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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的博客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日志

 
 

“占领华尔街”运动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警示  

2011-12-01 08:55:46|  分类: 占领华尔街运动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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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载《社会科学研究》2011年第1期 

 

“占领华尔街”运动之所以爆发就在于接受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教条,将自然世界的“优胜劣汰”规律应用到人类社会。近10年来依赖,我国的社会经济政策也大致如此,从而也必然潜伏着这种危机。是为言证。

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无序性及其制度隐患

内容提要:长期以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具有明显的无序性,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增长是粗放投入型的,从而导致资源成本的不断上升;另一方面,收入分配是势力博弈型的,从而导致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不过,这种无序式增长也正是制约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因此,任何一个社会的持续发展都面临着一个从粗放到集约,从无序到无序的转变过程,这也是一个社会制度逐渐完善的过程,人们的应得权利逐渐提高并与国民财富增长保持同步的过程。

 

一、引言

我们知道,新古典经济学是在制度相对完善的情况下来探究个体的行为,而我国当前的社会制度和市场机制却极不完善;也即,我国当前面临的根本问题在于社会制度和市场机制的完善和修正,而这与新古典经济学所研究的对象存在很大差异,因而研究方法上也必然应有所差异。一般地,要理顺公共领域的社会关系、完善公共领域的社会制度,一个基本着眼点是要理解改革的方向,这个方向也就是作为“应然”的理想状态,同时,要分析目前的现状这个“实然”与改革方向这一“应然”之间的差距及其成因,从而探究缩小这种差距的途径。那么,如何确定这个“应然”呢?这就要探究事物的本质,而事物的本质则隐藏在现象背后。从本质上说,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之理论研究就是要揭示隐藏在现象背后的内在本质,只有认识到了事物的本质,才可以为了解现状树立一个对比的参照系或者提供一个发展的基本方向,并在对现状进行剖析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探究问题所在以及寻找解决的途径,这就是从本质到现象的研究路线。[1]

事实上,任何社会制度的设立都有其原初目的,都会渗入特定时代有关社会正义的认知,而不是建立在纯粹力量博弈所形成的均衡基础上,因为后者往往只是反映强势者的意志和要求,使社会制度在发展中的异化形态,这种形态正是制度需要加以改革和完善之所在。显然,这条研究路线具有这样两个特点。1.它不同于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流行思维:在先验的前提假设下进行抽象地模型构造并由此寻求最优行为或制度设计,或者在供求分析框架下进行计量实证并由此来解释和预测经济现状。其实,无论是纯粹的理性建模还是纯粹的实证分析都无法为社会改造提供有意义的思路,前者涉及到抽象性和现实性之间的不一致问题,后者则涉及到从“实然”过渡到“应然”的鸿沟。2.它也不同于当前国内学术界的流行思维:在理论上往往会把现代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当成是普遍性的原理,在实践上也往往会把西方既存的现状或模式视为我国模仿的对象或发展的方向(尽管有时也会根据国情而作些适应性调整)。其实,这是单向一元的发展思维,它忽视了西方社会中本身的异化特征或者其独特的社会背景,从而不但无法真正了解西方社会制度的成因,更无法看到其中的缺陷。

根据制度共生理论,制度具有与相关“域”几乎所有参与人相关的普遍性和多重性的特征,因而制度之间必须是相互关联的,经济体可以看作是制度间相互关联的整体性安排;并且,决定制度的一些细微的方面根本上是难以察觉的,而这些隐性的东西有稍许变化都会产生巨大的蝴蝶效应。同时,根据制度异化观,由于受现实因素的影响,现存制度或多或少地被都异化了,也都偏离了本质;这意味着,西方社会的制度本身都必然会存在一定的缺陷,这种缺陷在西方社会中可能受到制衡而不明显,但一旦移植其他环境就会凸显出来。显然,一方面,社会事物的独特性要求我们,不能为纷繁复杂的现象所困扰,不要为一些热点所牵制,更不能简单照搬所谓的“先进”经验;另一方面,社会事物的发展性告诉我们,不能迷信于流行理论,不能简单地套用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供求和博弈分析方法,更不能盲目地宣扬和推广前含在主流经济学中的自然主义思维以及“物竞天择”价值观。例如,按照莫里斯的最优税收设计理论,如税率太高,那么人们就失去了工作的兴趣,从而导致整体经济的下降;推而广之,如果将税收可以泛化为一般劳动(收入)剥夺,就会得出劳动(收入)剥夺将会导致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一般论断。然而,当前中国所呈现出来的情形却提供了反证:近年来中国社会的收入差距加速拉大,这意味着劳动(收入)剥夺现象非常严重,但整体经济却在飞速发展。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在很大程度上讲,国内劳动者被剥夺现象严重,因而不得不付出更多的努力却维持生存或者为子孙积累财富,而莫里斯的理论则主要适用于人们已经可以享受一个体面生活的社会。

正因如此,每当一些经济学者极力援引西方主流理论或者欧美经验而大加效仿时,笔者就不免感到异常忧心,并常常苦口婆心地劝诫说:不要总是讲别人是如何做的,也不要总是照搬别人的做法,而是要认真思考自己的认识。实际上,别人或他国的做法一定就是完全对的吗?你真正了解别人行为及其制度中体现的精髓了吗?同时,你又看到了他国制度中隐藏的缺陷了吗?更不要说,主流的新古典理论本身针对的是私人领域,是在既定制度下探求私利最大化的途径。然而,国内一些经济学家却根本不管这一点,而是义无反顾地借助新古典经济学教材上的的一些流行理论就为当前我国社会的实践开出处方;与此同时,他们对目前失序的社会现状视而不见,或者将之推卸为其他领域的学者。即使如此,这些经济学家不但沾沾自喜地自视为我国制度变革的推进者,而且好大喜功地自视为经济增长成就的贡献者,把经济的发展的功劳都揽在自己身上。问题是:经由经济学家照搬或“精心设计”并通过权力部门正式付诸实施的那些源自欧美国家的先进制度和严密体制在国内有多少是有效的?

正是由于这些学者错误地将根基于私人领域的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模式应用于中国的公共领域,结果往往就忽视社会经济问题的实质,方法论驱动式的抽象研究反而进一步扭曲了公共领域的关系:造就了掠夺性、畸形的市场,使得社会制度进一步失范,并强化社会发展的无序性。[2]显然,这一事实引发这一的思考:经济的增长速度能够与制度的完善程度意义对应吗?事实上,马克思本人很早就对此作了回答:早期资本主义制度促进了生产力的巨大提高,但也给普通百姓带来了深重灾难,因而这种制度就是不完善、不成熟的,需要随着社会的发展作进一步的改革,否则就会制约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因此,当社会经济增长已经到了一定高度的今天,我们应该有必要静下心来借鉴马克思的洞见对当前现实以及未来走向作一番好好的思考:中国30年来改革开放的路径究竟如何?当前问题的症结又在哪里?这关乎当前经济学界的根本任务。是以本文对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中存在的问题作一剖析,并由此来反思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在分析现实社会经济问题的适应性。

二、我国改革开放的历程及经济实践的无序性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社会尤其经济领域取得了非凡的成效,正是基于这一事实,一些经济学家们一直居功自傲,自视为制度变革的推进者和经济增长的贡献者,并逐渐成为社会各界的宠儿。例如,早几年就出现了有关价格双轨制功劳归属的争论,甚至还在以“是否上山”为荣耀标尺;[3]尽管一些经济学人往往以此来标榜其学术成就,但试问:价格双轨制需要什么高深的理论知识呢?其实,当时参加会议的人大多只不过是刚刚接触西方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几个研究生或者毕业不久的青年经济学人,他们具有期望改变现状的理想并由此萌发出了这些“大胆猜想”;而且,连会议发起者之一的黄江南也坦言,那些文章被选中上山的人有很大的偶然性,不过,一旦被选中后现在的命运就大不一样了。[4]而且,尽管价格双轨制逐渐成了国家改革的战略思维,但又有谁认识到20世纪80年代末价格改革带来的社会动荡?在很多程度上,这也反映出那些知识还相当狭隘的青年学子往往在运动式的“大胆设想”方面有余,而在求索式的“小心求证”方面则不足。特别是,正是由于考虑不周,价格双轨制带来的经济混乱最终引发了1989年的社会大动荡,但当时又没有人敢于站出来承认“价格双轨制”是自己的“杰作”。相反,双轨制发明权之争主要出现在90年代中后期以降,相对于俄罗斯的改革困境,此时双轨制发展战略也已经为国际所认可。

因此,梳理整个30年的改革开放过程,我们不免要问:中国的社会经济改革真是一些当政者或经济学家的“巧思构想”吗?其实,双轨乃至多轨多重价格是发端于改革开放之初渐进式推进、价格放调结合的自然产物,莫干山会议不过是提出了要因势利导,把这个有意无意的做法变成自觉的战略;同样,“莫干山”会议一年后召开的“巴山轮会议”提出的“特区实验场”、“地方分权”、“金融改革”等宏观经济体制改革,基本上还是基于“错了再试”这一基本思路。[5]也就是说,迄今为止中国的社会经济改革绝大多是盲目尝试的结果:行不通就换一个思路;这就像当年价格改革还是产权改革一直在相互争斗一样,也像当前各级政府所“批发”的那些毫无意义的课题一样,很少能够有真正明确的思路,不断盲目常侍的结果往往是浪费大量的百姓纳税钱。与此同时,那些经由经济学照搬或“精心设计”并通过权力部门正式付诸实施的那些改革大多没有取得明显成效,如国有企业改制、新农村建设以及医疗、教育、住房等攸关民生大计的改革等,几乎都是如此;相反,在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指导下的一些改革,反而使得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以致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被破坏20多年后现在又不得不重新建设。

一般地,对这30多年的改革开放历程,我们必须有这样两点清晰认识:一是,我国经济的增长以及市场机制的建设基本上都不是那些主流经济学所设计制度改革之功,而主要是激发民众的主动性所致;二是,通过产权界定等对人之积极主动性的激发,也并不是那些经济学家或政策决策者有意识地主动加以引导的结果,而是受社会环境所逼迫的结果。而且,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降,由于国内经济学界大肆照搬以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为基础的现代主流经济学,绝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日益注重于个人发财致富的私人领域,即使还存在对一些热点实务以及公共政策的关注,也大多是出于功利的目的。在这种情形下,古典经济学家那种关注公共领域的精神和责任在当前国内经济学家身上已经日益消失了,甚至对现实问题的基本直觉也丧失了;结果,改革就只能基于主流教材上的教条,所谓的变革越来越成为对既得利益者之利益的强化,以致整体社会制度依旧混乱不堪,市场机制依旧残缺不全。

罗尔斯曾指出,“在一个组织良好的社会里,即一个由一种共同的正义观有效调节的社会里,对何为正义非正义也有一种公开的理解”;[6]但是,当前我国社会却充斥了正义的不可知论,正义不确定论充斥了整个社会。而且,尽管西方学术界已经发展出了相当成熟的有关社会公平正义的理论,但国内那些主流经济学家却往往不甚了了乃至故意视而不见,而且,还想当然地以评价标准的主观性宣称,制度好坏没有一个直接而一致的评价标准。与此同时,他们却又歪曲地利用“不管黑猫还是白猫,只要捉住老鼠的就是好猫”的“尚方宝剑”为目前这种现状辩解:只要经济还在高速发展,就意味着这个社会制度是好的,并且是在不断改进的。但是,大量的历史证据表明,短期内社会制度的健全程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并不成明显的正向关系,并且,经济的快速发展往往是发生在旧制度已经崩溃而新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也即社会制度还没有完善的时期。关于这一点,剑桥大学的张夏准在《踢掉梯子:历史视角的发展战略》一书中作了较为详细的剖析。[7]事实上,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北洋军阀控制的1914~1922年中国的民族工业取得了快速发展,但是,当时的制度并非有了真正的改善,而仅仅是相对于清政府,北洋政府无力控制全国局势而被迫对产业放松了管制。同样,在中世纪晚期,热那亚就从一个名不经传的城市崛起为意大利北部最大、最富裕的城邦之一,究其原因,这不能用技术和经济的因素来解释,相反,热那亚经济最初主要依赖于海盗行为(包括有组织的大规模袭击),后来则主要是建立在“特许”远途贸易的基础上。[8]

现代主流经济学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往往将经济增长速度与社会制度的完善程度一一对应起来,而主流经济学所推崇的社会制度就是当前西方社会所实践的那些社会制度。问题是,西方社会历史中的那些快速经济增长果真是建立在现代经济学理论所鼓吹的那些制度之上的吗?其实,西方世界之所以率先出现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并不是因为它建立了良好的社会经济制度,而主要是由于地理大发现以及新兴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而滋生出的扩张;工业革命时期的欧州无论是在经济体制上还是科学知识上都并不比中国的长三角地区更为发达、更为先进,欧洲的经济起飞也远不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家所想象的那些制度,如保护私人财产、有效竞争和有限政府,而主要是源于军事力量的逐渐壮大,从而保证它能够从新世界获得廉价的原材料。[9]例如,尽管资本主义或者资产阶级首先萌芽于荷兰,但在很大程度上,荷兰的勃兴并非源于生产能力的提高,而首先因为它处于东西和南北贸易通道的交叉路口,它充分利用了地理位置提供的各种机会而发展了渔业和运输业,并依靠海军提供的后备力量而控制海上贸易。同样,资本主义全面发展和壮大于英国,但这也不是因为它已经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制度(尽管有些人可能称道那些专利制度的出现),普遍的“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就是明证;相反,英国的崛起源1588年成功地向西班牙无敌舰队进行挑战,17世纪又通过三次战争摧毁荷兰的贸易和海运而成为欧洲最强的商业民族,在18世纪又借助了法国的扩张而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军事国家。事实上,英国就是通过对内实行高度的国家干预主义和对外实行掠夺资源的帝国主义而实现工业化的,英国经济的“腾飞时期”也正是其军费、国债、税收和关税都达到了令人惊愕得高水平时期。为此,张夏准在《踢掉梯子: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智力史如何被重写以合理化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的?》一文中就指出:“如今的发达国家在其早期的制度发展水平远低于如今的发展中国家。例如,收入水平测量表明,1820年的英国处于比现在的印度更高的发展水平,但它甚至没有那些印度如今已经具有的诸多‘基本’制度”。[10]

显然,这就促使我们重新去认识西方社会的兴衰史,历史能够提供极有意义的启迪。其实,尽管荷兰号称是人类社会的第一个共和国,但当时却根本不具有任何共和制的原则,其元首继承是从贵族世袭而来的,是一位由陆海军的君主治理架上贵族集团共同组成的邦联体;这些领主不仅拥有土地,而且拥有私人武力,还拥有铸币和民事及刑事的最高裁判权。所以,荷兰开始在经济上称霸世界的时候还没有形成一个真正统一的国家,而仅仅是一个半主权性质并正在为法律上的国家地位而斗争的联合省,因而它更像意大利北部衰落中的城市国家而非西北欧的那些新兴民族国家。实际上,荷兰当时的发展契机在于充分利用欧洲列强之间的争斗激化情势而发展海上力量并打败了集权性的西班牙,同时充分利用波罗的海而将阿姆斯特丹变成当时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经济的商业和金融中心。但是,在经过8年反对西班牙的战争而达成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确认荷兰的主权地位和荷兰的霸权后不久,荷兰紧接着就被迫连续与英国开战:第一次英国的《航海法》旨在将英属殖民地变成英国商人垄断的贸易区而威胁到荷兰的运输和中转贸易,第二次为争夺西非奴隶贸易的控制权,第三次是英国为阻止荷兰船只通过斯海尔的赫赫马斯河的收费机构。结果,这三次战争不但削弱了荷兰的贸易控制,而且还使荷属的纽约、新泽西、特拉华等转入英国之手;同时,荷兰为了抵御法国的大陆扩张和吞并而最终选择了与英国结盟,成为英国忠实的、附属的军事盟友,在英国最终在荷兰金钱的资助下打败法国之后,经济霸权和金融中心也终于从荷兰转移到了英国。当然,随着欧洲国家之间的冲突逐渐降温,欧洲国家之间开始单独或竞相向海外扩张,通过殖民掠夺来维持持续的高增长;但是,随着殖民地扩张的相对饱和,对殖民地争夺的竞争开始激化,从而导致欧洲国家之间争斗的再次升级,这些事件都与欧洲国家的发展速度紧密相关。

因此,人类的历史实践表明,社会经济的快速增长往往是在无序的状态下取得的,这有两个基本理由。一者,在相对无序的状态下,资源的使用往往不受法制的严格限制;因此,那些权势者(权力、社会关系、物质资本乃至武力的拥有者)就可以无节制地廉价使用本属于全人类乃是子孙后代的自然资源,而资源的大量投入显然可以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尽管这种增长具有明显的粗放型特征。二者,在相对无序的状态下,收入分配状况主要由不平衡的社会力量结构所决定,从而导致收入分配的不平衡甚至出现两极化的马太效应,财富就大量集中到企业主、管理者以及一些高新技术者等少数人手中;因此,富人们得以在享受奢侈生活的同时可以将那些大量剩余财富投入在再生产中,从而导致储蓄率和投资率高涨,而那些贫穷的生产者只能通过更勤劳的工作来维持生活,从而导致劳动力投入的增多,两者共同推动了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

显然,就我国30多年来经济增长的表现而言,它基本上也是在无序状态中取得的,这也可在上述两个方面上得到体现。一者,它是以无节制的能源消耗为代价的,这只要看一看我国经济取得高速增长的数字背后所隐藏着的深刻问题就行了。例如,据测算,我国每创造1美元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4.3倍,德国和法国的7.7倍,日本的11.5倍;结果,2005年我国GDP仅占全世界GDP的5%,但石油、原煤、粗钢、氧化铝、水泥等资源消耗量却分别占世界总消费量的7.8%、39.6%、31.8%、24.4%和47.7%。[11]特别是,由于近年来的增长主要依赖于高污染性或高能耗的产业,如果考虑今后对环境的治理成本,那么实际GDP就将大幅度下降;据估计我国每年因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而造成的经济损失至少为4000亿元。显然,如果扣除这部分损失,那么我国实际GDP增长将大大减少;有人估计只有名义上的78%,而山西省社科院副院长董继斌认为,山西省2002年度的绿色GDP为全部GDP的66.6%。[12]二者,它是以整个社会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为前提,这也只要看看当前我国的收入分配变动状况就知道了。[13]例如,根据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若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但是,有统计表明,2004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高达0.53,比1984年的0.26扩大了1倍,不仅超过了0.4的警戒线,而且也超过了美、法、日、英、德、韩等国0.3~0.4的水平,而且,我国的基尼系数还有不断提升的趋势。[14]

不仅当前中国的社会经济具有无序式发展的基本特性,而且这种特性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通例。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重新审视英国的发展历程:在流行的经济是教材中,英国成功的工业化都被归因于自主的个人主义精神,归因于“无形的手”的作用;但实际上,英国当时却是收入分配极不平均的国度,国家通过一系列军事的、工业的、金融的、税收的政策来实现国民的“强制性储蓄”,从而实现工业发展所需要的投资。霍布森指出,尽管“强制性储蓄”政策往往与后来苏联的专制政权或计划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它通过对的低收入群体征收高额税费来投资于工业,但显然,更早的英国也是如此,只不过苏联是将税收直接用于投资,而英国则是间接的,它将来自贫困消费阶层的资金通过在分配形式给了那些大金融投资商,而后者再将这些资金投入到经济中。事实上,当时的英国实行的是军事工业主义,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国家:在1688至1815年期间英国至少有52%的时间是处于战争状态,1715至1815年的国防费用几乎是1850至1913年期间的300%,甚至也超过了1914至1980年期间的费用总和(包括两次世界大战),是1850至1913年期间所有公共开支的两倍。那么,这么庞大的军费开支来自何处呢?显然基本的措施就来自征税和借款,这征税和借款的方式就造成了收入再分配效应。一般地,英国政府利用间接累退税来向金融投资商支付利息:英国政府主要从伦敦资本市场借款并所支付给伦敦金融投资商的利息款占其总利息支出的80%,而通过累退税方式由低收入阶层支付的利息款约占50%-60%;因此,按照霍布森的估算,中央政府税收总额的近40%是从前人那里再分配给了富人,在1715至1850年间约有5%的国民收入是从贫穷的工人阶层或中低消费阶层转移到富裕的金融投资商身上,在拿破仑战争期间这种再分配资金总额几乎占到了国民收入的9%。[15]

可见,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往往强调,好的制度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但人类历史发展的实践却表明,那些经济大发展的每个时期几乎都处于相对混乱中;在很大程度上,人类社会的大发展基本上都与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相联系,而往往不是源于具体的社会制度改进。事实上,社会制度的完善往往会滞后于社会实践,这是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所指明的。[16]譬如,北洋军阀时期的经济增长源于当时的一次世界大战,而英国18世纪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殖民掠夺,荷兰则是充分利用了地理大发现所掀起的海上贸易热潮;显然,期间所有这些国家的相应社会制度并没有跟上,没有基本的劳工权利的保障,甚至还没有相对完善的财产保护,相反,存在很多诸如特许证等维护垄断的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当前我国的经济增长也主要是源于国际形势的变化、新的全球化浪潮以及国家管制的放松,如果没有国际经济的一体化浪潮,没有技术的全球扩散,我国经济是不可能取得如此增长的;事实上,每次西方社会对我国经济进行封锁或制裁,都会引发国内经济的一阵萧条或衰退,而每当我国拓宽世界经济市场,都会带来经济新的一次发展机会。因此,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实在并没有多少是那些经济学家的功劳,如果说有的话,也主要是在我国经济已经步入市场化的轨道后,进一步昭示人们和当政者认识到并开始主张让市场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正如当年斯密所告诫人们和英王室的一样。而且,即使仅仅就这一层面而言,似乎也很难说是当前国内经济学家的功劳,因为经济学理论或实践已经表明了大量的市场失灵现象,但经济学家迄今没有去分析市场作用的“度”,没有为防止市场失灵作出应有的努力,相反却依旧在积极鼓吹我国的经济只能在“盲目”却被“神话”的市场机制之下运行。正因如此,我们说,尽管我国经济总体在增长,但并非反映我国的社会制度已经相对健全了;相反,现在所出现的乃是一种自发而无序的增长,这与世界其他先发国家历史上所走过的历程非常相似。

三、无序式经济增长的一般特性及其问题隐患

上面的分析表明,人类社会中经济的高速增长往往是在无序中取得,但是,这种社会的无序和制度的不健全却反而促进了经济增长。例如,一位重要的历史学家彭慕兰就指出,在经济起飞前夕,英国和欧洲确实有制度上的优势,“但是在1800年以前的世界中,它们似乎适用于战争、武装的远程贸易和殖民。”[17]同样,米尔博格也写道:“资本主义经济的另一个特征是动态性,也就是说,它们是不断变化的。并且,这种变化通常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积极增长与贫困,更多的财富与更严重的污染,技术创新与工作保障下降,消费便利与健康状况恶化。早在18世纪初叶末,亚当.斯密就已经看出了这种‘进步的悖论’,即积极进步的社会(即道德)成本。”[18]

当然,必须指出,这种无序和不健全不是指极端无序和失范,而是相对的。一般地,这种相对性无序是指,存在一定的法律制度维护社会的稳定,但这种法律制度并不能保障应得权利的合理分配,或者说无法保障人们的所得是其劳动贡献之结果;在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无序相当于自由放任的古典主义时期,而不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野蛮丛林”状态。而且,如果分析社会制度的有序程度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的关系,我们就可以发现它们之间存在某种倒U型关系。

首先,在极端无序的霍布斯式的野蛮丛林或亨廷顿式的普力夺社会,每个人都对充满争斗性的未来没有信心,不仅积累的财产也没有保障,甚至人身安全都成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不会把主要精力用于物质的生产和积累,而更倾向于把主要精力用于对既定资源和财富的争夺,从而导致整个社会几乎不可能取得任何实质性的发展。显然,几乎所有的人类文明所经历了这一阶段,这是长期以来人类发展相对缓慢的原因;而且,在近现代各国的军阀混战时期也是如此,乃至在目前非洲一些国家中表现得也非常明显。

其次,在跳出了野蛮丛林困境并获得了人身安全的保障之后,人们就开始通过契约而不是武力来处理相互之间的利益纠纷,特别是私有财产得到保护之后,人们开始将越来越多地精力投入于财富创造和积累的活动中;但是,由于此时社会制度并没有充分体现关注弱势群体的社会正义,因而强者就可以利用一切可能使用的资源来发展和积累财富,从而通过迫使劳动者更加勤劳地工作而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发展。显然,各国的经济起飞时期就是如此,我国当前也大致处于这一阶段。

最后,随着人类社会制度的逐渐完善,人类生活和安全的权利而不是私有财产权得到更多的关注和保护,公平而不是效率得到更高程度的推崇;此时,人们开始关注环境、心灵以及自由等物质之外的需求,从而导致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开始降下来,尽管人类的生活水准却因社会性需求的不断满足而得到提升。显然,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开始进入了这一阶段,此时,国民生产总值一般不会出现非常剧烈的震荡(就像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以及拉美国家一样),而往往都是围绕3%的支点上下波动。

关于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与社会制度的有序程度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下图简要表示:


社会制度的有序程度


文本框: 经济增长的速度 

 

 

 

 

 

 


而且,需要指出,尽管制度的相对无序在一定时期内可以促进经济的高速增长,甚至无序中的经济高速增长似乎成了人类社会的常态;但是,这种无需式增长方式具有严重的缺陷,从而难以长期维持这种高速增长态势。在理论上,我们可以从两方面加以分析。

一方面,无序的增长主要是靠资源粗放式投入所促动的,是无发展式的增长,这种增长动力必然是有限的,如果不实现从无序到有序的转变,那么社会发展最终将趋于停滞。事实上,世界上许多中等发达国家当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左右时,经济增长后劲都跟不上,就在于它们粗放型的发展耗竭了资源。例如,克鲁格曼就指出,传统社会主义的产出增长是没有什么值得宣扬和推崇的,因为这主要是粗放式投资的结果,正因如此,“简单地用它们过去的增长速度预测未来,很可能大大地高估了它们真正的前景”,因为“通过投入扩张、而不是通过提高单位投入的产出来促进经济增长,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报酬递减的约束”。[19]其实,不仅传统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是如此,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的东亚新兴国家的发展也是如此,工业革命时期的西方经济起飞也是如此,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所获得的经济增长更是如此;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根据增长的速度来判断制度的优劣。

另一方面,由于社会无序导致那些强势者或投机取巧者从社会增长中取得了大部分收益,从而使得社会财富分配极不合理,社会正义也日益消逝,这最终将引发社会矛盾而导致经济增长路径突然中断。一方面,如果劳动收入与其贡献很不相称,那么就可能会出现社会动荡;正如克拉克所说,“如果他们只创造了财富的很小一部分却得到了全部财富,他们可能就不会追求革命社会了。但是,如果他们看似生产了很多但却只得到了一部分,很多人就可能变成革命者,而且全社会都有权这么做。”[20]另一方面,即使在相对稳定的社会,收入分配的两极化也会将社会劳动时间引导到再分配而不是生产上;关于这一点,即使是观点右倾的巴罗也承认:“如果差异十分巨大——比方说,用潜在收入上的不平等衡量——那么人们就有强烈的动机将它们的精力花在重新分配收入上,而不是用在生产商品上。”[21]事实上,尽管我国经济长期以来在以接近10%的年均增长率增长,但这种增长却是不稳定和连贯的,经常是大起或大落,形成了周期性的冷热循环,这无论是对经济增长还是社会稳定都造成了不良影响。

显然,无序式经济增长的困境可以从更广泛的历史和现实的实践中得到印证,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比较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一方面,尽管目前一些学者往往把西方社会较高的生活水平、较完善的社会制度与被认为具有成熟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的新古典经济学联系起来,但是,西方社会的高速发展却是发生在古典主义时期,而当时的社会制度非常不健全,收入两极化和贫困现象非常突出;正因如此,公共领域的社会制度等就成为古典经济学关注的根本问题,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大师都关注现实制度的改革,以致当时的经济学也根本没有形成所谓“完善而严密”的分析框架。另一方面,尽管新古典经济学逐渐建立起了严密的分析逻辑和研究范式,但自新古典经济学以降西方社会的经济发展速度大大地降低了;不过,由于社会制度的相对完善,西方社会已经逐渐从粗放式发展道路转向了集约式发展道路,从而西方社会的总体发展保持了相对稳定,人们的福利水平也得以长期处于较高的水平。

无序式经济增长的近代典型例子就是南非。在相当长的时期,南非国内生产总值取得了持续高增长,如在1932-1972年间平均7.3年翻一番,它堪与当时经济发展速度为世界之最的日本相匹敌;同时,1965年南非6%的人口占有全非洲1/3以上的经济产值,成为非洲唯一的真正工业化国家,被称为“非洲经济巨人”。然而,南非经济的高速增长很大程度是由黑人廉价劳动力以及利于白人圈地的土地制度所支撑的。南非政府1940年代就正式实行种族隔离政策:许多领域只能由白人从事,在70年代中期,同一工种的工资白人是黑人的两倍。而且,南非政府对黑人劳工实行铁腕控制:黑人不允许进入城市定居,而只是作为找工作的人,进城打工者每次必须出示通行证;这样,没有工会、缺乏博弈能力、吃苦耐劳而又百依百顺、既低工资也无福利“成本”的廉价劳工(南非的“进城黑人”),与其他廉价要素一道,构成了“最好的投资环境”。这种情形导致南非经济取得了高速发展:一方面,主要工业化国家早已越过原始积累时代,高税收、高福利、强势工会导致产业外移的潮流,南非搭上了全球化这班车而融入国际市场,并依靠“低人权优势”吸引了大量的资本涌入;事实上,南非成为世界投资利润率最高的地方之一,1979年美国在南非投资的平均利润率达18%,而在发达国家投资平均利润率仅13%,在发展中国家也仅14%。另一方面,尽管南非因多数人口(黑人)消费能力低下而长期“内需”不足,但它成功地利用外资、开辟“外需”;事实上, 高速增长时期的南非,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双顺差”都领先于GDP而呈“超高速”增长,1957年-1972年间南非经济增长的40%得益于外资。

经济的高速发展也确实提高了那些被欺负的黑人的社会社会:纵向看,南非黑人的生活比以前要好;横向看,他们比周边那些黑人掌权的邻国,大众生活水平也高出一截。正因如此,南非白人经常以“南非黑人的生活水平高于这个大陆上任何地方(的黑人)”来为自己辩护。但是,这种说法当然掩盖不了南非“经济奇迹”背后存在的白人与黑人之间触目惊心的收入差距和经济不平等,更不能替当局剥夺黑人政治权利和其他基本公民权利的恶行遮羞;事实上,南非的吉尼系数达到0.55,是所有有统计的国家中最高的,并在20世纪70年代初达到最高峰。正因如此,南非的社会、经济和种族矛盾日益尖锐,奇迹难以为继:1970年代末经济减速;到了80年代,政治极端不稳定以及国际金融制裁导致南非的投资环境恶化,从而使南非的经济增长率下降,1982年首次出现负增长。终于到了20世纪90年代南非开始了经济政治体制的改革,1993年的多党谈判通过了南非历史上第一部体现种族平等的宪法,随后曼德拉领导的非国大取得了政权,全面推行社会变革,努力提高黑人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尽管由于丧失了原先那种低成本劳工的优势,导致民主化后的南非的经济竞争力下降,但绝大多数南非人认为现在南非的状况比原来好,并认为用种族隔离制度来维持经济竞争力是不可取的。[22]

最后,无序式经济增长也体现在当前中国社会,从而也面临着经济发展中断的危险;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考察珠三角地区的现实情形。事实上,珠三角地区是中国经济起步最早的地区,也是目前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但同时也是最无序的地区之一,迄今还是在沿袭“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传统模式,经济增长粗放、环境污染加剧、区域整体生态功能脆弱,已成为制约全省可持续发展的严重问题还显得很突出。例如,广东省单位GDP的用水量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3倍,广东省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在31个省市中居21位,远远低于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东等。[23]而且,最近的资料也显示,广东省工业、农业、生活用水等污染源60万个,占全中国的10.1%,居全国首位,其中,尤以经济最发达的深圳、广州、佛山、东莞、江门五市的工业排放总量就占全省65%以上。[24]显然,无序产生出了依赖资源投入的粗放式增长,这日益成为制约广东省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阻碍;同时,无序产生的收入差距正在导致大量的劳资矛盾,这也是近年来广东省不断爆发恶性事件的重要原因。

四、中国经济的无序式增长所面临的转变

上面的分析表明,任何一个社会的持续发展都面临着一个从粗放到集约、从无序到无序、从高速但震荡到低速但平稳的转变过程,这也是一个社会制度逐渐成熟和完善的过程,人们的应得权利逐渐提高并与国民财富增长保持同步的过程。显然,欧美在没有任何外来竞争压力的情形下经过200~300年的时期才逐渐调整过来,而东亚的一些国家或地区(如韩国、台湾等)则经受了一定的阵痛后也已经有了较大的调整。但是,实行计划经济的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却没有很好地完成这种调整,因而在经济增长受到过内外的因素限制之后,所积累的社会矛盾就急速暴露了出来;同样,尽管我国的改革开放为经济增长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是如果没有相应的增长方式转换,社会矛盾总有一天会爆发。托夫勒早就告诫说,“只有那些以国内最少的失序和动乱来完成第三次浪潮转型的国家,才能赢得全球性的竞争”;[25]显然,这是很值得国内那些主流经济学者和相关领导者的深思。事实上,不仅世界各国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而且,我国近30年特别是近10年来的改革进程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也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显然,在我国当前社会中,社会大众的应得权利和经济增长之间的背离程度正变得越来越严重;而一些学者和政府官员却普遍希望,通过经济的不断增长将缓和人们对应得权利的诉求,但问题是,这能够根本解决问题吗?显然,从历史上看,德国的俾斯麦、法国的基佐、韩国的朴正熙、台湾的蒋经国乃至英国的撒切尔等都曾希望用不断增长的物质供给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试图用福利的供给来取代公民权利;但是,他们的想法几乎都没有获得最终的成功:一旦强权减弱或不再之后,整个社会就开始陷入了混乱,经济的持续发展当然也就不可能了。因此,作为后发国家,我国本来是可以充分有效地从先发国家那里吸取经验教训的,从而减少社会良性发展的摩擦成本;正如冯兴元指出的,“别人走过的弯路,我们不走;别人未走过的弯路,我们也不走;别人走过的近路,我们照样走;别人未走过的近路,我们要领头走”。[26]

当然,要理解其他国家所提供的经验和教训,就必须对事物的本质作深层次的理论思考;而现今的问题恰恰在于,一些学者在没有深入思考的基础上就开始盲目地借鉴他国的经验,结果反而黑白都搞不清,将那些不好的制度或者表皮的安排引进来。德国的何梦笔就曾指出,“对德国经济秩序的了解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外国一般都是扭曲的:其原因是,那些报道往往都只是起着镜子作用,反映报道人对其本国政治的看法,但不是起着反映客观信息的作用。比如谁在中国要求建立某种形式的社会保障制度,就会乐意表扬德国社会市场积极在社会保障方面的相应成就;比如谁在美国抱怨卫生保健制度的成本日增,就会强调德国卫生保健体系何社会保障制度中充斥着许多问题。这就使人感到难以获得一个清晰的全貌。认识、利益和兴趣这两者紧密交织在一起”。[27]在很大程度上,当前国内的情形正应和了何梦笔的刻画,试想:那些试图照搬一个现代制度的功利性改革者有几个能够真正了解西方社会制度的整体性及其实质?

关于这一点,我们来审视经济学中的有关收入分配的几个常数。20世纪上半叶英国统计学家亚瑟.鲍利对英国一战前一代人(1880-1913年)的功能性收入分配的研究中首次发现:劳动在国民生产总值(GNP)增长中的比例保持稳定。这一发现被西方经济学家称为鲍利定律而接受,如克莱因就将劳动收入份额的恒定列为经济学的“五大比例”之一,并在建立经济学模型时将其处理为常数。后来温特劳布进一步发展了鲍利定律中的神奇常数,他通过美国的数据观察到,企业国内生产净值中的工资份额是个常数,其倒数介于1.9至2.0之间的一个常数,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轻微的下降趋势。但实际上,鲍利定律所揭示的仅仅是特定时期的特定现象,事实上,后来马克卢普对美国的研究就反映了份额的变动性,美国1945-1960年间的劳动份额在63.6%至68.9%之间,而1929-1960年间则在58.2%至73.4%之间变化。[28]为此,萨缪尔森在20世纪60年代就曾写道:“半个世纪以来,各种具有相反趋势并相互抵消的事实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巧合,并且无法保证它们将重复发生。(我)意识到经济学‘法则’在经济生活中时多么的变化莫测:例如关于工资份额为常数的鲍利定律、关于劳动力的参与率为常数的龙氏法则(Long’s Law)、关于不变的收入不等式的帕累托法则、关于财富-收入常数比例的莫迪利安尼法则以及关于真实工资和(或)利润率下降的马克思法则、关于资本-产出常数比例的无一例外法则(Everybody’s Law)。如果这些都是法则,那么大自然就是一个罪犯。同时经验也告诉我需要对巧合保留必要的怀疑,在许多情况下,即使它们不能解释事实,它们也能描述事实,直到他们丧失描述的功能。”[29]

不幸的是,国内一些经济学者尽管对人类社会发展理论几乎一无所知,却又热衷于基于所谓的历史主义观点,把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与西方社会的过去历史相比较,以西方社会两个世纪之前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把收入差距拉大、贫困化现象以及社会矛盾尖锐化都视为经济增长必经之路,从而是正常而合理的。他们往往会说:你看,西方国家也曾经如此,所以中国社会出现目前这种状况有什么大惊小怪呢?而且,经济学中关于收入分配的理论不是有一条倒U型规律吗?这是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呀!而如果你要关心社会正义、解决贫困的话,那么就必然会是为了公平而舍却效率,必然会导致整个社会的贫困化,因为经济学告诉我们公平和效率是个二律背反呀!例如,厉以宁就宣称:中国的贫富差距大吗?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

问题是:谁告诉你效率和公平是不能相容的?是奥肯吗?上面的分析明确表明:两者之间在长期的正向关系。事实上,千万不要把公平误以为平均或均等,尽管公平的含义非常广,但其本意上还是指获取自己的努力所得而不受剥削,这样理解的公平对人的努力必然最具激励性,从而也必然与效率是相容的。同时,又是谁告诉你倒U型是收入分配的必然规律?是库兹涅茨吗?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本身是社会制度不公正的结果。事实上,库兹涅茨所得出的这个假说仅仅是在自由放任的基础之上,是在市场机制很不完善的情况下完全由力量博弈的结果。最后,你不是要把中国当前的现实与西方古典主义时期进行比较吗?但你可知道,当时多少古典经济学家在毫无经验可循的情况下努力地探索社会正义,积极推进社会制度的改革?事实上,正是由于古典经济学家们艰苦卓越的探索,才逐渐奠定了西方社会如今这种相对成熟而稳定的社会制度,并且,正是古典经济学家们的这种探索为后人积累起了如此宝贵的经验。

然而,国内一些经济学家却对这些明显事实毫不在乎,反而要把当前中国社会与英国的启蒙时期以及美国的拓殖时期所发生的情形加以比较,以其他国家的历史情形为当前中国的现状辩护,要重新蹈西方社会曾经走过的道路。于是,在取得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国内各种社会问题也就随之暴露了;试问,难道这就是经济学家们的贡献!显然,一些“主流”经济学者一方面乐于把经济增长归功于其学说,另一方面又将社会问题视为不得不为此付出的代价。问题是,正如前面分析指出的,我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又怎能被说成是某些经济学家的功绩呢?相反,如果说当前这种现状确实都是经济学家所积极推动的话,那么,他们真实的作用就值得重新评价了。其实,经济学家的根本职责在于理顺公共领域的关系,完善社会制度,[30]而社会制度的好坏并非没有标准。一般来说,一个好的社会制度根本上要能够对社会各种力量、各类资源进行整合,调整利益关系、缓和社会矛盾,从而可以促使社会秩序的持续扩展;因此,一个社会的收入分配状况实际上就反映该社会的分配制度的健全程度:收入分配差距越大,该社会的分配制度越不公正。[31]显然,在欧洲工业革命时期以及当前我国经济大增长时期,社会矛盾往往都呈现出迅速激化之势,都造成了社会贫富极端的两极分化;正是基于这个标准,我们可以说当前社会制度处于失范状态,当然也就是不好的。正因如此,随着近来我国的自然环境、社会矛盾等问题的日趋严重,人们开始重新对经济学家在当前我国社会所扮演的角色重新进行评估和反思。

五、尾论

尽管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经济取得了飞速增长,但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社会制度已经相对健全了,而在很大程度呈现出无序式增长的特征,这种特征典型地呈现为两方面:一者,经济增长是粗放投入型的,从而导致资源成本的不断上升;二者,收入分配是势力博弈型的,从而导致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制度的无序程度与发展速度之倒U型函数关系的第二阶段:整个社会处于一种相对稳定和平和的状态,没有剧烈的武力或专制冲突,而社会制度和市场机制却依然并不健全;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的强势者和既得利益者就可以最大限度地使用各种资源,而那些弱势者也不得不付出更多的劳动投入,两者都在客观上推动社会经济的增长。[32]正因如此,在这种基于供求决定的纯粹市场中,社会分配制度往往遭受到极大的扭曲,以至个人收入所体现的主要是其势力而非贡献;相应地,整个社会的合作并没有坚实的认同基础,不存在主流经济学所宣扬的“私利和公益之间自然和谐的预定协调”。

显然,中国当前的情形并不能简单地以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和思维来加以解释甚至指导。一方面,凯恩斯经济学具有短视的操作性关注,它把经济政策视为一门艺术,是针对具体问题而实施相机抉择的财政货币政策,而不考虑长期的制度建设,因为“长期来说,我们都死了”。究其原因,凯恩斯经济学仅仅把资源创造仅仅建立在生产要素的粗放式投入上,将有效需求视为经济增长的引擎,而不考虑需要背后的制度因素,不考虑劳动有效配置、生产的协作机理,从而不涉及社会制度变革。事实上,即使凯恩斯学派的克鲁格曼等也发现了中国和其他亚州四小龙的粗放式增长方式,并预言了金融危机,却没有进一步剖析这种粗放式发展的制度根源,张五常对克鲁格曼的评论是:此君推断无数,错得离奇,但大名依旧。[33]另一方面,尽管新古典经济学具有长期的制度性关注,它的政策则着力于长期的制度建设,包括长期低税、削减福利支出(供给学派)、指数化收入、教育券发放、单一货币规则、浮动汇率制 、统一所得税率、负所得税政策(理性预期和货币学派)、放松管制、取消转移支付、建立市场规则(芝加哥学派和奥地利学派),等等;但是,它却采用了自然主义的分析方法,不仅认为人是理性的,而且认为个人逐利行为可以导向社会福利最大化,从而将其理论建立在“私恶即公益”这一信条之上。正因如此,新古典经济学极力推崇市场机制的作用,却看不到市场的内在缺陷,而周而复始的经济危机显然证伪了这种理论。

其实,现代主流经济学也很少关注这些具体的现实问题,也更少关注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性,而热衷于构建与现实相脱节的静态的抽象模型。张夏准写道:“目前,发展中国家面临正面临采用一整套‘好政策’和‘好制度’——诸如自由贸易和投资以及强大的专利法——来促及其经济发展的巨大压力。当一些发展中国家表示出并不情愿采用这些制度时,提议者们往往就会对这些国家不接受这一已经实验并被发展所证明的处方之愚蠢行为感到难以理解。毕竟,他们争辩说,这些是发达国家在过去使用并变得富裕的政策和制度”,“自然地,这些被推荐的政策和制度是否适合发展中国家还存在激烈的争论。但是,奇怪的是,即使那些对这些政策和制度是否适用于发展中国家仍抱怀疑的人,也想当然地认为这些政策和制度是那些发达国家在处于发展阶段时所采用的”,而“与这些传统看法相反,历史事实是,这些富裕国家并不是在这些他们突进极力推荐并经常强迫发展中国家接受的政策和制度上取得发展的。不幸的是,这一事实在目前已经很少为人所知,因为资本主义的‘官方历史学家’已经非常成功地重写了历史”;显然,“如果富裕国家推荐给贫穷国家的那些政策和制度并不是它们自身在发展过程中使用的,又说明了什么呢?我们只能得出结论说,富裕国家正试图踢掉那个让他们爬到目前这个高度的梯子。”[34]

更为不幸的是,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和分析方法很难对适用于当前我国的现实问题,但当前那些拥有话语权的“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却有意或无意地忽视这一点:或者极力拓展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然主义思维,盲信于基于力量博弈均衡的市场机制,并盲目地搬用新古典经济学分析私人领域的工具、方法和理论来指导我国公共领域的社会实践;或者简单地搬用凯恩斯的干预政策,热衷于对经济热点开出各种治标不治本的药方。结果,尽管经济学的地位在国内如日中天,但是,我国的社会经济秩序非但没有理顺,反而有进一步被扭曲的趋势,人们的应得权利和国民财富创造之间也日益相背离,从而造成了经济增长中的长期无序性。显然,流行的经济学理论越来越遇到逻辑检验和经验检验这两方面的危机。一者,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生产要素的转换,社会发展越来越依赖于人们之间的协调合作,依赖于人力资本主动性的发挥,依赖于优先能源的节约化利用;那么,传统那种高耗能的和分配不公的无序性发展路径就越来越严重制约到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二者,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人们对应得权利的诉求越来越强烈,从而对社会制度改革的压力也就越来越大;那么,传统那种注重个人理性行为而忽视公共领域建设的经济学理论在应用上就会呈现出越来越大的局限。

事实上,对社会正义的追求本身就是启蒙运动传播的自然结果,韦洛比(Willoughby)在《社会正义》中说,“所有文明国家的人民都要把社会和经济状况交由合理性和正义性的标准加以同等的检验,就如同他们曾经在过去对政治制度的制度性提出质疑一样”。[35]正因如此,正如森指出的,“随着历史的演进,‘平等’和‘公正’这两个概念已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阶层分化及阶层间的社会隔阂也变得越来越不为社会所容忍,不平等这一概念本身也因之发生了重大变化”;[36]也就是说,当人们对平等的要求越来越高的时候,基于力量决定的社会制度就会面临着严峻的反抗,而如果不将人类不断积累的关乎社会正义的伦理道德逐渐渗入进社会制度中,社会秩序的扩展必然会遭到中断。譬如,早期人们追求的是工作的权利、市场交易的权利以及机会和教育的平等,后来则进一步重视分配的正义以及在经济、社会、政治等诸方面的应得权利。正因如此,早在古典主义后期,穆勒就强调,经济学以及经济学家在不同时期所面临的任务是不同的:只有在世界上落后地区,增加生产仍然是重要的目的;在进步国家中,经济上所需要的是一种较好的分配制度。显然,在物质资源已经较为丰富的今天,社会福利的改进就更需要转移到分配这一层面上来;譬如,穆勒就认为,一个有利于实现扩大平等目标的手段是再分配,这不仅是收入的再分配,而且包括了财富的再分配。[37]所以,笔者一直强调,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有赖于社会的协调稳定和有序化,而社会协调也就是要探究市场和政府这两类协调机制及其内在缺陷,从而解决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这两大问题。然而,由于当前一些“主流”经济学者片面地应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思维,把社会制度建立在纯粹力量决定的基础之上,反而造成了当前社会制度的扭曲和失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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