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登录  
 加关注
   显示下一条  |  关闭
温馨提示!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请重新绑定!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  |  关闭

朱富强的博客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日志

 
 

中国人如何约束自身行为?  

2010-09-04 12:29:48|  分类: 儒学研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  |
  本文摘自拙著《人性认知和思维特质的文化渊源:中、西方社会的文明比较》一书

中、西方社会中行为机理和社会规范的比较

内容提要:基于不同的社会和人性认知,中、西方社会的行为机理呈现出很大的不同:西方社会强调个体主义和普遍主义,强调个体权利优先的价值观;而儒家社会强调集体主义和特殊主义,强调个体责任优先的价值观。与此相对应,两个社会也逐渐演化出不同的社会规范:西方社会为调和权利和自由之间的冲突,注重外在的法制制约和内在的宗教制约;儒家社会为缓和有关对居上位者监督缺位的情形,衍生出了仁义礼智信的规范体系和羞愧耻感的心理制约。

 

一、引言

西方社会的认知思维源于自然世界中人与物及自然的关系,由此发展科学知识以最大化利用自然资源,并将这种自然规律拓展到人类社会而产生了自然法、社会进化论等;而且,基于反社会的社会性,西方社会从理性的最大化中发展出了性恶论的认知。相反,儒家社会的认知思维源于生活世界中人与人及社会的关系,由此培育人文精神以克制私欲和调适社会关系,并将这种社会规律拓展到自然世界而产生了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等;而且,基于亲社会的社会性,儒家社会从人性“四端”发展出了性善论的认知。同时,正是基于不同的人性和社会认知,中、西方社会中的行为机理呈现出很大的不同:西方社会强调个体主义和普遍主义,强调个体权利优先的价值观;而儒家社会强调集体主义和特殊主义,强调个体责任优先的价值观。与此相对应,两个社会也逐渐演化出不同的社会规范:西方社会为调和权利和自由之间的冲突,注重外在的法制制约和内在的宗教制约;儒家社会为缓和有关对居上位者监督缺位的情形,衍生出了仁义礼智信的规范体系和羞愧耻感的心理制约。是以本文就此作一比较分析。

二、西方社会的行为机理和制约机制

在西方社会,古希腊自然哲学和基督教教义都认为,到处物质都是相同的,在数学上可表达为相同的规律统治着宇宙中的一切物质之行为;因此,基于对自然万物之间独立性以及相互作用普遍性的认识,西方社会形成了个体主义和普遍主义的认识。在此基础上,西方社会首先尊重的是个体的生存和发展,从而强调个体权利优先的价值观;同时,由于自由乃是人生来就享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自然法把所有的人都视为平等的,从而在天赋人权的基础上强调个体的自由和平等。事实上,尽管西方社会的自然法哲学强调人同时兼有权利和义务,但后来一般都将权利视为比义务更深刻的概念,从而在西方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是一种权利观;其基本逻辑是:上帝仅仅对自己承担义务而不对众生万物承担道德义务,并对众生万物享有最高权利,而人所享受的权利都是从上帝的权利——即纯粹的正义——而来。然而,由于权利和自由始终是以计较争夺以为个人牟利为根本,因而权利和自由在不同个体之间往往会产生冲突,辛格就认为,权利的个人主义和对抗主义是联系在一起的。[1]显然,从近一百年来的西方社会发展中也可以看出,这种权利至上的群己观已经造成了社会的极大混乱,因而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一直是西方社会无法突破的困境。迄今为止,西方社会采取的途径主要有法律和宗教的两种。一方面,西方社会重视自然法则,把自然秩序观念投射到人类社会中,把在一定权力结构下形成的平衡视为合理的,从而形成了社会上相互制衡的关系;而且,针对那些破坏均衡、违反“自然”秩序的行为,西方社会强调借助法律来对此类行为进行制约,这是西方强调法制建设的内在原因。另一方面,在法律制约不到的地方,西方社会引入了宗教力量;它强调内心对全能上帝的敬畏,对原罪的内疚,而服从来自上帝的绝对律令。

显然,这两种约束机制都具有抽象性和先验性:其中,法律来自于自然法规则,是人们基于抽象理性进行思维和演绎的产物;宗教道德律令也是与经验事实相脱节的先验产物。譬如,康德认为,法律依靠国家强制力量使个人自由与他人自由协调一致,法律所制约的是外部自由;而道德是依靠上帝的权威是个人自觉地遵守它发出的绝对道德律令,道德所约束的是内在自由。而且,在康德看来,法律是道德的政治外壳,只有遵守法律,才能实现道德,法律的完善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既然法律与理性、道德相一致,服从法律就等于适应理性和遵守道德,从而法律和宗教道德律令又是相容的。也即,西方社会的法律与道德基本上都是先验理性的产物,这与儒家社会中的道德和法律存在很大差异。成中英写道:“如果我们将孟子所说的不忍之心与康德的无上律令理论作比较,就会知道道德的情操是在认识具体情境经验中具体实现的,而康德的无上律令缺失理性的抽象演绎。因此,要应用儒家的道德并没有什么世纪的问题,而要应用康德的无上律令对于人生具体情境中却发生困难的问题。……在儒家哲学中,具体的理性并不是单单地符合康德所使用的实践理性,也不是单单地符合康德所使用的纯粹理性的抽象理性,因为在中国哲学中所范示的具体理性,不仅要处理人的事迹问题,而且要保证在人生的实践中自始至终于理性相联结”。[2]

当然,西方社会也并没有完全忽视责任和义务,但与儒家社会不同的是,这种义务和责任不是来源于世俗社会,人不需要对他人和社会尽先天的义务;相反,人生所背负的最大义务就是对上帝的义务,譬如,抚养子女本身也是上帝要求的基本义务之一。究其原因,基督教教义认为,个人的生命是上帝给的,“亚当和夏娃以及他们之后所有的父母……并非把儿女看作他们自己的作品,而是看作他们自己的创造者、即他们为其儿女对之负责的全能之神的作品”,因而这些父母仅仅“根据自然法具有保护、养育和教育他们所生儿女的责任”。正因如此,西方社会具有这样两个明显的观念:一是由于作为上帝的子民都是“生而自由平等的”,因而父母是代替上帝抚养和教育子女的首要任务是要子女独立而成为自主的人,而子女一旦成人就要离开父母;二是由于儿童的养育扶持直到他们能够自立谋生本身被认为是父母或社会的应尽的义务,这也是“无限智慧的创世主对他亲手造成的创造物所树立的”,[3]因而子女用不着担负回报社会以及养育父母的责任。显然,正是这种社会关系中的权利观、对上帝的义务观以及行为中的自然主义人生观相结合,造就了西方社会中所存在的普遍的原子主义倾向;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社会中孤立的个体就只得试图通过对外征服来实现人的本质以及上帝所赋予的社会责任。究其原因,不但是由于所有人类都是上帝所创造,因而必须对上帝负责;而且,也是因为人之始祖没有听从上帝的教导而先天地带有原罪,因而只通过世俗的成功来体现他是为上帝所宽恕的义人。也正因为如此,“西方人好争成功,但成功之后,即继之以失败。全部西洋史尽如此”,而且,“争成功必裹聚群力,而被裹聚者丧失其自由,故争自由乃为西方一大传统”;[4]可见,基督教与西方自由主义的演进有着牢不可分的关系。

三、儒家社会的行为机理和制约机制

在儒家社会,人与人之间联系的强弱是由每个人所处的具体地位和社会环境决定的,个人也不可能脱离社会或共同体而孤立生存;正是基于对社会中个体之间以及个体与集体之间的依赖性以及依赖程度不同的认识,儒家社会形成了集体主义和特殊主义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儒家把人的权利视为来自于社群关系,即,每个人都将包括所有其他伙伴的公共福利视为己任;结果,西方社会中存在的那种权利之间的冲突性在儒家社会就大为化解了,甚至还可以成为共生共融的关系。为此,儒家特别强调每个人所应承担的义务,究其原因,个体出生以后首先是从别人或社会那儿获取生存的营养,一开始就享用了人类社会文明的成果;正如梁漱溟所说,“看似群体不外于个体集合以成,其实个体乃从社会(种族)而来。社会为本,个体则其支属”。[5]于是,儒家社会就形成了一种“尽其在我”的人伦观,这种人伦观强调,个体应该对群体和社会尽义务履责任,要“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论语.卫灵公》)。也就是说,儒家社会强调人的责任优先而不是权利优先的价值观:个体首先对集体具有责任,需承担一定的义务;在这种价值观的基础上进一步形成了中国人的责任文化,并衍生出一套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观念。当然,社会责任首先表现为在有机形成的个人关系内部发挥自己的作用,既然人的行为脱离不了其所属的共同体,从而也就表现出明显的社会人式的行事方式;而且,在关系越密切的共同体中,这种社会责任表现得也就越强烈。譬如,儒家认为,人的生命是父母给的,所谓“身体发肤授之父母”, “一个人呱呱落地,就自然地背上了巨大的债务”;[6]因此,人生的最大责任也就在于尽孝,承担赡养双亲的责任,所谓“孝,乃百行之本,众善之初也”,这也是中国古代师长教导儿女的基本内容。[7]

显然,基于个人首先承受的是恩惠这一角度,中国人祭祖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祖先崇拜,也不认为祖先使用或流传下来的东西就一定是好的;相反,是为了对祖先的劳动表示尊敬,表示人们承认对过去一切欠有巨大的恩情,并将之转换成对后代承担抚养责任。而且,这种受恩心理也有坚实的社会基础,因为人们之所以能够享受不断扩大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也就在于人类祖先不断积累的物化劳动在市场中的扩大再生产的作用。[8]正因如此,儒家社会盛行的祖先崇拜具有强烈的感恩心理,这种恩可以来自祖先,也可以来自父母,来自亲情或社会;[9]而且,儒家社会把凡是所亲所敬之人都尊以为神祗,如父母及历代祖宗都是我所亲,都有恩于我,因而我们都尊之为神。相应地,就塑造出了儒家社会两个明显的特征:一者,由于社会主体所受之恩具有强烈的个体性和相容性,从而产生了中国的多神教,如士农工商都有各自的神;二者,通过感恩强化了每个人来到世间所承载的各种责任,强化了人类社会共时性和历时性的和谐关系,所谓“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学而》)。同时,由于“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因而为人子女欲行孝的话,就应先从爱护自己开始,不要让父母为我们身体的伤患而担忧;相应地,儒家强调,每个人应该在自己的品性上要严于律己,不做不仁、不义、无信、无礼之事,而要以德润身,奋发向上,从而不让父母为我们操心、蒙羞,此乃孝顺第一步。正因如此,尽管儒家的教是以孝为根基的,但却不局限于孝,而是要进一步教人为善;[10]例如,周敦颐所云,“天下善曰师”,此善也就是要教人尽一己之任。正因如此,不像西方把宗教精神事务和世俗物质事务分开,儒家强调,人有担负一切世间事的责任,因而“佛教来中国,虽曰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而一为僧侣,死后成佛,终亦是一种私人计较。故终为中国士人所看不起,则儒家教义虽亦崇天命,亦究与宗教有别”。[11]

当然,对责任的过分注重也会衍生出约束上的问题,为此,儒家社会试图建立一整套的社会规范体系。(1)尽管“尽其在我”的责任之间本质上是互补的,但人们也可能不尽自己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又如何制约这种不履行责任的行为呢?为此,儒家社会首先强调的是社会舆论的力量。一个不尽责任的人将失去社会大众的尊重,在关系本位的社会中将会很没面子,从而带来耻辱的制裁。(2)尽管儒家社会舆论崇尚“仁”,但这种仁爱又具有特殊主义的特点,从而可能造成狭隘的本位主义,那么,又如何克服本位主义之“仁”呢?为此,儒家强调通感的扩展,主张以“义”来补充“仁”,“义”就是以仁为基础而作出的合适的正义判断。[12]在儒家看来,仁爱和正义本身则是责任的基本构成要素,一个具有社会责任的人同时要兼顾仁爱和正义,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性善的本质。(3)由于不存在先验的绝对律令使人对恶行产生畏惧,一些人也可能利用“亲仁”的名义损害他人或集体的利益,而儒家社会在相关的社会监督方面却明显不足,那么又如何解决呢?为此,儒家社会又试图借助“礼”来克服这一点。礼是个人依据正义标准作出判断后表现出的外显行为,并且逐渐形成了一种行为的社会准则;显然,基于“礼”的这种行为规则强调正义和利他,而不是私亲,即“夫礼,自卑而尊人,先彼而后己”(《礼记.曲礼》)。(4)在传统儒家社会中,对“礼”遵守和制约主要是依靠个人的自律或社会舆论的力量,因而“礼”本身往往成为一种软约束;而且,如贾谊所说,“法之有用易见,而礼之所为难知”,因而“礼”本身日益外在化,并可能演化为一种形式,甚至是一种虚伪。为此,儒家还是强调要以“仁”为根本,要“祭神如神在”,否则“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不过,一般顺性而为、顺习而行的人,往往只能进入“循规蹈矩”的自然境界,而本身构成不了道德行为,如孟子所说,“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孟子.尽心上》)。实际上,孔子强调“三十而立”,就是能够“立于礼”(《论语.泰伯》);不过,三十岁时能够循礼,却并非已经能够对“仁”、“义”、“礼”有充分的了解,真正进入了道德境界。相反,只是随着知识的提高才能有真正的“仁”和“义”的行为,即只有依靠“智”才能“四十而不惑”;因此,儒家又主张通过教育和学习来促使人们“智”的提高,所谓“智者不惑”(《论语.宪问》)。(5)单纯的“智”也有问题,如西方社会强调的工具理性之“智”就导致功利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盛行;正如孔子所说,“智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智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莅之,则民不敬;智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论语.卫灵公》)。因此,为了做到表里如一,儒家在“智”的基础上又强调“信”,从而形成了所谓的“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并把人性的“四善”转变为实践中的“五常”。这样,在社会行为规范上,儒家社会强调要“居仁由义”、“交接以礼”、“言而有信”和“修身以道”,如孔子说,“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逊)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论语.卫灵公》);由此,儒家社会构建了一系列引导所有社会成员之行为的社会礼义和制度,形成了仁、义、礼相结合的多层次的立体型社会规范体系。当然,西方的基督教也重信,但西方宗教信仰在外,信者与所信是分开的;相反,中国的信则是出自善的天性,因而信在内,是信自己、信已心,并扩而为人与人相交之信,因而信者与所信是和合为一的。[13]

四、几点补充说明

上面从儒家社会和西方社会在行为激励上的差异出来探究和比较了两个社会的规范体系:西方社会崇尚个人权利,并发展出了以硬性法律的监督和制约体系;儒家社会则注重个人责任,并由此发展了多层次的软性社会规范体系。当然,尽管两个社会的责任观和权利观存在很大差异,却不是截然对立的。一个明显的事实就是,社会责任观不仅充盈于儒家社会,也是整个人类社会的价值观体现;例如,美国肯尼迪总统的就职演说中被经常引用的一句话就是:“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而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与此同时,任何人为的组织本身又都不是目的,而是实现人类自身利益的手段;因此,注重个体的基本权利也是任何人类社会都不可避免的,儒家社会也不例外。尽管如此,两个社会在对个人权利的内涵和外延以及尽社会责任的方式上都存在差异,从而产生了明显不同的社会规范体系,这里作进一步的简要说明。

1.儒家社会充满了人文关怀。由于儒家社会强调个体的责任而不是权利,从而往往被认批评为忽视个体的人性;例如,梁漱溟就写道:“中国文化最大之偏失,就在于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一个人简直没有站在自己立场说话机会,多少感情要求被压抑,被抹杀”。[14]但实际上,儒家社会的责任是对所有人而言的,每个人尽责任正是对个体人性尊重的特性,所谓“忠恕”二字都是充满人文关怀的;与此相反,尽管西方社会强调个人的独立,反而缺少了人文关怀。例如,钱穆就写道:“中国人既看重了做人的道理,便不再有人权之争。小孩在家庭便教他孝道,那何尝是主张父权呢?满到年龄成丁,你才能独立算个人,……西方人不同,西方人从小就要教他独立,婴孩晚上就独自睡一间房,晚上父母到房间,把电灯一关跑了。小孩不能独立,要叫他独立;老年人不能独立,还得叫他独立。中国人则扶幼养老。……倘使我是个小孩,我不情愿独立。现在我是一个老人,我告诉各位,幸而我还是个中国人,不要我独立”。[15]正因如此,儒家社会的责任观更注重对弱者的关怀,而西方的权利观则更有利于强者,尽管其中也可能出现变异。梁漱溟就写道:“一个人在中国只许有义务观念,而不许有权利观念,乃起因于伦理尊重对方,反而没有站在自己立场说话机会。谁亦不免于被压抑被抹杀,但其压抑抹杀之者,是‘理’而非‘法’。……中国人实吃亏在讲礼让,看对方重于自己,超过了‘承认旁人’那句话,与起因在不顾旁人者相反。近代西洋人既由相争而达于互相承认,两得其平,此时乃信有非中国之所及者”。[16]

2.儒家社会也尊重个人自由。尽管儒家强调人不是孤立的,但也并非不关注个人的自由。实际上,英国首相撒彻尔就指出,家庭是自由社会的基本基石,显然,儒家社会比西方社会更重要家庭的基石作用,更不要说西方的家庭结构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急速地被破坏了。当然,儒家所关注的自由确实不同于西方理解的自由:西方是强调外在的行为自由,而儒家则强调内心的自由,崇尚的是“从心所欲不愈矩”的自由境界。正因如此,儒家特别注重心性之修养,所谓“君子不可以不修身”(《中庸.二十章》),“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一章》)。一般地,儒家之所以重视教育和学习,其目的是多重的:不仅是获得认知,更重要的是为了修身;显然,通过修身而提高自身的社会性,而有利于社会人际关系的和谐合作。而且,修身不仅是学习书本知识,更重要的是要实践中学习,所谓“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中庸.二十章》);显然,只有通过修身,才可以实现“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从这个意义上讲,传统中国强调个人自在的内在自由之涵义更符合社会性的需要,事实上,“西方人无不向外争自由,而亦终至失去自已身之存在。如希腊、罗马,乃及现代国家,无不皆然。而中国则自由自在,五千年来,依然一中国”;然而,“今人则一意向外,只要外面有一罅缝可钻,即认为乃一己自娱所在,肆其性情,尽力争取,求变求新,无所不用其极。而个人之本来面目,则全已失去,渺不复存。亦不知在此上作计较。如此则仅知有外在之自由,即不再知有内在之人格。人格失去,复何自由可言”。[17]而且,尽管西方人不断地求新求变,但正如罗素指出的,如果真正反省一下的话,就会发现“我们所谓的进步也不过是一场不息的变更,根本没有把我们朝着向往的目标带近一步”。[18]

3.儒家社会的道德主要在于约束上位者。儒家认为,只有通过内心的静修和社会的实践才可以培育起高贵的德行,它所推重的那些圣贤或君子就是修身已经达到一定境界、从而在好学和力行“仁道”方面都堪称楷模的人。正因如此,这些圣贤的德言以及榜样的作用都可以成为庶人提供修心成圣的示范,如孟子所说,“圣人,人伦之至也”(《孟子.离娄上》)。事实上,在儒家看来,圣可以与天与神和合为一,所以,《诗》曰:“文王在天,克配上帝”(《诗经. 大雅.文王》),孟子说,“圣而不可知之为神”(《孟子.尽心下》),而周敦颐则说,“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近思录》卷二.为学)。正因如此,中国所祭祀的神往往都是那些具有高尚德行的人死后所化,如老子、关羽、岳飞都是。当然,那些圣贤和君子之所以能够成为圣,关键在于他们都具有高超的道德使命感,所谓“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相反,那些“小人”则是身心发育不全的人,他们没有这样的道德使命感,从而也就不畏天命和圣人之言,从而就需要“大人”的制约,需要根据天道性理构建出有效合理的典章制度。正因如此,在儒家社会中,道德是用来衡量上位者是否称职的一个主要标准,那些通过其他途径取的权力的人也要受到它的制约。事实上,古代帝王往往从小就需要经受儒家经典的严格训练,孟子一派的心性儒学和荀子一派的政治儒学都强调这一点,而那些通过考试进入仕途的士子也深受儒学的熏陶。相反,法律则是用来制约那些德性不足的小人的,因为法律只不过是体现了最低层次的道德。所以,荀子说,“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者尽,足为天下之极也”(《荀子.解蔽篇》),否则,“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不仁,不保四体;天子不仁,不保四海”(《孟子.里娄上》)。

4.道德制约和法律制约的理论基础是不同的。一般地,法律制约的理论基础是性恶论,而道德制约的基础是性善论;不仅基于性恶论的根本性制约是比“礼”更硬的“法”,而且两者在法律制约和道德制约产生或施行的逻辑顺序也是相反的。如荀子所说,“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尽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今人无师法,则偏险而不正;无利益,则悖论而不治。古者圣王以人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是以为之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也,始皆出于治,合于道者也”(《荀子.性恶篇》)。事实上,尽管儒家试图教导人们看到并理解善的生活,但因为没有明确区分基于维系社会生活的义务道德和基于追求理想境界的愿望道德,相反往往以愿望道德来取代义务道德;结果,儒家社会往往以一样严苛的道德标准来要求社会大众,不但因道德说教而“礼法”苛峻,并且还导致基本法制建设的忽视或落后。与此同时,由于西方社会过分强调正式制度(法制)的制约,而法制仅仅反映了最低程度的道德要求;因此,法律制约并不能为人类普遍的合作现象提供坚实的社会基础,相反,对它的过分强调反而会促进内生交易费用的高涨。

5.内在制约和外在制约在两个社会中也会出现畸化。事实上,这两个社会的内部都存在一些抵消这种差异的文化因素:一方面,儒家社会的羞耻愧感往往会蜕变成社会性的,从而需要依赖外部的制裁,是对他人批评的一种反应,以他人的存在为前提,因而中国人反而不可能是一个道德上的自主性主体,从而很可能滋生一种机会主义倾向;另一方面,西方社会的罪感文化本身是一种内化的信念,它是具有“内我取向”的自省,体现了超我与自我之间的内化的紧张性,诸如十诫这样的道德律令也都具有普适性都会制约西方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因而现代西方人的行为反而显得更为得体,这也是当前两个社会的人们的行为差异所展示的。事实上,羞愧耻感具有道德性和社会性的双重含义。一方面,对追求人性圆满和发展的“君子”而言,所耻者主要是因为个人修为之不足而不能达至“自我认同”的理想境界,这与行为的他律性无关;这可以从儒家经典中看出:“故君子不耻不修,不耻于污;耻不信,不耻不见信;耻不能,不耻不见用”(《荀子.非十二子》),“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另一方面,对那些人性发育不全的“小人”而言,他关注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礼”所规制的个人之身份与角色,从而耻来自面子、尴尬和社会身份的事,这主要源自外部的制裁;显然,正是对这种“耻”的关注,一般人往往是尽量做到“表面的无违”而不管礼的内涵和精神,因而博德指出,“这是一奇异的矛盾:礼的原则乃是给予生命以德性,并以防止形式主义,但事实上却反而造成了形式主义”。[19]而且,由于在中华文化中神的一切惩罚都体现在此岸中,即使不祸及自身也会殃及子孙,而没有天堂、地狱或往世、来生的闪避之地;因此,中国人一直都很注重此生此世“德”的修炼,希望通过作义事来“积阴德”以为自己及子孙祈福。但是,自从晚近西方功利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人发现此生中神并没有惩罚自己的不义行为,自己的不义行为与子孙也没有关系,结果,“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当前社会中功利之心比西方社会还要膨胀;特别是,由于社会中又缺乏西方社会那种制衡力量和制度,任何有权势者都会努力最大化使用他所拥有的信息、地位以及资源等以谋取私利,从而导致了机会主义的泛滥。

  评论这张
 
阅读(1720)| 评论(5)
推荐 转载

历史上的今天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

<#--最新日志,群博日志--> <#--推荐日志--> <#--引用记录--> <#--博主推荐--> <#--随机阅读--> <#--首页推荐--> <#--历史上的今天--> <#--被推荐日志--> <#--上一篇,下一篇--> <#-- 热度 --> <#-- 网易新闻广告 --> <#--右边模块结构--> <#--评论模块结构--> <#--引用模块结构--> <#--博主发起的投票-->
 
 
 
 
 
 
 
 
 
 
 
 
 
 

页脚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