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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的博客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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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精神对经济学科发展为何重要?  

2010-02-21 06:54:24|  分类: 经济学教育改革探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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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精神对经济学科发展为何重要?

内容摘要:目前国内经济学界的国际化浪潮主要是照搬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和理论思维,这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功利主义氛围,但是,一些主流学者却以“国际惯例”为借口为当前的学术风气辩护。显然,这里存在严重的逻辑缺陷: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贵在反思,而不应该盲从主流;贵在寻求自己的认知,而不能为不断求新求变的社会潮流所迷惑。更不要说,欧美的学术风气和制度传到国内后,往往发生很大的扭曲,这是造成国内经济学理论缺乏创新性的重要原因。

 

一、引言

我们知道,自20世纪下半叶尤其是7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界滋生出了一种强盛的数理化倾向;受此影响,并在一些凭借数学功底而在西方高校得以谋职安身的海归之鼓噪下,国内越来越多的青年学子开始偏好于数学工具的训练,以为掌握一些工具性分析手段就能与经济学大师对话从而把握学术之前沿了。在这种大环境下,国内绝大多数重要刊物都逐渐为数量经济学家和一些海归海归学人所控制,并开始以数理模型和数据计量作为选取论文的基本标准;如《经济研究》就是一个典型例子:20世纪90年代在非数理出身者的控制下充斥了探究企业改革和制度探讨的文章,而数量经济学人入主后就完全转变成了数理文章的天下。在这种强烈的数理偏好之支配下,一篇文章不管是否有新思想但只要有数理模型就容易发表,甚至那些提出新思想而对主流思想进行质疑的文章反而更难发表;在这种情形下,经济学数理化的畸形发展也就不奇怪了:无论是各类课题研究还是论文写作,都把模型分析或计量实证视为根本性要素。问题是,追求形式的优美并不意味着是对真理的接近,而且现实恰恰相反,那么,目前这种取向岂非扭曲了作为致用之学的经济学之本质?而且,经济学中引入数学工具的原初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探索经济现象背后的规律,但绝大多数的数理文章仅仅是在不断重复前人那些过时思想,只不过是用数学符号进行装扮而已,目前这种情形岂非颠倒了数学模型化的本末!

然而,在被殖民心态的驱使下,那些主流经济学人往往热衷于从欧美学术现状中为国内学术中的任何问题寻找借口:如欧美学者也只有很少关注经济思想和方法论问题,欧美高校的职称评定以论文为指标而不考虑专著,欧美经济学教育也主要重视数学的训练,等等;正因为西方主流就是如此,学术落后的国内学术更应如此。于是,在当前国内学术界形成了主流崇拜之风,任何东西都是在极力模仿欧美的学术规范和制度,而批评者则往往被视为不自量力。殊不知,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每一个理论都是建立在特定的引导假定的基础上,都有其特定的适用背景以及基于特定的分析视角,从而也就都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正因如此,如果不认识一个理论的逻辑前提、适用条件及其内含缺陷,那么,我们就不能真正理解该理论。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讲,理论的发展是建立在不断挖掘以前有价值的思想以及对流行思想批判的基础上,对当前甚嚣尘上的主流经济学范式也是如此。不幸的是,自逻辑实证主义支配了经济学以后,流行的研究方式就不再是对理论的反思,而是通过实证来为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和假说提供解释;特别是,在当前国内经济学界,流行的研究方式就是,搬用一些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抽象理论尤其是没有经过任何检验的抽象理论来进行应用对策的研究。结果,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式越来越固定化、规范化,经济学论文的写作也蜕变成一种八股文格式;而且,在社会分工日益深化的今天,这种八股文式学习和研究显然产生了比古代科举制更为严重的后果。是以本文就此作一剖析。

二、盲从主流范式的学风批判

目前,国内经济学界的一个流行倾向就是照搬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这不仅体现在一些理论上,更主要在于研究思维上。譬如,笔者就曾听到一位经济学界前辈曾举例说:有一位出身于中科大少年班的“天才性”人物被保送到美国名校攻读物理学专业的研究生,他雄心勃勃、自视甚高,非要逆常规而探索,但到头来却一事无成;为此,他俨然地告诫年轻学生道:初学者要遵循主流,要循规蹈矩,而不要好高骛远、突发奇想。笔者承认,好高骛远是不足取的,因为在大胆假设之外,更重要的是小心求证;但是,遵循主流、循规蹈矩是实在要不得的,这只会导致思想的僵化。事实上,尽管主流经济学为我们的经济分析提供了一种常规范式,但这种常规范式并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得到所有人甚至仅仅是大多数人的认同,因为经济学理论本身就具有强烈的主观性,其引导假定往往不是基于客观事实而是人的主观认知。正因如此,针对当前流行的主流范式,我们不能采取盲从的态度,而是要采取批判的态度;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挖掘出理论的内在缺陷,从而促进经济学这门学科的完善和发展。这里,从如下几个方面加以说明。

(一)批判是深化社会科学之认知的重要途径

一般地,任何理论、科学知识或者学问的探索都是为了提高主体的认知,而基于不同的对象,人们提高其自身认知的途径是不同的;因此,如果说这些学者的告诫对自然科学具有较强的适用性的话,那么,对社会科学的适用性就要大打折扣了。在自然科学领域,自然规律一般是外在于我们的日用生活,外在于我们的经验感知,因而自然科学领域规律的揭示需要充分发挥主体的抽象思维能力,需要充分借助主体的理性,在试验、模型、推理的基础之上获得理论的发展和认知的提高;同时,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相对稳定,因而往往是基于特定库恩范式的常规研究。相反,在社会科学领域,社会规律本来就是对人们日用生活的提炼,源于我们的经验事实,因而社会科学领域规律的揭示需要主体对社会生活以充分的关注,借助主体的知性把经验上升到理论;同时,社会科学所研究的对象——社会现象——本身就是社会环境的产物,而人类社会则是变动不居的,不断出现的新现象、新证据可以对传统思想进行反思,因而更适合波普尔主义的批判范式。

显然,正是由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两类学科在研究方式和研究思维上都存在明显的差异,因而人们往往把知识分子分为气质迥异的两种类型:技术知识分子和人文知识分子;其中,技术知识分子的基本兴趣在于革新现有技术,而人文知识分子则更感兴趣于对社会现象的解释,传统理论的批判,这也就是为什么社会科学中“江山代有主流出,各领风骚只数年”的原因。古德纳就指出,“库恩的‘常规科学’是了解技术知识分子的认知社会及它们不同语人文知识分子的关键。‘常规科学’指的是致力于此的人会将精力集中于解决‘范式的’(即常规科学的核心)‘难题’。技术知识分子专注于学科范式内的工作,探索它内部的符号空间,把它的原则延伸到新的领域,并将要作更好的调整。与此相反,人文知识分子的活动领域普遍缺乏获得一致认可的有效范式,而可能会有几个相互竞争的范式。因此,他们不把具有单一支配范式的常规科学当作常见的情况。人文知识分子常会超越知识分子生活中传统的劳动分工的界限”。[1]

就经济学而言,它根本上是属于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因为经济学研究的是由人类行为引起的经济现象,具有很强的社会性质,这属于涂尔干所定义的社会现象范畴;因此,经济学的发展就更应该注重相互批判,互为促进。多马就强调,“在经济学中(或许其他社会科学同样如此),接受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它常常意味着这一问题最近无人研究,每个经济学家或者历史学家只是在重复别人所说的话”;[2]为此,他还建议,应该建立奖励异端学说的基金。事实上,帕金就把宏观经济理论家比作登山者:没有一个参赛者看到过这座山的山顶,但却都对自己看地图的本事十分自信,都以为自己展到了通向顶峰的最佳路线,从而都决定从不同的路线登上这座山顶;在攀登过程中,各登山队员常常发现他们会在不同路线的交会处相遇,但在简短地交换信息之后又分手了;同时,各队还可能在攀登过程中还偶尔会看到遗留在野径中的先驱者们的遗迹,或者一些队员走失了而再也找不到踪迹,或者加入了攀登速度看来较快的另一队中;有些路线后来被证明是死路,但者也是有用的信息,因为各队明白不用去尝试那些路线了;有时一个队宣称已经登上了顶峰,但在云开雾散之后就发现,还有更高更险峻的山头需要攀登。[3]

(二)独创性和新颖性是学术研究的一般要求

一般地,知识创造活动本身不同于物质产品生产劳动:从事物质产品生产活动的价值一般可以用产量的多寡来体现,而知识创造活动的价值却难以单纯用被承认的成果量来确定。这是因为,一方面,知识得到承认的时限往往迥异;另一方面,“失败乃成功之母”,没有具体的成果并不意味着就没有价值,它可以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经验和教训。事实上,正是无数人的失败才换来科学知识的一些增长,对个人而言固然是付出,但对社会而言却是获得了无穷的收益;即使在自然科学和物质生产中,社会的技术进步和产品创新也是建立在无数人的失败的基础上。孟子说,“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孟子.尽心上》);也就是说,是否求索在于自己,而是否会获得成果则是无法控制的。但是,如果没有这样一群甘于冒险的人的话,那么社会如何进步?科学何来发展?徐复观指出,“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都希望对‘知识的积累’,能有一点贡献。自己的话说对了,这固然是一分贡献;能证明自己的话说错了,依然是一分贡献”。 正因如此,学术研究注重的是独创性和新颖性,这要求主要承袭“质疑独创是可贵、人云亦云不足为”的学术传统;事实上,质疑独创强调的是要摆脱僵化的思维窠臼,不唯上、不唯书、不媚俗,而敢于反思“不言自明”的理论和“熟视无睹”的现象。

显然,尽管现代经济学界也盛行求异求变之学风,但与真正的创新却有天壤之别,因为时下的那种创新往往是在当前流行的研究范式下添加一些新颖东西以利于文章的发表。举了例子,传统的观点认为饭后不要就躺下不动,所谓“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但目前一些人凭借其狭隘数据的实证研究就提出相反的观点,饭后走路对身体健康很不好;再如,传统观点认为,健康的性生活有助于舒缓人的精神压力并由此活跃人的思维,但最近的一些实证研究却认为性生活会钝化人的智力。不要嘲笑这些根本不应该是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因为与经济学理论似乎没有任何关系;但是,确实有相当一部分经济学家就在做这种研究,这是因为当前的求新求变风气基本上都是在利用盛行于经济学界的实证方法,并将这种方法运用到甚至不属于经济学的传统领域以获得新的结论。例如,英国华威大学的一个青年经济学人巴克斯自我感觉长相不差,但在30岁之前却有3年找不到女友,于是写出了一篇《为甚么我没有女友:应用德雷克公式在英国找寻爱侣》的论文,认为在茫茫人海寻觅真爱人的几率仅比在浩瀚星海中寻外星人容易一点。其做法是:把1961年发明的德雷克外星文明数量公式(Drake Equation)中符合外星文明条件的变量转为自己的择偶条件,先考虑全英女性人口,再以“伦敦女性人数”、“适合年龄层(即24至34岁)”、“有大学学位”以及“外型具吸引力”等因素逐步缩窄范围;运算结果发现,全英300万女性中仅26人可能成为他的理想女友,而一晚外出可以结识到这些女子的机会仅为0.0000034%。[4]显然,这种研究是荒谬的,因为人类的真爱本身是社会性,需要互动和相互付出才可以得到,而不是符合某些客观条件;事实上,如果按照经济学的这种思维,真爱反而很容易获得,因为只要将个人偏好输入互联网进行匹对就行了。同样,笔者在英国参加一个seminar,其题目就是人的胖瘦与会学术成就的关系,其“研究”成就就是在计量的基础上发现肥胖会妨碍学术成就。

正因如此,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思维是荒谬,很多经济学家的所作所为也是无聊的,从而就必须有所反思。不幸的是,这种荒谬的学术和无聊的作为在国内经济学界却得到了自我强化和维护,正如徐复观指出的,“甚至由门户、意气、现实利害之私,竟不惜用种种方法,诱迫下一代的优秀青年,在许多特定势力范围之内,作‘错误累积’的工作,以维护若干人在学术上的地位。假使有青年凭独立的意志取追求真是真非,便很难有插足学术研究机构的机会。”[5]事实上,经济学的基本常识也指出,人口密度的增加将会导致分工的深化,然而,为什么发展中国家有比发达国家更高的人口密度,但分工却一直停留在低层次的水平呢?其中的关键就在于,这些发展中国家的人是非常同质化的,分工的基础是存在比较优势,这需要人的异质化,西方社会强调个性,从而使得人尽可能异质化了,这有助于分工的展开。同样,在学术上也是如此,尽管我国有如此庞大的经济学科研队伍,但正是由于他们都拚命依附于某种主流,结果我国的经济学学术和经济学学者都被同质化了,这不但无法获取学术分工的收益,更可能被教条化。究其原因,社会科学的发展根本上是在不断争鸣、不断交锋以及不断批判、不断反思的基础之上的,但目前国内经济学界正是缺少这种反思的环境,造成了经济学思想的窒息;譬如,尽管有不少人在倡导中国经济学的建设,但其基本思路只不过是在适当修改几个约束条件就把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生搬以解释我国现象,而根本不探究不同社会文化下经济行为的差异,从而根本不可能提出真正的中国经济学。

(三)学术反思是学者的必备精神和正确态度

一般地,学术本身就是一个“为己之学”,而要真正获得认知,就首先需要对前人理论的视角、目的及其缺陷有所认识,一个对其缺陷没有足够认识的人根本上是没有理解该理论的。而且,科学知识的创造过程本身就具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其生产函数描述的投入-产出关系只能是一种随机概率关系,也就是说,知识生产过程中的投入-产出关系是不确定的。这样,一方面,科学家的脑力劳动的支出,不像体力劳动那样容易被观察;另一方面,由于投入-产出本身的不确定性,因而如果科学研究者的机会主义倾向也很严重的话,他完全可以把理论的创新不足归咎于其他客观原因。显然,如果在这种场合,学者都心存侥幸或者具有强烈机会主义心态的话,实际上本身就是不负责人的表现,是对知识分子责任的推卸和理念的丧失,如穆勒所说,“假如我们因为我们的意见可能会错就永不本着自己的意见去行动,那么我们势必置自己的一切利害于不顾,也弃自己的一切义务而不尽”。[6]在某种意义上讲,盲从于主流、甚至以主流来压制其它思想,只会窒息理论的真正的发展;特别是,如果把新的思想都视为异端而加以禁止的话,那么受到损害的就不仅是那些所谓的“异端者”,损害更大的是整个社会,正如人类的历史已经表明的。

显然,学术精神和学问态度浸淫于住所思想大师的著作中所。例如,穆勒就写道:“由于禁止一切不归结于正统结论的探讨,败坏最甚的还不是异端者的心灵。最大的损害乃在那些并非异端者的人,由于害怕异端之称,他们的整个精神发展被限制了,他们的理性弄得痀挛了。世界上有一大群大有前途的知识分子和秉性怯弱的人物,弄得不敢追随任何勇敢、有生气的和独立的思想的结果”,“须知作为一个思想家,其第一个义务就是随其智力所之而不论它会导致什么结论,谁不认识这一点谁就不能成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设有人以相当勤劬和准备自己进行思考可是陈述错误,另有人则抱持真确的意见可是只为免使自己思考,在这两种情况下,真理所得于前者的比所得于后者的要多”。[7]不幸的是,这种学术精神在以庸俗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为基本特征的学术“主流化”之今天似乎越来越消逝了,主流化倾向偏盛的现代经济学界往往把那些对主流学术进行质疑和批判的人视为不自量力的,甚至嘲笑那些对经济学数理化路向进行反思的人不懂现代经济学;与此同时,这些“主流”学者却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大肆拓宽到诸多非经济的领域,并由此得出一些“令人拍案惊奇”的结论。

然而,由于这些雷人研究往往只是用经济学的一个非常狭隘的分析思维去重新评估经济现象,却并没有对这种分析思维本身的合理性进行审慎的反思;因此,除了吸引人的眼球外,这些研究并没有取得认知上的多大进展,也没有促进经济学的实质进步。而且,由于经济学本身具有非常强的本土性、历史性和演化性,因而那些一直埋头于经济学文献的系统梳理以及周遭现象的深刻思索之学往往更容易触及到经济学理论的精髓,他们的发现更有创见和启发性。利奥塔尔指出,“知识的主体不是人民,而是思辩精神”;[8]也就是说,在知识领域,不存在多数统治问题,所谓主流的并非就是对的。恰恰相反,一般来说,由于主流确定了较为严密的分析框架和基本假设,反而限制了这种思辩能力;正因如此,笔者一直强调,在学问的领域,“大胆质疑诚可贵,人云亦云不足为”,在社会科学领域尤其如此。哈耶克曾指出,“一般来说,各个人的教育和知识越高,他们的见解和趣味就越不相同,而他们赞同某种价值等级制度的可能性就越高。……如果我们希望找到具有高度一致性和相似性的观念,我们必须降格到道德和知识标准比较低级的地方去,在这里比较原始的和‘共同’的本能与趣味占统治地位”;[9]类似地,当前国内学者之所以盲从于主流,也就在于他们的知识和思想极为匮乏,还没有到能够进行反思的程度。而且,正因为知识匮乏而缺乏反思能力:一方面,他们就可以被一些(海归)人士所牵引,并极端地排斥批评和反思意见;另一方面,他们也根本不期望在学术上所有发现和贡献,而是做一些让别人相信以获取现实利益的表面文章。

(四)现代经济学的细微发展也源于反思之风

一般地,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已经日趋僵化,以致经济学陷入危机的声音不断出现;然而,它却似乎僵而不死,究其原因就在于,主流经济学的内部反思为之不断注入新的生命力。关于这一点,霍奇逊就举了两个明显的例子:“例如,批评者过去常常抱怨主流经济学家过去经常忽视制度,把公司看作一只‘黑箱’。主要作为对这种批评的回应,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出现了弥补这一缺陷的持续性尝试,成就了道格拉斯.诺思、曼库尔.奥尔森、理查德.波斯纳、安德鲁.肖、奥列弗.威廉姆森及其人的‘新制度主义’的惊人发展。另一个例子是,主流经济学家过去在它们的大多数模型中假设‘完全信息’。‘信息经济学’——限于处于信息和知识的范围内-的研究工作已经探讨了放松完全信息假定的重大含义。再如,主流宏观经济增长模型过去常常在报酬递减下来分析,现已不再如此了。此外,新古典理论的内生偏好函数,由于排除了文化对偏好形成的影响而受到强批评。诺贝尔奖获得者加里.贝克尔为弥补这一缺陷进行了约化的尝试,而且在表面上——如果不是从根本上的话——似乎弥补了这个缺陷。”[10]

而且,基于传统的学术精神无法在短期间内消逝,因而西方经济学家的反思精神往往要强于国内学人,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哈佛前校长萨默斯一家的身上略见一斑。在没有获得哈佛博士学位之前,萨默斯已经是MIT经济学的终生副教授,而且,萨默斯的亲伯伯是萨缪尔森,亲舅舅是阿罗;尽管有这两个有名的伯舅,但萨默斯并没有因此而追随他们的足迹,相反,他在30岁多一点便来到世界银行当首席经济学家,后来又要当哈佛大学的校长。因为萨默斯知道,他在如果追随他两个伯舅的学术路线,再怎样奋斗也无法超越他们;相反,只有当哈佛大学校长才能打败他们,因为这可以培养几十个未来的不同学科的诺贝尔奖和许多国家的总统,就象他妈妈Anita活活地把沃顿商学院办成世界数一数二的商学院一样!实际上,这种不因人热的风格在萨默斯一家身上都体现得淋漓尽致:因为萨缪尔森(Samuelson) 这一姓氏因老大保罗而变得大大有名了,因而萨默斯的爸爸和叔叔在年轻时就改姓为萨默斯(Summers);而且,由于萨缪尔森在数理方面的成就,萨默斯的爸爸一辈子也没有写一篇数理经济学的论文,相反却在国际经济数据比较方面成为绝对的权威。相应地,因为罗伯特搞经济数据, 萨缪尔森一辈子也只写了一篇有回归分析的关于消费函数的数据文章, 而且还是错误的。[11]

然而,尽管欧美经济学界中确实还保留着一丝批判风气,这种风气而且比当前国内经济学界要浓厚得多,但总的来说,这种批判风气也在快速消逝。霍奇逊就指出,“能够包容杰文斯、马歇尔、凡勃伦、凯恩斯和熊彼特等人那种广博而现实的观点的经济系已不复存在了。例如,到英国的剑桥和曼彻斯特以及美国的芝加哥和哈佛的经济系参观,可以发现他们最为关注的数学的严谨,而不是其是否恰当和符合现实”;结果,“当经济学不再有任何批评者的时候,……该学科将因不再有论战和争议而失去激励。经济系里拒绝多元化,会夺去主流经济学的主要智慧之源。在思想领域,就像在自然界中一样,多样化是演化的动力。当多元化和多元化消失时,创新和进步可能会减缓,直至完全停顿。经济学中目前这种知识上的不宽容,完全是在自我毁灭。用各种异端邪说攻击反正统的著作——说‘那不是经济学’——暴露了主流经济学自身的若嗲。多元化是创新和科学进步所必需的。一门科学拒绝多元化,可能享有短暂的、绝对的霸权,但最终会沉闷而亡。”[12]同时,在功利主义思维的主导下以及科研体制的激励下,那种通过批判增进认知的传统逐渐蜕变成了将主流经济分析范式毫无节制地拓展到其他领域的求新求变之风气,此时,经济学在其传统研究领域内并没有取得多大认知的进展,却大肆在其他自己知之甚少的领域,还美其名曰取得了认知上的“革命”。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在西方社会日益勃兴的气候和环境经济学,经济学家对人类经济活动如何影响大气和环境的作用机制知之甚少,要简单地通过数据的处理来对相关问题指手画脚。譬如,在2009年下半年哥本哈根全球气候会议之际,我在英国Exeter大学就参加一个相关Simenar,主讲者的大致结论是,GDP的增长以及二氧化碳的排放与全球温度上升并没有正相关性,因而大会的二氧化碳减排法相根本是“庸人自扰”。但实际上,即使研究所选取的数据没有问题,目前也没有发现二氧化碳排放与温度上升的正向关系,这也不能得出不应减排的主张:一者,影响温度上升的因素非常多,例如,当前地球也许正处于“寒冬”周期;二者,二氧化碳减排的主要和直接目的也不局限于防止气温上升,例如,环境污染导致基因的变异、疾病的爆发,甚至直接影响人们日常生活的心情。显然,正是由于日益恶化的学术风气,不仅导致整个经济学在其传统领域没有取得多大的实质进步,而且还严重误导了其他领域的研究。

(五)真正的批判和反思依赖于扎实的理论素养

一般地,学术的反思和质疑首先是为了增进自身研究领域的认知,促进本领域的理论之完善和发展;而要做到这一点,除了必须系统地梳理本领域学术发展的轨迹、掌握学术发展史的知识外,还需要积极借鉴其他相关领域的理论和思维。正因如此,一个真正有反思能力的学者往往具有较深厚的学术素养和理论功底,只有基于这种素养和功底,才能更全面地思考理论和观察现象,并在综合前人所积累的知识之基础上推动理论研究不断前行;而这种素养和功底的取得往往有赖于广泛的交流和争辩、大量的阅读和梳理、以及深入的研究和思索,从而需要一种“甘坐冷板凳”的学术精神。事实上,笔者之所以提出要对现代主流经济学进行全面的方法论反思,很大程度上就在于笔者的知识背景:笔者不是经济学科班出身,在本科时学习化学等理工科知识,在企业工作期间感兴趣于中国的古代文学、儒家文化以及中国历史,在硕士研究生期间对中国近代史和经济思想史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学习;后来进行经济学理论的学习和探索时也往往是漫无目的和系统的,其间几乎涉及到了所有可能接触的经济学理论和流派,甚至广泛涉猎了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心理学、人类学以及其他交叉科学的知识。而且,一旦遇上喜好理论或学术之人,不管它是何种经济学领域的,或者是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乃至历史或宗教等学科的,只要对方有同样的“闲心”,总喜欢“高谈阔论”一番,以致往往被人嘲弄为“杂家”。可以说,笔者几乎所有的经济学知识都不是由他人“教”来的,而是独自在长期的思考中逐渐悟出来的;因此,一旦发现书中的理论和知识与实践不相符合时,就毫无顾虑地进行反思和修正,而不受特定可救的束缚。

事实上,综观经济学说史,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大家都是知识渊博的,甚至还不是出身经济学专业的,斯密、穆勒、马克斯、哈耶克乃至科斯等都是如此。例如,例如,科斯就漫无目的地学习了历史、拉丁文、数学、化学、法律以及商业知识,正是这些知识却极大地促动了他对现实问题的思考,正如他在自述中所说,“像我这样未受过正规训练而踏入经济学的世界,事后证明反而占了便宜。由于未经正规的思考训练,让我在处理经济问题的时候,有了更大的自由度。”关于这一点,张五常在一篇“经济学要怎样学才对”的博客文章中也指出,一个人在求学时要多读他家之作,只有当自己进入了创作时期才要重视的还是自己怎样想,这也是传统的学术进路。事实上,张五常认为他自己学习经济学的方式就很传统,比今天的新秀传统得多了,从斯密到李嘉图到穆勒到马歇尔到罗宾逊夫人到凯恩斯到费雪尔等人的著作都读得认真,接着对萨缪尔森、阿罗、斯蒂格勒、弗里德曼、阿尔钦、赫什莱弗、普纳、科斯等较为近期的著作也读得认真。正是通过熟读传统,才能发现有欣赏的也有不欣赏的,从而才得以选择自己认为可取的伦理观点并发展下去,同时在此过程中逐渐修改那些自认为有不足之处的前贤之见,而将更多自认为一无是处的观点淘汰;所以,张五常认为,这样的求学求知方式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在夸夸其谈的背后乐意知道自己乃沧海一粟,而且对自己的进度和认知是真正的心领神会。

然而,现代主流经济学却抛弃了注重知识积累和理论内省的传统,而是盛行着一种简单地通过前提假设、数据资料的改变来获得新的研究“发现”的求新求异之风气;那些经济学专业刊物中的文章不是体现认知的深度,而是体现格式的规范。玛斯特曼等人就强调,“目前的情况是,务实的科学家越来越多地在研究库恩的东西,而不是波普尔的东西。情况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特别是在新兴学科里,现在通行的是‘范式’而不是假说”。[13]正因如此,如果按照原先那种实用主义的学习和研究传统,这些学子或文章甚至在当今大学考试或者博士入取考试中都难以通过,更不要说还试图把写出来的学术文章在国际学报上发表;张五常说,自己之所以还在这些杂志上发表一些文章,还是因为“某些学报编辑记得我这个人,可能给个面子”。问题是,玛斯特曼所说的“务实的科学家”能否真正促进理论尤其是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一者,玛斯特曼这里所列举的肯定“常规科学”研究的学人大多在从事自然科学的研究,如她承认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虽然在科学上清楚,但在哲学上含混”,而这本书也是“在一些从事自然科学学科实际研究的人员中广为流传”;并且,玛斯特曼本人就是在从事物理学和计算机科学的研究,因而她“更多地是从(自然)科学观点而不是从哲学观点来探讨的”。二者,即使自然科学的理论和知识是在不断的“微型革命”基础上获得发展的,[14]以致“现在几乎没有哲学家或科学家还认为科学知识是,或可能是,已经得到证明的知识”;[15]但对社会科学而言,由于传统主流理论并就没有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性,因而反思对促进理论发展的更好方式,而一味地遵循范式只会窒息了社会科学中的思辩和洞见。

可见,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贵在反思,而不应该盲从主流;贵在寻求自己的认知,而不能为不断求新求变的社会潮流所迷惑。究其原因,现代经济学本身就是非常不成熟的,更不要说,现代理论与现实之间的脱节还在持续扩大,因而我们根本没有固守“真理”的资本。2001年6月14日剑桥大学的27位博士生发表的公开信强调指出:“争论之所以重要,因为在我们看来,(经济学)现状至少在如下四个方面是有害的。首先,仅仅教授主流经济学的‘工具’而不知道它们的适用性,对学生来说是有害的。这些思想的起源和演化往往被忽略了,就如竞争理论的存在和现状一样。第二,从经济学能够教给我们有关世界的东西中获利方面来说,对社会是不利的。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它具有通过影响政策争论而产生不同的巨大潜能。(但)在目前的情形中,它在这个竞技场中的效率却由于受到主流方法不受批判地应用而受到了削弱。第三,从深化对经济生活中许多重要方面的理解而言,向前进步已经受到了阻碍。由于经济学的研究往往被限制在一种方法上,研究项目上的竞争就受到严重的阻碍和抑制。第四,在目前的情形下,一个不以规定方法进行研究的经济学家就会发现要是他的研究获得认同是非常困难的。”[16]正因如此,经济学的再生和复苏就应当以理性批判发轫,需要对经济学的研究思维、引导假定、分析工具以及具体观点进行全面的批判性反思,这就需要借助从学派、学科之外的视角来进行审视。

事实上,正如波普尔强调的,“所有大学水平(如果可能还可低于这一水平)的教学都应当训练和鼓励学生进行批判性思维。(但是)‘常规’科学家……所受的教育却是很糟糕的。他在一种教条式的气氛中受教益,他是教条教训下的牺牲品。他学会一种能用的技术但却根本不问其为什么。结果,他成了一个可以称之为应用科学家的人”。[17]如果说波普尔提倡的批判方法适用一切科学的发展的话,那么有为适合社会科学的理论发展;对经济学而言,批判的基础就是要了解理论产生的条件和背景。尤其是,正如李普塞特指出的,知识分子本身就“是社会的批评者,必然超然于社会”。[18]正是出于对当前横流的氛围的反思以及对知识分子责任的认识,笔者强调,学者的主要任务就在于梳理前人的思想和著作,从而不断地增进自己对社会的认识;并由此思考现实社会,努力挖掘社会所存在的不和谐之处而努力探求改进的途径,或者将自己所获得的认识传授给后来者。费希特说,“我的使命就是论证真理;我的生命和我的命运都微不足道;但我的生命的影响却无限伟大。我是真理的献身者;我为它服务;我必须为它承做一切,敢说敢做,忍受痛苦。要是我为真理而受到迫害,遭到仇视,要是我为真理而死于职守,我这样做又有什么特别的呢?我所做的不是我完全应当做的吗?”[19]然而,也正如张汝伦指出的,“人类的悲剧恰恰在于,他们不需要这样的学者,因为面对这样的人——学者,他们倍觉难堪。于是想尽一切方法将其谋杀,创造和发现成批量的学者,同时对崇高发出卑劣的嘲笑”;[20]因此,真正的学者只能是孤独的,而愈是孤独,认知愈深,思维愈密,这也是“诗穷而后工”的原因。

三、简短结语

 科学理论的基本特性就在于反独断(anti-dogmatism)、反权威(anti-authority)、反迷信(anti-supersition anti-autocracy),不尽要宽容其它不同的看法,更要质疑流行的看法,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深化人们的认知、便利人们的实践。显然,经济学的理论探索本质上也在于提高社会认知和实践,而在一个固定的主流框架内实现创新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究其原因,人们对世界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个体的认知能力更加有限,而某个经济学家甚至某个经济学流派都只是从某个角度利用某种方法解释经济世界时而放弃其他可能的解释;因此,即使主流经济学能够集中最优秀的大脑,其对真实世界解释也是有限的。事实上,纵观经济学的发展,当某个学派成为主流经济学并具有足够强大的控制力量时,经济思想的发展就会停滞下来。[1]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思维的突破,需要有多元化的思维。尤其是,现代主流经济学研究范式极力模仿自然科学,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自然科学却存在很大差异,更加缺乏相对稳定的常规范式;正因如此,经济学无法像自然科学家基于常规范式在象牙塔里专注于模型构建和逻辑推理,相反需要充分利用新的经验事实、新的社会环境对传统理论尤其是主流理论进行反思,从而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知行合一”。

不幸的是,当前国内经济学领域却逐渐形成了两种极为不好的研究倾向:一是,绝大多数人无论是在理论教学、文章撰写还是课题研究上都偏离了“为己之学”这一目的,而沦为获得他人认可的一个敲门砖;二是,极少的一部分人尽管长期埋头于文献数理,并在默默探索中逐渐形成一丝认知,但却在当今学术界根本无法得到认同。显然,这两种倾向都不是学术的良性发展之路,都导致了学术的扭曲,是学术的异化:第一种倾向走上了形式主义道路,使得理论的创新和思想的出现极大的抑制和窒息,这种学风为真正的知识分子所不齿,是真正的“可气”;而第二种倾向则体现了当前学术的悲哀之处,一些高水平的思想和理论由于得不到鼓舞和资助而湮没了,也打击了那些具有雄心和抱负的学者探知未来世界的积极性,是真正的“可惜”。更为严重的是,从事第一种倾向进行经济学研究的人,明明对自己的研究结论都不相信,但却试图通过各种“遮掩法”(包括复杂的数学符号运算、牵强的计量分析等,例如,想当然地基于计量分析得出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而如果一种分析方法的处理无法得出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或者可信度较低于是就换另一种方法,或者基于现有的数据无法得出自己想要的结论于是重新寻找数据)来使他人相信其研究的科学性,并以此获得各种课题资助和奖励;显然,这完全符合“伪科学”的基本条件,但学术界却几乎没有对此进行质疑的,这实际上已经在经济学界形成了“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局面。

当然,一些学者对经济学的数理化偏爱也可能是出于对经济学“科学性”的信仰,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实证分析本身是客观的;同时,“恶”也是人的本质特性,经济学模型可以重复地表达同一思想。但殊不知,他们这种信仰仍旧是建立在海市蜃楼而不是现实的基础之上;哈恩就承认,“非常多的美国经济学家把经济学看作是‘科学’,常自称为‘科学家’。这不仅是语义学问题。词语的背后是一种19世纪世界观,物理科学中所取得的一切结论,在社会学中必能以相同的方法得到。例如,很难想象对于任何经济学假设,所有理性的经济学家都认为它或者能被世界完全证伪,或者能被完全证真。在理论知识和经验知识之间存在巨大且相当根本的差异。我们多数理论的基本假设常常并没有太多根据,在预测方面的成绩也不能让我们采用弗里德曼所倡导的那种骑士态度来对待这些假设。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因此我认为,宣称经济学是科学不仅欠考虑、不太诚实,而且——或许更糟糕——很虚伪”。[1]事实上,判断伪科学的一个主要标准在于:宣扬者是否有主观“欺骗”的动机,以及它是否勇于真诚地检验自己的理论。显然,正是由于在貌似复杂的数学符号以及检验成本较高的数据处理之后更容易“做假”,更容易混水摸鱼,而对因果关系的逻辑推导中的问题更容易暴露;因此,经济学中的“伪科学”部分更明显地集中在数量方面,即使探索机理的文章在假设前提和逻辑推理上存在问题也往往是个人认知和视角问题,而不是刻意的“欺骗”。当然,如果学术与社会利益集团和政治结合在一起,那些空洞无物或毫无逻辑的文章也可以大行其道,但这些文章的学术价值明白人是一眼就知的,只不过由于其他因素所限不便或不“能”指明罢了。

实际上,关于上述两种学问方式笔者也曾多次与多位学者进行了交流,强调了后一种取向的艰难性和重要性;同时,还特别阐述了经济学理论研究应有的学术精神、当前经济学研究的根本任务,以及培育一个良好学术风气和理念对学术发展的影响。而且,大部分学者对笔者的观点大多比较赞同,对后种的学术精神大多比较敬佩;但是,又都感慨改变目前这种风气太艰难了,因而都不愿身躬亲践。笔者深知“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的道理,因此,长期以来,笔者只能效仿叔本华等人,“通过书本而与古人神交”,并沿着一个新的视角默默地独自思索;也正是在大量文献梳理的基础上,笔者逐渐理清了自己的分析思路,不断提高了自己对社会事物的认知,并逐渐形成了大量看似庞杂的而与流行理论不同的分析体系。正因如此,每当他人规劝笔者跟随时髦作些实证研究和分析,从而便于在所谓的一流杂志上发表一些文章以供宣传或者评职称之需时,笔者都不免自问:基于数字联系的实证分析一定要学理探究者自己开展吗?难道自己的分析一定比那些统计专家更为可靠吗?譬如,里昂惕夫对1972-1981年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的论文进行了分类分析发现,其中超过50%的论文的数学模型没有任何经验资料,只有30%的论文根据各种资料作了不同的经验分析,并且只有1%左右的论文是作者收集的资料所做的经验分析,而22%左右则是根据其他自己用间接统计结论所做的经验分析。[22]事实上,正如米塞斯指出的,“重要的不是资料,而是处理资料的大脑。伽利略、牛顿、李嘉图、门格尔和弗洛伊德得出他们伟大发现所用的资料是他们同时代每一个人和许多前几代人都拥有的”,[23]因此,笔者更愿意采用他人已经收集的数据,甚至是绝大多数人熟视无睹的数据,并用自己的思维来进行剖析;而且,笔者自认更擅长于事物内部机理的探究,因而更愿意呆在古书堆里对一些经典文献进行梳理。博兰曾指出,“思想比无生气的和令人厌倦的建立模型的工作,要有意思”,[24]笔者也更愿意探索提高个人认知的思想,并由此促进他人的思维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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