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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的博客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日志

 
 

台湾的"民主"乱象及其警惕  

2010-03-31 05:14:47|  分类: 政治、民主杂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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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文仅仅是对民主实质的探索,指出“绝对”问题而非作“相对”比较,从而不存在贬人扬己之问题。其实,台湾民主尚且如此,另些等而下之的更不足论也。 

 

如何理解体现实质民主的政体?

制度健全的国家或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即使那些公共领域中的不同职位对人才特质的要求也存在很大差异。例如,作为为国家和社会的长远发展立规定制的“哲学王”(议员、委员和代表们)与执行既定之法并使之有效贯彻的“武士”(总统、总理和行政官员)这两个重要公共岗位所要求的资质就存在较大差异:一般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的“哲学王”(立法者)应该具有广博而高深的专业知识、具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和社会责任,这种资格必须通过考核程序;相反,协同个体利益、缓和社会冲突的“武士”(行政者)必须拥有高超的管理艺术、拥有克服困难的毅力,这种能力往往可以在选举中利用大众的偏好而呈现出来。一般地,“哲学王”所具有的社会认知和社会责任往往需要社会阅历的长期积累,因而能够担任这种职务的人往往是德高望重的长者;相反,“武士”所拥有的社会亲和力和控制力往往在于其天生的气质和魄力,因而能够担任这种职务的人往往是意气勃发的年轻领袖。也就是说,作为“哲学王”的立法委员必须通过某种考核而具有某种特定资格,而不能是由简单的民主选举产生,更不能是由某些行政者“钦点”,否则就成了拥有强大“影响力”的武士了。然而,在现实世界中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将立法的“哲学王”和执法的“武士”之特质要求搞颠倒了,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英国等国的民主体制要成熟得多,这些国家的议员和行政者比较符合所要求的那种特征;相反,其他一些新兴民主国家和地区的民主制度则完全走偏了,导致了一些无知又充满斗性的“武士们”占据了立法席位。

显然,一个明显例子就是当前台湾地区:一方面,立法委员是选举产生的,而且基于迥异意识形态的政党争斗,一些冲劲有余而理性不足的年轻人就被选进了立法院,结果就导致了立法院不时地出现打斗之类吸引眼球的闹剧,却无法心平气和对国家和社会的长远发展进行交流及规划;另一方面,行政机构各部分的负责人或者政务官主要来源于各大学的校长、教授以及名嘴,他们虽善长社会制度的长期规划却并无多少管理社会的实际经验,结果就导致了行政上的效率缓慢和改革魄力不足,这正是马英九政府饱受批评的重要原因。而且,政务官和地方官员都与具体实务打交道,具有相似的特性要求,从而这些岗位上的人才也具有应该较强的流动性:地方官积累了一定的实务经验和管理艺术后可以到中央部门任职,从而可以将他们所积累的阅历在更大范围内发挥;同时,中央职能部门的政务官退下来后也比较适合到地方任职,这样可以继续发挥其在整体规划中所扩展的视野和阅历。相应地,立委与大学教授都致力于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对社会发展关系的整理,具有相似的特性要求,从而这些岗位上的人才也具有应该较强的流动性:教授在学术造诣和对社会思考达到一定的深度和广度之后就可以进入立法部门,这样有助于将其较为成熟的理论赋予实践,从而更积极地发挥理论研究的价值;同时,立委从立法部门退下来也比较适合进入大学教书,这样他可以对立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作进一步的思考,从而也就有利于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理论。然而,在当前的台湾地区,这两类人才的流动渠道也完全混乱了:立法卸任后主要处所不是大学,而是竞选地方官员或者进入国营企事业等;而马英九挑选的那些职能部门负责人或政务官甚至大多都不敢去地方竞选,而热衷于回大学教书。

当然,这种颠倒现象不仅出现在台湾地区,而且也是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普遍现象,甚至在一些民主体制已经出现了上百年的发达国家也是如此。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在很多国家和地区主要不是大学教授而是文体明星以及电台主持更容易成为议会议员、立法委员、政协委员或人大代表:例如,在俄罗斯,2007年年轻的体操运动员卡巴耶娃和霍尔金娜以及拳击运动员卡尔波维奇都转而成了国会议员,其中24岁的卡芭耶娃曾为色情挂历,而卡尔波维奇则《花花公子》杂志拍过半裸照片;在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亲自挑选四名美貌火辣的演员或模特竞选欧洲议员:36岁的安吉拉.索齐奥曾经是全球知名选秀节目《老大哥》意大利版的参赛选手,芭芭拉.马特拉是前意大利小姐参赛选手,埃莱奥诺拉.加焦利是意大利家喻户晓的电视明星,卡米拉.费兰蒂则是肥皂剧女明星;在中国大陆,叶乔波、葛菲、邓亚萍、杨威、石智勇、晏紫、刘翔等一大批运动员以及巩俐、陈道明、濮存昕、冯小刚、张艺谋、冯巩、巩汉林、黄宏、赵本山、彭丽媛、宋祖英、殷秀梅、韩红、李瑞英、海霞等一大批影视界人物都成了全国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尤其是那些运动员出身的不仅往往还是现役的而且还是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中最年轻的;在台湾地区,高金素梅、李庆安、余天等众多立法委员早先也都是文体明星以及电台主持等出身。为什么民主社会中会出现如此之多的人才非其所用的现象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影响力而非才能依然成为选举的决定性因素。

一般地,这种影响力的来源是多因素的,可能是因为在特定领域做出了贡献而成了公众人物,也可能是金钱势力、政治势力乃至传统势力的转移。正因如此,如果传承了他人的某种影响力,也就容易在选举中获胜,表现为政治的家族化和裙带现象,这在很多国家和地区都非常普遍。显然,这也明显地呈现在台湾地区的政界,曾任立法委员的国民党籍朱立伦、吴志扬、林益世、连胜文、李庆安、雷倩、张嘉郡、江玲君和民进党籍余玲雅、林岱桦、王雪峰、邱议莹、谢欣霓、陈亭妃等都出身于政治世家,实际上台湾的立委绝大多数都有某种政治渊源。D.米勒强调,即使一个人在特定领域对社会作出了贡献,“但是在承认应得的同时不能损害地位的平等性;退休的将军应当被授予奖章,但不应当得到额外的选票或者享受特殊的医疗照顾。”[1]但试问:在很多现代国家中,所谓的民主不是正在违背这一基本原则吗?无论是通过当政者刻意干预而产生的有意识结果,还是由民众自发投票而产生的无意识结果。事实上,即使在那些较为成熟的民主政体中,由于任用不够格的官僚会使政党在下次选举中遭到失败,因而周期性的选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防止当政者以其权力把参政、议政和决政的代表或委员变成荣誉性的奖赠,并有助于选择教育程度高的专业性人士担任这些公共岗位;但是,迄今为止的情形都表明,基于民主选举的最高领袖或官僚往往并非是具有高度社会性的哲人和能人,相反,二流演员出身的里根、施瓦辛格乃至五花八门的艳星和机会主义者都成为选举的胜利者。

可见,尽管民主选举确实可以防止传统官僚制中固定世袭的身份制现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人才的发现和使用;但是,如果民主选举的内容和范围如果得不到更恰当的界定或者不存在其他机制对民主选举进行修补,那么,由影响力决定的人选往往并不能实现人尽其才这一理想。事实上,正是由于现代社会抛弃了传统的资格考核机制而盛行着基于影响力的选拨机制,导致“赢者通吃”规则开始支配了人类社会的一切方面:那些在一些专门领域具有某种优长的人往往可以把这种权威性拓展到其他领域,从而占据了他根本不具优势的地位。而且,正因为这些人在公共领域岗位上根本不具优势,平时也没有多少时间和精力花在社会发展思考和现实问题调查方面,从而也就根本不能实现古人所倡导的“在其位尽其事”,他们能做的而且乐于做的就是不断地制造出一些新闻所料以表明他们的存在。例如,在台湾地区,我们经常看到的就是立委报料、打架、锁门、占据主席台等现象,而且党派之间在很多议题上都截然对立,造成立法院往往流于空转。再如,在我们大陆,由于特殊的体制限制了这些年轻代表和委会的行为,于是每年人大或政协开会将近有10%左右的委员缺席,有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甚至从来不出席;或者,就不断地提出各种提案,似乎通过提案来标明他的存在,甚至出现了提案数量的竞赛。正因如此,在历届的人大会议和政协会议中,毫无操作性而充满噱头性的提案与日俱增,每年新闻媒体都在津津乐道于提案的创纪录性,但这些提案很少有真正成为制度和实施的。因此,要真正实现人尽其才这一理想,就必须深化对民主内涵以及民主机制的认识。事实上,当年孙中山在西方三权制衡的基础上增加了儒家传统上的考试院和监察院,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那些占据公共领域职位之人士的素质,这也是孙中山思想伟大之体现;不幸的是,这种制度在当前台湾地区徒具其形而无其实,一个明显的缺陷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立委因缺乏资格考核而往往所选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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