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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的博客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日志

 
 

改造当前经济学界之学风  

2010-03-11 04:10:15|  分类: 经济学教育改革探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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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经济学界的学风问题及其重塑意义

--学者精神、学术发展和社会进步

 

一、前言

现代经济学的主流化现象越来越明显、数理化道路越来越偏盛,这种研究取向在当前国内经济学界尤其严重:在某种程度上,当前国内经济学已经是数量经济学家的天下,任何反思和批判的声音都会遭到压制,任何纯粹文字型的论文都被当作低质量的而弃之一旁。正因如此,国内经济学界滋生出一种了具有强大统治力的数量拜物教,几乎所有的主流刊物、青年学子都匍匐于前;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浏览一下时下各高校经济学专业的课程设计、选课状况以及那些主流学术刊物所登文章就一清二楚了。当然,方法论的选择本身就是与特定的学风密不可分的:一个功利主义的学风将会引导人们采取流行的研究路径,而过分注重现状和强调实用的分析方法也会导致功利主义学风的泛滥;正是两者相互强化,造成了当前学术研究的扭曲和学术制度的失范。其实,尽管国内一些数理经济学者宣言,使用数学是为了经济学研究更为科学,从而有助于推动经济学的实质进步;但实质上,他们之所以热衷于数理模型的设计,并不是为了发现思想、取得认知,而是为了获得其他利益。这可从两方面加以说明:一者,这些文章往往只是将原先就早已存在的思想有时甚至已经存在几百年并且已经过时的思想用数学重新包装,这种抽象数理模型化的结果必然会丢掉一些“看不见”的内容,从而反而扭曲原先的思想;二者,大量学人热衷于数学模型化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掩盖研究者本身在思想上的平庸和荒谬性,因为数理模型可以产生一种看似高深的结果,而计量似乎又为之提供经验事实的基础。那么,数理模型何以具有如此强大的欺骗性呢?这又与时下的学术风气有关。

事实上,随着西方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大肆“入侵”,国内整个学术界都弥漫着一种日益膨胀的功利主义气息,以致真正以学术追求为业的学者在经济学界已经越来越罕见了;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也就很少人真正关心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的实质进步问题,相反以热衷于“贩卖”西方学术的研究方式和相关理论为能事。显然,作为一个具有高度学术理念的经济学人,我们必须清晰地认识到经济学中数学泛滥所带来的问题,必须认识到数理模型仅仅是思想的表达方式而并不能(往往难以)创造出新的思想,特别是,基于数理逻辑和计量实证的结论不能被简单地应用到实践中去。因此,本文主要是阐明在当前形势下对待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基本态度和学术精神,尤其是对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学术风气进行反思和批判,因为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学风是决定研究成果合理性、全面性和公正性的关键。同时,学风问题也与特定时期的学术制度乃是社会政治制度有关,学风的好坏实质体现了思想和交流的自由程度;而思想和交流的自由则对一个社会的发展轨迹密切相关,思想和交流自由是社会进步的推进剂和润滑剂。因此,本文进一步将学术精神和社会进步联系起来,而其桥梁则是思想自由和理论发展。一般地,社会进步依赖于好理论的指导,理论的发展则有赖于自由地思想和交流,而之所以能够自由思想和交流又赖于坚强的学术精神。是以本文将这几个方面掺合在一起进行讨论。

二、学者精神与学术发展

现代主流经济学在研究方式上存在一个严重的误解:它往往把经济研究看成一个故事的构造,且注重于这个故事的新颖性以及数据的支撑。例如,鲁宾斯坦就说过,经济学的美妙之处在于它像寓言一样,给人们讲许多自足的故事,在其中,逻辑一致,滴水不漏,效率和平等通过对一个最优数值的求解而达到完美的平衡。正因如此,现代经济学的研究不再像以前那样是建立在对大量文献的耙梳、长时间的内省和酝酿、以及批判性地综合和比较的基础之上,而是带有相当程度的拍脑袋性质:一者,就故事的新颖性而言,这强化了当前经济学界求新求变的风气,但却很少有人对大量文献作系统的梳理;二者,就数据的支撑而言,这仅仅是强调要有数据却不管这个数据是如何片面的,只要用这个数据讲出一个故事就行了。事实上,目前大量的实证研究文章都是源自这些人在大量的社会活动之余冒出的一个想法,只不过用复杂的数学符号和数据进行装扮就可以当成学术研究发表而已。西方经济学界如此,偏好于将偏至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发挥到极致的当前国内经济学界更是如此:西方的主流学术和主流范式在国内成为了唯一值得效仿的东西,相应地,绝大部分青年学子都集中在数量经济学领域,从事机械化的数理建模和形式化的实证分析。问题是,尽管在这些主流学者往往美其名曰是采用先进的科学方法来进行经济研究,但实际上,他们很少能够从中获得了多少确实的知识增进;而且,他们也不在乎是否获得了知识增进或者问题的解决,相反,这些打着“与国际接轨”的招牌所推行的是实现其“经济人诉求”的个人利益。究其原因,“前沿”、“科学”的旗号使这些文章更可以获得那些容易受到诱骗的青年学子和党政官僚们的认可,从而更容易发表、更容易获得资助,由此也更容易获得职称的晋升。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学术现象呢?显然,这就与当前国内日益偏盛的功利主义学风有关。

其实,尽管数理化是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基本特征,但即使是那些主流经济经济学家乃至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取得非凡声誉之后往往也会对这些主流的观点和思维进行审视乃至批判,里昂剔夫、阿莱、阿罗、萨缪尔森、科斯、诺思、森等都是如此。例如,阿莱就把当前这种学风称为“数学骗术”,阿罗则批评过自己先前提出的理论观点。不过,尽管那些功成名就者可以反过来审视自己以前的工作,甚至提出激烈的批判,从而赢得更高的学术声誉;但是,那些处于外围的经济学人或者青年学子却往往不希望自己的观点和方法偏离主流经济学太远,因为这会阻碍自己可能得到的机会。[1]艾克纳就写道:“一种关于学术经济学家活动的行为理论并不假定,这些经济学家的唯一兴趣是为了了解现实世界的经济现象和能够提出解决经济难题的政策方案。……与正统观点保持一致会使著作得到专家的赞同,这对谋取职业来说是非常有利的……如果候选人的研究表明他们未来可能的同行或上级是些误入歧途的傻瓜,那么他们将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这些人的敌视。”相反,“只有那些已经接受经济学当前的缺陷的人,才能取得作为这个学科的成员的资格,这些缺陷包括它的非科学的认识方法和未经经验证实的整个思想。因此,它有助于保证以经济学专业为代表的社会系统,能够原原本本地再生出自身。”[2]

从某种意义上讲,无论是那些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还是普通研究者,他们的行为都与现代经济学所宣扬和崇尚的理性经济人相符合:都是在不同的环境约束下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那些属于芸芸大众的经济学人往往不可能遵循那些大师功成名就后的言行,却会重复他们之所以功成名就的那条道路。因此,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绝大多数经济学人都依从于数量经济学一途,尽管这种主流效应并没有为现代经济学带来多少实质性的认知提高和理论进步。博兰在《批判的经济学方法论》一书的开场白写道:“当经济学科目受到追求名利思想如此严重的支配,也就是说,受到更关心其事业成就而非为人正直或坚忍不拔美德的人们的支配时,人们怀疑是否还会有人选择经济学方法论作为其专业。这样一种选择需要最低程度的天真。”[3]特别是,由于国内经济学界的时人、世人不仅缺乏应有的理论素养外,而且缺乏真正求知的学术精神和敢于创新的勇气;因此,他们往往只能尾随于社会之俗流,以致宁可作这种毫无意义的Paper制作工作也要遵守主流,从而滋生出当前这种甚嚣尘上的数量拜物教。

当然,经济学界之所以如此,也与当前国内学术风气和整个社会制度之间存在密切关联:不断变动并被扭曲的社会制度必然会造就缺乏深厚底蕴的庸俗学风,而庸俗学风又强化了扭曲的社会制度;结果,一方面是出于对传统大而话之的教条经济学之反动,另一方面又从惟古的教条转变到了媚俗的教条。张曙光很早就指出,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经济学突然上升为一门显学,反而使得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被宠坏了,逐渐丧失了学者的基本理念和素质,经济学的发展也潜藏着越来越严重的危机。为此,张曙光还指出了经济学界盛行的两大歪风邪气:一是抄风甚烈,二是炒风更盛;“抄风烈,许多大同小异、改头换面、东拼西凑的东西充斥市场,许多人将此作为成名成家甚至发财致富的捷径;炒风盛,一些没有多大价值的作品被当作精品佳作大加吹捧,四处兜售炒卖,学术领域也是假冒伪劣风行,一些人也借此把水搅混,从中渔利”,结果,整个“学界面临着‘礼崩乐坏’的局面”,究其原因,“商潮滚滚,巨大的压力、冲击和诱惑,(也)使学者们难以静下心来,专心致志地从事学习、思考、研究和创造。”[4]从张曙光等学者的早期呼吁到现在已经将十多年了,这十年间经济学的一些形式规范初步建立起来了,这包括附有参考文献、试行匿名审稿制度等;但是,学术理念和独立人格却继续甚至在加速丧失,结果许多形式规范成为新的教条,一些新的学术“暴发户”正是利用这种形式规范而将之打造成了牟取私利的敲门砖,学术的批判精神比十多年前更为缺少,并越来越远离“求知”这一学术的本质诉求。

一般地,在任何时代和任何社会中,学风都是制约社会科学理论发展的根本因素。事实上,社会科学本身就是“为己之学”,其直接目的在于提高研究者本人的认知,而不是为了获得他人的认可;否则,这种学术就会朝两方面发展:一是学术为特定权威或机构所掌控,从而形成经院主义的研究方式,传统经济学研究就带有这种特征;二是学术演变为追求形式的八股文,只重形式的优美而不重对真理的接近,现代流行经济学研究中的这种倾向越来越突出。而且,它们一是唯上,一是唯风,两者的共同特点都是与真正的学术精神相背离,都是为了个人利益,从而两种情形都会产生大量的利益集团或宗派,尽管有时是隐性的,是以其它的斗争形式出现的。而且,在任何时代和任何社会中,当学术成为拉帮结派和牟利的根据时,学术精神必然也就窒息了,从而产生了学术的“黑暗时代”。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经济学说史的发展中窥见一斑。譬如,在19世纪下半叶的德国,施穆勒不但是几个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授,教授了几代的学生和行政官员,而且又是科学院成员和上议院议员,从而控制了德国学术界的大多数职位任命,被称作“教授制造者”;正因如此,他的学生及其追随者占据了学术职位,而那些奥地利边际学派的信徒却被从大学中排挤出去,结果呢,后来的历史学派成员几乎没有在经济学上产生有影响的贡献。同样,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导致纯粹凯恩斯主义破产后,新古典宏观学派开始支配了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和国家的政策实施,卢卡斯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死亡:问题和观点》一文中甚至认为,如果一个人被看作是一个凯恩斯主义者,他就会把这个看作是对他的冒犯;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支配下,几乎所有的学者都热衷于理性模型的构建,从而经济学离现实越来越远,克鲁格曼将此前的40年称为“宏观经济学愚昧黑暗世纪”。

那么,当学术不再是为了求知而是为了炫耀之风弥盛之时,又如何推动学术革新并促进学术的展呢?这就有赖于一种新的学术精神,而这种学术精神的兴起则往往是个别先驱者引领的。譬如,在历史学派鼎盛之时,就出现了门格尔这样的创新者。当时他被排挤到奥地利的维也纳大学并且只能在法学院教授一些未来将成为律师和公务员的学生,但是,他却持之不懈地努力并终于找到了师承自己的嫡传弟子维塞尔以及庞巴维克等人,从而开创了在学术上产生巨大国际影响的奥地利学派;而且,在当时那种极端不利的环境下,门格尔敢于对学术进行反思,敢于对学术权威进行挑战,他撰写的《经济学与社会学问题》一书与施穆勒的著作《政治社会科学方法》之间展开了一场持久的论争,并最终改变了当时德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普雷斯曼曾评论说,“通常,伟大的经济学家们所留下的思想和理论遗产会为其他大多数经济学家所接受,并成为经济学宝库的一部分,传给下一代的学生们。少数几个经济学家之所以能够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印迹,是因为他们敢于越出主流,独树一帜,并能够感召一批学生或追随者。门格尔就是罕见的这两类都符合的人物。”[5]同样,在当前崇尚理性建模的新古典宏观如日中天之时,西方也开始出现了一些反思性学者,如霍奇逊、森和克鲁格曼等人,克鲁格曼正趁着这次经济危机对整个新古典宏观派的理论和主张进行全盘审视。

当然,任何主流思想在被突破之前都会存在相当长的时间,尽管它已经与社会环境越来越相脱节,而这个时滞的长短往往决定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是思想本身的坚固性,二是探索者本身的质素。就前者而言,阿莱就曾指出,“所有真正的科学进步都得奋起反对由‘现存势力’产生的占主导地位的思想的专制。这些占主导地位的思想越是被认可,就越深入人心,也就越难以接受新观念,无论它后来可能会变得多么有力新观念的发展。站住到底为的思想无论可能有多么大的错误,仅通过连续的重复,最终就能获得既定真理的地位。不勇敢面对‘现存势力’的强力排斥,就不能对这些真理提出质疑。哥白尼、伽利略、巴斯德、韦格纳和许多其他人的例子都说明了天才的发现者遭遇的障碍,正是这种对新思想的抵抗,解释了我们在经济学中为什么不得不等待那么长时间才能发现杜普伊特、瓦尔拉斯、埃几沃斯、帕累托和许多其他人的重大贡献。成功的学者总是对大家熟悉的占主导地位的理论作出某种边际改进的人。然而,一旦一种新理论落到了常规之外,它肯定会面对普遍的反对,无论它是否得到了经验上的证明。” [6]就后者而言,它也包括了两个维度:一是知识素养,人的知识越匮乏,就越不能对主流意见提出反思;二是学术态度,一个人的意志越脆弱,就越容易为主流的意见所支配。

显然,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思维、观点和政策的突破正面临着这一困境:它在成为主流过程中经过了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但如今却逐渐演变为一种教条;即使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已经发展很大变化,研究内容也远远超出了传统的物质领域,但其研究思维和基本分析框架依然没有真正的变化,一大群人还在不断巩固和维护其基本范式。特别是,在当前国内经济学界,无论是从主流思想的坚固性还是经济学人的质素看,都注定了对经济学的反思和革新是一个不轻松的工作。一方面,长期的学术压制导致研究者的知识积累明显不足,另一方面,扭曲的学术体制使得唯上学风快速转向了唯洋学风;以及文章成为社交的敲门砖,而学术立场是成了宗派小集团的标识。事实上,迄今为止,国内的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还各自形成两个极端排斥性的团体:尽管各自都提出了对对方的批判,但双方都不接受对方的指责,而是孤立地在自己的圈子里我向思考。而且,由于缺乏真正的学术理念和改革勇气,这些团体的成员往往会刻意地排斥那种契合的综合化发展之路;结果,那些具有更为广泛知识而不随波逐流的人则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几乎被剥夺稍许的学术和物质资源。从某种程度上说,国内学术已经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因而要打破这种发展怪圈,就有待于以求知为志业的真正学者之出现:他们不仅拥有广博的知识,具有对待学术的真诚态度;而且,具有独立探索而不为俗流左右的精神以及能够“固穷”的意志,以及高超的领导才能。

正是深感这种学风之弊,笔者长期以来急急乎为经济学改革而呐喊,却收效甚微,因而只得将平时所悟形于文字。特别是,近年来这种学术歪风已愈演愈烈,而学术界的一些相关讨论也似乎仍然流于表象和成见,往往与政治或名利挂钩;即使存在一些批判,也只是零星的,或者往往是就事论事。正因为当前学术界缺乏连贯、系统和深入的反思和批判,没有揭示学术的真正精神和要求,也就无法突破当前盛行的教条主义和媚俗主义两者风气。在这种情形下,随着笔者对人类思想疏理的深入,特别是一些主要文献整理工作的在近期已经初步告一段落以后,笔者逐渐萌生出一种越来越强的冲动:希望把自己所想、所思、所悟传递给社会,促使大家来一起进行探讨、交流、反思和批判,从而尽可能缩短期间的时滞;因为笔者相信,没有一个好的学风,根本就不可能会产生真正的学术,更不要提理论的大发展,研究思维的转变需要一些先驱作长期的孤声呐喊。正因如此,长期以来,笔者一直对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持独立的反思态度,并且将自己所见、所识、所悟写下来;这里将已经积累的一些文字单独成书,并予以付梓,希有利于中国学术之发展、风气之改进也!

总之,经济学的研究并不是当前流行方式所体现的那样:冥思苦想出一个“新颖”的想法,然后对之作逻辑化的故事编撰,或者寻找一些数据来进行“证实”,这两者都是基于特定引导假定来构筑自圆其说的解释共同体;相反,经济学的研究要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从而依赖于对问题的长期观察和探索,依赖于知识的契合和思维的交锋,依赖于横向和纵向的集思广益。只有基于这种探索,获得的思路和提出的措施才不会只是“治标而不治本”的,才可以避免类似问题的再三重演。事实上,任何理论的进步都在于它能够为更多的经验事实所证实,能够使得更多的问题得以解决,经济学当然也不例外。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潜下心来对人类所积累的知识进行综合和比较,而不是简单地搬抄流行的或权威的研究路线和认知思维;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研究者具有全心以深化学问为业的学术精神、拥有强烈以追求真理为志的学术态度,做一个真正献身学术的理念人。显然,作为一门根本上属于社会科学的经济学,它理应与其他社会科学分支更为接近而不是攀附自然科学,它更需要借鉴和吸收其他社会科学所取得的成就来完善自身,而不是将自身很不成为的方法和认知推广到其他领域。然而,由于长期以来的各社会科学之间的学术割裂,现代经济学已经丢失了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值得珍视的知识养分,绝大多数的现代海归学人之知识结构也日益狭隘化。正因如此,现代经济学必须有自知之明,要认识自身的不足和无知,否则就会对绝大多数经济史学家所会认识的危机问题漠然置之,就只会培养出目前这一大批对现实一无所知而又自以为是的庸才。笔者希望,自己长期以来的工作能够缩短经济学理论从畸形复归正常的时滞,尽管笔者也深知,这种努力仅仅是沧海一粟,而学术面貌的根本改变则有待于更多能够理性思考的并且学识渊博的学人出现。因此,笔者常常臆想,哪一天中国人能够在博览群书的基础上能够真正静下心来独自地思考问题,而不是为那些“前沿”或“权威”的观点牵着走;那么,国内的经济学家就值得敬重了,中国的学术就有希望了,整个社会也就大有前途了!

三、学术发展与社会进步

马克思曾指出,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统治阶级通过控制物质生产资料,并把这种经济权力上升为政治权力后,就逐渐控制了媒体、学术机构等精神生产资料,从而进一步生产出反映其意志的社会思想;正因如此,特别是当学术规范化、知识生产学院化以后,学术与政治就开始联结在一起,思想就开始受到压制了。当然,就统治阶级对现世学术和思想的影响和控制的现状而言,这点固然不差,但从思想的起源看,统治阶级与思想的关系却恰恰相反:一般来说,首先是新思想的出现,然后随着思想的传播,产生了与此相应的社会阶层;而当这种思想逐渐为社会所接受以后,与这种思想相适应的新阶层也逐渐壮大而最终成为统治阶级,最后,作为统治阶级,它又会进一步宣传和抬高这种思想的地位。也即,思想首先诞生于知识阶层,开始是具有高度敏锐性和洞察力的开风气之先的先驱者,他发现了传统社会和学术中所存在的问题而开始了孤声的呐喊;尽管经历了常人所无法忍受的困苦和煎熬,但凭借其坚忍不拔的意志而最终获得了少数聪慧而有远见之士的追随和继承,并在这些追随者的积极传播和完善之下而终于使得这些思想逐渐为社会大众所普遍接受;在这种情况下,与此思想相适应的阶层也开始从社会边缘上升为统治阶层,这也是为什么与统治阶级世界观相应的思想往往会在知识分子中赢得特别多支持的重要原因。

然而,一旦新兴统治阶层开始掌握了经济和政治权力,它就会对这种思想进行选择性发展和改造以更好地为其利益服务,从而导致了思想的扭曲和异化。譬如,即使最早滋生思想多元化并以宽容著称的早期荷兰共和国,正宗加尔文主义在取得支配地位之后、就开始对其他一些新兴思想进行一系列的压制:不仅斯宾诺莎因其原创性观点而被逐出阿姆斯特丹的犹太人教区,而且,享有鹿特丹州长之尊的格劳修斯也被逮捕入狱,只是逃到法国后才得以写出其巨著《战争与和平》。同样,尽管阿奎那因创立了天主教的官方教义和官方哲学而在死后被罗马教廷奉为圣徒,但这些思想在其有生之年却备受某些宗教权威的谴责;尽管宗教大法官莫尔因《乌托邦》一书而备受世人称赞,其本人却因尖锐地批判了当时都铎王朝统治下英国的生活和经济秩序而被杀害,只是在他“殉教”400周年之际才被罗马教廷追认为圣徒。与此相应,随着社会的发展,原先具有开风气之先的思想往往逐渐退化成了俗套,其维护者蜕变成为了势利者,并与社会的新变化越来越不相适应;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待于新的先驱来开创更新的思想和学术风气,从而推动社会新的发展。

显然,这需要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存在以及宽松的思想和学术氛围。马尔库塞就写道:“思想、言论和信仰的自由,正如它们曾经促进和保护的自由企业一样,本质上是一些批判性的观点,是更有生产效率和更合理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用以取代已过时的文化的观念。” [7]事实上,启蒙运动以来的思想家如休谟、穆勒等都强调思想自由的重要性;20世纪的哈耶克甚至把思想的统一性称为“当代的蒙昧主义”,是极权主义统治的精神支柱。而且,人类社会发展史以及思想发展史也都表明,思想的发展实际上就是对传统的突破而非盲从传统,那些盲从者实际上只不过是前人及其思想的奴隶。为了追逐真理之光,苏格拉底自始至终地劝诫人们不要听从权威、习惯和大多数人的结论,而是要把所有的东西都交给不断提问的检验,并由此出现了色多芬、柏拉图以及亚里士多德这样思想大师。

不幸的是,人类社会中真正听从苏格拉底之睿见的人却少得可怜,以至人类总要断地犯相似的错误,人类社会也只能曲折地前行。纵观经济学说发展史,那些真正具有智慧和创见的大师及其思想无不遭此命运,苏格拉底、萨伊、李斯特、马克思、古诺、戈森、门格尔、瓦尔拉斯、西斯蒙第、维克塞尔、霍布森、凡勃伦乃至现代经济学中的哈耶克、科斯、布坎南等都是如此。例如,凡勃伦无论在生活上还是学术上都是一生坎坷:学术上从未晋升至助理教授之上且不得不经常从一个学校转到另一个学校,生活上穷困潦倒并在大危机爆发前夕凄惨而死;同样,休谟也因其非正统的宗教思想而两次被爱丁堡大学拒绝聘为哲学教授,而后只能作为一个苏格兰侯爵的家庭教师、一位陆军将军的私人秘书以及一个低级政府官员而度过一生,并只活了65岁就匆匆离开人世。萨缪尔森写道:天才人物似乎只活在他们自己的时间里,他们匆忙着在书页边上记下喷涌而出的思想火花,根本来不及整理便向前赶路,结果让我们这些后世学问家们忙碌几百年,只为了要证明那些偶然被我们窥见的天才猜测是合乎我们普通人理性原则的。[8]

不过,尽管这些思想先驱者生前往往备受既得利益者的排挤和打压,但在其死后,随着其思想价值不断被挖掘出来,往往又会赢得越来越高的声誉。事实上,在休谟去世不久,功成名就的斯密就发表纪念休谟去世的文章“休谟生平”:“不论在他生前还是死后,我始终认为他是最接近完美智慧和德行的人”;[9]但是,斯密的赞扬却受到当时英国社会的广泛抨击,而现在休谟却被公认为工业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是从重商主义向古典主义过渡的一位重要的承前启后的杰出人物,是经济思想史上第一位开辟道路将经济学作为更广泛的社会科学一部分建立起来的伟大人物。同样,凡勃伦去世后不久,其学生米契尔就纪念说:“没有一个生长在残暴苛政下的思想解放者像他一样在社会科学领域里名声卓著,且探究的领域之大以致无人企及”,[10]而他在斯坦福大学时的经济系主任杨格宣称,凡勃伦是“我(杨格)所认识的最有天赋的人”;[11]而且,凡勃伦的学术声誉也在不断提升,加尔布雷斯写道:“在凡勃伦的整个学术生涯中,他从康奈尔游历到芝加哥,到斯坦福,到密苏里,又到纽约的新学院;当时,他要离开时,大家都欢欣鼓舞,可现在他们都以凡勃伦在他们那里呆过为荣。”[12]

然而,这种尊崇往往会走向另一极端,以至这些生前备受折磨的先驱者在死后却被塑造成一种新偶像,并由此衍生出了新的偶像崇拜;显然,这种崇拜反过来又限制了新一轮的思想发展,培训出新的一批思想奴隶。正是基于这种两极化史实,赫胥黎留下了一句名言:真理的命运往往是,以异端邪说开始,以迷信告终。在某种意义上讲,现代人对前人思想或权威的崇拜就类似于古人对自然的崇拜,以及类似于宗教的信仰,都源于自身的愚昧和无知。对自然的崇拜反映出古人在能力上的实际不足以及意志上的极度软弱,从而只能处于顺从和屈辱之中;相反,现代人越来越不甘受自然凌辱的人,从而积极站起来进行反抗,努力寻找认识和征服自然的手段。同样,拜倒在主流思想脚下的人,实际上也是由于其知识的匮乏以及学术理念的丧失;相反,那些不甘成为前人思想奴隶的人士,往往会积极进行反思并由此获得自己的洞见。所以,罗素写道,“在自然的强力面前,野蛮人像我们一样感到他的无能为力的压抑;但他在自己身上找不到比力量更值得敬重的东西,他自愿拜倒在‘神’的面前,而并不探究‘神’是否值得崇拜。悲惨而又骇人的是,为了抚慰妒忌的神,人忍受了漫长的残酷与折磨、自贬与人性牺牲的历史。……身为奴隶,他甚至在心里也不敢产生它的主人不值得受到谄媚的念头。既然理想的独立性还未被认识到,权力就可能被不加约束地崇拜,并得到无条件的敬畏,尽管要遭受它的反复无常的折磨之苦。”[13]那么,如何避免受前人思想的奴役呢?这就有赖于一批既有理性又有意志的先驱者。

一般地,一个具有坚强意志和渊博学识的知识分子往往是理性化程度较高的人,他们可以洞悉社会的内在秩序,能够认识到人类社会的现存问题和未来的发展取向,并具有引导社会发展的能力和责任。事实上,其基本职责就是置身于一个与社会相对隔离的“象牙塔”内,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进行静静的深入观察和思考,发现社会制度所存在的缺陷及其原因,然后把它告诉给社会大众;并且,与社会大众共同来探询修补缺陷或改进制度之途径,从而缩短异化了的社会重新回到其正确发展轨道之时滞。正因为这种洞察性、批判性和前瞻性,社会大众往往误以为知识分子是反社会的:它在资本主义社会反对资本主义,在中央计划经济社会反对集权官僚;其实,更准确的说法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是批判性的:他通过反思“现实”来关怀“人类社会”,致力于剖析人类社会在不同时代的异化状态,并提出积极的改革途径。显然,这体现了极为宽广的人类关怀精神,这种批判包含了更多的建设性成分,而不是“反社会”隐含的破坏性。在笔者看来,一个真正的人文知识分子必然是现实主义的,他必须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关心社会和谐、关怀人类进步,时刻担负起促进社会有序发展的责任;当然,知识分子与现实的结合,不是指要像目前许多学者所主张的那样“适应社会、顺应社会”并把自己牵涉到个人利益的谋取之中,更不是像现代主流经济学所宣称的那样把自己视为社会大众的普通一员而遵循“经济人”的方式行事。不幸的是,当前中国社会的失范正是那些所谓的“学者”牵涉了太多的个人利益,并把西方理论中的“经济人”假设极端地与“践行”结合在一起;所以,笔者相信,只有存在一群具有真正理念的知识分子,学术才会发展,社会才有希望!

事实上,如果因为害怕其观点可能得罪某些人而不敢或不愿提出自己的真实想法,这就是在推卸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正如费希特指出的,“学者阶层的真正使命:高度关注人类一般的实际发展进程,并经常促进这种发展进程”。[14]在某种意义上讲,真正的学者就是哲学王,他虽然不直接治理社会,但其思想却影响了整个人类社会。例如,马克思的思想影响了19世纪下半叶以后的人类社会,迄今依然发挥着极大的影响力;同样,哈耶克的思想也影响了20世纪下半叶整个西方世界,撒切尔、里根等都宣称是他的信徒,并将它的思想推行到社会政策之中。正因如此,像德谟克立特这样的学者“宁愿发现一条因果律,也不愿做波斯王”,杰斐逊希望人们把他纪念为“独立宣言的撰著者、弗吉尼亚宗教自由规章的起草者和弗吉尼亚大学之父”;同样,爱因斯坦也拒当以色列总统而至死专心于他的理论学说,因为他知道政治仅是昙花一现,而一个方程则会永垂不朽。正是由于重视思想的发现,西方社会出现了一大群诸如莫尔、休谟、卢梭、斯密、斯宾诺莎、李斯特、西斯蒙第、康德、费希特、尼采、叔本华、霍布森、凡勃伦、哈耶克这样的学者;在他们的思想指引下,西方社会不但推动了知识逻辑的发展,也促进了科学的不断进步。相反,儒家社会却崇尚内圣外王,把立德、立功置于立言之上,“达则兼济天下”几乎是所有儒家的抱负,而著书立说则被视为不得已的退隐选择。王国维就写道:“披我中国之哲学史,凡哲学家无不欲兼为政治家者,斯可异己!孔子答政治家也,墨子答政治家也,孟、荀二子皆抱政治上之大志者也。汉之贾、董,宋之张、程、朱、陆,明之罗、王无不然。岂独哲学家而已,诗人亦然。‘自谓颇腾达,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非杜子美之抱负乎?……”。[15]正因为儒家社会崇尚政治权力而忽视知识权力,导致长期以来缺乏专门的哲学家、思想家以及其他公共的或技术的知识分子,形成不了与政治脱离的学术路线;同时,由此也偏重于实用技术而忽视科学原理,从而导致科学有萌芽而无发展。

相应地,如果社会中的一些人因为害怕这种新观点会给他们的利益带来短暂的冲击而试图加以禁止或消除的话,那么,最终损害最大的还是他们自己的子孙后代。关于这一点,我们已经从人类历史发展中已经得到太多的显而易见的认识。譬如,正是由于宗教裁判所的存在导致了西方在1000多年时间内生活在“黑暗”之中,以致当时主持宗教法庭并杀害许多“异端”的大法官托尔克维马达身后的荣誉被教廷断然驳回,他的名字也被天主教史学家视为耻辱;穆勒在分析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宗教改革后200年间的情形时就说:“当欧洲的几乎所有其他国家都在不断前进时,只有这两个国家无论在民族精神上还是在物质文明上都在衰落,这固然可以归因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但却有一最为根本的原因,那就是“宗教裁判”制度和它所代表的精神奴役制度在这两个国家颇为盛行”。[16]所以,费希特强调,“人类的整个发展直接取决于科学的发展。谁阻碍科学的发展,谁就阻碍了人类的发展”,“因此,每一个学者,以及每一个选择了特殊阶层的人,都本能地要求进一步发展科学,特别是发展他们所选定的那部分科学。……(学者)应当尽力而为,发展他的学科;它不应当休息,在他为能使自己的学科所有进展以前,他不应当认为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职责。只要他活着,他就能够不断地推动学科前进;要是在他达到自己的目的之前,他遇到了死亡,那么,他就算对这个现象世界解脱了自己的职责,这时,他的严肃的愿望才算是完成了。” [17]

不幸的,在集权主义和功利主义时代,那些掌权者往往只考虑自己的短期利益,从而更倾向于对新思想采取压制和扼杀的行动;显然,这也正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悲哀之处,这极大地延缓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例如,在极权主义年代的前苏联,长经济周期理论的提出者康德拉捷夫在遭受莫须有的指控被捕之后就莫名其妙地失踪了,曾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和久经考验的革命家而具有崇高声望的普里奥布拉仁斯基(Preobrazhensky)也被枪毙了,而其他如对福利理论提出重大贡献的斯卢茨基(Slutsky)也只好不再发表论著;事实上,在1920年代末到1950年代初这一段时期,除了斯大林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人写过一本经济学教科学,从而也就造成了苏联经济学理论的萎缩和退化。再如,在极权主义的纳粹德国,不仅像卢森堡、希法亭这类左翼学者被残酷毒打致死,而且像米塞斯、哈耶克、波普尔、以及波兰尼等右翼学者也不得不流亡海外,也同样导致德国学术的急速衰落。与此相对应的是,尽管早期资本主义本身存在很多的缺陷,但正是由于它最终容忍了西斯蒙第、李斯特、马克思、霍布森以及威克塞尔等批评家的存在,资本主义制度才得以重新焕发起生命力,并不断完善和成熟。正因如此,人类社会的发展关键在于存在一个制衡强权的体制,存在一个宽容的社会环境;事实上,一个进步的社会首先必须容忍自由思想家的存在,只有存在思想的自由才有社会的真正发展!

总之,思想的力量是巨大的,这无论对个人还是社会都是如此:一个由思想武装的人往往是不可屈服的,而一个由思想武装的民族也是不可战胜的。米塞斯就指出,“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比思想和思想家更为强大,与思想作斗争,仅仅只能使用思想武器。……(而)依靠武力是愚蠢的,这是因为,只有当那些手持武器的人顺从他们的意志的时候,武力才能奏效,反之则不然。再则,所有的武力和统治的基础都具有思想的自然本性”,而且,“凡是能在思想领域取得成功的事物最终都能在生活中获胜,任何迫害都无法将它压制下去”。[18]显然,在西方,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就是这种影响西方社会几千年走向的哲学王,尽管他一生清贫,但对其理念充满热情;并且,只要认定是正确的事就义无反顾地去做,既不害怕,也不讲情面,从而教导出了一大批社会精英。同样,在中国,春秋时期的孔子也是这样的人物,他一生也不得志,但是,对人类社会的关怀却一直没有减少,其思想也影响了整个中华民族。然而,不幸的是,尽管人类后代的一切文明生活都拜他们所赐,他们本身却从来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甚至还要为此而蒙受各种困苦:孔子为了实现自己的学说,周游列国,席不暇暖,奔波数千里,历时十余年;苏格拉底为了坚持自己的理想而宁愿选择被处死,但也正是他的这种选择终于使得古希腊后期的社会思想焕然一新,古希腊社会终于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显然,正是那些“即使不是为学术而生,但愿为理念而死”的哲学王推动了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如此哲学王的存在,乃后人之幸也!乃全人类之幸也!

四、简短结语

现代经济学的困境很大一部分在于学风的扭曲,而要净化学风又须依赖于一群具有思想自由的真正学者。一般地,一个真正的学者首先是现实世界的观察者和批判者,他将自己的思想诉诸笔墨并努力让社会大众所知;即使在困难的环境中,他也不因过于顾忌而缩头缩尾,而是坦率地说出自己心理话。伯里写道,“一个人既有所思,若不许传之他人,那么,他就要觉得不满足,甚至感到痛苦,而对于他人也无价值可言了。并且思想既在心底上活跃,是极难隐藏的。一个人的思想一旦要怀疑支配他周围的人的行为的观念和习惯,或要反对他们所持的信仰,或要改善他们的生活方式,而他又坚信着他自己所推证的真理,那么,要教他于言语态度中不表露出他的与众不同之处,那是不可能的事”,因此,这种人“宁就死而不愿隐藏他的思想”,这是学者的本色![19]同时,真正的学者又是能够淡泊名利的,从而能够不依附于权贵,甚至要经受得起贫困等各种折磨,正如卡多佐所说,“在一个薄情寡义的世界里,理论家们真是举步维艰。尽管他倾毕生之力探索现实,没有他照亮前路,它们将永远隐藏于不为人知的地方;人们却总是认为,他对现实生活漠不关心。”

事实上,正是有赖于一群知识渊博而不求名利的思想者,促进了思想的新陈代谢,并进而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胡克写道:“他能够看到别人所未看到的东西。他的行动意志比别人更坚强。他对于如何实现他的看法具有比别人更准确地认识。就由于这些理由,他多半会发现自己置身于少数之中。而他的责任感迫使他必须为他自己的见识而奋斗。他对于民主理想的忠诚又迫使他要把这种见识变成多数人的共同信仰。假如多数人一味顽固地固执己见,作为一个民主主义者,他只有丧失了英雄活动的机会。这英雄就作为一个‘乡村隐士’而湮没于历史之中了。”[20]而且,为了思想的传承和发展,这些先驱往往要承受巨大的艰险;在某种程度上讲,人类社会的进步就是建立在大量殉道者的基础之上。如刘梦溪在《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的“总序”中写道的,“孔子有陈蔡之厄,孟子有‘不得已’之辩;韩非饮鸩,孙子膑足,史迁宫刑,班氏狱死;阮籍临歧而痛哭,嵇康佯狂而不羁;……韩愈受黜行三千里路,苏轼遭贬困琼海之滨;阳明承廷杖之辱,朱子遇罢祠之变;戴震中岁衣食不济,颜元苦行骨肉难全;李卓吾尝铁窗自刎而死,王夫之筑土屋匿于深山。一部学术史,可以说是一批批学者为创造学术为追求真理而献身的历史。”

显然,这就是人类社会的哲学王,他为人类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提供了智慧。事实上,在一个民主社会里,正是由于存在着这一一些具有高度智慧和坚强意志的事变创造性英雄,尽管他们不能像那些事变性人物那样拥有有利的地位对社会施加即期的影响、从而获得时人的欢呼和称颂,但却为更好地理解人类社会的发展付出了毕生的努力,其智慧和洞见也给人类社会的长期发展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当然,这些开创性思想的先驱者往往不为世人所理解,更不为现世所重,以至“人们总是将他(理论家)与那些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人,比如田地里耕耘的农民、起楼盖房的建筑工、大海里航行的船员和生意场上的商人,相比较,这往往使他处于不利的地位,但是在沉思默想之时,他能聊以自慰的是,如果没有他的思想提供指点和启发,这些他所挚爱的、从事体力劳动的弟兄们,可能会白忙一场。” [21]但是,坚定的学术理念却支撑着他们不断求索,对一个真正的学者来说,他的真正乐趣莫过于自己的学术在死后能都得到好的评价和承认,从而能给后人留下足以经受时间检验的思想和理论,推动社会逐渐走上更为和谐和正义的理想之境。纵观经济学乃至所有领域的大师们,他们思想的命运大致如此:在他们有生之年能够被承认的实在不多,这完全不同于当今那些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那样的风光情形。正是基于崇高的学术理念和社会责任,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述而》),“志士仁人,无求以生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而苏格拉底也强调,真正的哲人是随时准备面对死亡的,在所有人类之中,哲人是最没有死亡恐惧的。感怀于古之哲人的意志以及知识分子的理念,更加坚定了当前笔者在当前这种混乱学术中的使命感,更有勇气去承担学者之社会责任,因为我活在历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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