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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的博客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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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只重关系不讲原则吗?  

2011-01-27 07:38:38|  分类: 儒学研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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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只重关系不讲原则吗?——儒家的公与私

 

一般认为,儒家社会比较注重亲情,以致出现了普遍的公私不分、裙带关系以及贪污受贿等现象。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现象呢?人们往往将其根源归咎于儒家学说,但是,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儒家学说的误解。事实上,尽管儒家非常重视家庭以及衍生的亲缘关系,将家庭视为人们相互支持和个人成长所必须的和最适合的自然场所;但同时,儒家也明确地区分人们在公和私领域的行为差异:私的领域实行亲亲原则,每个人都更关爱自己的儿女;公的领域实行博爱原则,上位者不能对其中某下属有特别偏爱。譬如,在遇到火灾时,父亲往往会先去救自己的孩子,再想到他的邻居,这是爱有等差;但是,地方官在处理政务时,应该同等考虑所有人利益,这叫兼爱。也即,基于亲情的特殊主义优先选择权只能表现在个人的事情上,如爱情、尊敬、信任以及亲密等,并且只能发生在无法对所有人同时考虑的场合;而一旦涉及他人的利益,就必须考虑义,如一个法官就一项权利作出判决时就不能仅仅依凭个人的偏好。为此本文对此作一阐释以正视听。

首先,儒家社会在私领域实行亲亲原则,它体现了人类天然的亲疏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同行为特征。1.儒家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私欲,这种私欲是他人所不能体验的,因而人的行为也首先从自己的感知出发,这是儒家社会中人的本位特质;根据这种本位特征,人首先能够深入到与自己有密切关系而互动频繁的人的共鸣之中,从而形成了社会关系的差序结构。正因如此,我们在实践中就无法把完全宇宙化的抽象实在付诸实施,而其间必须有所分疏,因而《孟子》强调,“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2.儒家注重的“仁”首先滥觞于日常生活中,而由于日常生活首先是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儒家坚持对父母的爱是独特的,如《论语》强调“孝弟也者,为仁之本”。正是从人的社会性联系出发,儒家强调“人之亲其兄之子”的血亲情感远远高于“亲其邻之赤子”的兼爱情感,甚至赋予血亲情理至上地位;例如,《论语》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孟子》更强调,“父子之间不责善”,“父子责善,贼恩之大者"。3.儒家认为,食色男女都是人生命的需要,因而男女结合是人之大欲所存,是天道的表现,因而夫妇关系就为人伦之始;事实上,在儒家看来,如果夫妇真能相敬相爱,那么也就可以修身、齐家乃至治国、平天下了,《易经》中写道,“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

其次,儒家社会在公领域实行博爱原则,它体现了“仁爱”扩展过程中体现的社会正义之要求。1.基于“仁”的扩展和社会正义的考虑,儒家强调了管理者的基本社会责任:必须保障其辖区内人们的温饱,不然就是可耻的失职行为。譬如,一个法官需要在一件发生在他的朋友和仇人之间的诉讼案中作出判决,那么,他是否应当更偏向自己的朋友呢?儒家认为显然不能,因为这种行为违反了“义”,因而儒家的“仁”要用“义”来补充;因此,儒家特别强调公私分明而不得损公肥私,“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2.儒家强调人性“四善”的充盈,因而“子为父隐”仅仅是人的“小孝”;相反,“仁”具有更广泛和丰富的内涵,因而不可以把“子为父隐”看成绝对的。在儒家看来,“子为父隐”特别不适合担任公职的人,因为这违反了“信”和“忠”:一个人担任的公职,就是对社会的承诺,也是对上级的忠,从而需要能够“大义灭亲”。这可以看一段孟子与其弟子桃应的对话: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孟子曰,“执之而已矣。”“然则舜不禁与?”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则舜如之何?”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蹝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訢然,乐而忘天下”。3.调节亲情关系的只能在属于私人范围的家庭共同体之内,而一旦涉及公法的领域就不能徇私枉法,子不仅不能“为父隐”,而且还应该依其职责对“父过”进行惩罚,除非他弃官而去,并由此而与其父一起领罪。譬如,父子同朝为官或同阵杀敌,而子恰是父的上级,从而子在职责上会指挥其父;在这种情况下,在其父犯错时,作为上司的儿子就必须要惩罚其父的失职行为,甚至比一般人还应该更重。正因如此,尽管儒家在私人领域凸显了血缘亲情的这种独一无二的特殊地位,并由此确立了儒家思潮始终坚持的“爱有差等”、“爱莫大于爱亲”等等原则;但是,一旦在经济或科层组织生活领域需要普遍主义的合理性时,儒家又强调有必要将人际交往中的“特殊主义”要素与以中性化。例如,古代中国一直存在有名的“回避法”,禁止官员在自己的身份任职,也禁止在自己的辖区内任用亲戚。

最后,就为政者的素养要求而言,他能够充分发扬其善性而将亲亲原则和博爱原则有机结合起来。1.儒家认为,“仁义礼智根于心”,因而“质直而好义”本身就是人之本性;在儒家看来,“义”之本性如果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就属于是自弃行为,正如《孟子》所说:“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为此,儒家非常强调人之社会性的发展,而高度的社会性则要求人去践履人类的正义和承担社会的责任;如《论语》所言,“见义不为,无勇也”,“闻义而不能徙,是吾忧也”。2.儒家基于“义”的标准来界分君子和小人,如《孟子》所言,“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在儒家看来,君子是具有高度社会性的人,因而“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究其原因,君子的需求层次较高,因而“君子无所争”。3.儒家强调,“仁道”不仅体现于社会认知和内在道德,更要行于利他性实践 ,即行仁政,如《论语》所言,“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且“讷于言而敏于行”。即使强调性恶的荀子也非常重视“道”的实践,他说,“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仁者不为也”。4.在儒家看来,一个人道德成就的高下不在于个人的内在道德,而在于利他主义的实践程度,如果惠及的群体愈大,则其道德层次也越高,正如朱熹所说,“仁者如水。有一杯水,有一溪水,有一江水,圣人便是大海水”。

因此,尽管儒家重视“爱有差等”的亲亲原则,认为实践“仁道”要从家庭中做起,但这种“仁”的实践并不限制在家庭之内;相反,儒家强调,“仁之心”应该基于人类的互动关系而从家庭开始由内向外地扩展,做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要“泛爱众”。事实上,这种人性认知以及由此衍生的行为机理真实地体现了人类社会中的紧密关系,遵行了真实社会中人的行为秩序。为此,孟子指斥了两种极端的做法:一是“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即杨朱纵容个人的私利观是无君(这里的“君”泛指社会利益);二是“墨氏兼爱,是无父也”,即墨子提倡“爱无差等”的兼爱是否定“父”的特殊地位。事实上,如果像墨家所主张的那样,每个人都把路人当作父亲一样亲,反过来也就意味着,他与其父亲也就跟路人一样淡疏了;同样,如果像杨朱所宣扬的那样,拔一毫利天下而不为,这实际上又是一种极端的个人主义和犬儒主义态度,根据这种观点,社群根本无法建立,家庭、国家等都会解体。显然,这两种学说都否定了儒家一贯重视的人伦差序,病都走上了极端,因而孟子称这些主张为“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业”,并痛骂杨墨“无父无君,禽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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