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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的博客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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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之经济学反思的反思  

2011-01-04 08:15:32|  分类: 经济学杂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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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现代经济学者对工业革命的“平反”

 

一、传统认识

就工业革命时期的生活状况,长期以来,史学界一直形成了两点共识:一者,圈地运动导致了对农民份地的瓦解和生活水平的严重两极分化,英国的大法官莫尔把圈地运动比喻成“羊吃人”;二者,由于大量的人涌向城市和工厂,因而他们受到非常残酷的剥削。

譬如,鲁杰罗在其《欧洲自由主义史》中就写道,“恰恰是在工业迅速发展的时期,工人的状况却恶化了。雇主千方百计地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工厂雇用妇女和童工以压低工资;……在经济高速时期,由于人口和消费者不够稳定,必然会导致大量的、经常性的工业危机,失业的队伍一次又一次地膨胀,成为饥饿大军的后备军。”

同样,S.韦伯夫妇也写道:“幼年儿童在纱厂里轮班地遭受摧毁;男人和女人,男孩和女孩,在矿井里和铁厂里,被乱七八糟的劳役削弱着和摧残着;多少家庭,由于很不适宜的住在拥挤不堪的贫民窟住宅里而沦于堕落;经常反复到来的就业不足和事业,以及随之而来的饥饿和死亡;食品参杂、空气染毒,饮水玷污,日日夜夜间的、听到的,都令人憎恶;这一切都是在十九世纪初期的工业英国司空见惯的事情”;而且,“随着资本主义制度而来的肉体的痛苦、事故和疾病,还不是它的最大祸害。……现代的工业制度,却一代一代地摧毁着那些在这个制度下的受害者的人们的灵魂。现在有一种道德方面的毒气,其能置人于死命不亚于物质上的毒气。”

二、现代观点

然而,现代计量经济学家却基于新近整理的统计资料要为这种历史论断进行翻案。

例如,阿什顿就写道:“浩如烟海的档案提供了大量统计和文字证据,这些证据表明,在英国,大量人口的境遇实在不怎么好;这一点唤起了议员和读者的注意,必须进行改革了。后世的经济史学家除了依靠他们的结论之外,不可能再做得更好;不仅学术研究,而且整个社会都从这些报告中受益匪浅。然而,有所得必有所失。人们据以形成经济体制图景的,不是专门记录经济正常发展过程的资料,而是专门分析社会不满的蓝皮书,因而不免有失偏颇”;而且,他认为,“那些收入最低的工人,并不是工厂的雇工,而是那些家庭手工作坊工人,他们的传统和市场方法仍然停留在18世纪的水平。……就业环境最糟糕的,并不是使用了蒸气机的大工厂,而是在手工场。”

正是基于现代经济史学家的这种分析,哈耶克却把传统的史学观点称为一个贬低我们当今的文明受益匪浅的经济体系的离谱的超级神话,他写道:“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工人阶级的状况反而恶化了。有谁没有听说过‘早期资本主义的惨状’?有谁没有下面的印象:这种制度的出现,给从前知足常乐、心满意足的广大民众带来了罄竹难书的新痛苦?我们可能恰恰是在维护一种已经臭名昭著的制度,人们指责说,这种制度,最起码在一段时期内,使社会上最贫穷、人口也最多的那部分人的境遇恶化了。社会上无所不在的对‘资本主义’的强烈谴责,与下面的信念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不可否认,竞争性秩序确实带来了财富的增长,但其代价则是降低了社会中最贫穷的人口的生活水平。”

显然,正是以现代计量史学家的分析为依据的,哈耶克认为,“历史的真相是:在1820到1821年间价格下跌之后,总体来说,工人的工资——当然不是每个人的工资——的购买力,确实要比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前要高;由于这一历史事实与传统的看法完全相反,所以,人们根本就置之不理,而历史社会学家从来就不重视统计学家提供的工资和价格统计数据。”

三、新的反思

问题是,基于留存下来的数据分析得出的结论真的就比具有连续性的历史学家的基于更为全面考察得出的结论更为可信吗?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在统计方法已经日益发达的今天,中国社会的很多统计数据与现实之间还往往存在很多差距,那么,我们又如何相信以前留下来的那些统计数据呢?哈耶克自己曾指出,“很多现代历史学家的抱负是进行完全不受任何政治上的先入之见影响的纯科学研究。这当然没有任何可指责的,因为这是学者所肩负的崇高使命,那么,具体到历史学研究,学者们当然需要厘清历史事实。……不过,从一开始,在决定什么样的问题值得回答的时候,就已涉入了个人的价值判断。面对一个时期的历史或一系列历史事件,如果没有关于社会过程复杂关系的种种理论,如果没有一定的价值观,能否写出这段历史,实在是大可怀疑。……如果试图编纂历史的学者没有明确意识到,他的任务就是按照一定的价值观对历史进行解释,那么,他即使获得了成功,也只能是自欺欺人,成为他没有明确意识到的偏见的牺牲品。”问题是,哈耶克对历史学家的忠告同样适用于当前热衷于计量分析的经济学家,因为也根本不存在所谓的脱离价值观的实证分析。

事实上,哈耶克把过去的调查和文字记录视为是一种文学的夸大,但是,正如S.韦伯夫妇指出的,“一再发现这种情况的,不是多情善感的慈善家和黄色报纸的新闻记者,而是部会的视察员和议会的调查员”,试问:这些视察员和调查员有什么动机来夸大贫困现象呢?

而且,即使社会整体确实在发展以及人们的工资也在缓慢提高,但也并不意味着,人们的应得权利获得了相应的增长;因此,尽管生活似乎出现了帕雷托改进,但福利增量的分配比例并不是公平的,这也会降低人们幸福感的提升。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当时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相信“工资基金说”或“最低生活费说”;这显然表明,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尽管经济在快速增长,但人们工资的提高是微乎其微的。进一步地,即使工资有了提高,也并不一定意味着生活水平会提高,因为这些工人失去了传统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料,以前有很多不需要购买的生活资料,而现在一切都需要支付货币了;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看一看当前中国社会中那些正在失去土地的农民面临的糟糕状况就明白了,也就不会为不断增长的GDP或工资数字欢呼鼓舞。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人们生活环境的恶化并不主要是指物质方面,而是整个生活环境导致了人的福利下降,这种状况实际上并不仅仅是后来社会主义者作了深刻的描述,而且几乎当时所有的调查都作了描述,甚至哈耶克推崇的伯克也持这种观点;伯克就很不喜欢当时经济学家的著作,认为当改造社会的活动破坏传统制度时,文化遗产便丧失了,结果大家只关心个人的满足,而忘却了自己对他人和社会整体的责任,他感叹道:骑士时代已经过去,诡辩家、经济学家和算计者取得了胜利,欧洲的光荣永远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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