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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的博客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日志

 
 

存在完全产权吗?  

2010-12-08 09:41:34|  分类: 经济学杂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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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清晰是否等于私有化?

 

 

产权与制度联系在一起,产权界定是公共领域的核心范畴,因而如何更好地安排产权结构以适应各种不同的具体情形就是知识分子特别是经济学家的重要职责,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明白产权的本质涵义;但问题是,尽管目前大多数经济学家都知道并喜欢运用“产权”一词,学界又有多少人能够明白“产权”的真正含义?

正因为很少有学人没有从产权的本质含义上透视法律对权利的界定问题,没有真正清楚“产权”一词意义所在,因而就会把产权明晰等同于产权私有,并把产权私有视为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显然,正是因为人们常常用一个本来就没有弄清楚的概念指导实践,反而就误导了改革,东欧俄罗斯的激进私有化的休克疗法就是极大的悲剧。因此,我们必须追问,产权果真可以乎?产权明晰果真等同于产权私有乎?

其实,产权安排是对物之属性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界定,也即,本质上体现了权利在相关者之间的分配关系。相应地,产权安排有这样两个明显特点:一是,由于物之属性丰度往往无法完全测度,因此,根本没有完全清晰的产权,现实中的产权关系仅仅是针对某些已知或可以估测的属性之界定;二是,由于权利必然是相互的而不可能单维地归某一方所有,因此,根本没有不受制约而只享有权利的产权,产权安排上必须同时界定人与人之间互动时所承担的责任和权利。

正因为产权界定的核心在于明确当事人之间的责权关系,而责权的执行以及由此而来的激励和约束的有效性都必须由一套相应的执行机制来保障;因此,产权安排就必然包含了两个方面内容:责权界定和相应的实施机制。也即,产权有两个层次的含义:一者,权利是与责任相对应的,没有不承担责任的权利;事实上,没有责任和权利关系的界定来提供行为的边界,那么就根本不能建立一组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二者,权利的行使和责任的承担必须由一套健全的法制来来实施和保障;事实上,没有相应的实施机制来保障权利的行使和责任的承担,那么就没有实际的清晰产权,产权改革也仅仅是一句空话。

正是基于上述理解,我们可以得出如下两点重要结论。

1.流行的所谓完全产权说只是一种口号,而根本没有什么科学或学理意义;更不能将所谓的完全产权等同于产权私有,所有权利不受限制的私有产权更是一种谬说。相反,产权的完整性体现在责权的相称上,如果只有权利而没有责任,那么这种产权安排是不平衡,也就是有缺陷产权;更进一步地,不仅责任是产权安排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而且责任的履行必须有有效的法律来保障。当然,产权安排中的权利和责任关系又是社会历史环境的产物,并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递进。

而且,产权安排中的责权也并非越对称、越体现每一方的应得权利,社会总效率就越高;相反,产权安排中的责权平衡性与社会总效率之间往往呈现出倒U型的曲线关系。当产权安排中存在明显的责权不对称时,反而可以促进社会总效率和社会总财富的提高:一方面,那些强势者就会享有更多的权利而尽更少的义务,这样就会占有更多的财富而产生较高的储蓄率;另一方面,那些弱势者就会享有更少的权利而尽更多的义务,因为没有积蓄而不得不支出更多劳动以维持日常生活则。相反,当产权安排中责权关系严格对称时,每一方都获得其应得利益,从而导致社会财富的均等化而降低整个社会的储蓄率,社会流动性的下降也会降低人们劳动支出的积极性,从而反而导致社会财富和社会总效率的下降。

当然,一般地,随着人类社会的前行,产权安排中所体现的人本因素应该日益增多,应该日益关注弱势者的利益和诉求,也就是所产的人本产权问题。而且,产权安排你的人本化演进不仅是社会正义的要求,也是社会总效率进一步提高的要求:一者,随着人类财富积累的增加,如果没有持续而稳定的社会消费,那么社会生产就会受到抑制;二者,社会财富的进一步拉大也会导致社会矛盾的增长,甚至产生剧烈的对抗运动。从这个意义上说,产权与社会环境相适应是重要的,没有最优产权,而只有最适产权。

2.不仅完全的私有产权是不存在的,而且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产权安排往往具有更明显的共有特点;同时,这种共有产权也并非没有效率,相反往往存在一套机制来保障它的高效率。例如,在美国加州地区的供水设施中,供水大体上是由非赢利性的合作型企业、公共企业和政府机构组成;在五千个这样的企业中,由“州公共设施委员会”管辖的赢利型私人企业不足三百家。显然,正是这种体制使加州的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成为美国人口最多的一个州,且经济发展水平相当高。

产权的公共性在传统儒家社会中尤其明显,因为这种文化中盛行的是以社会为中心的价值取向,这种社会关系使得财产往往无法界定到个体,而是与所有发生关系的人都有牵连,从而产生了财产共同所有的基本信条。事实上,在儒家看来,组织是个体间通过契约而成立的相对独立的共同体,它仅仅是个人权利的“裁判者”而不是“主权者”;因此,作为共同体的组织就无法完全私有化,而往往以产权模糊的状态属于一个所有权体系,模糊产权也是儒家社会中社会组织的基本特征。那么,基于财产的公有观以及相应的社会价值导向,儒家社会又是如何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保持一种高效率的状态的呢?一个关键之点就在于,儒家社会的组织中形成了一种有序的责权安排:每个成员都必须承担一定的责任和义务,并由此获得相应的权利;并且,在组织社会化的前提下,衍生出了社会共同治理模式。

然而,在市场化的今天,国内一些学者抛弃了传统儒家社会的治理基础而盲目搬用西方社会产权清晰化的思维,却常常忘却完备的产权必须要有一套相应的执行机制来保障责权的施行;结果,在法制不健全、特别是缺乏有效实施机制保障的情况下,那些弱势者根本无法有效保护自己名义上的产权,而那些强势者则利用产权改革之名大肆掠夺和侵占国有或其他人的财产而不承担自己应尽的责任。在很大程度上讲,目前这种状态根本就不寻在什么产权清晰,甚至比传统社会更不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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