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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的博客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日志

 
 

盛名难副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和克拉克奖得主  

2010-03-20 07:00:39|  分类: 经济学教育改革探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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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主要内容载《中国社会科学内刊》2010年第1期。 

  

盛名难副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和克拉克奖得主

--从一份伟大经济学家的排名表谈起

内容摘要:诺贝尔经济学奖项和克拉克奖项的设立主要是因为数学被大量引入经济学、以及人们试图将经济学改造成物理学等自然科学那样的“硬科学”,而且,迄今为止诺贝尔经济学奖和克拉克奖所奖励的主要是发展分析工具的数学家而不是提供思想洞见的经济学家。因此,这两个奖项设立进一步推动经济学朝数理化方向发展,甚至蜕化为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问题是,经济学毕竟是一门关注现实生活的社会科学,但这些奖项的激励却使得经济学日渐脱离其他社会科学分支,从而使得经济学理论与现实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因此,诺贝尔经济学奖和克拉克奖这类奖项的取消将更有利于经济学的多元化发展,防止经济学蜕变成自我演绎的“我向思考”学科。

 

一、前言

我们知道,在求新求异的学术氛围下,现代西方经济学出现了众多流派,他们往往基于不同视角并在特定引导假定下进行研究,从而提出了无法通约和优劣比较的知识论体系;尽管如此,那些被称为主流经济学的各流派在认识论上却存在明显的相似性:都基于根深蒂固的自然主义思维,都将自然科学当成经济学的发展方向,从而都热衷于大量使用数学工具进行分析。实际上,正是在数学工具这一共同媒介下,理性建模和统计实证构为数量经济学的两大分支,它们主导了主流院校经济系的主要研究方向:主流经济学的不同流派——如凯恩斯流派和反凯恩斯流派都着眼于这两个领域的研究;相应地,这两大研究领域共同瓜分了研究资金、教学课程以及各种奖项:一个明显的事实是,除非出现明显的社会经济变动,诺贝尔经济学奖和克拉克奖得主几乎都是轮流倾注在这两大方向上。例如,就统计实证而言,凯恩斯就在统计分析的基础上构建其失业理论,而弗里德曼则在统计分析基础上构建其货币数量论;而就数理建模而言,凯恩斯学派的萨缪尔森位数理经济学奠定了基础,新古典宏观学派的卢卡斯则宣称萨缪尔森的数理方法对他产生了深远影响,并将那些缺乏方程式的文字论文称为废物。正因如此,尽管凯恩斯经济学派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在具体政策上争吵不休,但它们所使用的分析工具却基本一致,这也是当前数理建模和计量实证如此甚嚣尘上的原因。

事实上,哈耶克就指出,“从这一点看,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的共同点,要多于我与他们两派的共同点”;[1]究其原因,尽管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和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都高举自由主义的旗帜,但它们在经济现象的研究方法上却存在截然的不同。哈耶克1977年在接受《理性》杂志编辑采访时就说:“40年前,我就写过文章,强烈反对数量理论,因为这种方法太粗略了,遗漏了很多重要的东西,我只能乞求上帝,希望观众永远不会相信那些理论。因为它太吸引人了,简单的方程式,容易理解。我很遗憾,弗里德曼那样具有的才智出众的人竟然把它看成一切,而不是仅仅将其作为一种主要的工具来利用。所以,归根到底,我们之间的分歧主要是方法论上的”,“弗里德曼是实证主义者,他相信,任何东西只有是经验上可以验证的才能进入科学研究范围。我的看法则是,我们对经济学的了解已经够详尽的了,我们的任务是让我们的知识形成秩序。我们不再需要太多心信息了,我们最大的难题是消化我们已经掌握的东西。统计信息不会使我们更聪明,除非它可以告诉我们关于特定时刻的特定情势的信息,但从理论上讲,我相信统计研究做不到这一点”。[2]其实,尽管克拉克奖和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设立为经济学戴上了科学的光环:这不仅是经济学被推崇为“社会科学的明珠”,而且助长了经济学家的帝国主义心态;但问题是,这些奖项的设立它果真促进了经济学理论的实质进步吗?更好地解决现实问题了吗?是以本文就此作一阐述。

二、一份20世纪伟大经济学家排名表

这里首先来看一份有关20世纪最伟大经济学家的名单表,它是由2000年来席卷整个欧洲经济学界的“后-我向思考”经济学评论杂志2006年根据网络调查获得的。这里的“伟大”主要是指对他能够最大程度地增进我们对经济现象的理解,而不是指对经济学这个职业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投票方法是:每个投票者选出他认为最“伟大”经济学的前5位,并且给最高的5分,第二位4分,……最后一位1分;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投票少于5位。共有1249 订户进行了投票,最后的投票结果如下:

20世纪最伟大经济学家名单[3]

排名

票数

姓名

获奖信息

排名

票数

姓名

获奖信息

1

3253

凯恩斯J.M.Keynes

 

51

40

索洛Robert Solow

诺奖、克拉克奖

2

1080

熊彼特J.A.Schumpeter

 

52

38

阿格里艾塔M.Aglietta

 

3

904

加尔布雷斯

J.K.Galbraith

 

52

38

费波萝Nancy Folbre

 

4

708

森Amartya Sen

诺奖

54

37

格塞尔Silvio Gesell

 

5

607

琼.罗宾逊J.Robinson

 

54

37

卢森堡Rosa Luxemburg

 

6

591

凡勃伦T.Veblen

 

56

36

列宁Vladimir Lenin

 

7

481

卡莱斯基M.Kalecki

 

57

35

史密斯Vernon Smith

诺奖

8

469

哈耶克F.Hayek

诺奖

58

34

加夫尼Mason Gaffney

 

9

456

波兰尼K.Polanyi

 

59

32

卢卡斯Robert Lucas

诺奖

10

383

斯拉法P.Sraffa

 

59

32

威廉姆森O.Williamson

诺奖

 

 

 

 

 

 

 

 

11

333

斯蒂格利茨J.Stiglitz

诺奖、克拉克奖

61

31

巴兰Paul Baran

 

12

320

阿罗Kenneth Arrow

诺奖、克拉克奖

62

28

佩鲁François Perroux

 

13

319

弗里德曼M.Friedman

诺奖、克拉克奖

63

27

沙克尔George Shackle

 

13

319

萨缪尔森P.Samuelson

诺奖、克拉克奖

63

27

斯坦纳Rudolf Steiner

 

15

268

斯威齐Paul Sweezy

 

63

27

 托宾James Tobin

诺奖、克拉克奖

16

267

戴利Herman Daly

 

66

26

帕斯尼惕L.Passinetti

 

17

250

西蒙Herbert Simon

诺奖

67

24

亚瑟Brian Arthur

 

18

246

科斯Ronald Coase

诺奖

67

24

麦克洛斯基D.McCloskey

 

19

216

缪尔达尔G.Myrdal

诺奖

67

24

劳森Tony Lawson

 

20

211

马歇尔A.Marshall

 

70

23

艾尔斯Clarence Ayres

 

21

208

赫希曼A.Hirschmann

 

70

23

维克塞尔Knut Wicksell

 

22

205

乔治斯库-罗根

N.Georgescu-Roegen

 

72

22

奥尔森Mancur Olson

 

23

174

包尔丁K.Boulding

克拉克奖

72

22

阿莱斯Maurice Allais

诺奖

24

153

里昂惕夫W.Leontief

诺奖

72

22

张夏准Ha-Joon Chang

 

25

141

卡尔多N.Kaldor

 

72

22

弗里曼C.Freeman

 

26

138

诺思Douglas North

诺奖

72

22

韦伯Max Weber

 

27

102

普雷维什R.Prebisch 

 

77

21

索托Hernando de Soto

 

28

97

希克斯John Hicks

诺奖

78

20

鲍尔斯Samuel Bowles

 

29

87

曼德尔Ernest Mandel

 

78

20

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

诺奖

30

78

米塞斯L.von Mises

 

78

20

萨克Anwar Shaikh

 

31

76

康芒斯John R.Commons

 

78

20

特沃斯基Amos Tversky

 

32

72

纳尔逊R.R.Nelson

 

82

19

霍奇逊Geoffrey Hodgson

 

33

71

阿克洛夫G.Akerlof

诺奖

82

19

奈特Frank Knight

 

34

67

舒马赫E.F.Schumacher

 

82

19

帕累托Vilfredo Pareto

 

35

64

克鲁格曼Paul Krugman

诺奖、克拉克奖

82

19

泰勒Lance Taylor

 

36

60

卡恩曼D.Kahneman

诺奖

86

18

弗兰克A.G.Frank

 

37

58

贝克尔Gary Becker

诺奖、克拉克奖

86

18

沃勒斯坦I.Wallerstein

 

38

57

海尔布伦纳

R.Heilbroner

 

88

17

凯尔索Louis O.Kelso

 

39

54

明斯基Hyman Minsky

 

88

17

科尔奈Janos Kornai

 

40

53

谢林Thomas Schelling

诺奖

90

16

博耶Robert Boyer  

 

41

52

刘易斯Arthur Lewis

诺奖

90

16

戴维森Paul Davidson

 

42

51

纳什John Nash

诺奖

90

16

盖普William Kapp

 

43

49

阿明Samir Amin

 

90

16

勒纳Abba Lerner

 

43

49

布坎南James Buchanan

诺奖

94

15

鲍莫尔William Baumol

 

45

48

富尔塔多C.Furtado

 

94

15

埃尔森Diane Elson

 

45

48

诺伊曼J.von Neuman

 

94

15

加列格纳尼P.Garegnani

 

47

43

费雪Irving Fisher

 

94

15

哈罗德Roy Harrod

 

48

42

丁伯根Jan Tinbergen

诺奖

94

15

莫迪利安尼F.Modigliani

诺奖

49

41

多布Maurice Dobb

 

94

15

塞勒Richard Thaler

 

49

41

库兹涅茨S.Kuznets

诺奖

94

15

维克瑞William Vickrey

诺奖

    尽管这份排名并非一定是科学和客观的,却有几个显著的现象值得我们关注和反思。

第一、仅有31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此名单中,而不在此其中的则有33位。后者分别是:弗里希(R.Frisch,1969)、康托罗维奇(L.Kantorovich,1975)、库普曼斯(T.C.Koopmans,1975)、俄林(B.Ohlin,1977)、米德(J.E.Meade,1977)、舒尔茨(T.W.Schultz,1979)、克莱因(L.R.Klein,1980)、德布鲁(G.Debreu,1983)、斯通(R.Stone,1983)、哈维默(T.Haavelmo,1989)、米勒(M.H.Miller,1990)、马科维茨(H.M.Markowitz,1990)、夏普(W.F.Sharpe,1990)、福格尔(R.W.Fogel,1993)、海萨尼(J.C.Harsanyi,1994)、泽尔腾(R.Selten,1994)、莫里斯(J.A.Mirrlees,1996)、默顿(R.C.Merton,1997)、斯科尔斯(M.S.Scholes,1997)、蒙代尔(R.A.Mundell,1999)、赫克曼(J.J.Heckman,2000)、麦克法登(D.L.McFadden,2000)、斯宾塞(A.M.Spence,2001)、格兰杰( C.W.J.Granger,2003)、恩格尔(R.F.Engle,2003)、基德兰德(F.E.Kydland,2004)、普雷斯科特(E.C.Prescott,2004)、奥曼(R.J.Aumann,2005)、菲尔普斯(E.Phelps,2006)、赫维奇(L.Hurwicz,2007)、马斯金(E.S.Maskin,2007)、迈尔森(R.B.Myerson,2007)、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Ostrom,2009)。

第二、在30位克拉克奖获得者中,只有9位名列此名单中,而有多于三分之二者不在其中。后者分别是:克莱因(L.R.Klein,1959)、霍撒克(H.S.Houthakker,l963)、格里利克斯(Z.Griliches,1965)、内洛夫(M.L.Nerlove,1969)、乔根森(D.W.Jorgenson,1971)、费希尔(Franklin M.Fisher,1973)、麦克法登(D.L.McFadden,1975)、费尔德斯坦(M.Feldstein,1977)、斯彭斯(A.M.Spence,1981)、赫克曼(J.J.Heckman,1983)、豪斯曼(J.A.Hausman,l985)、格罗斯曼(S.J.Grossman,1987)、克雷普斯(D.Kreps,1989)、萨默斯(L.H.Summers,l993)、卡德(D.Card,1995)、墨菲(K.M.Murphy,1997)、施莱弗(A.Shleifer,1999)、拉宾(M.Rabin,2001) 、利维特(S.Levitt,2003)、阿塞莫格鲁(D.acemoglu ,2005)、苏珊.艾希(Susan C.Athey,2007)。

第三、不在此名单中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和克拉克奖得主几乎都是数理出身并热衷于数理建模和计量工具的学者。例如,弗里希、库普曼斯、克莱因、斯通、哈维默、福格尔、赫克曼、麦克法登、格兰杰、恩格尔、基德兰德主要发展了计量分析方法或应用,康托罗维奇、德布鲁、米勒、马科维茨、夏普、海萨尼、泽尔腾、维克瑞、默顿、斯科尔斯、斯宾塞、奥曼、菲尔普斯、赫维奇、马斯金、迈尔森等人则主要在数理模型上;另外的俄林、米德、舒尔茨、蒙代尔则相对集中在专门经济领域,同时也主要是作为技术性经济学而存在。之所以会出现如此现象的关键就在于,诺贝尔奖委员会之所以在所有社会科学中单独设立经济学家奖项本身在很大程度是二战以后国民经济日益计划化的结果,其研究对象局限于物质资本的配置这一工程学方面,因而一开始就是把经济学当成自然科学来看待的;正因如此,早期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如弗里希、丁伯根、萨缪尔森、库兹涅茨、里昂惕夫、康托罗维奇等人,他们的成就都与经济计划有关,都受到计划经济的影响或者直接就是经济计划的领导者和推行者。而且,由于从事数量分析的人获得了诺贝尔奖并逐渐控制了经济学界,因而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甚至直到现在,经济学的走向也为这些从事数量经济学研究的人所控制;结果,后来被授予诺贝尔奖的也大都是这一领域中的学者,如阿罗、希克斯、库普曼斯、弗里德曼等都是如此。当然,随着计划经济问题的日益暴露以及完美市场的崩溃,诺贝尔经济学家所授予的领域逐渐有了扩大,但定量化和精确化还是控制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的基本意识形态;因此,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大有年轻化的趋势,至少获奖成果大多是那些数理经济学家青年时期所作出的。

第四,克拉克奖得主不在此名单中的比例更高,这是因为克拉克奖更有利于激励数理经济学的研究。事实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不同的:自然科学是集中于一般规律,而社会科学者所感兴趣的主要是那些特殊的、个别的和独特的事件;因此,自然科学的研究主要是运用基本原理去分析大量自然现象,而社会科学的研究则需要是综合各方面的知识来分析复杂多变的社会现象。正因如此,两者产生成果的时间也存在很大差异,如哈耶克指出的,人类智力产生最佳劳动的年龄与一个人成为合格专家而必须积累知识的年龄之间的距离,随着我们从纯理论学科转向具体现象为主要研究对象的领域而会变得越来越长。事实上,在自然科学中有大量的天才涌现,而社会科学领域的天才则是罕见的,它需要建立在后天知识不断积累的基础之上。例如,数学家或逻辑学家也许18岁就可以做出最辉煌的成果,而历史学家有可能在80岁才能成就其最好作品;事实上,康德到了71岁才开始写作《论永久和平》,哈耶克到80岁才完成他的《立、立法与自由》一书。但是,克拉克奖授予的对象却是40岁以下的经济学者,从而激励经济学者转向数理经济学的研究,因为数理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已经自然科学化,从而更容易早出成果。[4]事实上,克拉克奖几乎全为数理经济学家所获得,如萨缪尔森、弗里德曼、托宾、阿罗、克莱因、索洛、乔根森、费希尔、费尔德斯坦、斯彭斯、赫克曼、格罗斯曼、克雷普斯、卢卡斯、墨菲、施莱弗以及阿塞莫格鲁等,尽管其中一些得主功成名就后也开始思考更广的社会经济问题。

三、排名表引起的主流经济学之反思

其实,正如阿莱指出的,尽管数学是一种工具,掌握它是很难的,它却是也只能是一种工具,一个人只有数学方面的能力和技巧是不能成为一个好的物理学家或是经济学家的。显然,根据这一看法,即使是在当前那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或者克拉克奖得主当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并不是合格的经济学家;相反,不懂数学或者数学水平不高的人往往照样可以搞经济学研究,甚至可以成为经济学大师,因为他们同样具有严密的逻辑推理能力,并且还具有异常的观察和提出问题的能力。譬如,历史上特别是古典主义时期已经出现的那一大批经济学大师基本上都出身于社会科学,但他们的思想见解及其对经济学的影响至今依旧源远流长;不幸的是,当今经济学界懂数学而不知历史何物的经济学者却所在皆是,张五常认为,这些人即使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其思维的传世机会看来还是零。事实上,当美国哈佛大学的数学教授默顿1997年因提出“期权定值公式”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就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感到非常吃惊。”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默顿身上,甚至也发生在纳什等诸多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身上,试想:经济学皇冠上的明珠却成了数学家摆弄数学的“意外收获”,这又说明了什么呢?固然,这些现象反映了很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研究本身是出于兴趣,而不是像那些普卜那个学者尤其是国内绝大多数学者那样是为了获得某种学术之外的特定目标(如奖励、晋升、声名)而“研究”;但同时也反映出,这些得主本身也没有意识到其研究在经济学中的价值,没有因为这种坚定的学术信念而不断呐喊的精神。这与早期经济学家的特质存在很大的不同:早期积极学者往往对其学说具有强烈的自信,如果没有为社会所认同就会不断地为之呐喊。

事实上,我们知道古典经济学自斯密以降本身就是一部经济学相互争论史:这种争论不仅体现在李嘉图和马尔萨斯、萨伊和马尔萨斯、萨伊和李嘉图之间,而且也体现在西斯蒙第、德国历史学派、社会主义学派和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与之间。在古典经济学末期,一些新兴的边际主义者更是为之付出了毕生的努力。例如,数量经济学先驱古诺坚信将将微积分引用到经济学分析中的作用,并完全运用数学分析撰写了经济学论文《财富理论的数学原理之研究》,从而成为提出完全垄断、双头垄断和完全竞争的精确数学模型的经济学家;但是,他这种史无前例的微观经济学分析的创新方法并没有因其世人的兴趣,为此他一生都在努力地阐述这种数理分析的意义,不仅试图通过简化数学的使用而使人更容易接受,而且还努力影响周围的人。正是古诺的坚持,他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时的同班同学奥古斯特.瓦尔拉斯成了他崇拜者,后者将《财富理论的数学原理》一书送给他儿子里昂.瓦尔拉斯,要他沿着古诺开辟的道路去研究经济学;正是古诺的开创性工作基础上里昂.瓦尔拉斯在发展出了一般均衡理论,但尽管里昂.瓦尔拉斯对自己的研究充满自信,在当时依然无法刺激其同伴或学生的研究兴趣。因此,里昂.瓦尔拉斯不遗余力地兜售他的一般均衡体系:为使概述其体系的文章能够被发表,里昂.瓦尔拉斯往往不顾脸面地游说杂志编辑;而且,为了寻求其他经济学家对数学分析的支持,里昂.瓦尔拉斯几乎与当时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进行了通信,把自己先前所有未发表的手稿免费呈送给别的经济学家请求评论。正是基于这种基于宗教狂热的努力,使得里昂.瓦尔拉斯的分析体系逐渐为整个经济学领域所接受,最终经济学皈依了对一般均衡的“信仰”。

与早期经济学这种“有心栽花”情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往往成了数学家的“无意插柳”;以致有人就说,如果你要在经济学上有所作为,你应该去读数学,而不是读经济学。问题是,尽管很多数学家对经济学的贡献往往是“无意插柳”之作,但由于克拉克奖以及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些奖项的设立为其他后来者树立了一个追逐的“圣杯”,这种有利于数量经济学的评价体系使后人在数量道路上“刻意栽花”。于是,这两个奖项设立进一步激励经济学朝数量化方向发展,甚至蜕化为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从而完全混同了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与自然科学在研究方法上的区别。一般地,这两大奖项的设立对数量经济学的强化作用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者,获奖带来的巨大学术声誉和丰厚物质财富激励众多的经济学人为之奋斗;二者,这些巨大学术声誉使得得主们可以培养更多了类似研究倾向的学者。事实上,每年克拉克奖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研究领域都会成为新闻媒体乃至学术界炒作的话题,那些追奉者们也乐此不疲地把自己的绝大部分研究精力集中于这些泰斗所划定的“领域”:学习、传播和发展;而那些奖项的得主如萨缪尔森、弗里德曼以及卢卡斯等则心甘情愿地被那些追随者供奉为“教主”,在他们周围则形成了一群上流或一流的研究者,旁支者则努力挤入“主流”的行列。正因如此,现代经济学主要为美国的一些主要大学和那些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教授所把持,他们把自己的学生派遣到各个高校,并垄断了主要的学术刊物以及各种学术委员会;在这种情况下,不仅美国的学者在追随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框架,世界其他国家的学者也模仿美国的主流研究范式。

问题是,尽管美国社会存在如此之多的声名赫赫的世界顶级经济学家,甚至每年的诺贝尔经济学颁奖和隔年的克拉克奖颁布都会不断“制造”着这样的经济学大家,他们垄断了指导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的话语权;但试问:美国的经济在他们的“治理”和“良策”下运行得如何呢?持久的失业扩大、社会矛盾的加剧以及社会经济的萧条,当前已经持续两年的深度危机及其在全球的蔓延做出了最有说服力的回答。所以,200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就对现代主流经济学展开了猛烈的攻击,认为30年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在经济好的时候没有用,在经济坏的时候反而会起到负面作用”,因而我们正生活在“宏观经济的黑暗时代”;特别是,他在2009年9月2日发表于《纽约时报》上的《经济学家如何错得如此离谱》一文中强调指出,“经济学需要放弃基于每个人都是理性的和市场运作是完美的这一假设之上的简洁却错误的解决方案。……这种经济学的分析当然不会是简洁的,但我们能够期望它至少具有部分正确的优点。”[5]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究其原因,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基本思维是自然主义的,它起源于对自然利用的理性,从个人角度为个人的功利行为支招,但却不知如何应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知如何促进整个社会的和睦合作;显然,将自然主义的思维应用于人类社会之中,把个人的最大化行为用于公共领域,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机会主义的泛滥和囚徒困境的丛生。在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根深蒂固的自然主义思维,正是现代主流经济学的阿基里斯之踵。正因如此,越来越多的学人已经开始对这些奖项的评审产生了质疑,因为这些奖项的设立极大地壮大了经济学家的世界声誉,但对这些“圣杯”的追逐却激励人们不断推出新的却根本无法解决问题的“理论”,这导致了经济学的理论不断求新求变却几乎是在反复轮回,不仅几乎没有实质的理论进展,而且现实问题也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和解决。[6]正因如此,由经济计划化所设立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以及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进一步强化的经济学数理化取向就引起了众多有识之士的反思。

事实上,一批“后-我向思考”经济学家就对当前经济学现状进行了深刻批判。Peter Söderbaum说:“新古典经济学接近垄断的地位与民主政治的一般思维是不相容的。经济学在某种程度上是科学,但同时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将经济学限制在新古典范式内意味着强加一种严肃的意识形态限制。经济系成了政治宣传中心”(the close to monopoly position of neoclassical economics is not compatible with normal ideas about democracy. Economics is science in some senses, but is at the same time ideology. Limiting economics to the neoclassical paradigm means imposing a serious ideological limitation. Departments of economics become political propaganda centers);Steve Keen说:“从经济学硕士或博士课程毕业的学生,往往对经济学存在一种茫然若失的理解,对他们专业的智力发展史缺乏正确评价,而只知追逐那种不仅妨碍其对经济学之批判性理解而且妨碍其对数学和其他科学最近发展之鉴赏能力的数学方法。这些所知不多的学生中少数日后却会成为学院派经济学家,然后重复这一过程。(于是)无知便成了永恒”(Economics students . . . graduate from Masters and PhD programs with an effectively vacuous understanding of economics, no appreciation of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ir discipline, and an approach to mathematics that hobbles both their critical understanding of economics and their ability to appreciate the latest advances in mathematics and other sciences. A minority of these ill-informed students themselves go on to be academic economists, and they repeat the process. Ignorance is perpetuated);Herbert Gintis说:“本科经济学是一个笑话——宏观还好,但微观就是一个笑话,因为他们讲授那些你知道不是真实的材料。他们知道一般均衡模型不是真实的。那个模型有很好的稳定性,它并不预测任何有趣的事,但是他们就教这个……”(Undergraduate economics is a joke -- macro is okay, but micro is a joke because they teach this stuff that you know is not true. They know th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is not true. The model has no good stability properties, it doesn't predict anything interesting, but they teach it);Emmanuelle Benicort说:“大多数课程处于一个‘想象的世界’,它与无论何种具体问题度没有联系”(Most courses deal with an ‘imaginary world,’ and have no link whatsoever with concrete problems);Julie A. Nelson说:“塔利班及其原教旨主义思维对妇女来说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中最为控制和压迫的体制。现代学院派经济学和全球经济政策已经为乔治.索罗斯所抨击的那种‘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僵硬思维所控制”(The Taliban, and its variety of fundamentalist thinking, has been the most controlling and oppressive regime with regard to women in contemporary times.  Contemporary academic economics, and contemporary global economic policies, are gripped by other rigidities of thinking – what George Soros has dubbed ‘market fundamentalism.’ );Tony Lawson说:“现代经济学作为一种解释的努力是很不成功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为这个学科中绝大多数的严肃评论者所接受,包括它的许多最杰出的阐释者”(Modern economics is not very successful as an explanatory endeavour. This much is accepted by most serious commentators on the discipline, including many of its most prominent exponents);Geoffrey M. Hodgson说,“因为数学已经淹没了主要大学和研究院的课程,经济学系学生既没有受到鼓励也缺乏装备来分析真实世界的经济和制度”(Because mathematics has swamped the curricula in leading universities and graduate schools, student economists are neither encouraged nor equipped to analyze real world economies and institutions.)Donald Gillies说:“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已经被证明是很不成功的,因为它是基于一种在经济学和物理学之间类比的误导。经济学如果用另一个非常成功的领域(也即医学)的模型来武装自身,像很多医学一样采用定性因果方法论,可能会做得更好”(The application of mathematics to economics has proved largely unsuccessful because it is based on a misleading analogy between economics and physics. Economics would do much better to model itself on another very successful area, namely medicine, and, like much of medicine, to adopt a qualitative causal methodology.”) [7]

而且,我们还可以从几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原话中反思现代经济学。弗里德曼说:“……经济学正日益变成数学的神秘分支而不是处理现实经济问题的学科”(…… economic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an arcane branch of mathematics rather than dealing with real economic problems);斯蒂格利茨说:“在美国研究院正在被教授的经济学是一种对胜利的意识形态而非对科学的宣言”([Economics as taught] in America's graduate schools... bears testimony to a triumph of ideology over science);科斯说:“现存经济学是一种漂浮在空气中的理论的(意即数学的)体系,它与真实世界中所发生的事情很少有关系”(Existing economics is a theoretical [meaning mathematical] system which floats in the air and which bears little relation to what happens in the real world);诺思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不确定和永远在变化的世界,它以新的和异常的方式在不断地演化。(但)标准理论却对此无能为力。要试图理解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改变,就需要对我们的思维进行根本性反思”(We live in an uncertain and ever-changing world that is continually evolving in new and novel ways. Standard theories are of little help in this context. Attempting to understand economic, political and social change requires a fundamental recasting of the way we think);里昂惕夫说:“专业经济学杂志一页接一页地充满着数学公式……,经济理论继续一年接一年地产生数理模型及详细地探究它们的形式道具;计量经济学家们则将所有可能形式的代数函数套到本质上相同的数据集合上”(Page after page of professional economic journals are filled with mathematical formulas […] Year after year economic theorists continue to produce scores of mathematical models and to explore in great detail their formal properties; and the econometricians fit algebraic functions of all possible shapes to essentially the same sets of data);索洛则说:“今天,如果你问一个主流经济学家关于经济生活的任何方面的问题,他的反应将是:假设我们将这个情形模型化而后看将会发生事么……现代主流经济学是由很少其他而仅是这个过程的例子所构成”(Today if you ask a mainstream economist a question about almost any aspect of economic life, the response will be: suppose we model that situation and see what happens…modern mainstream economics consists of little else but examples of this process)。[8]

相应地,2001年6月14日剑桥大学的27位博士生发表了公开信,强调“经济学正为对经济现象解释和分析的单一方法所垄断,这种方法的核心就在于依赖于一种正式模型推理,它被认为是对研究正确的,而相关的证据却并不是‘硬条件’,经济学专业的主要杂志、教师以及课程都指向这个方向”,但是,“这种形式分析对理解经济现象的一般适用性却是值得怀疑的”。[9]2001年7月,来自24个国家的学生、研究者和教授聚集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大学讨论经济和经济学现状,后来发布了呼吁对经济学进行根本性变革的“堪萨斯宣言”,强调“受无历史的分析和抽象的形式主义方法论限制的经济理论只能对挑战复杂性的经济行为提供有限的理解。经济学狭隘的分析方法阻碍了它产生真正适用和现实的政策处方的能力、以及与其他社会科学进行富有成效的对话的能力”,因而“所有经济学系应该对经济学教育进行改革,这包括对那种强化我们这种学科的方法假设的反思”,经济分析应该立刻朝如下几方面拓展:“1.拓展对人类行为的理解。经济人作为一个自洽性的理性最大化者的定义太狭隘了,以致无法容得下诸如本能、习惯、性别、阶级和其他社会因素等在经济心理和社会代理中的决定性作用”,“2.重视文化。经济活动像所有社会现象一样必然是根植在文化中的,这包括所有的社会的、政治和道德的价值体系和制度,它们通过强加义务、赋予和剥夺特殊选择以及创造社会和团体身份的方式深深地塑造和引导了人类行为,所有这些都会影响经济行为”,“3.考虑历史。经济现实与其说是静态的不如说是动态的,作为经济学家,我们必须调查如何和为何事物会有时空上的变化。现实主义的经济调查需要集中在过程而不是简单的结果”,“4.知识的新理论。传统上被社会科学使用的实证和规范的二分法是有问题的,事实-价值的差别能够被这一认知超越:调查者的价值不可避免地与科学的调查和科学的成熟结合在一起”,“5.经验主义的基础。为了证实理论主张需要在经验证据作更多的努力。经济学教学中那种不涉及经验观察而赋予理论原则特权的取向产生了这种解释的现实主义怀疑”,“6.拓展研究方法。诸如参与者观察、案例研究和讨论分析等都应该和计量经济学和正式建模一样被视为获得和分析数据的合理手段。基于不同的优势点并用不同的数据收集技术来观察现象往往可以提供新的洞见,并提高我们的理解力”,“7.跨学科的对话。经济学家应该意识到经济学内部的不同学派,也应该意识到其他学科尤其是社会科学的发展”。[10]

四、尾论

诺贝尔经济学奖项和克拉克奖项的设立很大程度上是在科学至上主义的思潮中由于数学的大量引入而试图将经济学改造成物理学等自然科学那样的“硬科学”的产物,但经济学毕竟本质上属于社会科学,无论是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方法都与自然科学存在很大差异。因此,这些奖项的激励反而使得经济学日渐脱离其他社会科学分支而扭曲性地向物理学等攀亲,反而使得经济学理论与现实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同时,经济学家的视野也越来越狭隘,萨缪尔森就曾指出,在这个专业化时代,他可能是最后一位全能的经济学家。在某种程度上讲,正是这些奖项的设立,经济学的发展方向遭受了进一步误导:在这两大奖项设立之前,绝大多数最为知名和博学的经济学家都是经济史学家,但此后被视为经济学家的却越来越多仅仅是数学家;相应地,经济学“科学化”取向日益加深,以至技术性经济学大行其道,经济学也越来越像自然科学。究其原因,这些奖项往往具有指针性作用,它为其他学者以及青年学子设立了一个模仿的路标。正是在此“灯塔”指引下,人们把对萨缪尔森的评价置于他的老师熊彼特之上,将弗里德曼置于它的竞争对手加尔布雷斯之上,将与主流范式接轨的科斯、威廉姆森等置于注重演化分析和学科交叉的凡勃伦、康芒斯、霍奇逊等之上,将希克斯、索洛、莫迪利安尼等置于注重人文分析的琼.罗宾逊之上;而且,另外一些曾极大拓宽经济学视野的经济学大师如韦伯、波兰尼、斯拉法、斯威齐、卢森堡、沃勒斯坦等人则越来越不为青年学子所关注,而一些试图重新引入社会科学分析思维来研究经济学的新一代学者如纳尔逊、鲍尔斯、劳森、麦克洛斯基、费波萝等人则更不为人所知。

在很大程度上,诺贝尔经济学奖和克拉克奖迄今为止所奖励的主要是发展分析工具的数学家,而不是提供思想洞见的经济学家;相反,许多具有杰出思想但并不符合流行时尚的经济学家往往不可能获得此类奖,尽管未来将会证明他们对经济学发展的贡献要远比那些技术型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克拉克奖得主重要。譬如,琼.罗宾逊夫人就曾在垄断竞争、价值和价格、收入分配、资本、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军备竞赛、宏观经济政策等众多领域取得有目共睹的学术成就,却一直无法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就在于学术认知和研究思维两个方面:一者,她的理论具有强烈的改造现实取向,这脱离了主流经济学家注重解释的理论框架;二者,她的研究思维新颖别致而富于感染力,这与主流经济学强调“客观”的分析方式不相符。同样,尽管老制度经济学的复兴者加尔布雷斯写了大量影响广泛的著作,但由于他热衷于使用社会的、历史的分析方法,并毕生都在反对抽象的工具模型和数理分析,从而也就无法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萨缪尔森也曾中肯地评论说:当我们的数理经济模型变成垃圾时,人们还在读加尔布雷斯。同时,如果不是20世纪70年代滞胀的出现,哈耶克很可能无法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因为他在当时已经不被认为是经济学家,从而也没有能够在经济系获得教席。其实,尽管哈耶克继承了奥地利学派的研究方法而对伊洛桑和剑桥学派共同组建的主流经济学的数理化取向提出批判,但无论在基本思维和政策主张上都与主流经济学相一致,都主张经济形势的普遍性而试图建立一般性的规律,都主张市场机制的有效性而反对政策干预。同样,如果不是21世纪初这场球全球性经济危机,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也几乎没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可能,因为她也不被认为是经济学家,而且是受聘于政治系。其实,在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前,从路透社到哈佛大学甚至是英国热门博彩公司的竞猜中,埃莉诺的名字从未出现过;美国《商业周刊》首席经济学家迈克尔.曼德尔12日在其专栏中开门见山地坦承,在该奖项宣布前“从未听说过”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这个名字,甚至连马斯金、克鲁格曼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对她的研究都知之甚少。[11]

正因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克拉克奖得主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技术层面的经济学研究,而他们对人类思想的影响远不如我们想象的以及主流媒体吹嘘的那样大;而且,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和克拉克奖设立之前经济学界出现了很多经济学大师,但设立之思想大师反而急速减少了。事实上,即使在20世纪20、30年代,西方经济学界也活跃着马歇尔、帕累托、维克塞尔、埃几沃斯、克拉克、霍布森、凡勃伦、奈特、费雪、庇古、米塞斯、凯恩斯、哈耶克、熊彼特、罗宾斯、斯拉伐、琼.罗宾逊、杨格、康芒斯、米契尔、库兹涅茨等一大批经济学大师。而且,美国经济学协会是在美国历史协会1885年年会上成立的,因为当时几乎所有参与成立经济协会的学者都属于历史协会;因此,最新为纪念美国经济协会成立125周年而特别发行的《2010-2011年经济学家日历》所介绍的18个著名经济学家几乎都是思想性的,他们分别是:斯密、李嘉图、马尔萨斯、马克思、穆勒、瓦尔拉斯、马歇尔、埃几沃斯、伊利、凡勃伦、费雪、凯恩斯、熊彼特、哈耶克、冯.诺伊曼、琼.罗宾逊、斯蒂格勒、弗里德曼,这些学者基本上都是活跃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之前或者在此之前受到的经济学教育。当然,美国经济学协会成立的一个基本宗旨是:对所有经济问题争论的完全自由給予鼓励,然而,诺贝尔经济学奖和克拉克奖的设立却为经济学的研究设立了单一的研究范式和思维,只奖励那些为主流经济学发展作出贡献的理论创新,而对任何在基本信念、研究方法、基本理论方面与主流经济学背道而驰的探索都采取毫不理会的态度。而且,正如霍奇逊所说,“马克思特稿了我们对社会经济体制的认知,凡勃伦致力于探究经济演化和制度变迁,凯恩斯诊断了货币和就业的病理学,熊彼特打破了主流经济学的均衡契约而突出了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哈耶克则分析了市场经济中知识的性质和作用。不过,他们仍然没有获得应得的荣誉”,[12]但当前那些获得极大声誉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克拉克得主又为我们的认知提供了什么呢?又为社会发展作出了什么贡献呢?难道就是凭借一股工具理性创造出各种水晶球般的金融衍生品和金融市场?难道就是把社会发展交给那些充满功利主义的赌徒手中?因此,无论是从本源意义上还是实践功效上讲,人们不妨思考:如果能取消诺贝尔经济学奖和克拉克奖的颁发,是否将有利于经济学的多元化发展,防止经济学蜕变成自我演绎的“我向思考”学科呢?



[4] 这里,我们也可以对国内各院校热衷的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评比(简称“百优”)进行反思。“百优”评比的原初目的本来有二:一、对各院校是一种荣誉,以促使其加强对博士论文的指导和监督;二、对获得者是一种荣誉,以激励他们重视博士论文的写作。但是,在盛行的政绩观支配下,并首先由于一些名牌高校动用各种资源对“百优”评比所展开的争夺,使得“百优”评比已经完全偏离了其原初目的。在很多院校,“百优”似乎已经成为了仅次于院士的头衔或称号:不仅“百优”获得者很快就连升三级,从一个博士毕业生很快就晋升为教授、博导;而且各种级别的课题、奖励、职务以及其他荣誉纷至沓来,从而成为垄断各种资源的“赢者通吃”者。有学界同仁戏说:“百优”就是“五百万”,意即,一篇“百优”论文给作者所带来的各种收益之贴现高达500万元之巨。同时,由于“百优”评比中一个不成文的基本条件就是在《经济研究》这类数理取向的杂志上发表论文,实际上,绝大多数的“百优”论文都是数理经济学的文章,甚至很多“百优”获得者都是由数学和理工科专业转向经济学的;因此,“百优”评比必然会激励青年学子们从事数理经济学的研究,而很少能够趁年轻时代夯实理论素养以在思想上有所创见。更甚者,很多院校不断地要求这些“百优”获得者给青年学者、博士们作讲座,教导他们如何撰写论文,诸如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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