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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的博客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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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流派的文化心理特征与经济学的本土化要求  

2010-06-07 06:08:59|  分类: 中国经济学探索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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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载<学术研究>2008年.

 

.经济学流派的文化心理特征与经济学的本土化要求

--从经济学学说史中的本土化现象谈起

内容提要:经济学研究的是具体社会关系下人的理性行为以及人类行为造成的经济现象,由于不同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下的人类行为机理存在很大的差异,从而会产生了不同的社会现象;因此,经济学具有强烈的本土性,其理论的构建和发展必须建立在本土行为机理的契合性基础之上。事实上,经济学本土化在经济学学说史中是非常突出的现象,英国和法国长期以来就因为文化传统的差异而形成了不同的经济学风格,德国经济学也因文化和经济环境的原因而产生了影响深远的历史学派。显然,现代主流经济学植根于西方社会的文化和心理,其理论假设和分析框架都是基于西方根深蒂固的自然主义思维;因此,中国经济学的范式构建就需要将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与中国人的行为机理契合

 

一、前言

共同荣获197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两位经济学大师——缪尔达尔和哈耶克,尽管在学术主张上截然不同,但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上却罕见地表达了他们之间的共同观点[1]缪尔达尔指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存在重大差别:社会科学的研究者永远也得不到常数和普遍适用的自然法则;也即,在我们的社会领域中,对事实以及事实与事实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所涉及的事物,比物质的宇宙间的事实与事实之间的关系要复杂得多,而且变化多端并充满流动性和不确定性。究其原因,社会科学所研究的问题是关于人的行为的问题,而人的行为,不像自然物质一样具有永恒不变的性质,人的行为有赖于并取决于生存其中的生活条件和组织构成的错综复杂的复合体;人类的行为表现为不同的、千变万化的可变性与僵化的东西的各种组合,因而即使是在某一时点上和在某种特殊情况下,这些现象确实是甚至难以把它们作为事实而定义、观察和衡量的。同样,哈耶克也指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存在着这样的不同:一方面,自然科学研究的基本上是“单一”现象,很容易观察到各因素之间的规律性,而社会科学把资料分类和确立其规律性并非根据它所具有的共性,而是基于我们所作的关于个人行为的假设;另一方面,自然科学所研究的事物之间的关系涉及到的是相对简单的现象,而社会科学所研究的人与物或人与人的关系涉及到生活、精神和社会的更为复杂的现象,因而社会科学具有非常强的主观性,它并不是按照客体所具有的共同属性,而是根据个人对经济现象以相同的方式所作的主观反应去对经济现象分类和找出规律性的。这也意味着,社会现象中没有一成不变的事情,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同样的行动产生的后果完全不同;因此,我们就不能从中归纳总结出公理性的经验规律,而只能对个体现象、个体行为和个人性质作出假设和概括

二、社会科学离不开心理文化的基础

经济学本质上属于社会科学,一方面,经济学所研究对象——经济现象——本身就是人类行为的产物,不仅主体的行为构成了经济现象的一部分,而且主体的认知也会构成了经济现象的一部分因而主体对经济现象的认知也不是脱离自身的经验和感觉的,即经济学学的研究本身就具有强烈的主观性;另一方面,人们对社会现象进行探究并不是像自然科学那样仅仅是应用不可变更的原理,相反是试图对不合理的现状进行改造以促进人类社会更为良性地发展,从而社会科学的研究本身具有强烈的规范性。正因如此,经济学的理论探索本身就充满了主观性和规范性:主观性体现了个体的私人知识和传承的社会习惯,规范性体现了个体的社会关怀和立场视角[2]正因为经济学本身具有强烈的人文性,经济学的科学性也体现在如何理解真实而具体的社会关系下人的理性内涵问题;显然,具体社会中的人类理性具有丰富的社会性内容,而不仅仅是自然主义的先验理性。事实上,经济学根本上是要通过剖析人们的行为机理来探求提高人们的福利的途径,因而经济学不仅是要研究物,更重要的是要研究人,也即,经济学的研究就必须包含这样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人面对着自然物时如何行为,如何最大化地使用自然物;二是人对着他人或社会时如何行为,如何充分运用人的理性以实现社会需求的最大化。前一个内容可以借鉴自然科学的知识,但并不需要像目前这样复杂化;而后一个内容根本上是心理学和文化学的内容,需要分析具体环境下人的行为方式和偏好。而且,根本上说,社会现象都必然涉及到后一个内容,因而需要认真研究内在经济现象中的“人”的因素;譬如,米塞斯就把经济学视为研究人类有意识的行为的科学,研究人如何达到他的目的。

而且,即使现代主流经济学把经济学视为研究理性人如何行为的科学,但理性本身也是具体社会关系下的产物,从而也具有明显的社会人文性。事实上,经济学所意指的理性主要集中于在人们的目的与选择的手段之间的关系上,本意是强调达到目的的合理手段的选择;但显然,目的本身只不过体现了人们愿望,从而具有主观性和多样性,因而目的本身没有所谓的理性与非理性之分。正是基于这一角度,“每个人的行为总是有理性的”,这表现这样两点:“(1)它指向某一目的,(2)在他眼里,它的收益必须超过它的成本,否则他便不会采取这一行动”。[3]这意味着,对理性的理解和判断与人的具体目的有关,如果仅仅因为从自己的评价角度看行动的目标是不值得追求的而把它们称为非理性的,这显然是无根据的。进一步地,人的目的与心理和文化有关,因而不同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下人的目的是不同的;特别是,受不同文化所熏陶的人之社会性也是不同的,因而其行为机理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正是因为社会现象是由人的互动行动产生的,而行动又受人的心理支配的;因此,有的学者就指出,心理学实际上是任何社会科学出发的基础,所有根本性的解释都要以此为基础,分析具体社会关系下人的理性行为以及人类行为造成的经济现象。也正是由于不同社会环境下人的行为方式是不同,因而要真正探悉社会现象产生的内在机理,要探究人类有效的理性行动,关键是要搞清楚行为主体的需求特点以及行为发生时的条件或背景;正因如此,经济学本身就具有强烈的本土性,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也必须建立在本土行为机理的契合性基础之上,而“所谓‘本土契合性’,就是指研究者的研究活动及研究成果与被研究者的心理与行为及其生态、经济、社会、文化、历史等方面的脉络密切或高度符合、吻合及调和的状态”。[4]

其实,正如帕累托指出的,“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心理的活动,根据这一观点,不仅经济学的研究,而且还包括人类活动的所有其他部门的研究,都是心理学的研究,并且所有这些部门的事实,都是心理学的事实”;[5]显然,这一观点也得到穆勒、波普尔等人的认可,而且,许多经济学现象的经典解释也依赖于心理主义。譬如,主流经济学有关价格变化的解释就是建立在假定一个或多名个人的偏好变化的基础之上,现代经济学对人类行为中互动均衡的理解也是建立根基于心理学定律的帕累托有效的概念之上;可以说,从微观经济学的戈森三大定律到宏观经济学的凯恩斯三大心理基础都与心理学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以致长期以来学界也往往把经济学的思想视为心理学或应用心理学的一个分支。当然,由于现代经济学产生、成长并壮大于西方社会,从而也就是建立在西方个人主义行为心理的基础之上;特别是,随着20世纪30年代之后主流经济学在美国最终形成,从而导致现代经济学也深深地打上了美利坚民族行为的烙印。正是从这点上我们说,现代主流经济学也就是真正的“西方”经济学,而且,即使已经为广大非西方国家广泛传播和接受的马克思经济学,它也是“西方”非正统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它们都是建立在西方人行为心理之上的,并体现了西方社会基本的自然主义思维(尽管与主流经济学还是存在一定差异)。

正因为经济学本身存在强烈的人文特性,需要与具体的文化心理相结合;事实上,经济学探究的是社会主体行为所产生的经济现象,而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的行为动机是不同的,从而建立在人类行为机理之上的经济学理论也有所不同。例如,中国人的思维就与西方社会截然不同:在中国,人一直被视为思维和认知的主体,中国社会本质上也是人本主义的,它首先关心人类社会,儒家文明更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共生关系;因此,中国人的基本思维方式就是由人而物、由内而外、由社会而自然,将从对社会秩序的探究中获得的知性逐渐反思到自然社会中,这是天人感应乃至于天人合一哲学的基础。正如杨国枢指出的,“所谓美国心理学,无非是美国人的本土心理学;所谓德国心理学,无非是德国人的本土心理学;所谓法国心理学,无非是法国人的本土心理学。但在近代史的不同阶段,中国心理学却曾先后将这些国家的本土心理学当作‘世界心理学’或‘(全)人类心理学’,甚至将之视为可以照样适用于中国人的心理学。试问,任何单一国家的本土心理学能够置诸天下而皆准吗?能直截了当地成为世界心理学或全人类心理学吗?美、英、德、法大都是属于基督教文化圈的国家。然则,基督教文化圈之人民的本土心理学能代表人类的心理学吗?它能适用于儒家文化圈(中国、日本及韩国)的人民吗?”[6]显然,这里把心理学一词换成“经济学”一词,意思同样存在;杰宁斯就强调,文化不仅保证了人类社会行为和社会内在安排的连续性,而且也意味着,社会过程不是由一个普遍规则所支配而是互动和历史地决定的。[7]

因此,经济学本质上无法像自然科学那样科学化、客观化和通用化,而是具有强烈的本土化色彩;特别是,随着经济学研究对象从原先狭隘的物质资源配置领域转向更为广泛的社会关系领域,经济学本土化的重要性愈发凸显了,现代经济学根本上面临着一个本土化的问题。然而,尽管早期的古典经济学本身就包含工程学和伦理学两方面内容,但新古典主义以降,经济学日益局限于稀缺性资源配置的探究,而“人”这一因素在经济行为中的影响逐渐被主流经济学所忽视了;相反,它开始盲目地接受自然主义的思维方式,刻意模仿物理学等自然科学以求研究的“客观”和“科学”,从而逐渐形成了与工程学的研究内容相适应的抽象化方法论。特别是,迄今为止的经济学理论仍然建筑在西方的科学主义基础之上,从而抹煞了经济学的人文性和本土性,也使得经济学理论与不同社会的具体制度安排相脱节。哈耶克就感慨,“20世纪肯定是一个十足的迷信时代,其原因就在于人们高估了科学业已取得的成就;所谓人们高估了科学业已取得的成就,并不是说人们高估了科学在相对简单现象的领域中所取得的成就,而是意指人们高估了科学在复杂现象的领域中所取得的成就,因为事实业已表明,把那些在相对简单现象的领域中被证明为大有助益的技术也同样适用于复杂现象领域的做法,是极具误导性的”。[8]

三、经济学说史及流派中的本土化现象

关于经济学的本土化问题,我们可以从经济学说史的发展以及各个流派的特性中以见一斑;正是基于经济学的这种本土性,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所形成的经济学往往具有较大的差异,而这些不同特质的经济学流派共同推动了经济学的发展。

一个明显的例子英国和法国,这两个国家形成了两种相差很大的理性传统:一是经验的和演化的理性传统,一是先验的和建构的理性传统;即为盎格鲁的经验主义传统和高卢的唯理主义传统。其中,法国受启蒙主义时期的百科全书派学者以及卢梭等的建构理性主义影响较大,充满了笛卡尔式的唯理主义;相反,英国传统主要是由一些苏格兰道德哲学家所明确阐明的,他们当中的杰出者首推大卫.休谟、亚当.斯密和亚当.福格森,这些思想家所利用的资源主要是那种根植于普通法法理学中的思想传统。正因为两个国家的思维特质上存在差异:从英国传统发展的是演进理性,而法国发展的则更凸显建构理性的特点;因而这两个国家产生的经济思想、理论和政策也存在很大差异当中:法国的经济学特别重视均衡和数理的分析,这一点显然不同于与英国传统强调演化和连续性的思想。事实上,在从重商主义向古典经济学的过渡,英国就采取了较为温和的方式,继承和接受了重商主义重视商业和贸易的传统;而法国的重农主义则是18世纪法国的资产阶级在对重商主义的激励批评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把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到生产领域,因而更有效地探讨财富的增加问题,并开始思考整个宏观经济的均衡问题。而且,在古典时期形成给予供给等于需求的萨伊学派与强调演化的斯密学派也存在很大不同,也正因如此,在边际效用兴起之后,瓦尔拉斯开创的洛桑学派主张与古典经济学断裂,也正是在继承这种建构理性主义的思维传统的基础之上拓展了一般均衡的分析;相反,以马歇尔为首的新古典经济学则调经济的“连续原则”和信奉“自然不会跳跃”的格言,充分将边际分析与较早的以李嘉图和穆勒为其冠冕的英国经济学早期传统结合起来,基于演化理性主义的传统而构建了在特定域里的封闭性的局部均衡模型

经济学本土化现象更为突显的例子是德国,德国本土孕育出来的经济学说与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存在很大的不同,它特别强调历史的意义和国家的作用,这主要源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文化上具有强烈的集体主义和文化主义色彩,二是历史进程上的落后状态使它无论是思想上还是经济形态上都深受中世纪的影响。事实上,德国承袭了日耳曼部落人的民主政治传统和立约、守约精神,在早期的日耳曼公社制度中就有民众大会以及民选王的制度:民众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它有权决定部落中的一切重大事务,包括立法等事项,并具有审判的功能;在日耳曼部落的民众大会开会时,所有成年男子均全副武装参加,由王来主持,但在开始时王的权力并不大,王由民众大会选出。随着氏族贵族和军事贵族势力的增强,在日耳曼部落中也曾出现过贵族议事会,有关战争、媾和、土地分配以及对外交涉等重大事务,都现由贵族议事会审议,然后再在民众大会上讨论。这种形态也在神圣罗马帝国中得到继承:当时众多邦国林立和封建主地方割据,为了解决教会的神权与皇帝的王权、国王与邦主之间的利益冲突,德意志皇帝、教皇以及大封建主之间经常进行争斗,而每次较量的结果都会制定一项诏书条例合约之类的宪章性法律性文件,因而帝国皇室的权力实际上很小,并形成了德国通过封建领主选举方法产生君王的独特历史传统。也正因如此,德意志地区长期以来都处于诸侯割据的状态,直到18世纪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德国的思想家也尚未经历过市民社会的生活;因此,德国的启蒙运动在康德那里达到了其顶峰,但并没有成熟就开始消逝了,而他的学生海德尔将康德的启蒙思想扭向了另一个方向,成为启蒙运动的批判者,代表了前浪漫主义运动观念的最初发展,其关注的焦点问题是文化差异观、民族精神、各民族在历史中的地位等。同时,为了快速提升国家和民族的力量,德国社会又特别赞颂国家的作用,认为个人是附属于国家的分子,个人财富不仅依赖、而且必须服从整个民族国家的福利和权力;因此,德国的经济学思想深深地打上了历史主义和国家主义的烙印,这不但与英国存在更大的差异,敌视孕育斯密思想的世俗化自然法则,而且与法国也存在很大不同,敌视功利主义和强求来自理性的一般规则

事实上,这种区别自从德国的官房学派就已经表现出来了,后来的历史学派则更深刻地体现出了这一点;而且,即使二战后受到了英美制度的改造,但德国的弗莱堡学派的经济思想依然残留着历史主义和国家主义的特征。其中,关于德国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的差异突出地体现在古典时期,当时以李斯特为代表的德国历史学派就强调德国人的行为和社会环境与英国的不一致性,并以此出发认为,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存在这种普遍的经济规律,而只可能有适用于某特定国家的经济规律;从而尝试建立以国家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提出需要确立一些新的适合于经济落后的或正在兴起的国家的原则,而且根据这种思路,李斯特等又将古典经济学视为“英国的国民经济学”。譬如,李斯特就认为,“政治经济学或国家经济是由国家的概念和本质出发的,它所教导的是,某一国家处于世界目前形势以及它自己的特有国际关系下,怎样维持并改进它的经济状况”;因此,经济学的任务就是将经济现象加以历史的经验的叙述。从德国的民族立场出发开始着手建立德国的国民经济学,李斯特强调,国家经济学的任务是“研究如何使某一指定国家凭农工商业取得富强、文化和力量”,并研究“国家为了改进它的经济状况所应该遵行的政策”;[9]而且,基于历史发展的事实,他提出了经济发展阶段说,认为在不同的时期应该有不同的政策,相对于当时工业化程度最高的英国,相对落后的德国就应采取保护政策。特别是,尽管德国的历史学派是根基于本国的历史,但它对经济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影响了本国的经济学发展,而且派生出了美国的早期制度学派等。

正因如此,尽管20世纪30年代后美国逐渐把英、法两大经济学传统合流起来,但德国经济学却仍然作为一个重要思想流派或泉源而存在着;直到现在,德国仍乐于将经济学称为国民经济学,推崇自由市场的同时仍然偏好国家干预的弗莱堡学派仍然以新自由主义旗帜飘扬在当今世界经济学界。显然,这种经济思想存在着明显的历史渊源和连续性传统,如弗莱堡学派的创始人——欧根早期就比较倾向于历史学派,只是由于面对一战后魏玛政府时期空前严重的通货膨胀,历史学派却束手无策,欧根才放弃历史学派的传统,而走向经济理论的研究;但不管如何,欧根的思想却深受历史学派的影响,他和他的追随者反对概念式的经济理论研究,而主张重视现实世界的经济分析,而这被视为是历史学派的精粹。而且,弗莱堡学派推崇的“奥尔多秩序”这一词汇就是从中世纪欧洲基督教会关于“ordo”的观点中直接脱胎而来的,它强调的是一种合乎人和事物本质的秩序,体现为一种有用和公平的秩序,从而具有较强的规范性色彩。事实上,根据中世纪基督教会的观点,世界秩序是神授的秩序,这种秩序是“本质秩序”、“自然秩序”或“奥尔多秩序”,是合乎理性的人和事物的自然本性的秩序;而且,这种秩序特别强调连续的或适当的顺序、有规则的排列,所以政治上往往用于指公民的等级、阶级级别等,而教会也用来指教会内部的等级。此外,德国历史学派的一些方法论和政策主张对经济学的发展也作出了积极贡献:一方面,目前绝大多数的经济学家都已认识到历史经验研究对于解释现在、检验旧理论、发展新理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历史归纳法也已经被普遍接受并成为抽象演绎法的补充;另一方面,历史学派认识到不加限制的自由企业不一定为整个社会生产出可能的最佳产出,因此对自由放任的批驳也已经成为经济学的一般共识。

四、本土化现象对中国经济学范式的启示

上面分析表明,西方经济学说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历史发展界定和特殊文化的差异而产生出不同各流派,尽管如此,由于整个西方文化的基本特质是大体相通的:都是发源于希腊理性和希伯莱信仰,并且都受到基督教文明的长期洗炼;因此,西方社会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机理也大致相似,这为西方经济学的趋同提供了相应的文化心理基础:英、法两大经济学传统逐渐被统一在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旗帜下,德国学派的很多思想也不断地被吸收进主流经济学中。其实,李斯特并不是要推翻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基本行为基础,仍然把英国的古典经济学称为“世界主义经济学”;但是,他认为,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经济理论是不同的,英国的古典经济学不适合德国的实际经济状况,因而主张德国要建立更适合自己经济发展背景的经济学,从而基于历史发展阶段而提出了国民经济学。也正因为如此,当西方各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开始趋近以后,原来具有浓郁本土化倾向的各流派就开始逐渐统一起来;当然,这种统一也是建立在西方文化也更趋同化的情况下,如德国社会的个体主义意识已经明显增强。与此同时,这种统一也与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日益集中在资源配置领域有关,这可以更好地引入自然主义思维,并以物理学和生物学为效仿的榜样;正因如此,我们说,以美国为中心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实际上是源于西方各国的理论和思想之综合,并逐渐用数学分析和经济计量学来作为经济学的统一语言,正如斯皮格尔所说,“尽管很多不同的民族都对经济思想作出过贡献,但大体上说,经济思想是整个西方文明遗产的一部分”。[10]

然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人的行为却与西方存在很大的差别,即使像日本这样已经高度西方化的国家,在一系列的社会制度上也与西方存在很大的差别;因此,经济学的东方化就不像李斯特所讲的那么简单,这需要对经济学基本的微观行为机理进行修正。事实上,我们知道,尽管日本的经济实力已经非常高,且社会制度也与西方存在如此的差别,但在经济学领域并没有取得相应的成就和声望;究其原因就在于,当前的经济学话语权还为西方社会所掌握,而东方社会迄今也没有提供一个相应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尽管日本学者也正在朝这方面努力。杨国枢说,“时至今日,儒家、佛教、伊斯兰教三大文化圈的心理学者大都仍在东施效颦,以盲目模仿基督教文化圈的本土心理学为能事,所发展的只是一种西方本土心理学(特别是美国本土心理学)的复制品——西化心理学”;[11]显然,经济学更是如此,因而经济学更自诩为客观的一般化的科学,这种一般化实际上也就是将西方经济学一般化。正因为经济学基本研究范式,特别是其基本微观行为基础是西方的,那么,当前的经济学也只能是“西方”经济学,在没有自身的行为机理为基础,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本土化理论。显然,目前社会上流行的那些本土化口号也仅仅是肤浅的将研究对象本土化而已,而其研究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思维也都是西方的,也必然无法真正搞清楚中国社会现象的内在机理。

譬如,林毅夫在《本土化、规范化和国际化》一文中比较系统地论述了他对如何用规范的现代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具体的经济问题的看法,但他依然认为我国经济科学的研究成果必须国际化,而研究的对象的本土化则是研究成果国际化的一条主要通道。当然,林毅夫认为,在对本土现象进行研究时,需要“弄清除哪些是产生我们所观察到的重要的、错综复杂的社会经济背后的主要经济、政治、社会变量,然后才能构建一套简单的逻辑体系,来说明这些重要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12]显然,这已经意识到了社会现象背后的内在机理的不同,但他并没有深入到经济学的理论前提——人性和行为机理问题,而仅仅是关注约束变量的不同。实际上,正如杨国枢指出的,“美国心理学因能有效探讨美国人之个人主义文化内的心理与行为,所以是一种本土心理学——美国人的本土心理学。这种本土心理学是从美国自己的社会、文化及历史脉络中自然发展出来的,所以是一种原生性的‘自发心理学’或‘内发心理学’。与此不同,西化的中国人的心理学是一种被美国人本土心理学所扭曲的知识体系,而不是从中国人的社会、文化及历史脉络中自然发展出来的知识体系,因此是一种次生性或衍生性的‘外发心理学’。外发性的中国人心理学难以有效探讨中国人之集体主义文化内的心理与行为,所以不能算是真正的中国人的本土心理学。……只有内发性的中国人心理学,才能提供有效了解中国人心理与行为的知识,才能作为发展全人类心理学的良好基础”。[13]显然,正是由于经济学理论与心理学之间存在密切联系,理论的构建和发展必须建立在本土行为机理的契合性基础之上;如果经济学理论没有本土化,就没有根植性,也就没有创新性,当然也就没有现代性和世界性。

不幸的是,一些崇尚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国内学者却极力反对构建中国经济学,在他们看来,没有什么美国的经济学和英国的经济学,当然也就不应该有什么中国的经济学;中国经济学界的任务,就是研究如何在中国应用西方主流经济学,凡是现实不符合这套理论的地方,就要去改革,让现实符合这个理论。例如,钱颖一就曾宣言:“某国经济学”并不是一门独立学科,也不存在“西方经济学”与“东方经济学”或“美国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学”的概念;而强调经济学没有国别性不排斥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来研究特定地区在特定时间内的经济行为和现象,而做研究时确实必须要考虑到某地某时的具体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的环境条件。[14]然而,不可否定的是,历史上确实在不同的地区和国家形成了研究思维很不同的经济学流派,并基于各自的理论而建立了具有很大差异的社会制度,尽管他们分析都是经济现象,都是探讨如何促进社会资源的更好配置或者如何促进社会国民财富的增长以及人们福利的提高。事实上,英国和法国长期以来就因为文化传统的差异而形成了不同的经济学风格,德国经济学也因文化和经济环境的原因而产生了影响深远的历史学派;而且,现代主流经济学植根于西方社会的文化和心理,正是在西方的“内发心理学”基础上才产生了西方主流经济学。正因为经济学本质上属于社会科学,它涉及到个体的心理行为和对利益的认知差异,从而是一个共有文化的历史产物;因此,只有以中国化的“内发心理学”为基础,才能产生更适用中国的本土化经济学。为此,我们要对两种流行的观点进行反思:一是把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视为是无地域和国别区分的,二是把所谓的“中国经济学”仅仅视为借助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来中国的具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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