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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的博客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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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理论基础(之四)  

2011-11-11 08:04:18|  分类: 占领华尔街运动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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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主要内容载《学术研究》2009年

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效率概念是价值无涉的吗?

--效率原则的实践后果及科斯中性定理反思

内容提要:现代主流经济学往往以效率原则来对制度安排进行评估,并把它视为是一个客观的指标;但实际上,效率的界定首先以特定的目标设定为前提,而目的设定本身就暗含了价值判断。例如,尽管社会总效率这一概念衡量得是社会财富最大化,但却没有剖析成本-收益的具体分担,没有考察收益的分配比例;在基于力量博弈的均衡理论指导下,它在实践应用中往往是体现了作为既得利益的强势者的利益要求。而且,尽管科斯中性定理强调,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下产权界定与资源配置效率无关,但考虑到交易能力的差异,将产权界定为穷人所有会有更高的社会资源配置效率。

 

一、引言

基于对客观性的强调,现代主流经济学日益偏重于经济问题的实证分析;当然,实证分析本质上仅仅是对事物状态的表述,而不能对制度改革提供任何政策建议。为了弥补这一不足,现代主流经济学又引入了一个对现状进行评估的原则——效率原则:基于特定的效率概念来对实证结果进行评估;在现代主流经济学看来,效率概念本身是纯粹技术性,从而也是一个客观的量度。正是出于“无伦理”的考虑,现代主流福利经济学被建立在通常视为是一个纯技术性概念的社会总效率或帕累托效率之上,仅仅是基于某种效率标准来评价市场,从而试图把市场视作无伦理性的。问题是,效率果真是没有意识形态的技术性概念效率吗?作为一门关系人们切身生活的福利经济学,怎么可能没有意识形态因素呢?一者,现代经济学对效率的实证分析是以大数定律为基础的,这只能反映出社会的总体效率而无法体现应得利益以及利益的分配;二者,现代经济学的效率往往是基于特定的标准,从而仅仅反映特定群体的利益;三者,基于实证的效率往往忽视其他因素对效率的影响,从而开出治标不治本的政策建议。因此,把效率视为中性的技术概念仅仅是一种想像:不仅各种效率概念本身总要以某种常常有争议的道德假设为前提,而且,当一个具体的社会安排满足其中一种效率标准时,要确定我们应该赋予这个事实以多大的意义也不是与道德无关的。事实上,作为福利经济学核心概念的效率——如总体效率、生产效率、卡尔多效率、常识效率、帕累托效率等——都含有意识形态的考虑,尤其是,作为现代主流福利经济学硬核的帕累托概念更是充盈了意识形态因素。显然,正是通过社会总效率和帕累托效率的分析,现代主流经济学将社会现实中存在的冲突解释成为一种虚幻的表象而非真实的存在,并把现存的各种社会经济关系解释成为永恒的存在,从而为既得利益者服务。是以本文就现代主流经济学常用的社会总效率和帕累托效率所内含的价值观作一深入剖析。

二、主流经济学的效率概念之价值取向

对制度安排的描述和基于效率的评估是现代主流经济学研究的基本特性,如按照田国强的看法,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包括这样五个部分或步骤:(1)界定经济环境,(2)设定行为假设,(3)给出制度安排,(4)选择均衡结果,及(5)进行评估比较。其中,界定经济环境就是对所要研究的问题或对象所处的经济环境作出界定,包括客观描述经济环境和精炼刻画经济环境特征这两个层次;设定行为假设就是对经济人的行为方式做出假设,主要是看所假定的个人行为是不是真实地反映了大多数人的行为方式;给出制度安排包括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两个方面:制度环境是制定生产、交换以及分配规则的基础,而制度安排是支配经济单位之间可能合作和竞争的规则的集合;选择均衡结果就作出权衡取舍的选择而找出尽可能佳结果;而进行评估比较就是对经济制度安排和权衡取舍后所导致的均衡结果进行价值判断和作出评估比较:当经济人作出选择后,人们希望对所导致的均衡结果进行评价,与理想的“最优”状态结果(如,资源有效配置、资源平等配置、激励相容、信息有效等)进行比较,从而进一步对经济制度安排给出评价和作出优劣的价值判断。显然,这条分析路线实际上也就是“是什么”之实证和“应该是什么”之评估的结合:其中,前4个阶段仅仅对现状的分析,而根本无法对所采用的经济制度和规则作出优劣的结论,也无法给出改进办法;第5阶段则涉及评估,而评估一个经济机制或制度安排时所采取的两个基本标准就是效率原则和激励相容原则。[1]

一般地,效率原则和激励相容原则也是内在一致的:效率原则是最重要的评估标志,它强调制度安排是否增进了效率;而激励原则则关注制度安排是否给主观为自己的个人以激励而使他们客观为社会而工作。然而,现代经济学进行制度评估所依赖的效率原则和激励相容原则本身却具有相当的片面性,最终蜕变为对现实制度的维护。一方面,现代主流经济学主要适用社会总效率和帕累托最优(有效)这两个概念:前者强调社会财富的最大化,却没有具体关注成本-收益的现实分担;后者强调每个个体利益的增进,但却并不关注利益分配的相对比例问题。事实上,以效率来判断制度的优劣,首先要确定是根据谁的效率?而如果不首先对此加以界定,在基于力量博弈的均衡理论指导下,这些概念在实践应用中往往是体现了作为既得利益的强势者的利益要求;相应地,简单地用于这些效率概念来解决现实问题往往就会带来荒谬的结果,强化了资源剥削和掠夺。另一方面,激励相容也仅仅是在目标设定以后的制度选择问题,如果现实目的已经偏离了其本质,那么也会造成相应激励相容制度的扭曲;例如,一个组织的现实目标如果仅仅是个人利润最大化,那么,由此设计的激励相容制度往往会造成其他群体或社会福利的损失。

同时,随着一群经济法学家将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拓展到法规乃至宪政性的高层次的正式制度层面,从而形成极具功能主义的经济分析法学流派。例如,经济分析法学的代表人物波斯纳就认为,法律的权威性不是在于它的公正性或正义性,而是在于它最适当地满足了人类的一定社会需要。正是基于实用主义思维,现代主流经济学逐渐采用效率原则来进行社会制度的设计,选择供求的收益—成本分析框架作为法律实践的基本工具,从而法律的道德思考开始被法律的经济分析所取代,并根据力量博弈均衡来解释和“设计”社会制度。[2]在主流的经济分析法学家看来,法律制度归根到底要受效益原理的支配,如制定物权及其法律责任的规则、解决纠纷的法律程序、对政府行为的限制性规定等都可以看作是促进高效益分配社会资源的努力。例如,波斯纳就认为,经济分析法学本质上就是将经济理论运用于对法律制度的理解和改善,其理论基础就是人是“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实现者,并以经济效益贯穿于其法律分析的始终,从而诸如机会成本、价值、效用、效益、效率等微观经济学理论的一些概念术语都成为经济分析法学家经常使用的术语;根据这种理论,法律制定的基本原则就是以最小成本获得最大效益,当平等与效率发生冲突时,应该以效率为优先。波斯纳甚至认为,效率即正义,其逻辑是:效率最大化即为财富最大化,而财富最大化必然促进效用最大化,从而达到社会福利最大化,资源浪费对于稀缺社会来说乃是最大不正义,因而效率最大化也就是正义的标准。

一般地,波斯纳把正义原则和效率原则等同起来:效率本身既是实现正义的手段也是目的。然而,波斯纳有关“效率即正义”的论断和推理却存在明显的缺陷:首先,效率最大化并不意味着财富最大化,这里需要对效率的内涵进行事先界定;其次,财富最大化并不必然会促进效用最大化,因为财富仅仅是影响效用的一个方面;再次,财富最大化也并不意味着社会福利最大化,因为社会福利函数本身就有多种形式;其四,尽管资源浪费对于稀缺社会来说是不正义的,但资源的错误界定可能是更大的不正义,因为它会对人们的行为造成扭曲。正因如此,我们不能直接说效率最大化就是正义的标准,而是首先要界定何种效率、谁之效率。一般地,任何对社会的“福利最大化”或“财富最大化”的追求都伴随着有一部分人被牺牲掉或蒙受损失,而波斯纳的法律规范却根本不考虑这一点;因此,有学者就指出,波斯纳的理论基本上“不考虑分配正义的,只是在默认既存分配制度已经限定了人们的不同支付能力的前提下,展开‘谁出钱最多就给谁权利’的计算,这使其成为一种不折不扣的财阀意识形态,远不像其表面所标榜的那样科学。”[3]

其实,效率本身不是一个实义目标而仅是衡量达到特定目标之速度的指标(体系)。显然,谈论任何效率的比较首先必须确定一个基准目标,不清楚界定出效率的内涵,空泛地讨论效率就没有任何意义;特定制度所体现的效率往往会因目的预设不同而差异巨大,而目标的确定本身就是一个价值的取舍问题。一般地,效率至少体现为这样三个层次:最大化个体效用的效率,如工资、利润、租金等;最大化集体效用的效率,如社会福利;最大化组织机构自身目标的效率,如有效性。因此,在进行效率判断时,首先必须界定是对谁而言的效率,而这又涉及到利益的归属问题。譬如,我们在谈论企业的效率时,首先要界定这个效率主要是指利润最大化还是社会效用最大化,同时要考虑企业盈利的剩余究竟是为股东、管理者还是生产者。因此,针对主流经济学认为社会选择的结果必然是有效率的观点,格里高利.道就指出,单纯的存在本身并不能证明组织的效率,主流的功能主义分析缺乏一个因果基础。[4]事实上,组织的选择过程中并不仅仅是总的交易费用问题,还有这些费用在代理人之间的分配;如果考虑了后一问题,那么就可以说明即使劳动者管理的企业(LMFs)更有效率,资本家管理的企业(CMFs)也可能更容易生存下来。这是因为,如果我们假设,无论是CMF还是LMF,任何一个结构的治理的好处都流向了那个结构中有管理权威的代理人,那么较少管理者的CMF将会战胜拥有很多管理者的LMF,甚至当后者有一个较高的总量数额来分配时仍然如此。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举汽车行业为例:2008年美国三大汽车公司通用、福特、克莱斯勒之所以处于破产的边缘,并不是它们的技术水平、组织结构以及管理方式落后于日本、韩国以及中国的汽车公司,而是在于它存在一个美国最大的工会组织: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UAW),从而极大地提高了美国汽车制造业的成本。例如,由于UAW的存在,通用汽车的员工享受免费的医疗保险,包括退休员工;工人即使没活可干,在那里待着也可以拿加班费;工人失业期间仍可领取95%的工资,而且可无限期“待业”。因此,通用汽车的熟练工人每小时工资达到73美元,而竞争对手丰田公司工人的时薪只有49美元;同时,平均每辆通用汽车包含1500美元的员工医疗保险成本,而丰田汽车则只有97美元! 正因如此,在全球最大的美国市场,通用占有的份额已经从1982年的43%降至今年第三季度的26%,与此同时,丰田、日产、本田、铃木这4家日本汽车公司的全球产量全都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亚洲汽车公司占据美国市场的40%。在这种情况下,因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而对豪华汽车产生巨大需求的中国、俄罗斯等海外市场成为通用的“救命稻草”:每辆通用汽车在亚太地区能挣1200美元,在北美只有区区102美元,不到一个零头;2003年通用在中国销售汽车36万辆而获利润高达4.37亿美元,而在北美销售560万辆而仅得利润8.11亿美元。正因如此,是否能够打开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市场,就将成为美国汽车公司能否维续的根本,尽管这也必然会面临着日本等亚洲汽车业的竞争。显然,美国汽车业之所以越来越竞争不过日本,根本问题不在于车的性能,而在于成本结构;美国汽车的成本结构保证了员工可以过较为富裕的生活,却严重降低了它的竞争力。进一步地,早在1914年,美国福特汽车制造商的工人日工资就是5美元,而到了2006年,中国工人每小时仅为1.5美元;正因如此,尽管欧美汽车公司日益陷入破产之境,而在中国的汽车厂却蒸蒸日上。显然,在某种意义上讲,目前中国企业之所以具有如此强劲的竞争力,根本上在于当前的劳资关系具有掠夺性的“资本主义”特征;而西方企业的竞争力之所以日趋下降,主要原因也在于其劳资关系中“社会主义”因素在不断成长。

可见,我们在进行效率的比较时,首先要对效率的内含进行界定;而效率的衡量首先以目标的确定为前提,目标的选择则涉及到正义问题,因而效率评价本身就内含了特定的价值判断。不幸的是,现代经济学往往想当然地把效率等同于掌控监督权和剩余索取权的主权者的效用最大化为前提,而被现代经济学赋予主权者角色的往往是社会上的强势者:相对于子女,父母是强者,相对于妇女,男人是强者,相对于黑人,白人是强者,相对于穷人,富人是强者,相对于工人,企业主是强者,相对于百姓,官员是强者,相对于少数,多数是强者;因此,子女、女性、黑人、穷人、工人、百姓以及少数都是父母、男人、白人、富人、企业主、官员乃至多数为了获得效益最大化而可以任意配置的工具或投入品。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企业效率就往往被等同于厂商的利润最大化,因而企业主可以不顾工人的工资下降和工作条件恶化,也不必考虑社会环境污染等社会成本;只要有利于资本积累的,就被认为是有效率的,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正是国内那些“山寨厂”的竞争力之所在。同样,任何一个古代帝王或现代政客为了实现其政治野心,可以平白牺牲无数人的生命,但这种政治体制也被认为是有效的,以至秦始皇、成吉思汗等人文治武功都可以被视为有效的明证,以至不断被一些人当作千古英雄大肆宣扬。[5]显然,现代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主要是为强者行为提供理论基础,为现实社会制度辩护,将社会上的剥夺行为合理化;更为甚者,这种学说往往可以为社会中的各种歧视行为提供合理化的理论支持,从而有助于种族和种姓的社会等级制。事实上,按照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可以有效解决歧视问题,而存在的歧视肯定符合社会的总体利益的,因此不存在真正的歧视;正是基于这种意识,主流经济学认为,黑人之所以失业率高,根本上在于其自身的教育和能力问题,而不是社会问题。不过,充满讽刺的是,根据主流的博弈理论,我们又完全可以证明,基于市场行为多数派完全可以把少数派排除出市场而独享社会资源,因为歧视对少数一方造成的损害远远超过对多数一方造成的损害;这意味着,基于纯粹供求决定的市场本身是不规范的,而这种不规范的市场本身可以滋生出歧视问题。

三、社会总效率原则的实践后果

经济学对效率的关注和强调,起源于边沁的功利主义哲学。边沁认为,“趋乐避苦”的本能支配着人的一切行为,成为人们的目的,因而衡量人们行为好坏的唯一标准就是功利原理:它按照看来势必增大或减少利益有关者之幸福的倾向,亦即促进或妨碍此种幸福的倾向来赞成或非难任何一项行动。而且,在边沁看来,功利原理不仅应用于私人的每项行动,而且适用于政府的每项措施,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也是实行功利的工具和手段,一项法律、制度的好坏就在于它是否能够“为最大多数人谋得最大的幸福”。正是继承了这种功利原理,波斯纳等强调,只要能使财富最大化,就是在更高层次上和更大意义上实现了公平和正义,至于具体法律关系中当事人是否得到了公正的判决和对待则变得无关紧要了。事实上,现代主流经济学几乎所有的宏观分析和政策主张都根基于社会财富最大化这一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并想当然地基于成本-收益分析而主张:任何一个政策或者行为,不管让多少人受益或受害,只要其整体的成本小于其整体的收益,就具有正当性而应该被推行。问题是,社会总效率原则果真促进社会正义的提升和社会福利的提高了吗?这里分别从社会总效率原则的实现方式和实践后果两方面作一剖析,首先,我们来剖析社会总效率的实践后果。

一般地,社会总效率仅仅是个总量概率,从而无法体现每个人的应得权利以及相应的利益分配,正因如此,现代经济学引入了卡尔多-希克斯补偿原则对之进行修正;但是,这种补偿原则迄今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上,而几乎没有被主流经济学应用到实践中。正因为现代经济学并不真正实施卡尔多-希克斯补偿原则,更没有考虑现实世界中的收入分配及其其他效应;结果,简单地基于这种财富最大化的效率原则所推行的政策,往往就会给社会发展带来严重的恶果。例如,张维迎等就多次宣称,只要抓总量增加,而不必管分配,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会解决;[6]但试问,在中国经济总量公认已获得发展的今天,社会矛盾缓和了还是严重了呢?关于社会总效率原则在应用中所产生的问题,可以从如下例子窥见一斑。

1991年12月12日时任世界银行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的萨默斯给他的同事们发了一份备忘录,主张世界银行应该鼓励将更多的污染工业转移到欠发达国家中去,其列举了三个原因:1.“对引起健康损害的污染的成本衡量取决于因发病率和死亡率的增加而失去的利益。从这个角度来看,一定量的损害健康的污染应该在成本最低的国家进行,这些国家的工资水平最低。我认为,把大量的有毒废物倾倒在收入最低的国家背后的经济逻辑是无可辩驳的,我们应该勇敢地面对这一事实”;2.“由于在污染水平很低时增加污染的成本可能会非常低,污染成本曲线可能是非线性的。我一直认为,在人口稀少的非洲国家污染的程度应该大大降低,与洛杉矶或者墨西哥城相比,非洲的空气质量可能是毫无意义的太好了。只是那些令人不快的事实,即这么多的污染是由不可贸易物品产业(交通、发电)制造的以及固体废物的单位运输成本是这么高,阻止了能提高世界福利水平的空气污染和废弃物的贸易。与那些反对这些让欠发达国家有更多污染的提议的意见(比如说,对某些物品的天生的权利、道德因素、社会关怀以及缺乏合适的市场等)相关的问题是都可以被反过来提并或多或少地能被有效地用以反对世界银行的每一个自由化的建议”;3.“基于审美和健康原因,人们对于清洁环境的需求很可能具有非常高的收入弹性。如果一种诱因有百万分之一的可能性会导致前列腺癌,那么在一个人们能够活到得前列腺癌的年纪的国家,人们对这一诱因的关注肯定要高于一个五岁以下幼儿死亡率为千分之二百的国家。同样的,对工业大气排放物的关注主要集中于有碍能见度的颗粒,而这些排放物也许对人们的健康根本就没有什么影响。显然,那些能引起对污染的担忧的物品的贸易是能够促进福利的。在当前的情况下,进行生产的地点很容易改变的,但对清洁空气的消费是非贸易物品。”[7]

萨默斯这封主张将污染工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备忘录后来被人公开,随后引起了一场很大的风波,以致萨默斯被迫辞职。例如,巴西当时的环境部长胡赛.卢森伯格给萨默斯写了一封公开信:“你的推理在逻辑上是完美的,但根本上是疯狂的。……你的想法是那些传统的‘经济学家们’在思考我们生活的世界时所表现出的不可思议的精神错乱、简化论思维、对社会的冷漠和自大无知的具体例子。”事实上,任何一个第三世界的没有受过主流经济学影响的人,在看见了或者听说了作为世界银行副行长和首席经济学家的萨默斯先生的这番言论以后,第一个反应都是愤怒,甚至会斥责萨默斯先生胡说八道,更有甚者,会有人指责这是帝国主义心态或者帝国主义言论。然而,那些受过主流经济学教育并深信主流经济学的人们却极力为之辩护,因为在他们看来,经济学研究的就是经济问题,与道德、伦理以及社会关怀等等没有关系。问题是,他们的主张果真是价值无涉的吗?如果这样的话,为何又会招致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弱势者的反对呢?

很明显,萨默斯的备忘录具有明显的价值判断,尽管有人可能会坚持“价值中立“而将之排除在经济学之外,但这个备忘录又明显与经济学有关,是基于经济学观点和理论的政策应用,在很大程度上就属于规范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的内容。豪斯曼和麦克弗森就指出了这样八点主义:1.萨默斯关注经济状况的评价并建议如何改善经济状况,其评价的依据是经济结果而非过程;2.萨默斯认为存在单一的进行经济评估的体制,而且,这个评估体制是客观的和理所当然的;3.萨默斯使用经济学的成本-收益框架来推断关于世界银行应该怎样做以及什么事实令人不快的结论;4.萨默斯将政策和经济状况与个人福利联系起来,而没有关注对环境或本地文化的影响;5.萨默斯主要基于经济状况而非其他方面来对个人福利进行评估;6.在探讨福利时会主要接受了竞争市场存在时的市场衡量事物的方法;7.萨默斯没有试图将福利的增加和减少累加起来,也没有试图对不同人的福利进行比较;8.萨默斯主要基于经济逻辑而很少考虑“固有权利、道德因素、社会关注”等。[8]尽管上述8点中部分已经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观点和文化所接受,但另一些明显是主流经济学的独特特点,如只重视结果而忽略过程的评价标准、只关注个体福利而不关注平均福利等;正因如此,即使在西方社会,萨默斯的备忘录也引起了轩然大波,豪斯曼和麦克弗森说:“萨默斯的备忘录中作为例证的经济学充满了很多具有争议性的假设。”[9]

其实,任何政策都会存在利益分配效应,从而带有价值取向;问题在于,现代主流经济学却将它所持有的价值取向视为唯一客观的和毋庸置疑的,从而就急急乎基于经济逻辑而开出政策处方,从而就造成了严重的问题。譬如,在萨默斯的备忘录中,当污染性产业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时,尽管对人类社会整体来说是有利的,但这并不就是对所有人都是有利的;在现实生活中的明显结果是,发达国家的人民享受了绝大部分利益,而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则要完全承担这种成本。也就是说,污染产业转移带来了收益分配以及效应的成本-收益之承担是不对称的,正因如此,在没有合理的利益转移机制的情况下,必然会遭到发展中国家人民的抵制。[10]那么,为什么现代主流经济学有这样明显不合理的主张呢?

一者,这与它赋予其所使用的效率概念的内涵有关。一般地,主流经济学所崇尚的社会总效率概念关注的是社会总财富的最大化,对社会总体效率的实证分析也是以大数定律为基础,从而根本无法对成本的承担和收益的具体享受进行分析,相反,还在供求均衡和财富最大化原理的支配下为那些既得利益者进行辩护。显然,这种分析充斥在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几乎所有方面。例如,现代经济学在比较一个制度的优劣时往往使用交易成本这个概念,但正如格里高利.道指出的,“交易成本经济学的一个核心教条是,对可能采用那一种结构产生影响的只是一个治理结构的总成本,而不是这些成本在行为人中如何负担。……交易成本经济学的效率前提的正当性可以在选择的意义上得到证明之前,我们必须在这样的事实面前让步,那就是选择的力量不会对专断的时候集合体所感受到的成本和收益发挥作用。”[11]

二者,这也与现代经济学的抽象量化取向有关。一般地,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数量化倾向企图将人类所有的需求、追求乃至价值都用统一的货币来表示,从而根本没有考虑到有些价值是根本无法用货币来衡量的,如人类生命和健康之类就很难用金钱来衡量。桑代尔在其哈佛大学的演讲中举了一个例子,福特汽车的刹车有些问题,那么是否应该为提高安全而召回修理呢?按照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召回的成本是:每辆车11美元*12500万辆车=13700万美元,而获得的收益是:180人死亡*20万美元赔偿+180人伤残*6.7万美元赔偿+2000个交通事故*700美元=4950万美元。显然,成本所以分析的结果是:福特公司不应该召回这些有缺陷的车;但是,现实情形却是:绝大多数汽车公司都会召回这些车,而且政府也要求它们召回这些车。[12]当然,对人类生命和健康的重视也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汽车召回制度也只是最近几十年才真正推广的。事实上,1971年福特推出的平托汽车在发生追尾时常常会发生爆炸,但获知这一问题后,福特在其臭名卓著的备忘录中却声称赔偿受害者要比修理平托划算得多,这就成为福特身上永远洗刷不掉的“平托门”污点。

可见,现代经济学基本成本-收益的分析所得出的结论在现实社会中往往并不可行:一者,任何社会经济活动都具有公共性,都会影响其他人的利益,因而任何经济政策都要考虑其利益享有和责任承担的主体,而不能忽视具体的个体来谈论抽象的整体;二者,人类社会并不是只有经济一个方面,而是一个多方面多层次的综合体,因而任何政策都不能仅仅考虑经济这单一层次,而是要考虑人类社会合理而可持续的发展。事实上,现代西方社会制度的设计主要并非基于效率原则,而是浸透了对社会正义的考虑。一个明显的现象是,现代那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在绝大多数公共场所都有专门为伤残人士建筑的通道、厕所等无障碍设施。为什么要盖这些设施呢?难道是基于效率的考虑?显然不是,因为这些无障碍设施所占的空间一般要远远大于伤残人士所占的比重。正因如此,当国人出国看到这些设施时往往感觉很浪费。但欧美国家的人却并不这么看,在他们眼里,每个人都应该获得基本的尊重和平等,即使伤残人士很少,他们也有尤其他健康人一样方便地进出入的权利,因而社会也应该有这样的设施。显然,这里的制度原则不是效率,而是同理心,正是由于这种同理心的存在和传播,以致无障碍的观念早已根植发达国家人们的心中。

四、科斯中性定理的反思

剖析了社会总效率的实践后果之后,我们来剖析社会总效率的实现方式。现代主流经济学注重社会总效率,强调物品和其他资源应该由那些最为看重他们或者使用效率最高的人来使用;同时,现代主流经济学又以市场的自然和谐为信条,崇尚自由交换原则,认为在完全自由的市场交换可以是财富最大化的最佳实现方式。这种思维后来还以科斯中性定理得到精确的表述:只要产权清晰,交易费用为零,资源配置的最终结果与权利的初始配置无关,最终都会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而在一个正交易费用的现实世界里能够使交易成本最小化的才是最适当的法律。例如,波斯纳就强调,一个人愿意为一项权利支付的总数就是对资源多大程度上有利于他的决定性的证明,而那些愿意为一项权利支付最多的人被认为是对该权利估价最高的;也即,这项权利将带给他们比任何其他人更多的效用,因而权利应当赋予那些愿意为其支付更多的人。正因如此,现代主流经济学把实现社会的“财富最大化”视为法律制度的规范性目标,并以交易成本和理性人为前提构筑了它那基于理性选择的新实用主义法学体系,从而把旨在追求手段和目的的经济理论运用于对法律制度的理解和改善。问题是,科斯中性定理存在是以一系列不现实的假设为前提的:1.各方的生产和效用函数都是凸函数,且是共同知识;2.市场是完全竞争的;3.交易成本为零;4.完善的法律体系;5.没有财富效应。[13]正因为存在着一系列不现实的假定,科斯中性定理无论是在实践应用上还是理论逻辑上都存在明显的缺陷。

(一)科斯中性定理的缺陷概述

一般地,科斯中性定理在实践应用中内在着深刻的缺陷。一方面,即使在一个零交易费用的世界里,法律对资源配置也未必不发生影响,更不要说现实世界完全不是科斯所抽象的虚拟世界,从而会导致有价值的交易并不能达成协议。事实上,在现实社会中,一者,会出现少数谈判的问题:当当事人的数目较少时,他们就可能为利益的分配而陷入无休止的争论,以致达不成共识;例如,Salop和White就指出,在美国和反垄断诉讼相关的司法争议最终往往有很高的破裂比例,而且,最终各方支付的法律费用总和常常超过胜诉一方所能赢取的数额。[14]二者,会出现多数谈判问题:在众多方的谈判中,由于存在谈判的外部性,一些当事人可能存在搭便车的机会主义倾向,从而导致交易不成功;例如,Card就指出,加拿大和美国私人部分中涉及大量工人的契约谈判,其中有10%-15%的结果是停工。[15]另一方面,科斯定理还依赖于这样的经济环境:消费者的效用函数是准线性(quasi-linear);但是,准线性效应函数对消费者来说是一个很强的假设:对具有外部性商品的收入效益为零。事实上,Starrett  就论证指出,对生产集具有非凸性的外部性而言,有效配置往往难以通过市场机制来达到,也可能不存在均衡价格来支撑有效配置,即第二福利经济学定理不成立。[16]为此,Hurwicz就给出了科斯中性定理结论成立的充分必要条件:当交易成本为零及产权明晰界定时,导致有效配置的充分必要条件是效用函数为准线性函数,即具有外部性商品的收入效应一定要为零。[17]

而且,即使经济环境的信息是完全的,在零交易成本下,科斯的产权界定也不一定可以实现财富的最大化,更不意味着可以实现社会正义。首先,科斯定理并没有考虑到收入分配效应以及良心效应等。例如,在火车与农场主的案例中,科斯定理认为,不管立法者无论选择哪一种法规对整个社会的财富不产生影响,但显然,如果界定铁路公司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承担责任,那么铁路公司就会更穷而农场主更富。其次,科斯定理撇开社会现实考虑而界定的法律往往是专断而不合理的法,从而将会导致社会正义的丧失,而社会正义的丧失必然会导致长期效率的下降。譬如,在土地私有化过程中,如果一个立法机关通过一项法案,规定只有获取一定文凭(譬如大学本科学位)的人才能被授予一定土地产权,而其他人员只能成为佃农或者从这些土地所有者手中二次购买土地,那么,这种土地私有化制度有效吗?特别是,这种私有化符合社会正义吗?事实上,科斯定理着眼于社会总体效率的考虑,而没有剖析收益-成本的具体承担;而且,它错误地将收益和成本等同起来,从而没有考虑购买能力对交易结果的影响。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科斯中性定理是以产权能够清晰界定、从而形成产权市场为前提,但现实世界中的产权却往往难以清晰界定。事实上,现代产权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所有权:传统的所有权主要是对物而言,表示法律赋予某物的归属标志,而物的所有属性构成一个整体凝结其中而不可分割,并且为一个主体所独有;相反,产权关注经济活动中人的行为,它只有在不同的所有者之间发生利益关系时才有存在的意义,是物进入实际经济活动后所引发的人与人之间相互利益关系的权利界定,从而本质上是多元的且可以分解的。也就是说,正因如此,产权是对物之属性在人与人之间的权利界定,是将各种权利对象化,从而本质上呈现为一种权利结构;同时,由于产权界定的对象——物的属性——之丰度往往又难以为人的有限理性所完全测度,从而导致产权无法充分界定的,产权也仅仅反映了某些已知或可估测属性的界定。显然,正因为产权本身就存在一定的模糊性而无法完全界定清楚,那么科斯中心定理也必然会失去效率。譬如,针对萨默斯将污染工业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建议,豪斯曼和麦克弗森就指出,并不存在一个污染交易的有效市场,除了因为污染本身是一个外部性的产物外,我们甚至不能知道污染的真实危害;豪斯曼和麦克弗森写道:“如果欠发达国家的人们不知道有毒废物的成份、有毒废物造成的伤害或者废物倾倒和毒化地下水会带来何种后果的话,他们很可能很愿意接受更多有毒废物而仅仅得到一点点补偿”。 [18]

(二)科斯中性定理中的多人核配置困境

科斯中性定理主要满足于两个当事者时的逻辑分析,而如果涉及两个以上的当事者则往往会造成科斯定理失效。一般地,我们将稳定的大联盟称为核,也即,大联盟中的子联盟无法给其成员提供更大的支付。如果(XA,XB,XC)是一个核配置,那么须满足:XA+XB+XC = V(A,B,C);XA≥V(A),XB≥V(B),XC≥V(C);XA+XB ≥V(A,B),XA+XC≥V(A,C),XB+XC≥V(B,C)。显然,此时有:XA+XB+XC≥[V(A,B)+V(A,C)+V(B,C)]/2;也即:V(A,B,C)≥[V(A,B)+V(A,C)+V(B,C)]/2。但显然,现实实践往往并不满足这一要求,这可以借Aivazian和Callen提供的例子来加以说明:[19]有三个工厂A、B、C,A和B会对C造成负的外部性,A自由生产可得利润3000元,B自由生产可得利润8000元,C自由生产可得利润24000元;如果A完全停产,A和C合并,利润会增加到31000元,如果B完全停产,B和C合并,利润会增加到36000元,如果A和B都完全停产,A、B和C全部合并,利润会增加到40000元;而如A和B单独合并,两者的利润都提高到15000元。上述特征函数可用集合写成:V(A)=3000,V(B)=8000,V(C)=24000,V(A,B)=15000,V(A,C)=31000,V(B,C)=36000,V(A,B,C)=40000。

显然,帕累托最优结果是形成庞大的联盟体V(A,B,C),即A和B都完全停产。问题是,这一结果是否可以实现?与产权的处事配置有无关系?一般地,如果产权初始归属C,此时帕累托结果也就可以形成,C可以禁止A和B生产;而且,无论是A和B联合行动,还是独立行动都无法补偿C从V(C)走向V(A,B,C)所获得的16000元利益。问题是,如果A和B有权排放烟尘,则结果就会发生变化。一方面,如果C建议分别给A和B支付3000和8000作为补偿要求他们停产;但A和B可能通过联合要求更多15000,他们之间分配譬如是6500和8500,而C仅净得25000。因此,C就可以建议B与之合并,譬如说,补贴B9000元;但是,C和B这种联盟也是不稳定的。事实上,在这个例子中:40000<(15000+31000+36000)/2=41000,不符合上述核配置的要求;也即,包容所有当事人的大同盟不在核心之内,从而基于科斯的自由谈判根本上也就无法形成合作。

实际上,很多公共问题都无法简单地依靠市场交易或谈判来解决,即使是市场交易或谈判,也往往借助于特定的正义原则。关于这一点可以看一个莫林提出的例子:[20]4个家庭居住在同一条通往高速公路但没有铺设的公路上,其中A距高速公路0.2里,B距0.9里,C距1.0里,D距2.9里;他们愿意共同分摊公路成本,而每0.1里的成本为1000元,那么,总成本29000元如何分摊?显然,上述特征函数可用集合写成:V(A)=2000,V(B)=9000,V(C)=10000,V(D)=29000,V(B,A)=9000,V(C,A)=10000,V(C,B)=10000,V(C,A,B)=10000,V(D,A)=29000,V(D,B)=29000,V(D,C)=29000,V(D,A,B)=29000,V(D,A,C)=29000,V(D,B,C)=29000,V(D,A,B,C)=29000。从这些集合中我们可以排除一些劣集合,剩下的就是:V(A)=2000,V(B,A)=9000,V(C,A,B)=10000,V(D,A,B,C)=29000。这是一个存在协作收益的例子,而且,参与协作的人数越多,获得的协作剩余就越大;也就是说,最好的结果是4人共同合作,而且,每一个人的加入都可以增进原先参与者的收益。

问题是,如果每个交易者都希望获得最大的个人利益,那么,就很难在这四个集合中找到一个稳定的核配置。不过,如果摆脱基于个体效用的效率原则之简单思维,而考虑依据某种正义原则,就可以更好地解决这一困境;一般地,实践应用的正义原则往往由一个仲裁者来推动,而任何参与方都可以自由退出。在上述例子中,一个简单的方案就是平均分摊公共剩余21000【2000+9000+10000+29000-29000】元,但这样做的结果是A不需要支付,从而显得不公平;另一个简单的常用规则是与“独立承担”成本成比例的成本分摊原则,即按照每户距离高速公路的里数成比例地分摊剩余21000元,从而得到CA=1160【2000-21000.2000/(2000+9000+10000+29000)】,CB=5220,CC=5800,CD=16820。但是,上述分摊原则也是不稳定的,因为B和C此时支付的共同成本大于11020元大于两人的集合10000元,因而会选择退出。因此,考虑每一个新加入者都应该使原来当事人收益的尹泽,我们就可以转向另一正义原则:在核中选择成本分摊,也即,按照谁使用谁出钱的原则。例如,从高速公路到A家这段距离是所有人都使用的,因而这2000元成本由私人共同分摊;而A家到B家这段距离是B、C、D三人都使用的,从而这7000元由三人共同承担……如此类推。这样,最终各自的支付成本就是:CA=500,CB=2833,CC=3333,CD=22333。显然,通过引入正义原则,我们不仅可以实现最终的帕累托改进福利,而且可以避免在交易中私欲导致的不确定性。

(三)科斯中性定理中的交易可行性问题

即使只有两个当事者的情形,而且存在交易的可能,但交易也不一定会发生。一般地,通过交易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的一个关键在于:高效率或高效用者不仅愿意而且能够支付更多的货币,当他增加这种资源或物品的拥有量时,其他个体也就相应地最大化了自己的财富;问题是,高效率或高效用者果真能够支付更多的货币吗?显然,科斯中性定理并没有讨论这一问题。事实上,“产权界定与资源配置无关”的中性定理是与西方经济学中原子主义个体分析思维相适应的,这种分析思维把人视为没有差异的平等个体,具有同等的信息和机会,只是由于各人的偏好不一致而产生交易的诉求,从而存在一定的交易剩余,并在无形的手的牵引下就会出现交易;问题是,现实中的个体是异质的,不仅体现在偏好上,更主要体现在资源的占有以及天生的能力上。显然,正是由于存在这种差异,导致了不同的产权界定会带来完全不同的交易情形,从而对社会资源的配置也产生重大差异。

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生产三聚氰胺毒奶粉富有厂主可以获益正80元,而作为穷人的消费者对之所承担的成本则为负100元;现法律将是否生产的权利界定为富有的企业主所有,那么,此时,双方之间可以通过交易而实现社会效用的最大化吗?显然,不一定。譬如,穷人只有20元,他又如何能够购买这个权利呢?他只能以额外的代价继续忍受三聚氰胺造成的恶果。相反,如果将产权界定为作为穷人的消费者所有,无论是否可以通过产权交易,都可以实现社会效用的增进:当存在通过资源配置而促进社会效用提高时,富人就会促成产权交易;而当不存在通过资源配置而促进社会效用提高时,既定的产权安排就是有效。正因为富人比穷人往往更能承担交易成本,因而随机的产权界定总是有利于富人一方;这意味着,在一个可以自由交易的社会中,良性的产权界定应该将产权界定给穷人所有。因此,这里提出了对科斯中性定理的革命:资源配置并不是与产权的初始界定无关的,但实际上,在一个交易成本为零并可以自由交易的社会中,初始产权界定给穷人将会产生更高的资源配置效率。

当然,有人也许会为科斯中性定理进行辩护,认为科斯定理已经隐含了所有的人是一样的这一假定,从而没有穷人和富人之分;问题是,如果人是同质的,那么就根本没有任何交易,而之所以会产生交易就在于人的初始禀赋以及偏好是不同的。而且,科斯中性定理只有一个条件:交易成本为零,但是,这一条件根本无法达致“产权界定与资源配置效率无关”这一结论,显然,这也正是科斯定理的逻辑缺陷。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现实社会的法律往往是强势者制定的,它往往将一些稀缺性资源的产权界定给富裕者,这种产权分配的结果就是:富人享受了超额的资源租金,而穷人则承受更大的损失;然而,这些无效现状却无法产生资源重新配置,这就是当前人类社会的现实,更是国内现状的写照。不幸的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家却受科斯中性定理的误导,认为这种状况是社会总效率最大的,从而极力反对对资源初始配置进行探讨、改革,从而也就极力维护那些强势者的利益。

(四)科斯中性定理中的交易意愿性问题

资源是否能够向高效率或高效用者流动,除了涉及到交易的可行性问题,也涉及到交易的意愿性问题,后者主要与当事者偏好的环境依赖性有关。事实上,科斯中性定理主要是基于数理的形式逻辑而不是基于人的行为逻辑,从而往往违背人的行为逻辑。一般地,数理逻辑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物品的效用和价值具有非位置依赖性,同一个体处于不同地位对物品的效用和出价具有一致性;但是,人的行为逻辑却存在很大的不同,大量的经验研究和实验研究却就表明,人在不同情境下对同样一元钱的认知是不同的。一个明显的现象就是人们的偏好往往会出现逆转效应(preference reversal effect),其基本含义是:偏好物品A而不是B的受试者,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对物品A的意愿支付价格(WTP)或意愿接受价格(WTA)都小于物品B。[21]例如,来看Lichtenstein和Slovic早期作的一个实验:受试者在期望价值大致相似的两个赌局之间进行选择。一是P赌局:以大概率赢得少量的钱(如以35/36的概率赢得4美元);二是S赌局:以小概率赢得大量的钱(如以11/36的概率赢得16美元)。受试者被要求对每个赌局作出评价,评价方式是:假定受试者拥有赌局权,那么,他们指出出让每个赌局时愿意接受的最低金额;或者,受试者没有赌局权,那么,他们指出购买每个赌局时愿意支付的最高金额。结果是:选择时偏好P赌局的受试者大部分在评价时会给S赌局赋予更高的值。[22]事实上,对大多数人来说,在他们愿意为他们并不拥有的某个物品支付的货币总量和他们已经拥有某个物品而愿意交易它的货币总量之间存在一个差额;也即,人们对同一商品的意愿支付价格(WTP)和意愿接受价格(WTA)之间往往存在巨大差异。当然,这个差额可能是正,也可能是负,这里分别加以说明。

一者,人们往往会对已经拥有的东西不珍惜,而总是觊觎其他人的东西,“这山望那山高”、“别人碗里的粥料更多”、以及“家花不如野花香”等谚语就反映了此种倾向。一个景点的实验就是信封交换博弈实验:两个信封里面随机地装着一定数目奖金,其中一个信封内的钱是另一个信封钱的2倍;两个受试者A和B都知道这一信息,但每个人都只知道自己信封的具体数目。而且,如果两人都想交换,那么只要付1元手续费就可以交换;那么,A和B是否应该交换呢?显然,根据期望效用最大化原则,两人都会愿意进行交换。问题是:因为用来分配的钱是固定的,因而双方交换信封并不可以都得到改善,即交换至少会使一人受损。事实上,尽管人们往往认为别人的配偶更漂亮、更贤惠,但大量的婚姻调查认为,离婚次数越多就越不幸福,而且,元配夫妇往往更幸福。而且,基于同一原理,人们往往因为东西失去了才会觉得珍惜,从而有愿意花费大代价换回来;尽管根据效用原则,这种流动似乎增加了社会总财富,但,显然造成了社会财富最大化的内在不稳定。德沃金写道:“通过使财产从甲向已转移,然后再从乙向甲转移,如此不断循环,社会财富获得了增长。在这样的条件下,也就是说,财富最大化是一个循环标准,那么它在社会增量标准中是一个极令人讨厌的财富。”[23]

二者,人们往往会特别珍惜自己的东西,当其他人希望交换时更是如此,“敝帚自珍”、“青毡旧物”等成语或典故就反映了此种倾向。德沃金认为,这种现象更为常见:人们对它拥有的某个物品的开价比他为了得到它而支付的货币更多。事实上,大量的实验也表明,WTA 平均值经常比WTP平均值大好几倍。例如,Knetsch和Sinden作了一个实验:给一半受试者发彩票,另一半发3美元;然而,为持彩票的受试者提供以3美元出售彩票的机会,并允许持货币的受试者用3美元购买彩票。结果:82%的持彩票受试者保留彩票,而38%的持货币受试者愿意买彩票。[24]再如,根据北美猎鸭者提供的数字:他们每人最多愿付247美元维护湿地,但最少要1044美元才同意转让。[25]更为典型的例子是,目前社会中广泛存在的钉子户事件也表明,如果让他们掏钱来购买目前的这种居住环境,这是无论如何也达不到要他们搬迁时所索取的这种高价。此外,在当前(2010年)房价水平下社会大众普遍不愿意买房,同时那些只有一套住房且又暂时闲置的人又往往不愿意以目前的价格出售房产;这也意味着,当住房配置在不同人手中并不必然导致交易的进行,初始产权配置在投机者手中时会导致闲置,而当初始产权配置在自住者手中时则会导致使用。为此,德沃金写道:“得到财富最大化的最终配置将会有所不同,即使在相同的初始配置条件下,它也得依赖于直接交易得以产生的某个秩序。”[26]

可见,无论是在实践应用中还是理论逻辑上,科斯中性定理都内在着深刻的缺陷:它没有考虑到两人以上核配置的困境,没有考虑交易能力差异所带来的影响,也没有考虑人类偏好的环境依赖性。例如,尽管根据流行的科斯中性定理,在交易费用为零的情况下资源的使用效率与其产权的归属无关;但是,如果考虑到人的心理偏好是环境依赖的,那么,资源的配置状况以及使用效率就不是产权界定无涉的了。事实上,当污染权为富有的企业主所有时,尽管穷人可能对诸如水等环境污染所承担的成本更高,但他并没有能力购买这种污染权而只能以额外的代价继续忍受环境的污染;同样,由于人的心理偏好是环境依赖的,即使我幸运地花10元钱获得了广州亚运会的比赛门票,但我也不愿意以100元的价格卖掉他们,尽管如果这张门票丢失了我甚至不愿花20元钱来买它。显然,在真实世界中,我们都必须考虑这些因素,因此,资源的配置状况以及使用效率就不是产权界定无涉的,相反,初始产权界定给谁,对交换能否展开、产权如何流动以及最终资源的配置效率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这些都证伪了科斯中性定理。

五、简短结语

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崇尚价值无涉,以效率原则来对社会制度安排进行优劣比较,把效率原则视为客观的;但显然,主流经济学的所有效率概念、术语都存在着强烈的价值判断,豪斯曼和麦克弗森说:“把成本和价格看做是由先进交易市场决定的,是道德重要性的缔造者,这本身就是一个道德假设,而且还是一个不确定假设。”[27]究其原因,福利经济学本身关注的是个体或社会福利状况,它必然会涉及到利益关系的调整,从而必然不能离开伦理因素;事实上,诸如交易的规则、产权的安排、福利设施的建立、投票的比例等无一不暗含了意识形态的因素,因为它们都涉及到利益的分配问题。所以,布罗姆利就指出,“判断资源的每一种配置是否有效率得取决于经济深层的制度结构——产品的所有权、经济主体的财富状况和其他界定交换领域和范围的‘博弈’规则”;显然,这种判断本身就涉及到了价值观,即隐含了伦理关系。就社会总效率而言,它以社会财富最大化为目标,并以市场的自然和谐为信条,认为在无形的手的引导下,私恶可以通向公意,从而与原子个体主义意识形态相适应。也就是说,现代主流经济学之所以采取社会总效率、帕累托效率等概念,主要源自它对市场机制的推崇,而这本身就内含了意识形态取向;而且,现代主流福利经济学基于市场为基准的效率概念明显就是一种同义反复,因为“西方经济学——它强调的是‘市场’——发展了一个分析框架,它既定义了资源的有效配置,也同样用这个框架判定资源的某种具体配置是有效率的”。[28]

然而,现代主流经济学却将它所持有的价值观视为理所当然的,并想当然地将它的效率原则视为客观的,从而强化了这种单一的原子个体主义意识形态;正因如此,主流经济学家试图把对效率的关怀摆在对道德的关怀之前,并试图只根据效率来评价市场而忽视伦理问题。这就造成了严重的问题:一者,经济学理论将离现实越来越远,以致经济学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呈现出日益贫困化的倾向,简单地用于这些效率概念来解决现实问题就会造成了政策的荒谬性;二者,由于社会总效率和帕累托效率概念都是笼统性的而没有界定具体的收益分配,从而会强化强者对资源的掠夺和作弱者的剥削,甚至带来非道德或反社会的后果。[29]也就是说,那些声称价值中立的主流经济学家并不是没有个人价值判断,而是无时无刻不在做着功利主义的价值判断(即从增进社会效率一维来观察社会问题),特别是,他们往往把自己的政策主张建立在单一的财富最大化的意识形态之上;但是,正是基于单一价值观和原子主义的意识形态,现代主流经济学不但无法理解真实的人类行为,而且也根本找不到解决社会非正义现象的办法。当然,不可否认,法律制度的设立需要依赖于一定的效率原则,这不仅体现为程序有效,也表现为结果有效;[30]问题是,是否就必须接受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功利主义效率概念或帕累托有效概念,是否就要接受这种成本-收益的分析方法,甚至,我们可以追问,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是否可以实现真正的效率?因此,我们必须有这样两点清晰认识:一者,经济理论本身离不开价值判断和意识形态;二者,又不能像现代主流经济学那样蜕化为单一的意识形态或简单的世界观。

其实,效率本身就是基于不同的目的而言的,因而效率概念的选择本身就是一个正义问题;正如罗尔斯指出的,“仅仅效率原则本身不可能成为一种正义观”,相反,效率原则“必须以某种方式得到补充。在自然的自由体系中,效率原则受到某些背景制度的约束,一旦这些约束被满足,任何由此产生的有效率的分配都被承认是正义的。”[31]正因为效率必然与正义观念联系在一起,因而如果将效率原则运用于制度设计中,根本上应该体现在制度的程序上而非制度的内容上,问题恰恰在于,现代经济学混淆了两者。因此,我们谈论效率概念,首先应该确定其所涉及的对象,而有关对象的确定本身则关涉到正义的考虑;但是,主流经济学却根本无视效率之外的广阔天地,而凭其对经济效率的偏面了解而到处宣扬那些似是而非的观点。正因如此,将全部经济分析归结到效率主题之下的主流法经济学一开始就受到各方面的批判:这不仅来自以德沃金为代表的新自然法学派和以肯尼迪为代表的批判法学派,也有来自经济学内部的制度学派和奥地利学派。事实上,法经济学的分析也已不再是新古典法经济学的独步天下,法经济学的其他流派都在努力构建自己的分析体系;但是,由于其他经济学流派还没有为法律的经济分析提供足够的分析工具,从而新古典法经济学依然保持着主导地位。然而,尽管现代经济学极力将伦理学因素从经济学中排除出去,强调经济学分析的客观性,但又试图借助帕累托有效等概念来对制度安排进行规范判断,为此,豪斯曼和麦克佛森不无讽刺地说:“经济学家们并不费心研究道德哲学,但却[常常]自我感觉拥有道德权威”。[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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