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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的博客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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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要探究中国经济学范式  

2010-08-05 22:18:53|  分类: 中国经济学探索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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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载自<中国经济学范式探索>的前言

 

一般地,以增进社会福利为根本目的的经济学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面对着物时如何行为,如何最大化地使用自然物;二是面对人或社会时如何行为,如何充分运用理性以实现社会需求的最大化。显然,由于任何人类行动都具有一定的社会性,都必然涉及到后一方面内容;而且,随着社会性资源在生产中日益重要,后一方面内容的研究日益重要,因而经济学必须关注内在于经济现象中“人”这一因素。对本体论上讲,经济学研究的就是人的行为及由此衍生出的社会现象尤其是经济现象,这一研究对象具有这样两个基本特点:一是浓郁的人文性,人的行为内含了文化的、心理的意识,对经济现象的改造也往往内涵了人的主观认知和社会理想;二是强烈的本土性,不同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下的人类行为动机和行为机理是不同的,从而不同时空下产生了千姿百态的社会现象。

正因如此,经济学具有浓郁的人文性和强烈的本土性,其理论的构建和发展必须契合于特定时空下的社会关系和行为机理之中;这也意味着,不同社会文化下的经济学是有差异的,经济学本质上无法像自然科学那样科学化、客观化和通用化。譬如,在经济学学说史中,经济学的本土化就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英国和法国就因文化传统的差异而形成了不同的经济学风格,德国也因历史、文化的独特性而产生了影响深远的历史学派;而且,正是这些基于不同本土特质所形成的经济学流派,相互竞争和相互补充,共同推动了经济学的发展和成熟。同样,就现代经济学的发展而言,随着经济学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宽,制度、文化等社会性因素已经重新被引入到了经济学之中,它不仅导致行为经济学、女性主义经济学的勃兴,而且引发了对经济学本土化的重新探讨。

当然,就西方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文明而言,它发源于希腊理性和希伯莱信仰,并经历了基督教文明和自然主义思维的长期洗炼;因此,尽管强调西方各国的文化并不尽相同,但大体上却是相通的,其思维方式和行为机理也大致相似。事实上,正是由于有相通的社会认知和思维方式,英、法两大经济学传统才可以统一于现代主流经济学下,德国学派的很多思想才会不断地被吸收进主流经济学中,从而最终为现代西方经济学夯实了文化心理这一微观基础。从这个角度上讲,现代经济学尤其是现代主流经济学是“西方”的,不仅是因为它发源于西方社会,而且,迄今还植根于西方社会的文化和心理,其理论假设和分析框架都是基于西方自然主义思维。与此不同,现代经济学所基于的文化心理和认知思维与儒家社会存在很大的差别:尽管当今中国社会因受到西方文明的冲击而在很多方面都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文化和心理结构却很难短期内被更换,儒家的传统文化和思维至今仍然深深地根植于中国土壤中。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举公共交通的定价作典型例子来加以比较分析。

一般地,在西方社会,公共交通基本上都是私人投资的,其定价是以公司效益为原则,从而往往根据消费者的个人效用而作差别定价;为此,西方社会中公共交通的价格往往相差很大,早半个月或者10天前订票所付价格往往只有临时买票的几分之一甚至是十分之一。相反,在中国社会,公共交通基本上都是政府投资的,其定价是以社会福利为原则,从而往往根据生产者的投资成本而作统一定价;为此,中国社会中公共交通的价格往往比较固定,无论是半个月或者10天前订票还是临时买票上车所付的价格都是相通的。而且,即使都是私人投资,由于文化上的差异,也会产生定价原则的差异,表现为不同的促销形态。一般地,由于西方社会定价的基础主要是基于需求和个人效用,因而定票越早价格往往也就越低;究其原因,越早订票的消费者往往有更多的选择,从而价格需求弹性高。相反,由于中国社会定价的基础主要是基于成本考虑,因而最后时刻临时买票的消费者往往得到意想不到的低价优惠;究其原因,供给者考虑的是如何尽可能地使已经投入的沉淀成本发挥最大效益,显然,只要票价高于可变成本,那么新增一个顾客就是有利的。

同样,我们还可以从不同路线的巴士票价之差异来了解两个社会的认知差异及其衍生出的不同社会现象:一般地,中国社会往往是那些乘客稀少的路线票价较高,因为单人运输的成本较高;相反,西方社会则往往是那些乘客有固定需求的路线票价较高,因为乘客的选择机会较少。而且,在西方社会,人越多、车越拥挤,票价相应地往往也会越高;一个明显的例子是,英国各地开往机场(尤其是去伦敦希思罗机场)的巴士票价都普遍比开往其他地区的要高很多,开往其他地方的打折票价有时只有去机场的十分之一甚至是数十分之一,而开往机场的巴士票价很少有打折的。显然,在儒家思维里,这种定价是不合理的,因为公司所付出的成本并没有增加,相反人均成本反而减少了;事实上,中国各城市开往机场的单位里程价与其他长途巴士乃是城市公交的价格大致差不多,很多城市都有去机场的城市公交。

那么,我们如何认识这类现象呢?Kahneman、Knetsch和Thaler的行为实验表明,当价格上涨时源于成本上升时,消费者往往认为这是正当的;但当价格上涨时源于需求冲击等市场条件的变化时,消费者就认为这是不正当的。[1]按照一般的理解,这种现象体现了人们对正义和公平的诉求,而不是如主流经济学所就假设的那种经济人;而上述的种种事实又表明,将价格上涨的合理性与成本联系起来的观念在儒家社会要比西方社会更为普遍和深厚,这也反映出儒家社会的人们更注重公平性,更注重社会价值。事实上,儒家文化就特别强调“利中见义”、“以义生利”,注重基于移情和通感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正是基于这种文化差异,在当前中国社会,往往只有那些深受西方主流经济学熏陶的人士大力倡导通过提价来缓解春运,并把这种行为看成是理性的;而几乎所有的普通大众都对此持激烈反对的态度,并把这种人视为“趁火打劫”的奸商。

显然,从经济学所研究的工程学和伦理学这两方面内容及其相应的人文性和本土性这双重特性来看,目前国内存在的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这两大经济学分支在研究范式上都存在明显的缺陷:一者,在研究对象上,它们都继承斯密的财富思想而把局限于物质生产领域,从而都在不同程度上因忽视了生产资源和人类福利的变化而滞后于当今社会;在研究思维上,它们都继承李嘉图的抽象分析而拓展了西方的自然主义思维,从而都在不同程度上难以剖析真实世界中人们的互动行为。事实上,由于两大经济学范式的分析框架、研究思维及行为机理都是西方的,由此所构建出的也只能是“西方”经济学,而不是真正的中国经济学;同时,由于两者都将研究对象局限在物质领域而忽视了人类福利的变化,这已滞后于当今社会,而无法对当今实践起到真正的理论指导。正因为现代经济学本质上仅仅是“西方”经济学,因而其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基本上也都是由西方学者或者完全西方化的学者所推动的,而中国经济学人在主流经济学领域则很难做出实质性的贡献。

林毅夫曾指出:“社会科学理论贡献的大小决定于被解释现象的重要性。进入近现代社会以后,各国的经济关联十分密切,发生在大国的经济活动不仅影响大国本身,而且会对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发生重大影响。因此,研究世界上最大、最强国家的经济现象,并将之总结成理论的经济学家,他们也就容易被认为是世界级经济学家。” [2]这也意味着,中国经济学人对经济学的贡献并不在于对源于西方社会的“纯理论”的阐释和发展,而是在于是否能够将国内日常生活中的经济现象上升到理论层面,从而提高人们的认知能力。正因为儒家人性观、社会观等至今仍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政府决策,因此,如果不搞清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经济结构、文化结构、制度结构,就解决不了当前中国的社会、经济问题,也形成不了真正根植于中国社会的经济学理论和思维。从某种意义上讲,如果经济学理论没有本土化,就没有根植性,也就没有创新性,当然也就没有现代性和世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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