁及一国,也是仁;仁及天下,也是仁”(《朱子语类卷三十三.论语十五》)。2.基于感通,儒家强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于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并希望最终达到“天下之人皆相爱”(《孟子.兼爱中》)的境界,这也是儒家的理想。3.在儒家看来,作为人之最高完美性的“仁”只有在对他人的关怀中才能得到体现,要“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孟子.尽心下》);因此,把自己造就成以天下为己任的“志士仁人”是儒家的根本要求,例如,孔子强调“志士仁人,无求以生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并教导其学生要“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4.综观中国历史,那些大儒们都是这么强调的,如孟子宣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至大至刚”(《孟子.公孙丑上》),而王阳明则强调,“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也,中国犹一人焉”(《大学问》)。

可见,儒家社会的道德源自于人的社会生活,“仁”之通感在实践中进一步转化为社会责任,从而形成了“尽其在我”的人伦观;这种人伦观强调,个体首先应对群体和社会尽义务、履责任,要“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论语.卫灵公》)。因此,儒家的社会道德既不是虚无的“超我”,又不囿于狭隘的“小我”;它不仅具有真实的社会基础,而且可以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拓宽。从某种意义上讲,儒家的人本主义从最深层的意义上回归自我,从人与人之间的实践关系出发来不断完善其人性和社会性,这种人性是丰富和多维度的,从而为社会道德和社会秩序奠定基础。显然,这种仁爱观与与西方社会源于基督教的道德伦理观之间却存在根本性的不同:西方社会的道德观念来自于先验的上帝启示,从而往往与现实生活存在脱节;特别是,随着中世纪后期源自基督教的道德束缚之瓦解,人们就开始随意放纵道德和心灵,以致逐渐滑落到了失去自我的边缘,并已造成现代社会的失范。因此,相对于西方伦理源于自然主义的单一人性,儒家学说为社会道德的完善和社会秩序的扩展提供了另一条更为可行的思维,从而有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孔汉思就指出,“典型的儒家品德正是在我们这个高度技术化的时代里显示无比重要性的那些品德”,因为“今天的问题已不仅仅是技术-机械能力的问题,而是事关节制、公允、适用性、灵活性、创造性和预见力——这一切都是典型的儒家品格,它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汇进道教和佛教信条之中。”[7]

 



[3]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以齐桓公的两个宠臣为例:刁竖为了表示对齐桓公的忠心而自行阉割,易牙为了满足桓公的欲望而将自己的三岁儿子烹蒸;但桓公不但不因此而识别人性,反而认为他们对自己忠心耿耿而提拔重用他们,因而不听管仲遗言,结果在病危时出现了刁竖、易牙之乱。当时,管仲生病,齐桓公前去探望并问管仲:“君将何以教我?”管仲就告诫:“君勿近易牙和竖刁”。但桓公却说:“易牙烹子飨我,还不能信任吗?”为此,管仲分析说“人无不爱其子,自己的儿子尚且不爱,焉能爱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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