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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的博客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日志

 
 

女性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学  

2010-06-09 17:41:07|  分类: 中国经济学探索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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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内容发表于<经济学家>2008年

中国经济学人为何难以融入主流经济学?

--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性别结构失衡谈起

内容提要:经济学理论本身基于特定的文化心理基础,从而具有强烈的人文性和本土性。正是基于这种人文性特征引发了人们对对具体社会中人之理性的重新审视以及对社会中人之行为的关注,并导致20世纪80年代之后女性主义经济学的勃兴;经济学领域的性别差异又进一步引发了社会性的思考,从而引发了对经济学本土化的探讨。

   

一、前言

现代主流经济学以经济人为基石来构建起理论体系,因为它把经济人视为对一般人类行为的抽象。但问题是,不仅男女之间在心理和行为上就存在明显的差异,这无论是表现在公平、正义以及歧视等观念上还是所采取的相应行为方式上,这也已经为大量的行为经济学实验所证实;[1]而且,不同社会文化下人们的行为机理也存在很大差异,儒家社会和西方社会就形成了很不相同的文化心理,这也为大量的行为经济学实验所证实。[2]在很大程度上,经济人更主要是体现了男性的行为方式,尤其是西方男性的行为方式;而现代经济学之所以集中此类行为方式的研究,主要是将此类行为视为理性的。譬如,长期以来的一个流行观点就是:女性具有非理性的特性;同样,西方人在谈到中国人的行为方式时也存在这样的概念,中国人具有更多的“非理性”的价值和社会取向,因为现代理性概念就是源于西方的科学技术。但问题是,女性果真不如男性理性吗?其实,大量的证据表明,女性更愿意进行合作而不是争夺,其行为也更少破坏性;正因如此,女性支配同样的资源往往可以获得比男性更大的快乐,甚至女性在股市上的平均回报率也高于男性。既然如此,我们又何从想当然地认定女性是非理性的呢?同样,儒家文化注重个人责任,关注集体利益,强调互惠合作;正因如此,儒家文化创造了中国民族两千多年的光辉历史,维持了持久的社会安宁,目前也正成为社会经济快速增长的基础。既然如此,我们又如何想当然地认定中国人比西方人更不理性呢?

显然,这要求我们必须充分审视理性的内涵,重新探究人类的一般行为机理,并由此揭示社会经济现象的真正成因。其实,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号称是研究人类理性行为的学科,但理性究竟为何物在学术界却一直引起争论。一般地,从词源学的意义上讲,理性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人们的目的与选择的手段之间的关系上,强调为实现目的所采取的手段之合理性;显然,目的只不过是人们主观愿望,它与特定的心理和文化有关:不同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下人的目的是不同的。正因为不同个体的活动目的存在差异,因而理性的内涵本身也是多重的,它体现了不同人的价值观;相应地,我们不能说女性的某些行为或东方人的某些行为是不理性的,或者说,不如男性行为或西方人行为理性。事实上,现代经济学之所以有此判断,主要是基于经济人的行为方式,这种方式随时准备采取行为功利主义的最大化策略;但是,女性或者儒者却往往较男性或基督徒更乐于从于他人的关系中认识自己,倾向于考虑某一特定情境周围更广阔的背景,更愿意遵循那些公认的规则。正因如此,我们说,现代主流经济学所理解的理性内涵是非常狭隘的:一者,它以西方社会的文化心理为基础;二者,它又深深地打上了男人在市场中的行为烙印。这也意味着,现代主流经济学对人类行为的解释并没有反映出女性的行为方式,同时也无法解释东方社会的经济现象。

正是由于现代主流经济学建立在这种特定的文化心理之基础上,从而就主要有利于西方经济学人的研究,尤其有利于西方男性经济学人的研究;而且,现代主流经济学还建立起了一整套有利于西方经济学人尤其是男性经济学人的评价体系,任何在基本信念、研究方法、基本理论方面与主流经济学背道而驰的探索都会受到刻意的排斥,甚至连发表的机会都没有。结果,就造成了现代主流经济学界人员结构的严重失调:东方人尤其是儒家社会的学人在主流经济学界几乎没有任何学术话语权,同样,女性在现代主流经济学界中所占的比重以及所做出的贡献都非常低。正因如此,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语言修辞学的兴起,西方一些经济学人开始探究经济学中的措辞,从而逐渐促使了女性主义经济学的兴起;显然,这种措辞学的研究同样可以分析我国经济学人被边缘化的现状,从而促进中国经济学的兴起。是以本文通过对经济学界明显存在的性别结构失衡这一状况的原因剖析,以及女性主义经济学在欧美学术界日益兴起的事实,来反思现代主流经济学在当前中国社会的适用性,并以此为中国经济学的范式探索提供启迪。

二、经济学界性别结构失衡的现状

在当前西方经济学界存在发现一个明显的现象:男性占了研究者的绝对多数,这个比例比在物理学或其他社会科学中都更高,而女性对经济学研究的参与程度非常低;而且,女性对经济学参与程度与研究层次成反比,有成就的女性经济学大家往往非常罕见。就女性在经济学家队伍中的比例而言。在世界各国经济学类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当中以及在每一个研究层次上都呈现出相对短缺的状态;而且,研究的层次越高,女性的相对比例就越低。比如,在美国大学经济学系当中,女性约占全日制教授的6%,助理教授的28%。[3]事实上,即使近年来经济学家中女性的人数比例有所上升,但在高等学位和高级职称方面尤其是在那些最著名的研究机构中仍然是不成比例的:一方面,女性获得经济学本科学位的比例从1949-50年的8%上升到1985-86年的34%,但获得硕士学位的比例从12%上升到28%,而获得博士学位的比例则从5%上升到20%;另一方面,1988-89年,在只有本科的机构中女性构成了全体教师的16%,但在有研究生项目的机构中女性只构成全体教师的9%和全职教授的3%。就女性经济学家的贡献而言。根据布劳格有关对那些对经济学原理产生重要影响的具有声望的经济学的列表,在1000个经济学家中只有31位是女性,而且只有5位是20世纪之前出生的,而17位出生于20世纪30年代之后;而布劳格在《凯恩斯以后的100位著名经济学家》一书中所开列了当代经济学中100位大学者的名单也只有三位女性,这包括罗宾逊夫人,而其中另一位主要人物——唐纳德.麦克洛斯基原本是个男性,只是成名之后才出人意料地宣布改变性别的。[4]同样,从1969年开始产生的数十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几乎全是男性,直到2009年才出现第一次由女性经济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获得;从1947年到2005年的29位克拉克奖得主也都是男性,只是2007年才由苏珊.艾希第一次获得该奖。此外,美国经济学学会每5年授予一次的沃克奖的7个得主(从1947年到1972年)都是男性,从1947年到1989年的37位来自其他国家的荣誉成员也都是男性;而在1965年到1989年间40个比较知名的奖项中只有其中一项授予了一位妇女,自1886年美国经济学会建立以来也只有一位妇女(1986年A.M.Rivlin任主席)担任过主席一职。

那么,为什么在经济学界会出现这种严重性别结构失衡的现象呢?徐延辉分别从自然、社会、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收入等几个方面提出了4个假说来解释经济学界女性参与率低的原因,[5]但是,“标签说”不能解释“女性不适合从事经济学研究”这一标签是如何形成的,况且,这种标签说更适合自然科学而不是针对经济学;“人力资本说”适合于所有的学术研究而为经济学界所独有,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经济说”把经济学研究视为投资长、见效慢、投资回报率不确定的高风险工作,但实际上历史、心理、艺术等人文性更强的学科更符合这种特征。“自然说”反映了男女之间的思维差异,但主要归咎为理性思维这点上。实际上,这也是流行的观点,即女性在经济学领域数量少、成就不高的根本原因在于:女性不擅长于数学,以致女性的逻辑抽象能力较低,而现代经济学是一门充满理性的实证科学,需要严谨、抽象和规范的数学逻辑训练。但显然,这是一种以偏概全的说法,是经不起严密推敲的,因为女性在经济学领域中所占的比例往往要比在数学或自然科学领域所占的比例还要低。例如,费波尔和纳尔森指出,在1985~1986年间美国数学专业有47%的学士学位和35%的硕士学位是授予女性的,这显然要比经济学中高很多。[6]

关于性别结构在经济学专业和数学专业的明显差异,也可以从当前我国的事实得到反映。在我国一些院校所开设的经济学-数学双学位班中,女生都占有相当的比例;例如,笔者所在学院所设立的经济学-数学双学位班中,女生长期超过一半。中国的高考现状更是对女性不善于数学的否定:北京从2005年至今,高考文理科的状元一律都是女生,而重庆自2001年起,连续8年的高考状元中,16个人里有13个是女生。因此,即使女性在数学等自然科学领域的创造性劣于男性(况且也不尽然,哈佛大学校长萨默斯还为此被迫辞职),但从对数学的掌握程度来判断从事主流经济学研究的成就显然也是缺乏说服力的;例如,普雷斯曼就指出,“经济学界是男性为主导的领域。多少有点令人惊奇的是,经济学原理中数学本质并不是个中缘由。在经济学领域,女大学生和女博士所占的比例要比在数学或自然科学领域所占的比例小”。[7]一个相应的比较是,尽管传统的观点认为中国人不善长逻辑思维,从而没有发展出纯粹数学等学科;但是,就时下的情形而言,中国人的数学能力并不差于欧美人士,并且在数学等领域所作出的贡献越来越突出。不过,尽管如此,在经济学数理化越来越突出的今天,中国人在经济学领域依然无甚贡献,这如何解释呢?

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与西方社会稍有差异的一个现象:在当前中国经济学界,女性的比例却异常的高;特别是,经济学专业的女生越来越多,甚至远远高于其他社会科学。不过,即使学习经济学的女性比例如此之高,但在经济学领域真正有所创见的女性的比例还是要远低于其他社会科学,这又如何解释呢?其实,经济学专业中女生偏盛的状况与中国的教育体制有关:目前中国高校的招生主要是以同一高考成绩为主要指标的,而高考的内容大多是需要死记硬背的;特别是,随着中、小学考试难度一再降低,基础性的考试题目主要考察学生是否细心等学习习惯,这种考试制度更有利于女生的发挥。事实上,一般来说,男生好奇心强、求知欲强,但不太注重细节;相反,女生却更加细致、耐心,也更舍得下力气。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讲,同龄男性语言发展迟缓,怯于公众场合表达自己;因此,在中小学阶段,男生往往不容易得到老师的表扬和喜欢,从而往往产生明显的挫折感。正因如此,以现在的教育评价标准衡量,女孩往往占有明显的优势,而男生比较占优势的动手、实践等方面的能力却很难通过书面考试方式得到体现;结果,我们就可以发现这样一个明显现象:教学质量越好的高中录取的女生越多,一些重点高中的女生录取比例达到了70%左右,很多优秀男生失去进入重点学校继续学习的机会。

显然,正是由于当前这种教育体系,使得在高考中女生往往具有明显的优势,从而导致了不成比例的大学生构成:尽管男生在高中阶段的人数比例要高于女生,但2007年全国高考30个省份产生66名高考状元中女生就占了46人,比例超过70%;特别是,女状元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1999年女状元只有 33.82%,2005年开始则开始迅速提高。显然,在以成绩决定高校入门和专业选择的情况下,善于考试的女生往往可以获得主动;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中学教学要求的逐渐降低,女生所拥有的这种专业选择优势也越来越明显。一个明显的事实是,由于当前财经类专业的热销,大量女生涌入了经济学院或商学院,这不仅体现在国内高校中,也体现在去海外留学的那些高校中。而且,这些女生在商学院的学习成绩依然不错,从而又使得经济学领域的研究生层次也占有相当的比例;究其原因,当前国内经济学教育整体上都是全盘引入的,它的学习和研究所注重的是遵循已有的常规范式而基本上已经丧失了创造性,这显然也有利于女性记忆式的学习和机械式的应用。正是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女性在中国经济学界的教授和专家中也占据了相当的比例,不过,基本上还是很少出现成就突出的女性。[8]

那么,是什么造成了在经济学领域的研究队伍及其贡献中存在如此的性别结构失调呢?一般地,这需要从这样两个方面进行剖析:一是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本身特质如何?二是女性的思维逻辑是否与之相符?一方面,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是建立在西方心理之上,却并不是反映了所有西方人的共同心理,而主要是建立在具有强烈扩张和征服欲望的男性的心理基础之上;另一方面,女性具有不同于男性的思维特点:她不仅更富有感性、具体的形象思维,而且注重人际间的合作。正因为女性的思维逻辑与现代经济学的特征相差甚远,从而严重限制了女性对经济学的贡献,或者说严重低估了女性对经济学的作用。事实上,尽管琼.罗宾逊夫人被誉为最伟大的女性经济学家,她的思想新颖别致、富于感染力;但这种分析方式却不符合主流经济学家惯用的理论框架,这也是导致她未能获诺贝尔奖的重要原因。正因为现代经济学存在明显的性别结构缺陷,20世纪80年代之后终于导致了女性主义经济学的兴起。

三、男女间在心理和行为上的差异

一般来说,男女双方在心理和行为上存在很大的差异:男性具有明显的攻击性、自主独立性,具有旺盛的征服和控制欲望,试图把“已”之外的一切事物都当作实现自身目的的工具,从而与经济人的行为特征具有相通性;相反,女性往往更注重人情,更富同情性,更乐于从于他人的关系中认识自己,承认他人是与自己一样的实在而不排除他人,尊重他人的需要而不随意打扰他人,这与那种冷淡的经济人明显不相符。关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通过圣经中的两个故事加以说明:亚伯拉罕为了某种抽象的上帝之命令而情愿牺牲自己的儿子,而所罗门王时的那个妇女在儿子命在旦夕时宁愿放弃真理也不愿目睹儿子被杀。显然,这都显示了男女之间的趋向性差异:女性往往更乐于追求互利的合作,而不是为一点小利而进行赤裸裸的竞争;相应地,女性更容易卷入情感之中:更热衷于关注别人,也更容易被别人关注,更乐于帮助别人,也更容易获得帮助。相反,男性往往显得更加工具主义和自我为中心,从而相对不易获得信任和帮助。例如,女性在旅途中更容易获得搭便车的帮助,[9]在旅行迷途时也更容易获得他人的热情建议,[10]甚至向陌生人乞讨获得的钱也比男性多。[11]

事实上,大量的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以及人类学等社会科学的理论都认为,女性具有更强的社会取向(即无私),而男性则具有更强的个人取向(即自私)。例如,达尔文就曾写道:“女性在精神性情上显得与男性不同,主要是女性显得更软和、更无私……男性……沉迷于竞争,这使得他产生了容易自私的抱负”。[12]同样,现代心理学实验也证实,女性对种族的态度比男性更为温和。[13]而且,女性往往更关注所属群体、更善于协调、更倾向合作、更注重公平、更加慷慨大方、具有更强的自律性和容忍性、也更不易走入极端,这些品质已经为大量的行为经济学实验所证实。

首先,女性往往更善于奉献,从而表现出的利他主义倾向更高。例如,Dufwenberg和Muren所做的独裁者博弈实验jiu 显示,给与接受方正的份额的女性“独裁者”比男性“独裁者”更多,女性接受方收到的份额也比男性多;[14]后来,Dufwenberg和Muren还做了团队独裁者博弈实验,进一步发现,绝大多数成员是女性的团体往往表现出更大方、更平均。[15]同样,Eckel和Grossman所做的双重匿名独裁者博弈实验就表明,女性的平均捐赠(出价)是男性的两倍;[16]而Abbink等人所做的公共品自愿投资博弈实验也表明,女性在对公共品投资的份额比男性的高很多,数据如下:[17]

女性和男性的贡献决定


实验类型

受试者单独登记参与(IR) *

受试者以4人一组组团登记参与(GR)**

2人团

4人团

8人团

赞同投资的比率

第一轮

女性

100.0%

94.7%

90.0%

96.2%

男性

50.0%

66.7%

70.8%

100.0%

全部

女性

78.4%

80.5%

78.8%

77.0%

男性

55.0%

55.0%

54.9%

81.3%


注:*确保将受试者之间的社会联结降到最低;**确保团队是受试者自己选择。

其次,女性具有更高的价值理性,从而更愿意遵循价值行为,更少功利主义。事实上,有研究就表明,女性的道德推理显示出“相互冲突的责任”意识,而不是发自“竞争的公理”,这种认知能力决定了“它是一种与周围关联的、叙述性的思维模式,而不是有条理的、抽象的思维模式”;为此,女性特别注重“关爱的行动”,往往围绕着对“责任和关系的理解”,往往设法建构“联系之网,人际之网,它们通过交流得以维系”。[18]与女性的“责任道德”相反,男性明显地表现出“权利道德”的倾向,它立足于“对分离的而非联系的情调”,立足于“对个体而非基本的关系的思考”;并且,男性还使相互冲突的秩序保持一种机械的、量的平衡,而这种秩序又是以等级化的价值观为基础的。例如,Andreoni和Vesterlund通过一个以变动收入和价格的修改式独裁者博弈实验表明:1.当利他主义非常昂贵时女性更加慷慨,而当利他主义非常便宜时男性更富利他主义,也即,男性对价格变动更为敏感;2.男性往往处于两个极端,或者完全自私,或者完全无私,而女性则更倾向于平等主义,偏好于平均地分享。[19]这个实验也反映出,男性的利他主义更多的是与收益联系在一起,从而具有功利主义倾向。

再次,女性往往更关注其所属群体,更善于沟通和协调。就对群体的关注而言,Cox和Deck的试验就发现,女性在决定是否采取慷慨大方行为时往往深受社会距离的影响,比较看重他人的看法;[20]同样,Eckel和Grossman的实验也表明,女性在高社会距离的环境中比男性表现得更慷慨大方。[21]就协调水平而言,Croson, Marks & Snyder所做的存在多重帕累托均衡的公共品博弈实验表明,共同体认同往往有助于女性之间的协调:就女性团队而言,由来自妇女联谊会的成员所组成的所有团队都比由生人组成的团队做得更好;相反,就男性团队而言,由来自兄弟会的成员所组成的所有团队都比由生人组成的团队做得更糟。[22]就对社会公平的关注而言,Cox和Deck的试验还发现,女性在决定是否采取慷慨大方行为时还非常看重是否存在互惠。[23]而且,女性对他人的行为也表现出更强的容忍性,Eckel和Grossman的最后通牒试验就表明,女性往往更能够于接受不公平的分配方案同样。[24]事实上,即使是在儿时的游戏中,女孩一般也不会受抽象规则的约束,相反,她们更倾向于把它仅仅当作一场游戏,它们对侵犯性的现实更有忍耐力,更能适应游戏的偶然性,更乐意变革而很少关注抽象的法则,她们宁愿终止游戏也不愿为了规则而同玩伴失和。

然而,现代主流经济学却试图用统一的经济人假设来概括所有的人类行为,将男性行为方式当成合理的标准而成为女性效仿的对象,究其原因,这与西方社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价值取向和社会结构有关。自古希腊起,西方世界就深受斯多葛主义的影响:世界是遵循数学法则和“自然”法则合理地运转的,每个人都可以认识并掌握这些法则,因为他们都拥有上帝赋予的理性才能,都可以以同一种机械的方式进行思维,从而得出相似的推论。后来,牛顿更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牛顿模式:整个宇宙决定于几条简单的、永恒的数学规律;由此推演,人类凭借理性就可以认识支配道德领域、政治领域以及美学领域的规律。同时,西方社会认为,尽管上帝制造了理性之钟,但还是有一部分被遗漏了,这构成了情感和非理性王国;为此,牛顿模式又将世界分成两个部分:被理性统治的主要部分和统摄非理性的次要部分。正是基于这一学说,所有不遵循理性、不遵循机械论的数学原理的事物都是他者,是不重要的、第二位的、不真实的,它受到理性世界的监管;显然,由于男性往往具有更硬的“理性”,而女性也是第二位的,因而男性就有权把“理性”强加给那些缺乏理性的创造物。[25]正因如此,西方社会就逐渐形成了男性主义中心观,以至人类占统治地位的文化概念也按性别呈现出等级形态:其中,男子特质占上层,在主体和方法上被评价较高的东西都与男性特质联系在一起,而被评价低的则与女子气联系在一起。[26]

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提倡理论研究的科学化、客观化,倡导将价值和道德因素排除在经济学研究之外,或者将道德问题存而不论;但显然,它并不没有真正做到这一点,无论是假设前提还是思维方式都存在强烈的规范色彩。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经济学论文往往体现了经济学家的个人、社会以及政治位置等特质,有人甚至说,所谓的客观知识其实不过是那些在社会上和政治上拥有更强大势力人的知识。[27]显然,由于经济学领域男性占了比在物理学或其他社会科学中更大的比例,因而主流经济学实际上也就反映了男性的看法和处事态度,从而具有非常强的偏见。譬如,根据纳尔森等人的看法,经济人一词“economic man”本身就是男性经济学家群体的产物,他体现了男性“masculine”的行为方式,而无法涵盖女性“feminine”的行事方式。因此,我们说,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先天就是存在缺陷的,它并不能说明全部人类的一般行为;尽管经济学界热衷于使用“经济人”一词,但却很少也有对它的真实含义以及起源进行梳理。在某种程度上,“经济人”一词本身就已经成为实用性和政治性的,目前许多人以此来装扮其研究的客观性,只不过是借此来推行他们自己的主观观点,其中就包括男性对女性行为的控制。

四、经济学界性别结构失衡的原因

上面的分析表明,男女间在心理、思维以及行为上都存在差异,而现代主流经济学却主要体现了男性的心理、思维和行为,这也正是造成女性在现代经济学界数量少、贡献低的根本原因。事实上,正是由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和思维与男女之间的亲和性是不同的,女性对现代主流经济学认知往往不是出于内心自发而是可以学习;费波尔和纳尔森就认为,“不同性别在对本科阶段经济学上的理解差异可以更好地解释这种现象”。[28]相应地,女性往往也就无法把握现代主流经济学发展的主动权,而更多地是在既有框架下做些精细化的工作。也就是说,要了解现代主流经济学界性别结构失衡的原因,我们就必须从两个方面加以探究:一是要分析男女双方行为特征差异,二是要分析现代主流经济学所内含的修辞特征。

一者,就男女之间的行为特征差异而言。一般地,与行为相联系的个人内在心理会影响人们对事物的认知,从而表现在学术上也会有所差异;显然,女性与男性在行为特征上往往相差很大,从而也就会对其学术取向产生影响。譬如,女性忍耐性更高,往往会克制自己内心的冲动,在人际关系中也更为忍让,以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而且,在很多情况下,更愿意采取迂回沟通而不是争夺的方式来达成自己的目的。事实上,有人就说,在一个全部由女性构成的世界中,将会有更少的诸如跑车、烟酒等奢侈性消费、将会发生更少的战争;确实,有资料表明,如果没有男人,美国监狱中的囚犯数量将会狂降97%,美国境内的车祸死亡率也将狂降70%以上。正因如此,女性往往不热衷于与抽象规则的研究,而更关注规则带来的社会后果,关注人的应得权利;相应地,她们往往偏好于政治经济学、社会经济学、人本经济学、心理经济学、文化经济学以及福利经济学等的研究,而这些方面则属于经济学的边缘分支。

二者,就流行理论所内含的修辞特征而言。一般地,如果理论内含的修辞与研究者的行为特征相符,那么就更有利于该研究者在该领域的发展;因为他从事此方面的研究是源于内心自发的,而其他人则需要经受刻意模仿和学习过程。显然,当前主流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基本上反映了男性的看法和处事态度,因为它强调人的控制、征服、机会主义等。正因如此,尽管女性在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人类学等领域的研究中可以取得显著成就,但在主流经济学领域取得的成就却要小得多;究其原因,男性从事主流范式的经济学研究是源于内心自发的,而女性则需要刻意地进行模仿和学习。当然,这不是女性的错,而是主流经济学所内在的偏见所导致的,应该归咎于当前经济学的畸形化发展,因为主流经济学包含了太多的男性主义特征。而且,女性在现代主流经济学领域建树不多的现状,并不意味着女性并不适合从事经济学研究;恰恰相反,越来越多的女性从事经济学理论研究将有助于优化经济学的基本特质,使经济学回到更为合理的研究轨道上来。

当然,男女之间在社会性格上之所以存在这种差异,主要与早期工作场所(工厂)和生活场所(家庭)的分离有关;但是,主流经济学则是源于对市场争夺行为的刻画,“经济人”也是与当时参与激烈市场竞争的男性行为特质相符的。早期社会中,男性从事市场的竞争,从而日益变得好斗;而且,由于在企业组织等工作场所的活动往往都是被规定好的,因男性的性格也逐渐被异化:价值理性日益萎缩而工具理性日益偏盛,从而产生了类似经济人的人格。相反,女性则被孤立在家庭之中从事家庭实务,尽管重复性的家务劳动不利于理性思维的发展,却可以有更多的自主时间以培养多样化的性格;特别是,在妇女的主导下家庭往往成为置身于残酷争斗的汪洋市场之海中的无数个相对平和宁静的栖身岛屿,从而女性的性格更为和平和宽容。

显然,随着社会物质财富日益充足以及女性越来越从家庭走上社会,社会行为主体成分的这种变化也就会对市场上的行为机理产生影响;与不断变化的实践相适应,经济学的行为假设也应该有一个相应修正过程:应该越来越多地把女性行为机理纳入进来,不能把女性行为视为非理性的而排除在经济学研究之外,而是要通过借鉴女性的行为来重新界定理性的内涵。然而,现代主流经济学却顽固地维持着传统的自然主义思维,在这种传统下,妇女基于本性对社会经济现象的理解当然就与现代主流经济学不同,从而导致了女性从现代经济学的实质退出。费波尔和纳尔森就指出,正是由于人的社会性别影响了他对社会事物的感知,影响了对问题相关性和重要性的评估,从而也就影响了认知原理的解释,以及女性与现代经济学产生了隔阂。[29]与此同时,正是由于现代主流经济学依然依附于狭隘的男性思维,而缺乏女性思维和认知的补充,从而对社会经济现象的解释和分析日益显得片面,这都使得其思维危机积累得越来越严重。

关于现代主流经济学思维上缺陷,徐延辉就作了较好的分析:1.理性有余而感性不足。现代经济学始终把“理性”视为出发点,而把“本能”或“激情”视为人类行为的一种毁灭性力量;但是,正是本能的力量蕴涵了更丰富的社会内容,使我们可以在社会大背景下观察和了解包括经济行为在内的人类各种行为。显然,现代经济学与现实世界的距离之所以越拉越大,正是偏狭地使用男性眼光观察世界的结果之一;相反,女性更愿意把“本能”视为人类行为的前提条件。2.分析方法视角单一。个人主义是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甚至惟一的分析方法,正是在个人主义方法论基础上现代经济学构建了一系列的经济模型;但是,这种个人主义思维却包括了许多无法克服的矛盾,无法整体性看到现实世界中的协同效应。显然,这种个人主义思维也源自男性,因为男性思维像一个“点”,因而孤岛上的鲁宾逊成为永恒的前提假设;相反,女性思维则更像一个“面”,而女性视野中的世界总是由许许多多不同类型的人组成的群体,而且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总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3.内部保守和外部扩张长期共存。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思维正逐渐扩展到政治、教育、婚姻生育等许多领域,但经济学理论本身却并没有得到丰富、经济学方法也没有获得改进;相反,经济学它只关心向外进军却不注重从其他学科吸收引进,从而呈现出强烈的保守性,乃至传统的市场领域里的问题迄今都没有得到解决。[30]

正因为思维上深深地打上了男性沙文主义色彩,现代主流经济学建立起了有利于男性而不利女性的评价标准:不仅理论术语主要体现了男性的话语和思维,而非对女性行为的刻画和解释;而且,长期以来经济学领域的学术规范和原则也是由男性创造或制定的,这种规则和思维也就支配了学术的发展走向和学术人员的构成。关于这一点,我们也从其它事例中获得启迪:尽管美国的主流社会学也试图在实证的基础上构建“科学”的社会学,但是,美国黑人社会学界对之却持极力批判的态度,认为美国社会学实际上是白人社会学者的产品,他们不了解并扭曲了黑人社会的形象,从而仅仅是“白人社会学”;康纳特指出,“白人不能并且永远不会对黑人社会有一种体悟,此正由于他们不是黑人社会的一份子”。[31]相应地,默顿还提出了一个“内部人原理”:“外部人”不论是多么小心或有学养,原则上都无法接近社会或文化的真理,因为存在一种结构性的限制使他没有能力了解异己的团体、文化和社会。事实上,当今西方学术界已经看到了这种现象,但不幸的是,男性主导的西方社会观念却往往把男女之间的这种行为差异仅仅归因于他们的生理差别,从而确立了经济学研究对女性以及女性活动排斥的合理性;只是近年来随着女性主义的兴起,人们逐渐认识到,社会性别是一种文化和社会建制,与纯粹生理意义上的性别没有必然联系。

五、中国经济学人难入“主流”的原因

上面的分析表明,当前经济学界研究队伍的结构失衡源于一种与文化相联系的社会性别属性之差异,显然,如果把男女之间这种社会性差别推广到不同特质的社会文化之间,那么,我们就可以进一步从社会文化角度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当前中国社会的适用性进行反思。一个明显的现象是,对现代主流经济学做出贡献的人员构成不仅体现在男女性别上的失调,更集中体现了地域或文化上的集中: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世界上著名的经济学家基本上不是英国人就是在英国工作的外国人;而20世纪30年代以后,世界上著名的经济学家基本上不是美国人就是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而著名经济学家的国籍和工作地点之所以会有这种时间和地域上的相对集中,显然并不仅仅是如林毅夫所说的是“由于世界经济的重心的转移”;[32]否则,我们就很难解释为什么如此多的华人(甚至是日本、韩国等)在美国的大学中却一直没有取得较为“令人刮目”的成就,而像以色列、印度乃至拉美、东欧以及来自非洲一些国家的教授却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取得的“非同凡响”的声誉,甚至造就了一批“世界性”的顶级大师(这些地区出生的人都曾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相反,如果基于社会文化的角度,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一点:经济学本身就是建立在微观心理学和宏观社会文化的基础上,而这些国家与美国文化更为接近,更容易基于本身的行为心理发展某些经济学理论。譬如,印度和非洲由于深受西方殖民的影响而比较能够适应西方文化,而一直保持相对独立或者文化沉淀更为深厚的儒家社会地区的人与西方人无论是在行为方式和社会气质上都呈现出明显的差异。事实上,心理学上也曾有学者将东、西方社会在文化心理上的差异人与男、女之间的社会性别差异联系起来,认为从整体上讲,西方人具有明显的男性特征,这表现为侵入性、个体性和占有性;而东方人则更多地表现出女性化的行为特征,这表现为合作性、社会性和共享性。例如,正因为东方人更为强调抑制自己的需求,强调社会和谐与合作,也特别注重社会责任和人文关怀,因而中国社会相对于西方社会来说历来也要平和得多。正因如此,当前中国人学习和研究源于西方的主流经济学也就面临着与女性学习和研究那种体现男性认知观的经济学的相同困境,而这不是因为中国人的数学水平不高,不善于使用计量回归等分析工具,更不是中国人的英语语言不好;相反,这主要是对社会的认知思维存在很大的差异,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制度与主流经济学宣扬的存在巨大差距。

其实,尽管一些人也强调,由于儒家社会的基本思维是感性的,因而中国人不喜欢脱离实际的抽象理性思维,从而没有发展出系统的科学知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的抽象思维能力是不足的,且不说古代中国创造了灿烂的技术发明,即使当今而言中国人在自然科学领域所作出的贡献也越来越大。例如,不仅近年来在自然科学领域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正逐渐增加,而且,在数学领域中国人的贡献也有目共睹,华罗庚、陈省身、陈景润等都是享誉全球的数学家,当今的丘成桐也获得了数学界的最高奖——菲尔茨奖。事实上,在从小学到高中的教育阶段,中国要比欧美诸国更加重视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因而中国学生的数理功底大体上要比西方学生扎实得多。我在海外大学多次听到教师对中国留学生数学能力之惊叹,如一位老师告诉我,她曾给大一的学生布置了需要一节课(大约45分钟)的问题测试,结果一位中国学生不到5分钟就完成了;于是,这位老师疑惑地对该学生说,你的数学这么好了,怎么还来上这门课呢?尤其是,那些到欧美学习经济学的海归派更是具有深厚的数学功底,因为他们在国内大多是理工科出身的;林毅夫就认为,“外国的经济学家相比,我国年轻的经济学者通常数学较好,在这方面有比较优势”。[33]正因如此,另位海归学者(没记错的话是钱颖一)就宣称,海外的中国人没有因为数学不好而学不下去的,只有因为没有思想而无法与大家对话的。

确实,尽管那些理工科出身的海归经济学者往往凭借几篇数理文章而取得立足,并且以自己身入主流经济学而沾沾自喜;但是,由于他们很少有自己的思想,从而对经济学的贡献却是少得可怜。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多少真正凭借思想洞见立足西方经济学界的华人经济学家,来自大陆的经济学家尤其思想的更是罕见;尤其是,国内那些“著名”的海归经济学家能进三流已经非常罕见,而绝大多数甚至与任何“流”都有很大距离,这是邹恒甫等人承认的,其他学者也只能保持沉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从根本上讲,具有深厚数理功底的国人大量进入主流经济学界乃至欧美经济学界,却并没有为经济学科带来多少边际贡献,在很大程度上就如同大量聪慧的女性进入主流经济学界而成功者甚少一样。这也就是说,这种现象并非是因为中国学人的智力不如西方学人,而是因为现代主流经济学所接受的假说与东方社会特别是儒家社会的行为机理相差很大:一般地,现代主流经济学说是外在于中国人自身生活的,以致中国人没有西方人那种深入肺腑的感觉,无法把理论与具体的社会环境和实践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往往难以产生能够燎原的思想火花。

同时,正如男性掌握了学术话语权而极大地漠视了女性的研究及其相应的贡献一样,西方社会控制了学术话语权也极大地漠视了中国学人的研究及其相应的贡献。林毅夫就指出西方话语权的影响:1.“西方学者关心的问题不见得就是中国最重要的问题:例如,选举、人权、知识产权、少数民族、妇女地位等。我们不能说这些问题不重要,但是不见得是当前中国社会的最主要的矛盾和问题”,2.“我们在分析问题时所用的理论和概念来自于西方,很容易西方认为重要的,我们也认为重要,西方的概念中不存在的,我们也就认为是不存在。我们根据这些西方的理论和概念来分析中国的问题时,西方的学者容易接受”。但问题是,“发生在中国的现象,表面上看起来和西方一样,可是背后的原因可能不一样”,要真正解释这一点,就必须突破西方主流理论的分析框架和观念,但这种研究却很难被主流杂志所接受。而且,正如林毅夫所说:“根据新现象提出新理论不容易被学术界接受的情形并不是研究中国问题时所特有。多数人在学习理论时总是先入为主的,即使在国外,一个经济学家也很难说服另外一个已经接受不同理论的经济学家。一个经济学家提出新的理论时,通常不是通过说服已经接受现有理论的经济学家,而是通过说服刚入门的学生而产生影响。比如说卢卡斯提出理性预期理论时,开始的时候经济学界基本是不接受的,他到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去发表论文的时候,是群起而攻之的”;不过,“现在根据中国的现象提出新的理论、概念,会比卢卡斯当时的处境更艰难”,因为“卢卡斯提出理性预期理论的时候,西方的经济学家对西方的社会、文化、经济现象还是比较理解的,而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和西方是有隔膜的,要说服他们则会是难上加难的,既要克服他们先入为主的心理障碍,还要克服他们对中国社会经济现象陌生的难关”。[34]

由此可见,正是由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思维、理论和分析工具都是西方人根据自己的认知所创造出来的,因而整个经济学的发展走向和人员构成也必然受西方所支配;显然,这种情形对东方人或儒家文化的学者很不利,使他们无法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作出被主流“认可”的贡献。一者,尽管东方人特别是儒家社会的学者花了很大的努力去学习西方主流经济学,但对“经济人”的行为特征的刻画以及由此推衍的社会现象的认识依然无法达到西方人那样的深度;二者,即使东方人或特别是儒家社会的学者对其自身的社会经济现象作了较为系统的阐释,当这种阐释往往会因突破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概念而不被接受。更不要说,在西方文化的殖民下,那些留洋的青年学子或者努力推行经济学国际化的主流学者几乎把所有精力都用于数理模型的构建以及现实热点的计量实证中,而其它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往往非常匮乏,从而也根本无法对现代主流经济学进行反思,这也可以解释中国人在主流经济学圈子里为何难有作为、尤其是提供不了多少经济思想的原因。其实,中国儒家文化一直强调“知行合一”和“主客同体”以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试想:如果对人类行为的研究不是从自己切身的体认出发,而是刻意地接受外来的一套假设和学说,怎么可能深入的剖析社会行为的内在机理呢?显然,强调普遍适用性的现代主流经济学面临着如何重构其脆弱的文化基础这一问题:正如女性主义经济学的出现是为了揭示并消除经济学研究中的性别偏见,使经济学更好地反映整个人类社会的现实世界一样;为了消除现代主流经济学中对东方社会文化和行为的歧视,也有待于真正建立在中国人行为机理之上的中国经济学之振兴。

六、尾论

在很大程度上,女性之所以在现代经济学界的影响甚微、贡献甚少,就在于现代经济学主要体现了男性的心理和思维。正是由于社会心理上的差异,导致了男女双方渗入经济学的角度是不同的:男性可以根本自身思维的变化和渗入而“自主”地创新,而女性在很大程度上则在模仿男性的思维及其创建的学术规则。从这个角度上,经济学界之所以出现明显的性别失衡现象,主要不是在于女性本身的思维和能力问题,而是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思维和规范本身就是片面的。费波尔和纳尔森就指出,“无论如何,承认经济学的人文因素和社会影响,就意味着对主流范式的总体否定和对客观性追求的放弃”,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可以提高经济学的客观性”;事实上,“女性主义经济学之所以出现,并不是因为经济学太客观了,而是因为它还不够客观,因为太多的假设和方法论思想在没有经过全面的批判性审查之后就开始被主流经济学团体视为普遍而客观的了”。[35]正因如此,一些女性主义学者对数学化、客观化的科学认识论发出了深深的质疑,他们认为,当前这种流行的科学至上主义会把整个世界无论是物质世界还是生活世界物化为它者,相反,女性注重协作的互动行为对社会的破坏性更小,更适应于与自然世界之间的良性互动;也正因如此,他们强调科学本身就是主观的,应该把人的认识和情感结合起来,要强调科学的整体性、和谐及复杂性而不是简化论、等级和直线。

相应地,华人之所以在现代经济学界所作出的贡献如此微不足道,在很大程度上也与思维上的脱节有关:华人往往像女性模仿男性的思维一样在努力地模仿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思维,而无法根据自身思维进行“自主”地创建。事实上,不同的社会文化下的人们的行为机理也是不同的,但现代主流经济学根基于基督教文明下的心理及相应的行为机理之上的;在很大程度上,现代主流经济学仅仅是“西方”经济学,这里不仅从地域上是指其源于西方,更主要从文化上是指它适应于西方人的心理和行为机理。正因为经济学具有非常强的本土性,而当前的经济学话语权已经被世界经济中心的国家及其本土学者或具有相通文化背景的学者所掌握,因而长期以来能够在经济学领域作出较为显著贡献的都是西方人或者是西方化的人。相反,华裔的学者根本没有这种切身感受的文化基础,无法把理论推理和实际经验结合起来;因此,往往只能在与经验事实相对脱节的数理或计量方面有所发展,而对以社会经济现象为对象的理论研究则力不从心。更不要说,当前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是与西方迥异的社会经济问题,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来研究这些本土化问题当然也就不可能真正解决现实问题。林毅夫就写道:“一位不在中国长大、生活的外国学者要洞悉中国社会经济现象背后的逻辑很难,就像在中国长大的许多经济学系的学生,到国外留学,拿到博士学位后留在国外工作,要设计国外社会经济现象的领域取得显著成就很难一样。所以,到目前为止,在国内学完本科到国外留学,留在国外工作的经济学家很多,但能在研究上取得突出成绩、产生影响的却很少,即使有,其成就也通常是在不涉及社会经济现象的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方面。”[36]

正因为与不同行为机理相适应的理论应该有所不同,而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论鲜明地反映了男性中心主义和西方社会的自利观和个人主义信念”,[37]因而现代主流经济学必然内在了深刻的局限。不幸的是,国内那些主流学者以及大多数青年学子们却急急乎追随西方主流,大肆模仿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思维,照搬理论原理;试问:聪明如邹恒甫者也承认只是勉强入“三流”,其他那些跟着翻弄主流经济学研究范式和基本理论的青年学子又会有多少创见呢?事实上,如果缺乏相应的文化心理背景而一味地模仿“西方”的主流经济学,那么,具有不同背景的经济学人必然是不能入“流”的,因为这种“流”的标准是依据西方的认知思维和行为特质设定的。因此,中国经济学人之所以不入流,除了国内的学术制度和学风存在很大扭曲外,更主要在于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思维与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并不一致:它体现的是西方的行为方式,建筑在西方人的心理之上,而非是中国人的心理和行为方式。正因如此,尽管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是科学、客观而普遍的声音甚嚣尘上,但有识之士必须对之抱有反思的态度,对主流经济学所崇尚的只关注事实而撇开价值判断的口号更应该保持学术的警戒。

显然,当前中国经济学就正处于这一困境,而摆脱这一困境的途径不仅需要构建本土化的中国经济学,同时也需要依靠经济实力改变学术评判的标准和规则;只有建立起能够真正解释中国人行为机理并能恰当地反映中国经济现象的中国经济学,中国的经济学人才能够入“流”了,并且也都会成为真正的“流内”人士。当然,学术规则的改变不是简单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的较量,而是源于理论和术语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例如,尽管卢卡斯提出理性预期理论时曾受到各种批判,但是,当凯恩斯主义理论没有办法解释滞胀的现象,而其理论可以解释滞胀,从而开始为更多的学生所接受并最终变成新的主流。为此,林毅夫强调,“经济学家最重要职责不在于在主流杂志上发表文章,最重要的是提出的理论能否解释我们关注的现象,能否对经济学科的理论发展做出贡献。只要理论能解释现象,慢慢就会被接受。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外国经济学界对中国的问题越来越关注,他们发现现有的理论在解释中国问题上处处显得苍白无力,就会更多的接受根据中国现象提出的理论解释,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来改变现状。机会总是和困难并存的,中国经济现象是一个金矿,要挖金矿必须有心理准备付出比挖煤矿更大的代价。所以,关键的问题还不是提出新理论、新概念时能否被国内、国外学术界接受,而在于我们能否摆脱现有理论和概念话语霸权的束缚,根据中国的现象提出新的理论、新的概念。”[38]





[4] 唐纳德.麦克洛斯基是新计量史学的代表,但其著作又基本上没有脱离传统的经济史,并曾尖锐地批评他的同行不关注经济史,指出各种历史看法可能造成对当前经济现象的不同认识;后来,他的兴趣转向了经济学哲学方面,糅合了女性主义的措辞分析对经济学的语言以及背后所隐含的权力关系进行了刻画,为此他改变了性别,名字也改为迪尔德丽.麦克洛斯基,她还写了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经济学专业的措辞”,后来并发展成了一本同名著作。

[8] 当然,笔者并不认为女生不适于从事财经专业的学习,相反,笔者认为女性可能更加适合从事商业;因为,她的特质更便于商业协调、沟通,因而大量的女性选择财经类专业、并在以后进入工商业界是无可厚非的。但是,笔者这里强调的是,选择财经类专业仅仅是为她们今后从事工商业活动提供一条途径,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论知识并不能提高她们本身就具有的商业能力;相反,不合理的自然主义思维反而妨碍了她们潜在沟通特质的发挥,这就是现代主流经济学的问题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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