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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的博客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日志

 
 

提防干部年轻化的变质  

2011-02-23 11:48:17|  分类: 政治、民主杂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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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年轻化应有所节制

 

我们知道,儒家社会历来存在着尊老现象,儒家社会的管理者也主要德高望重的长者,小到乡村治理大到国家管制,儒家社会的最顶端管理者似乎都是冉冉长须者。究其原因,一者,年龄越大,社会性往往越强,从而更容易从社会角看待和处理社会问题;二者,年龄越大,社会经验往往越丰富,从而更容易周全地处理社会矛盾;三者,德高望重往往需要经历长期的磨砺,从而衍生出了一种按资排辈和资格现象。显然,儒家崇尚贤人治国,圣贤是充分发挥了人之仁性并将“内圣”和“外王”结合起来的人物,而这种“徳”和“能”在古代社会尤其是相对稳定的社会往往是年龄和教育的函数。

当然,随着社会发展的加速,社会关系日益复杂化,此时“能”在管理中的作用就日益凸显;同时,这种“能”越来越依赖于学习和教育,而年龄因素的影响则日益式微。然而,由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前30多年时间内,由于整个社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为政治运动所左右,以致上位者的“能”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转变的需要;于是,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指出:“干部队伍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要把对于这种干部的提拔使用制度化。” 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四化方针在1982年12月的党十二大上被写入党章,此后,干部年轻化就作为“四化”方针之一的提出和推行而推动了干部终身制的废除。

然而,尽管在过去的20多年里,社会上对干部年轻化基本上都持正面评价,而进入21世纪后,干部年轻化就开始蜕变了,以致成为社会恶评的热点话题。在网上随手搜寻一下近两年的消息就可以发现大量令人叹为观止的年轻官员:

2009年1月19日中共泰州市委组织部公布,2006年7月才参加工作的25岁的孙靓靓任共青团泰州市委副书记。

2009年6月21日,湖北襄樊宜城市四届人大四次会议选举的新任市长周森锋只有29岁,被称为“最年轻的市长”。

2009年6月底,昆明市公开选拔60名挂职副县级领导干部中一半是“80后”,其中被任命为昆明市委办公厅厅务委员为24岁的赵臻,被称为“最年轻副县级干部”。

2009年10月,福州市委组织部公示:2008年7月才从清华大学硕士毕业的27岁雷连鸣被公选为36名副处级干部之一,并排在第二名,公示后担任福州市团市委副书记。

2009年10月30日,昆明市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任命32岁的李茜为昆明市副市长,被称为美女副市长。

2010年2月中旬,山东省新泰市(县级市)政府网站的一则《新泰市公开选拔领导干部拟任人选公示》公示内容显示:新提拔6名副局长和1名法院副院长,有6人是80 后,最年轻的王然只有23岁。

2010年7月9日辽宁石油化工大学的《干部公示》: 2008年8月参加工作并于200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的24岁王圣淇被任命为国际教育学院副院长,被戏称为“提拔门”。

一般地,干部年轻化主要是基于效率原则:一者,年轻人精力旺盛,从而能投入更多的时间;二者,年轻人思维活跃,从而有助于保持社会的活力和开放性;三者,年轻人知识现代,有助于促进管理科学和社会更新;四者,干部青年化也有助于激发青年的工作热情,提高工作动力。但与此同时,干部年轻化也滋生出明显的副产品:

一者,为了能够在短期间内取得成效而获得提拔,这些人的行为选择就会功利化,往往把本职工作当成升迁的一个手段和工具,这就是信息经济学中道德风险问题。一个明显的现象是,唯GDP主义的盛行,一个官员到岗后就开始招商引资,而往往致社会环境、人们福利以及基本基础建设于不顾。

二者,由于短期是还无法观察到个人的“能”与“徳”的指标,于是其他诸如学历、无知下流青少女之类的标准就开始流行,相应地,一些人为了升迁而不断地强化这些指标,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已有深层教训的官僚僵化现象。关于这一点,只要看看中国官员有多少是出自在职研究生或党校学历就行了。

三者,干部青年化还使得有才干的人无法长期致力于其专业领域,而往往在某些狭隘领域取得成就后就被提拔到其他往往非其所长的管理岗位,从而出现了“比较弱势”的知识使用,这就是管理学上的彼得原理。这可以明显地从官员的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跨专业的调动中看出。

四者,干部年轻化还促使年轻的公务员热衷于钻营之道,将主要的时间和精力都用于关系经营上而不是业务上,平时交流的也主要是官场掌故和处世之道,这是经济学的激励原理反映的。显然,这已成为当前社会根深蒂固而见怪不怪的普遍官僚文化,以致很多时事短信就是这些公务员们编撰的。

五者,干部青年化为一些人建立起关系网提供了机会,几乎每一个官员以上人就开始通过任命来建立自己的班底,尤其是,原来没有资本的青年人就成为他今后的嫡系,这就是社会学的关系资本。这一现象已经成了社会的普遍共识了,形成了官场上的站队文化。

六者,干部青年化使得功利主义者得到更快的擢升,因为他们更善于且乐于迎合上峰的旨意,而那些真正的天下主义者则备受忽视和排斥,这就是大量存在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正是对目前这种这种体制的失望,当今社会埋没了多少“无道则隐”的有志之士呀!

七者,干部青年化还使得裙带关系泛滥,几乎所有领导都希望主要自己相识的人,目前流行的“秘书党现象”也就是这种官场生态的集中体现,这也是“赢者通吃”的潜规则。譬如,新泰市政府这次拟任的7位副科级有6名是80后,原职务多为办事员、书记员、科员等基层职务,而拟出任法院副院长或规划局、审计局、司法局、国有资产管理局的副局长,而且,这些人参加公务员考试的面试成绩都远高于笔试成绩。

八者,裙带主义和监督体系的缺乏还出现直接的子承父业的官二代现象,这就是政治学上的绝对权力腐败原理。例如,雷连鸣就被曝是福建南平市委书记雷春美的儿子,并且,是2005年连发6篇期刊论文才得以保送清华研究生,而这6篇中两篇是与博士生一同发表,两篇与著名经济金融学家张亦春教授联袂发表。

当然,有人会说,年轻官员在哪个国家都存在。例如,2006年美国匹兹堡市的新当选市长路克.拉文斯塔尔才26岁,被称为“美国大城市里年纪最小的市长”;2008年日本内阁特命担当大臣小渊优子只有34岁,是日本最年轻的内阁成员;2008年香港立法会议员陈克勤只有32岁,为特区历史上最年轻者。

问题在于:一者,西方国家官员选聘程序要公开透明得多;二者,西方国家的官员在任上也要受到各方面的监督;三者,西方国家的行政权力和资源被严格地分开。然而,当前国内社会却缺乏西方社会那种透明的法律体制和严格的监督体系来监督官员行为,从而往往会激发严重的功利行为和腐败现象。事实上,中国这些年轻官员往往或多或少地会受到质疑。周森锋就被揭露论文造假,而在这么多的质疑之下,周森锋却不愿意积极回应。再如,赵臻就是在不断参与选拔考试而获得擢升的:在国内念完本科后去澳大利亚留学,2008年刚回国就赶上昆明公选后备干部而成为共青团昆明市委书记助理,2009年则再次参加公选而被任命为昆明市委办公厅厅务委员,职级从正科到了副县级,其中又做了什么真正的事务呢?尤其是,中国社会中权力与资源往往紧密结合在一起,从而就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危害。

同时,西方社会中那些得到擢升而年轻官员大多数政务官,这些政务官往往是通过选举产生的,并且具有党派属性。正因如此,政务官就具有这样两大特点:一是他们往往因政党的轮替而升降起伏,而不存在一直朝上迁升的仕途;二者,他们所负的责任也不在技术层面,而后者则是公务员或技术官的职责。然而,中国社会却不存在政务官和技术官的区分,从而就造成极大的问题:一者,中国社会的仕途往往只有上升而没有下迁(除非被揭发出了问题),因而一旦一个庸才占据了重要岗位就可能带来很多问题;二者,中国社会的“一把手”制使得被擢升的又不懂技术的官员偏偏要干涉技术问题,从而进一步强化了霍金森病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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