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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的博客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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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能够且应该做什么?  

2010-08-11 22:08:42|  分类: 经济学杂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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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能够且应该做什么?

朱富强*

一、引言

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对象是人的行为及其互动行为所产生的社会现象,而现实生活中任何经济行为都必然是社会性的,必然会涉及到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层面,即使纯粹的资源配置也不例外;也就是说,经济现象本质上是公共性的,因而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应该在公共领域而不是“发财致富”私人领域。但是,自边际效用学派兴起之初,经济学就将其研究对象从公共领域转向了私人领域,并逐渐由一门主要研究国家如何增加财富的学问变成了研究资源最优配置的学问,甚至“政治经济学”这一名称也被“经济学”所替代了。正因如此,局限于私人领域的主流经济学主要探究的是消费者如何取得最大效用、厂商如何取得最大利润等孤立的个人理性问题;而且,在建构理性主义的支配下,主流学者认为,通过市场中“无形的手”机制可以实现私利和公益的统一,个体对资源的理性处理可以实现整个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将一门探究经济发展规律以及促进人类福利提高的学科转变成了一门个人发财致富的学科。

于是,早期经济学家与社会现实相结合的传统也开始消失了,经济学家也逐渐丧失了其应尽的社会责任,其研究也趋向了两个极端:一方面,为了追求所谓的客观化和科学化,数理经济学开始陷入了一种自我解释的逻辑游戏,开始构建与现实远远脱节的一些最优化或均衡的理论学说,从而表现为冯友兰所谓的“极高明而不道中庸”;另一方面,为了追求所谓的实用性,计量经济学热衷于对现象的描述和解释而不能提供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想,因而远远不能提供改革的方向和思路,从而表现为冯友兰所谓的“道中庸而极不高明”。究其原因,解决私人领域的问题主要是如何处理边际效用相等或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等技术性这类问题,当消费者和生产者被灌输了这一知识和理念之后,更具特定时间、特定地点以及特定知识的现场者个体可以更好地处理其他相关的一切具体事务。相反,与具体事务相脱节的学院派经济学家根本不具有现场者那种基于不断变动信息的个人知识,也无法像现场者那样采取灵活多样的行动;而且,经济学家有优势的那些属于经济学理论的共同知识又往往是非常抽象的,主要是事后解释性的并非常缺乏对未来的预测力。正因如此,现代主流经济学也试图将经济学大众成纯粹解释性的公理体系或经验学科,而且,这种取向也深深地影响了国内一大批经济学者。

二、经济学家“应然”的基本任务

其实,任何一个掌握经济学基本理论的人在其具体的工作领域往往都会比那些一流经济学家干得更出色,就像一个掌握一些基本原理的汽车维修工都比那些呆在实验室里的物理学家更加了解汽车的结构和性能一样,况且,经济领域的变动信息要比机械制造业更为复杂;因此,属于私人领域的问题根本不需要依赖经济学家提出什么建议,经济学家实际上也不能起什么作用。特别是,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然主义思维的指导下,不但一切市场经济行为都应该由孤立个体自由展开,而且,一切社会制度的完善和“设计”都是市场中分立主体互动的结果;因此,无论是在微观经济活动还是宏观经济导向方面,学院派的经济学家基本上都已失去了继续存在的空间。正因如此,欧美经济学家的角色就开始了两个方向的转化:一是那些掌握了经济学基本理论的人员开始大量地进入私营研究所、投行、基金公司或者其他咨询机构以研究微观经济活动,开始转变为“货真价实”的经济分析师,不过却也往往被误称为“经济学家”;二是一些经院经济学家开始把经济学当成了自然科学来研究,使得经济学的数理化倾向日益偏盛,经济学也逐渐成为一些人士展示其智力的游戏,经济理论与现实也就越来越相脱节了。

当然,即使在当前以个人决策为主体的市场经济中,也不是说经济学完全无事可做,我们可以从如下三方面加以说明。(1)就像人类对汽车性能的要求越来越高,因而汽车制造者或维修者也需要更为先进的知识一样;同样,在经济学领域,人们也希望对资源的使用更有效率,而这依赖于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理论的探索。(2)为了符合社会的公意,也必须对汽车的结构和性能要求加以规定,汽车制造者或维修者的工作必须遵循这个规定;同样,经济学家也需要对市场中的个体行为中可能危害社会的行为加以分析,并提出相应的限制规定。(3)即使市场经济中完全由个人进行决策,但消费者和生产者决策的正确程度却依赖信息的充分程度;显然,一个社会的信息沟通状况往往依赖于其市场机制的完善度,而这需要由经济学家等来推动并由政府或其他社会机构来实施。

上述三大领域都表明,如果说现代经济学家对社会经济的参与还有积极作用的话,他的主要职责也不是在私人领域,而是在公共领域。这也意味着,学者这一岗位本身就属于公共领域的,他不断地发现洞见以增加整个社会的认知,从而他的工作具有高度的公共品特性而很难通过市场报酬来体现;而且,社会责任是学者的基本要求,学者根本上是关注整个社会发展的,而不是为特定企业或个人服务的,否则他就仅仅是作为一个企业或团体的研发人员而存在。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以斯密、穆勒为代表的早期古典经济学家一直都致力于社会制度等现实问题的探究,他们努力把社会公平和市场经济学结合起来,如穆勒的著作就是古典经济理论、经济政策和社会哲学的完整论述。正是在古典经济学家们的努力下,西方社会逐步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市场制度,从而可以充分施展个人的自由,从而使得新古典经济学家可以注重研究私人领域的研究。

同时,尽管新古典经济学的主导思想是推崇市场的自发作用,但对社会制度的改进和完善途径而言,不同学派和不同视角的学者也往往有截然不同的看法:有的主张需要依靠人的自觉性建构,而有的则强调自发的演化过程。显然,正因为奥地利学派的学者特别强调个人知识和演化的作用,因而在他们看来,除了继续说服其他经济学家、政治家和公众相信自由放任是最好的政策外,经济学家就已经无事可做了,最多就是通过发展博弈论来解释信息不充分条件下的决策;同时,正因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充分吸收了奥地利学派有关社会制度自发演进性的思想,它才将一般均衡理论建立在“无形的手”而不是“有形的手”之上,并最终导致经济学的特质也发生了从公共领域到私人领域的转化。在这种情况下,学院派经济学家的主要作用就在于给社会大众传授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知识,以至原本以探求学术和承担社会责任为已任的学者也转变成了纯粹传授知识的职业教师,从而把经济学家应承担的公共责任给抛弃了。然而,正是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家在市场出清的假设条件下过分强调经济学研究的私人性,结果,就无法解释和解决整个社会不断重复和加剧的经济危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凯恩斯创立的宏观经济学重新强调的市场的非均衡性,关注了财富(收入)的创造过程,从而重新将经济学拉回到公共领域的范畴。

三、国内经济学者的“实然”活动之反思

上面分析表明,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必然不是纯技术性,都必然关乎公共领域的利益关系问题,都关乎社会制度的建设。从这个角度上讲,现代主流经济学关注于私人领域的发财致富问题,这实际上体现了经济学科的蜕变,这种学说在当前中国社会造成的问题尤其严重。事实上,一个良好的社会制度是保障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也是维护人们的应得权利和国民财富同向乃至同比例发展的关键要素;但显然,中国的公共领域至今依旧处于混乱状态:一者正是由于缺乏健康的市场机制导致宏观经济不断震荡和市场主体承受政策变动之苦,二者当前收入差距急速扩大以及由此滋生的愈演愈烈的社会矛盾也凸显出当前社会制度的无序和失范。究其原因,中国社会的市场经济才实行了30来年,真正有序的竞争体制还没有建立起来;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家的主要任务更应该集中在公共领域,在向人们传授有关市场经济的基本知识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积极探究公共制度的建设。

关于理顺公共领域关系的重要性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说明:一方面,中国人民历来并且至今仍是勤劳而智慧的,他们完全可以凭借自身的勤劳和智慧适应市场竞争,完全可以尽可能地获取并运用信息以最大化地实现资源配置;正因为如此,竞争性市场可以在中国各个角落迅速建立起来,不仅个体资本在国内外得到充分的流动,国内外的先进科学技术也不断转移,从而使得微观(组织)经济呈现出越来越强大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中国公共领域至今为止却依旧处于混乱状态,它完全没有为良性的市场竞争夯实基础,这导致宏观经济学不断震荡,市场主体也不断承受制度或政策变动之苦;事实上,也正是由于公共领域制度安排的缺位和扭曲,导致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企业层面的管理都缺乏效率,从而使得集体力或协调力得不到充分的实现,这也正是制约中国经济增长进一步发展的根本因素,这从个体技术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巨大差异上得到充分印证。

不幸的是,尽管经济学研究的根本目标在于完善社会制度,经济学家的基本职责也在于理顺公共领域中的利益关系,同时,中国公共领域的问题又是如此的糟糕和严峻;但是,当今学术界绝大多数的学者却依然热衷于私人领域,热衷于为各种利益团体出谋划策,并由此形成相互攻讦的学术宗派。即使一些搞宏观经济的学者似乎关注公共领域,但也基本上完全搞错了方向,因为他们往往简单地基于凯恩斯的萧条经济学而在一些本身就缺乏真实性的数据基础上来探究影响中国收入分配、经济增长、地产、物价、股市等问题,并想当然地利用理性选择学说来加以解释。

而且,由于社会制度的完善必须充分体现时代对社会正义的认知和要求,体现对弱势群体的关怀,而缓和基于“物竞天择”的纯粹市场机制所造成了两极分化倾向;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学本质上又是关注穷人福利提高的,经济学家也应该是弱势者的利益代表,并关注人类社会的长期有序发展。正因如此,作为一个有社会责任的经济学家,他应该关注当前资本市场中内在的制度缺陷并探寻完善之途径而不是去预测股市,他应该关注当前房地产市场中内在的制度缺陷并探寻完善之途径而不是去预测房市,应该关心整个宏观经济发展中的无序并探寻完善之途径而不是去预测GDP的增长率。事实上,后者本身都是专门行业或职能机构中分析师的责职,经济学家也根本不具有这方面的比较优势;正因为角色的混淆,当前那些“主流”学者的所作所为不但对整个社会制度的建设没有多少帮助,而且还往往因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而误导了改革,根本解决不了当前的各种经济问题。

最后,需要指出,尽管国内一些学者积极照搬新古典经济学着眼于私人领域的研究思维、分析框架乃至基本理论,但他们所作所为却完全背离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特质;因为他们根本无法像西方“学者”那样心甘情愿地呆在高校的象牙塔里以从事纯粹数理模型的构建和形式逻辑的推导,相反,却试图游刃有余于学界、商界和政界:不但大肆为商业、企业、证券、金融等各种私人利益团体出谋划策,而且还积极充当各级各个部门的政策顾问,试图依据探究私人行为的理论来指导整个社会的公共制度建设。更为不幸的是,就是这一群对公共制度建设几无作用而对具体市场实务又不甚了了的“明星”学者,竟然通过市场上或媒体上的那些哗众取宠的行为和言论,不断获取并迅速积累了与其贡献远不成比例的物质和声誉上的报酬。实际上,这些学人几乎不再关心公共领域,不再承担社会责任,而且,也已经抛弃了传统知识分子的学术理念;但是,他们却依然被大众和媒体尊称为“经济学家”,甚至还会塑造成大名鼎鼎的“学者”或“思想者”,这显然正是当前中国学术混乱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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