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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的博客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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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人文性、本土性及其流行教研之反思  

2010-06-15 21:53:48|  分类: 中国经济学探索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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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载《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0年。

 
经济学的人文性、本土性及其流行教研之反思

内容提要:经济学研究的是由人类行为引起的经济现象及经济制度,因而经济学具有强烈的人文性和本土性。事实上,人类心理及社会制度都是历史的产物,人们行为所遵循的规则不是计算理性而是社会理性或历史理性,这是更为全面的广义理性。然而,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将其研究对象内缩于物质资源配置的研究,并基于抽象的研究思维而将理性经济人作为经济分析的出发点,这种分析撇开了人的社会性和历史性,从而造成了理论与现实的脱节;特别是,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学研究内容的不断拓宽,这种脱节越来越明显。因此,经济学的发展就必须重新关注其本质特性,需要重新注入人文性和现实性。

 

一、经济学学习和研究中的困惑

在教学过程中,经常有学生向笔者倾叙在经济学学习过程中感受到的困苦:在本科阶段学了四年经济学后似乎对经济理论和经济现象仍然感到茫然无知,不知经济理论有何用途,也不知经济现象如何解释;而且,这种困惑不仅存在本科生中,甚至绝大多数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乃至高校教师都存在这种困惑。试问:目前越来越多的青年学子和教师很早就在不断地撰写文章、做课题,以致经济学论文已经汗牛充栋,但是,又有多少人对真实世界中的经济现象有切实的了解呢?经济学本身是一门致用之学,但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学生和老师不知经济学理论有何用处?更不知如何使用所“学习”和所“研究”的经济学理论呢?关键在于,我们对经济学这门学科的特性缺乏应有的正确认识,从而导致教学和科研中存在根本性的误导。事实上,受现代主流观点的影响,无论是教师在经济学的传授过程中还是学生在经济学的学习过程中都外文只是把它视为一门基于数理逻辑推导的“精确”学科,以致经济学教学基本上模仿自然科学的方式,这表现在这样两个方面。一方面,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教育往往局限于教材中基本理论的灌输,强调对一些所谓“不言而喻”的公理和假设的记忆以及一些计量工具的模仿性操练,从而不但无法引导学生对经济现象作真正的问题思考,更无法开启他们的智慧。另一方面,学生们在学习经济学时也像学习自然科学一样,热衷于做各种练习题、建各种模型而不是对现实问题进行思辨,从而导致获得的经济学理论与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相当大的脱节。正因如此,一旦遇到具体的社会问题时,我们的学生乃至很多教师往往都是雾里看花、水中望月,“旁观”着一群所谓的“经济学家”在热闹地争吵不休,而自己却难以置喙。

其实,根据库恩范式,现代自然科学是在常规范式下进行研究和应用的,因而理工科专业的学习和研究贵在夯实理论基础,而这些基础性理论基本上都涵盖在教材中。为此,理工科领域学生学习的基本特点就是:死啃一些基本教材,花几年时间把这些书中的原理搞通,如此,专业训练就基本完成了,从而可以在未来的专业性领域里施展身手。显然,这种学习方法是与自然科学的特性相关的:自然现象的影响因素较为简单,不但一些干扰因素容易被排除,而且各影响因素之间也是相对独立的。哈耶克就把物理学称为简单现象,因为“解释物理现象时,你要用的理论值包括很少的变量。你只要看一下随便哪本物理学教科书附录里的方程式,就能明白这一点,你会发现,不管是哪个表示物理学定理的方程式,变量都不超过两三个”。但与此不同,社会现象要复杂的多,从而很难在教材上的简单方程中发现现实社会中的映像;哈耶克写道:“你不可能用只包含两三个变量的理论来解释随便某个社会生活现象。其结果就是,我们永远不可能得到可以有效预测具体现象的理论,因为你必须把那么多你根本无从得知的变量填入方程式中。从这个意义而言,我们解释和预测社会现象的可能性要比物理学中有限得多。”[1]

正因为经济学本质上属于社会科学,它所研究的经济现象是由错综复杂的众多因素共同作用而形成的,而且这些影响因素还在不断变动,从而不存在自然科学中的那种普适性的抽象规律。因此,对任何社会问题的研究都必须意识到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因素,这就要求我们首先对事物有个整体性的认识,同时要探究事物之间发生作用的内在机理,也即,社会现象的认识依赖于一种整体性和多视角的思维。相应地,经济学的学习方式与自然科学也就相差天壤,波普尔写道:“在物理学中,我们所处理的题材远没有(社会现象)这么复杂;尽管这样,我们还是在通过实验上孤立的方法在人为地简化问题”,而社会科学却“面临着双重的复杂性——一重复杂性是出自人工孤立的不可能性,一重则出自这一事实,即社会生活乃是一种自然现象,它以个人的心灵生活为前提,即心理学,而心理学又以生物学为前提,生物学又以化学与物理学为前提。社会学在各门学科的这一阶梯中来得最后,这一事实就清楚地向我们表明了社会学中所涉及的各种因素的极端复杂性。”[2]不幸的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却野心勃勃,试图搞出一门与物理学一样精确而科学的科学,从而抽象掉了经济学的时代性和人文性而日益抽象画和技术化,以致现代经济学专业的学生主要是在训练数学的解题能力而不是观察和思考社会问题的能力,形成不了具有问题意识的直觉,从而也就发现不了问题所在、产生原因以及解决的基本思路。

一般地,流行的经济学教材存在两个严重的问题:一是它的理论和原理是高度抽象的,二是它的前提假设和相应结论往往都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正因如此,教材上的东西与现实之间往往就存在很大的脱节,如果机械地搬用来解释和理解现实,那么必然就会遇到“刻舟求剑”的困境;同时,一些曾经被现代经济学所批判的东西却不一定就是错的,相反,它可能与否定之否定发展的社会现象重新相吻合。例如,重商主义曾经为欧洲各民族国家的崛起和壮大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指导,但到了18~19世纪却遭到了休谟、魁奈、斯密、李嘉图等人的大力批判;不过,到了20世纪后却又经历了一场复苏,凯恩斯重新称赞重商主义者们论证贸易顺差产生的需求将促进经济增长的观点,而且,促进日本以及东亚四小龙经济增长的政策很大程度上也是重商主义的。为此,布鲁指出,“斯密做出了巨大贡献恰恰是因为他的思想回应了那个时代的要求。……如果凯恩斯是在1926年而不是1936年出版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理论》,相比而言,它所吸引的注意力就会大大减少”。[3]特别是,由于思想的发展往往是与特定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的,因而我们不能简单地以现在的理论去判断历史的思想和政策。例如,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只能思考在奴隶制既定存在的情况下的自给自足经济中的奴隶劳动的配置问题,最多考虑一些简单的交换;阿尔都塞就指出,“亚里士多德不能从价值形成本身看出,在商品价值现实中,一切劳动都表现为等同的人类劳动,因而是同等意义的劳动,这是因为希腊生活是建立在奴隶劳动的基础上的,因而是以人们之间以及他们之间的劳动力之间的不平等为自然基础的。”[4]显然,这意味着,我们在将理论应用到具体的实践中时必须慎思它的使用前提,切忌教条主义,是以本文就经济学的特性及其应用局限作一分析。

二、经济学的人文性及其现代萎缩

一般地,经济学本源上就是有关“人”的科学:不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根本上与人密切相关,而且经济行为本身就与其他社会关系不可分裂地结合在一起。正因为经济学是有关“人”的社会科学之一个分支,它获得的任何洞见都是建立在非常广博的社会科学知识之上,而那些仅仅把经济学当作一门工程学的经济学人必然难以成为杰出的经济学家。事实上,经济思想史表明,真正有影响的经济学大多数都是服务于他那个时代的,并且对社会制度的改革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这种现实问题的发现和解决能力显然依赖于他们的渊博知识,斯密、马克思、穆勒、马歇尔等都是如此。正因如此,经济学专业学生不应急功近利地期望在四年的学习生涯中就能产生什么深刻洞见、伟大思想,或者解决某些具体的社会经济问题;相反,他需要尽可能地在扎实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一种思辨性的分析思维,这比任何一种的结论性知识都要有用的多。事实上,任何在社会科学领域有所建树的人都是厚积而薄发的,都不是急功近利地在作某个难题研究,这是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与自然科学的根本不同之所在。阿莱就指出,“经济学只是一个总体的一部分,而且任何具体的经济决策不只是具有数量特征,还有人文方面,并且是一个历史背景的组成部分。在大量的研究中,我强调,单纯利用经济理论和社会生活的数量方面,不可能找到解决经济问题的有效方案。对社会的分析显然要求所有社会科学的综合:政治经济学、法律、社会学、历史、地理和政治学。”[5]

其实,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刻意地将经济学与伦理学相隔离,但伦理与经济却是共生的,因为伦理本身就源于日常生活:因此,不仅早期经济学本身就从属于政治学或伦理学,而且,经济学根本上要探究提高人类福利之途径也必然包含了工程学和伦理学这两方面的内容。正是基于这一关系,斯密认为,在最完善地阐发新的“经济人”的生活原理之中可以找到人际关系中最正直的美德。事实上,尽管斯密阐发了自利人的概念,但这个自利人却不是如现代经济人概念所宣扬的那种冷淡的自私者,而是充满同情心的并且是能够自制的人;也就是说,斯密的自利人的偏好实质上内含了他那个时代的社会伦理,因而我们考虑其他社会环境下个人行为时也必须认识到他那已经内化了社会伦理的偏好。既然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社会伦理已经内在于人的目的和偏好之中,那么,盲目地将源于自然世界中的行为机理用到社会现象的分析中,就必然会产生与实践明显不一致的情形。

而且,经济学原本就是包含两方面内容的统一学科: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主要研究稀缺性资源的配置问题;二是人与人的关系,关注具体社会关系中人的互动行为。从经济学说史的角度看,古典主义时期,由于社会制度和市场机制还很不健全,人类的最大化行为主要受社会制度的限制;因此,以斯密、穆勒和马克思等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主要探究公共领域的问题,关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把经济学当作一门具有强烈人文关怀特性的社会科学。正因如此,古典经济学着力探究事物表象背后所隐藏的本质以及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并以此为参照系来考察现状以及剖析现象相对于本质的背离及其原因。显然,由于本质本身体现了观察主体的认知和观察视角,本质也提供了已经被异化的事物回归的方向或基点,因而古典经济学特别是流传至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上是把经济学视为一门规范性科学。同时,由于早期经济学关注的是国民财富和社会利益等公共领域的问题,因而经济学往往被恰当地称为政治经济学。

然而,经济学研究内容的统一在古典经济学末期以降就逐渐分离了,以致后来形成了两个似乎对立的学科,并产生了两种相对独立的分析方法体系。一者,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承袭古典经济学探究事物本质的研究路径,特别将一切事物之间的关系都视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逐步把经济学构建成一个具有强烈意识形态的规范学科;二者,新古典经济学将重点转到私人领域并集中于个人最大化个体效用的研究,并把事物的存在视为合理,专注于事物表象之间的功能性分析,从而越来越偏向于数理建模和实证分析。结果,在特定的引导假定之下,两大经济学分支也越来越偏于一隅:一者,政治经济学不再致力于对事物本来面目的纯粹揭示,也不再仅仅是剖析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而是与政治结合在一起,并以基于利益考虑的意识形态来判断和发展理论;二者,新古典经济学逐渐撇开了为谁生产的考虑,而是专注于如何生产,以致原本被经济学视为两大基本方法之一的规范分析日益被抛弃了,此时,谁要是还提倡规范分析,就会被视为是主观的和不科学的。

上面所作的梳理表明,国内流行的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这两大经济学体系本质上是互补和共容的:前者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层面,分析具体社会关系下的人类行为;后者侧重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层面,并把人从具体社会关系中抽象出来。然而,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两者之间的关系却存在严重的误解:一者,往往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强调了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之间的对立,并将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截然分开;二者,往往想当然地把政治经济学视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它的研究内容就是《资本论》所关注的内容,从而集中于生产关系和所有制问题的研究而忽视了具体的微观问题。事实上,现代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只是侧重点不同,并各有片面性:现代西方经济学把研究对象限于稀缺性资源的配置,而缺乏对社会行为主体之间真实互动关系的互动,它可以解决物质资本的配置问题,但对人力资本或社会资本等新兴资本的研究却相对无助;同样,政治经济学往往过于强调人的主动性,而对经济运行中的自然规律相对认知不足。当然,在以物质福利为主要诉求的特定时期,经济学集中于私人领域的研究有其合理性;即使如此,学者们应该关注的根本上不应限于私人领域而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问题,而且在社会经济问题中没有任何一个问题是纯粹私人的。正因如此,即使在当代经济学流派中,政治经济学在西方学术界也不是已经成为历史的名词,相反,它仍是一个重要的思潮或流派;而且,随着经济学研究内容的拓展,经济学有重返政治经济学的趋势。

不幸的是,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逐渐完善和市场机制的日渐成熟,自边际革命以降,那些崇尚自由竞争体制的主流学者就逐渐接受既定制度下的分配格局,并在此制度下将其研究对象日益萎缩在人与物的关系层面上而探求个人资源的最大化配置方式。于是,主流经济学就逐渐把个体从其社会环境中割裂开来,日益演变为研究稀缺资源如何配置的学问,或者进一步扩大为理性的人如何行为的学问。一方面,基于对稀缺性资源配置的研究,从西尼尔开始经过几代人就为建立“纯”经济学而不断努力,经济学最终成为专注于实现最大化的微观技术;另一方面,基于理性最大化的新古典经济学框架,逻辑实证主义的引入使得主流经济学快步踏入了“科学”的和“实证”的道路,将分析停留在事物的表面和功能联系上,并试图掩盖自身的一切分析方法、基本假设以及相应定理中的规范性质。事实上,自罗宾斯1932年把研究稀缺性资源的配置界定为经济学的标准定义以来,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就内缩为在既定的研究环境和目标下的行为选择;也即,在逻辑上,所有经济人的行为都纳入了一个狭隘的“在一定约束条件下求效用函数或所选择的目标函数的最大值”的目的论模式。于是,现代经济学就逐渐蜕变成了一门视野日益受到限制和缩小的技术经济学,其研究对象主要局限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层面,而逐渐失去了对真实世界的理解和关怀。

事实上,现代经济学发生了这样两方面的变化:一者,边际革命之后的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越来越窄小,从古典经济学研究人的福利转变为仅仅限于商品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物质领域,从而产生了工程学意义上的成本-收益分析法;二者,随着20世纪70年代后的现代经济学之研究领域的重新拓宽,它将新古典经济学的成本-收益方法运用到人类社会的一切领域,把经济学视为一门研究人类理性行为的学科,从而与其他社会科学分支越来越脱离。正因如此,现代主流经济学不但把复杂多样的经济现象简单化了,而且也使经济学蜕变成了一门在个体领域里如何最大化的有关计算问题的学问;与此相适应,在研究方法上,现代主流经济学也开始刻意地模仿物理学等自然科学,以致经济学逐渐转化成了追求“客观”和“科学”的实证性学科。于是,不仅传统经济学中对现有制度进行反思和改进的路线被现代主流经济学抛弃了,而且,“人”这一对经济行为产生根本性影响的因素也逐渐被主流经济学所忽视了,以致盛行着与工程学这一研究内容相适应的单一抽象化方法论。特别是,随着科学至上主义和客观主义日益受到从事纯经济学研究的学者之崇拜和迷信,数学在经济学中开始获得无尚的荣耀,以致经济学也逐渐被视为一门自然科学甚至是应用数学的分支学科;正如布坎南指出的:一旦我们在方法论上陷入求最大值的范式的约束,经济学就变成了应用数学或者说工程学,此时选择成了单纯的数学计算而不再需要“决策”。

从某种意义上讲,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与其初始的研究对象是相呼应的:随着新古典经济学将研究对象限定在物质领域,与这种狭隘化的内容相适应,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也逐渐走向了抽象演绎、个体主义、形式理性以及均衡的分析路径。问题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已经大大扩展了: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自然资源,而是包括了知识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各种资源。显然,由于资源的这种变化,资源的配置不再是依靠自然主义理性就可以通过排列组合而实现最优化的问题,而是如何发挥人的主动性以及如何促进各类劳动的协调问题;因此,针对经济学的研究内容的这种重大变化,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也应作相应转变。不幸的是,尽管制度、文化等社会性因素都逐渐被经济学所认知和引入,但是,由于受研究路径锁定效应的影响,经济学的基本研究范式和分析框架却基本上没有发生相应转变;而且,现代主流经济学家非但不去反思经济学的特性,不认真借鉴其他学科几百年来在探究社会现象过程中所积累的丰富知识和思维,相反却雄心勃勃地试图把经济学这种方法拓展到所有的社会科学领域,乃至取消其他社会科学分支。正因如此,即使在探究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现代主流经济学依旧坚持它的核心假设——经济人,依旧把理性等同于人最大化处理物的工具理性;结果,现代经济学日益成为脱离社会现实的纯粹象牙塔游戏,经济学理论也越来越失去对社会经济的解释力和预测力,这正是现代经济学理论危机的根本所在。

可见,经济学的人文特性表明,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需要依赖于深厚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素养;只有对人类所积累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进行充分的契合,我们才可以更全面地理解和把握经济学的目的和内容,从而推进经济学理论的实质发展,这一点在在经济学说史体现得非常充分。这意味着,我们不能简单地通过学习教材上已经抽象化或过时的定理、或者看几篇时时更新的热点文章,就以为了解了经济学理论,并坐井观天地以为认识了经济规律和社会现象、乃至了解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特别是,由于每个经济现象都有其独特的产生因素,因而我们不能简单地以教材上极端抽象的理论来直接指导实践;即使这种理论曾经在其他一些国家的实践中取得过良好的应用或检验,也不能简单地照搬其他的社会环境中,更不用说,把教材上的主流理论应用于其他非传统经济学的领域了。究其原因,理论往往滞后于现实,教材上的理论大多适应于以前的环境,而社会环境总是在不断变化;而且,初始敏感性条件的细微变化往往都会通过蝴蝶效应而造成巨大差异,因而盲目套用抽象理论往往因“时移事异”而带来“刻舟求剑”的局面。不幸的是,局限于自然资源配置这一工程学内容,现代主流经济学越来越倾向于“科学化”研究思维从而大肆借鉴数学工具;但是,现代经济学在表达上看似越来越精确的同时,却因抛弃了伦理学内容而与现实越来越相脱节。相应地,当前流行的经济学教育也几乎完全忽视了经济学人文性特点,不再努力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中汲取营养来充实对生活现象的理解,以致关注社会科学领域之交叉的研究路线逐渐枯萎了。在某种意义上讲,正是当前经济学研究和教学上的狭隘化和封闭化造成了青年学子充满了困惑:一个个经济学模型越来越呈现出复杂美,但就是不知跟现实有何关系。

三、人文性重塑与经济学的发展

现代经济学盲目地接受自然科学中的自然主义思维方式,试图通过模仿物理学等自然科学来使其研究变得“客观”、“科学”。一者,借鉴工程学的研究方式,现代主流经济学以工具理性来分析社会中的人类行为,把一些经济行为都看成是目的和手段之间的关系;二者,为了模仿自然科学,现代主流经济学往往把目的视为以无差异曲线的形式“给定”的,从而将经济学转变成了一门手段选择的纯粹逻辑的比较问题。即使一些经济学流派也考虑到了社会伦理对行为的影响,但在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思维和分析框架的影响下,也往往把伦理视为“外在于经济的东西,有时在某种情况下又认为它是超乎寻常地处于经济之上的东西”;[6]结果,它们不是把伦理视为与经济相对立的东西,就是试图把伦理当成理性地追求最大化行为中的一种约束力量。事实上,正如鲍伊指出的,扑克牌游戏规则尽管从理论角度上是具有说服力的,但在实际生活中却很难行得通。按照这种经济人的观点,当每个人都遵守规则而自己不遵守时是最佳的,但这种策略的结果是所有人都不遵守;但在现实生活中,一般都不存在普遍的欺骗行为,这就意味着伦理道德的存在。与此相反,几乎所有的人都会努力避免与不道德的人或公司做生意,因而生意上最有竞争力的地位恰恰是:当所有(或绝大多数)竞争者都被视为是不诚实的而自己却被认为诚实的;显然,基于这种策略行为的结果就是,所有的人都努力遵守规则。[7]

正因为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脱离了人的社会性,因此,尽管目前有关经济研究的论文犹如汗牛充栋,但似乎就是不能真正解决思维和实践问题:不仅那种纯粹看似漂亮、优美的数理模型因远离社会实际而变得无用,而且那些看是注重现实的实证、调查文章因缺乏本质探究而也是无用的。特别是,正是基于经济人行为的鼓吹,应用到实践后就使得无论在生意场上还是在国家治理上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帕森斯在《社会活动的结构》一书中就强调,关于行为的实证主义-功利主义理论会把社会学理论引向歧途。事实上,由于受经济学理性分析的影响,社会学等学科也正在加速转向实证和理性的分析;塞德曼就写道:“特别是在最近20年里,社会学理论过多地远离了公众生活,过多地把自然科学当作偶像一样追随,已经到了迷失自我的程度。许多社会学理论已经抛弃了自身作为社会批判和社会变革的工具来参与世界的道德和政治意图。”[8]社会学如此,经济学就更是如此了,以致经济学发展日益陷入深刻的理论危机之中。汪丁丁写道:“经济学其实就是政治经济学,并且是比‘财富’更重要的‘人学’的一个方面。在标准叫科学的‘经济学’定义里,并没有出现‘人的研究’,或者‘日常生活中的人类活动的研究’这样一些马歇尔时代的词语。当代主流经济学一方面变得越来越理性化、抽象化、形式化,另一方面越来越远离日常生活,远离理论的常青树,变得越来越晦涩。经济学变得更加专业,成为一种职业或一门技术,它不再等同于政治经济学,而仅仅研究稀缺性资源的有效配置问题。这都是经济学今天面临的问题。”[9]

事实上,正是受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思维影响,当前国内大部分经济学学者很少把时间花在对问题的深层次思索上,而往往只是在面临交差时才找几个学生基于一些数据处理而“得出”一些所谓的“客观”看法以及相应的政策建议,一份研究报告或课题就这样诞生了。其实,这些学人即使在学习和使用“西方”的经济理论时也不喜欢追问理论所提出的时代背景和适用条件,而是往往只是在搬用一些非常浅显而片面的“前沿”理论;特别是,他们根本不对这些“前沿”理论作认真的适用性反思,却敢于用这些“国外”理论来解释中国现实社会经济现象,更不用说花些时间和精力去看看其他领域学者是如何分析和思考的。显然,这完全是“坐井观天”的思维和心态,但他们自己却毫不自知,也不愿知道。譬如,国内学者往往追随贝克尔的足迹将经济学分析用于分析一些社会问题,却不知道,尽管贝克尔对人类非经济行为的分析在经济学界有很大的影响力,但从社会学领域的学者看来,这种分析是有问题的;正如斯梅尔策指出的,这种“分析思路会给人根本性的误导。究其原因,贝克尔学派的经济学家在分析配偶的选择和是否犯罪的选择等问题时,都开始于某种假定;而且,用这种方式,他们将非常不现实的假设条件强加在涉及到个人决策者身上。例如,贝克尔相信,婚姻市场上存在完全信息。每一个在市场上寻求配偶的人都了解市场并将按照或相对于已经获得的经济利益来作出自己的判断。……我曾经在一次和贝克尔的谈话中问他:‘你知道不知道人们常常是在邻近地区或者就是挑选邻居做配偶的?’你瞧,选择配偶几乎完全是由谁合适来决定的,并不是按照经济情况来计算的”。[10]事实上,中国乡村的婚姻习惯也证实了这一点,它往往依赖于一种说亲的习俗。究其原因,贝克尔的分析是单一因素主义的,它局限于个人的选择范围内,却不知道整个选择集已经由其他因素决定了,因而这种分析往往忽视最为重要的社会因素,而这是支配个体行为的拇指原则。

当然,不是说经济学的理性分析不能推广到其他社会科学领域,问题是如何理解“理性”的内涵,这就要结合其他因素的考虑。正如阿罗指出的,“理性选择模型确实有助于我们对事物的理解,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将理性选择分析方法限制在经济现象上。然而,理性选择假说是一种很经不起推敲的假说,问题倒不在于它正确或不正确,而在于这种假说几乎没有说出多少东西。它所说的是,选择决定本身在不同的条件下有一种连贯性。……就算理性选择理论完全正确,它也仅仅是理论的一个部分,因为理论还必须告诉你据以作出选择的背景条件。个体的机会或许是超越实践自创的,所以机会是以前选择的结果。因此,你可能作出了一个理性选择,但在不确定的条件下却表现为坏的选择,而非理性倒可能表现为好的选择。”而且,理性也不完全是短期的利益行为,而更可能表现为社会性的长期利益。例如,贝尔就认为,“理性的假设是文化形成的”,而斯梅尔策则认为,除了经济学所强调的功能理性外,还存在韦伯提倡的“公共理性”(即在一定条件下,在涉及商品和服务分配的范围内,人们将在特别的排他关系的基础上作出反应)和生态理性(即在面对过度使用时保护经济资源的行为)。[11]

显然,西方社会基于其根深蒂固的自然主义所发展出来的理性具有很大程度的片面性,它主要局限于征服、控制和利用的工具理性;而现代主流经济学并没有区别理性的不同内涵,就是将非常狭隘的工具理性等同于理性,而将其他考虑文化、心理、习俗等因素的行为视为感性的或非理性的。尤其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在使用理性这一概念时太停留在形式逻辑这一层次上了,而没有考虑理性本身所具有的历史文化特性,因为不同文化下人的理性是不同的。胡塞尔就指出,“欧洲的危机在错误的理性主义中有着根源。但我们切不可据此解释说这意味着理性本身就是一种罪过,或者说理性在人的生存总体中只有微不足道的重要性”;正是由于学术界对理性概念的理解有了偏差,并导致了这一概念的畸形发展。那么,如何理解人类社会中的理性呢?梁漱溟认为,理性本身是与人的需要、主观感受以及与他人的互动联系在一起的,为此,他理性定义为那种能够超越自我而追求长期生命永恒性和着眼于社会长期和谐发展的能力,这种理性明显地存在于传统儒家社会以及儒家学说中。相似地,胡塞尔认为,理性应该是那种“高贵的和真正意义的理性,是原本的希腊意义上的理性”,“理性的天职就是指引我们达到成熟的发展”;[12]显然,古希腊的理性包含了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两个方面,它体现了人类物质和精神生活两方面的需求,并与特定的城邦生活相适应。这意味着,理性不是抽象的,而是与特定的社会背景和需求相适应,并是与特定主体相关的。因此,要明白具体社会关系下的理性,关键是要搞清楚行为主体的需求特点以及行为发生时的条件或背景,这是解释理性的基本条件,也是理性的根本内容。

正因如此,胡塞尔不仅批评仅仅着眼于事实并把科学试验视为检验科学真理性惟一标准的实证主义,批判实证主义不回答有关价值的问题,也不探问作为科研对象的人及其文化构造是不是理性,从而把一切有关主体性的问题都排除在科学研究的大门之外,由此科学观念也被实证地抽象为纯粹事实的科学;同时,他也批判了存在主义等非理性主义哲学流派。胡塞尔的批评指向了两大流行思维。一者,实证主义认为理性的方法只适用于自然界,从而排除了探讨整个人生有无意义的问题;但实证主义仍然是一种理性主义,尽管它是一种狭隘的理性主义,是一种局限于自然科学所研究层面的理性主义。二者,存在主义确实关心人生的意义问题,却是用一种非理性主义的方法来研究人生的意义,存在主义反对实证主义,是用一种非理性主义来反对理性主义,而胡塞尔主张用一种完全的理性主义来反对残缺不全的理性主义。实际上,在胡塞尔看来,尽管“科学要求具有严格地建立起来的真理,但是这种真理并非总是在那种客观性的意义上被理解的。……特殊的人的问题在过去也并不始终被排除在科学领域之外,它们跟一切科学的内在关系,其中包括跟不以人为研究对象的科学(比如自然科学)的内在关系,在过去也并不总是不加以考虑的”。[13]显然,这就涉及到如何理解科学的理性问题,如何理解人类生活的理性问题,以及科学理性和生活理性的关系问题。哈耶克强调,理论的发展必须要正确运用理性,而这种理性“是指那种承认自我局限性的理性、进行自我教育的理性,它要正视经济学和生物学所揭示的令人惊奇的事实所包含的意义,即在未经设计的情况下生成的秩序,能够大大超越人们自觉追求的计划”;[14]相应地,胡塞尔倡导的理性概念则包含了行为主体的原初目的,即,离开行为主体的目的去谈论行为是否理性是空洞的。

在某种意义上说,理性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性特征,它使得人们摆脱短视情感的迷惑而追求长期的利益。显然,人们处理自然资源的理性思维和与社会互动的理性思维是不同的:自然思维直接面向事物,从而不关心认识批判;而社会思维则不但要剖析现状,而且要超越经验对事物的本质进行思考,同时要分析社会制度的本质合理性和现实存在性之间的差距,揭示产生这种差距的原因,从而进一步探询克服社会制度异化的途径。正是从这一点上说,面向社会的理性要批判地反思认识的可能性问题,“理性的社会理论本质上是批判的,它把社会置于理论和实践的、肯定和否定的批判的观念之下”;[15]而且,在胡塞尔以及波普尔看来,任何真正的理性都是批判性的。但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却抛弃了理性主义的批判精神,将制度视为合理的存在,基于短期功利的实证分析来理解理性主义;而且,现代主流经济学基于自然主义所发展的理性往往是建构性质的,结果往往导致产生的结果并不是真正的理性,因为“单纯计算什么应当属于自己的东西将使共同生活必然变成不人道的”。[16]显然,这也就涉及到我们如何理解理性内涵的问题,哈耶克说,“建构论理性主义所承认的惟一理性行为,是由‘如果我想得到X,则我必须做Y’这种想法引导的行为。然而事实上,人类的行为大都受着将行为限制在可允许范围内的规则的支配——这些规则一般禁止某些类型的行为,而不管其可预见的具体结果。我们在自己身处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能够所有成功,要大大依靠这种不能做什么的知识”;相反,“如果‘理性’这个概念仅限于指有关事实的确定性知识,而排除‘不应当如何’的知识,那么支配着人类行为、使个人或群体能够在他们生活的环境中生存下去的大量规则,都会被从‘理性’中排除出去。如果把这种所谓的‘理性’武断地局限于有关支配着我们环境中具体的因果律的确定性知识,那么人类积累下来的许多经验,都会处在这种‘理性’之外”。[17]

因此,在哈耶克看来,“所谓理性,并不是指有关具体环境中的具体行为将带来具体结果的知识,而是指一种能力,它使人避免某些虽然有可欲的预期后果,却有可能对决定着人类成就的秩序造成破坏的行为”,相反,“一个坚持只让可预见的结果指导自己行为、拒不尊重有关谨慎行事或许可范围的意见的人,很快就会得到失败的证明,从而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个极不理性的人”。[18]也就是说,理性本质上是演化的,是对前人行为经验和社会规则的遵循。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布什撇开传统的国际规则施行单边主义本身就不是理性的;同样,那些MBA人的行为从局部或者近期角度来看是理性的,但从整个社会或长远角度看则是非理性的。因此,在实际生活中,理性的人在行为选择时首先是基于传统,其次才是对所处环境的综合考虑,这就涉及到不同的文化因素;因为不同社会文化下指导人行为的规则是不同的,因而理性往往是对规则的明显的或者潜移默化的遵守。当然,这种规则不是基于单一的影响因素,而是综合了所有的影响性因素的,它不是通过计算理性而设计的,而是人类社会经过漫长的时期演化而来的;H.P.扬就写道,“经济与社会的制度协调着人们在各种交往过程的行为。市场则协调发生在特定时间和特定地点的特定商品的交换。货币协调交易。语言协调交流。礼仪则协调着我们相互间如何进行社会交往。普通法限定了对人及财产所采取的可接受的行为的界限,并告诉我们逾越这一界限意味着什么”。[19]

可见,人类的理性是具体的和经验的,而不是抽象的和超验的,它是社会文化、心理、制度和历史的产物;相应地,人们所遵循的行为规则主要不是计算理性而是社会理性或历史理性,这是更为全面的广义理性。博登海默就强调,这种广义理性比那种狭义的计算理性更适合观察和分析生活现象,因为这种广义理性所依赖的乃是人类经验累积的理性力量,它是同日常语言用法相一致的,而拒绝把理性判断的范围局限于那些在准数理逻辑帮助下才能得到的东西。[20]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制度也是人类思想的产物,并且与思想共生共融、一起发展;也就是说,现实存在的绝大多数制度并不是当世人所设计的,而是人类社会在长期的互动中逐渐演化而成的。事实上,迄今为止,不论是以社会习俗还是以伦理形态存在的人类社会的非正式制度,还是目前看似已经成文化的正式制度,依旧还也处于流动的不定型状态,同样也面临着继续演化的过程。这意味着,我们不能从人类目前的行为方式中推延出人类的一般行为机理,更不能以目前的行为来预测今后的行为,并以此来制定万世不易的制度;相反,要真正认识人类的行为,就必须深入地剖析人类的发展历史,从人类需求的目的和演化出发,分析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这就需要结合人类拥有的知性能力。显然,这些都启发我们去重新反思现代主流经济学所宣扬的那种单一理性,黑格尔写道:“我们在现世界所具有的自觉的理性,并不是一下子得来的,也不只是从现在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而是本质上原来就具有的一种遗产,确切地说,乃是一种工作的成果——人类所有过去各时代工作的成果。”[21]事实上,如果能够深刻地认知具体社会关系下的行为机理,那么,我们对一系列的经济现象也就有了整体而根本性的认识;因此,如何更深地挖掘人类社会中的经济或社会行为的机理就是当前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当然,尽管新古典经济学仅仅继承古典经济学家所关注内容的一小部分——工程学方面,但那些被新古典经济学遗弃的部分也并没有消失或荒芜,而是为其他众多的非主流经济学派所继承,这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李嘉图学派、新熊彼特学派、后凯恩斯学派、制度学派、演化经济学派、源自法国的控制学派、源于美国的社会积累的结构学派,等等;因此,现代经济学要重新获得生命力,也就需要从这些非主流经济学派中吸取营养。

四、简短结语

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具有强调的人文性和现实性,其理论都是与特定的历史背景相适应的,如果不考虑这一点,那么必然会导致时代的错乱。例如,斯皮格尔就列举了一些时代错乱的例子:将显然是旨在促进民族国家发展的重商主义政策用于此后已经充分发展了的民族国家,将支持农业价格的重农主义政策用于此后农产品已出现剩余的世界,在公共产品的需求已经极为提高的时代应用于古典学派的自由放任教条,或者将适应于完善市场机制的新古典主义应用到需要政府发挥经济作用的发展中国家,等等。[22]显然,要避免这一点,就需要我们有广泛的社会科学知识:不仅是教材上那些一般的公共性知识,更需要通过经典文献梳理获得的特殊的个人性知识,能够使自己的认知不为短期内的主流观点所干扰,并更深切地感受到现代主流经济学的适用条件和时代背景。其实,正是由于经济学内含的人文性,经济学说上就呈现出各种本土化的流派,正如斯皮格尔所说,“那时的经济学反映的是民族文化的明显差异,并且与时间和地点等条件的差异密切相关。只是在过去50年间才出现了一种世界范围的单一的大众文化,并且在与其他因素共同作用下,接受数理经济学之风横扫世界,影响所及,将特定的时间、地点和国民差异都抽象掉了”。[23]相反,现代主流经济学所采用数理化进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特定的研究视角:它是西方社会日益膨胀的工具理性与个人主义相结合而产生机械理性主义的结果。在这种形式主义追求下,越来越强调所谓的实证主义,在数学上也越来越优美和典雅,甚至可以和物理学的最好理论相媲美;不过,尽管这种形式主义使论述的严格性增强了,但真正的新思想却越来越少。正因如此,在认识和解决具体现实问题时,就不能简单地套用书本上的原理,而是要关注具体现实中的问题;经济学研究应该是问题导向的而不是方法导向的,这也正是当前经济学教育的根本弊端。

而且,从理论上讲,不仅包含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具有强烈的主观性和人文性,而且,这也是一般科学的特征,因为科学本身就是体现为体现了主体对客体的认知。例如,康德的先验逻辑就指出,感性必须与知性结合,直观必须与思维结合,才能产生关于对象的知识;因此,如何本着自身的经验感知并使之上升到理论的层次,就是经济学发展的重要途径。然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过分迷恋并夸大了启蒙时期的理性思维,把理性无限夸大为空洞的、抽象的绝对,不但没有摆脱神学的桎梏,反而越来越与宗教神学合流了;事实上,黑格尔以一种泛逻辑主义的形式把人类理性贯穿于一切领域,把宇宙与上帝、哲学与宗教都视为统一的,从而形成了关于绝对精神的庞大的哲学体系。但是,西方社会原希望用人类理性来解放人类,结果却堕入了自己编织的理性之网中而无以自拔;为此,胡塞尔质问道:“科学对于什么是理性,什么不是理性,对于我们作为自由的主体的人,能够说些什么呢”?在胡塞尔看来,“只有当科学家已经发展了一种能力,能用来追溯一切意义形成和方法的原初意义,即追求确立它们时的历史意义,以及特别是从此往后不知不觉地作为意义遗产传下去的意义时,一种理论的任务和成就才具有和才能够保留真正的和原初的意义”;[24]因此,我们在借鉴经济学乃至自然科学所发展出来的观念、工具的同时,必须要考虑提出这些概念和工具时的特定的社会背景。这也意味着,分析人的行为更重要的是要将人的本质与特定的文化结合起来,这也就是经济学的人文性,分析思想史应该如此,分析现实社会现象也应如此。显然,正是由于西方社会更强调世界的抽象性和客观性,而撇开了生活于具体世界中的人之主体;因此,余英时认为,“西方思想从其开始处看不但不是人文的,而且是反人文的。其所以如此,一部分原因盖由于西方人的心智最初似乎是偏于向外在的世界放射”。[25]相反,中国的经济学家有更有利的分析条件,因为中国的哲学根本上就是关注一个具体的生活世界,关注真实的社会行为;正是由于人本主义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因此,着根于儒家的传统,我们将更有优势来发展人本主义的经济学,这更能体现经济学的人文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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