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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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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马歇尔  

2010-12-13 17:35:28|  分类: 《经济学说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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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0年10月

 

还原马歇尔:专横而严谨的经济学大师

 

现代主流经济学往往被认为是承袭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思维和框架,而新古典经济学的创立者则是马歇尔;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在马歇尔的努力下,经济学才从仅仅是人文科学和历史学科的一门必修课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具有与物理学相似的科学性。问题是,现代主流经济学果真继承了马歇尔的理念和精神吗?还是仅仅停留在一些次要的分析形式上。其实,马歇尔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充分认识到经济现象的复杂性,无论在理论还是方法上都非常对传统的继承,并结合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来解决现实的社会经济问题;而且,马歇尔对当时业已出现的那种狭隘化和形式化的研究倾向提出了诸多批判,并对自己为了获得一般理论而不得不进行简化分析所获得的研究结论保持非常审慎的态度。显然,这与现代主流经济学热衷于形式优美的逻辑游戏以及追求文章发表的求新求异之倾向存在很大差异,是以重温马歇尔一生的生活和学术具有重要意义。

一、勤勉而反叛的学术历程

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42-1924)出生于一个充满宗教热情的家庭,尽管家境一般,父母却努力让他受到很好的教育,尤其是他的父亲为了儿子能成为一个牧师,经常迫使马歇尔学习直到脑力和体力所允许的极限,马歇尔最喜欢的两项智力获得——数学和下棋——也被他父亲禁止。事实上,马歇尔每年只有在暑假去看望其远方的伯母时才可以从精神与体力的疲惫中解脱出来,这也是他童年最快乐的时光;在预科学校时,马歇尔也常常由于苍白的脸色、不整的衣冠以及过度劳累的神态而获得“蜡烛”的称号。19岁时,马歇尔开始背叛了其父亲的意愿,拒绝了可能使他成为牧师的牛津大学的一笔奖学金,而在富有的伯父的资助下进入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学习他喜欢的数学、哲学和政治经济学。

尽管青年的马歇尔对数学和哲学等都饶有兴趣,毕业后也获得了数学学士学位,并被选为圣约翰学院教学研究员;但是,自从走访英国的贫民区,马歇尔就无法忘却所见到的贫穷和饥饿,于是在经历了几次曲折之后转向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毕业后,由于马歇尔与他过去的学生玛丽.佩利结婚,而当时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研究员们要像牧师那样独身,因而他离开剑桥到布里斯托尔大学讲授政治经济学,正是在那里,他们夫妇合作了《产业经济学》。1885年,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对独身要求已经取消,马歇尔受邀重返剑桥,担任了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直到1905年退休,其中一段时间到过牛津大学。此间,马歇尔还担任英国协会第六小组的主席,正式领导了创建英国(后改为皇家)经济学会的运动,并参与英国政府政策咨询活动。

二、古板而专横的婚姻生活

玛丽是马歇尔生活的忠实伴侣,不但在马歇尔学术生涯最困难的布里斯托尔学院时期伴随着他,而且,马歇尔一直身体都不太好,这有赖于玛丽的照顾。更为难得的是,玛丽还是马歇尔学术上的伴侣,玛丽一直是马歇尔的忠实听众和对话者,马歇尔的很多思想都来源于玛丽,马歇尔的学术事业也是从他俩合作的《产业经济学》一书开始起步的;凯恩斯就曾说,“实际上,这本书本应属于她而不是他,因为是她在剑桥大学函授部一部分讲师的要求下开始着手写作的。他们于1877年结婚。婚后47年的共同生活中,她对马歇尔的感情成为马歇尔的精神支柱。几乎可以说,她把自己的一生无私地奉献给了他和他的事业。他们之间心心相印,息息相关,使朋友和学生们很难将他们两人分别看待。在马歇尔所取得的成就中,很大一部分应当归功于马歇尔夫人的才华”。

然而,马歇尔在当时经济学界的影响太大了,有人曾说,“在联合王国中有一般的大学经济学教授是由他的学生担任的,而在英国一般的经济教学机构中他们所占的份额更大”。正是在马歇尔光环遮蔽下,玛丽的贡献很大程度上被抹煞了。尤其是,马歇尔继承了他的父亲那种古板而专横的作风:他父亲这种专横天性的最方便的对象就是他的家庭,而他妻子自然而然成为第一个牺牲品;同样,马歇尔对妇女也怀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傲慢之情,因而玛丽往往只有默默承受这一切。显然,这与马歇尔对自己妻子的深情与钦佩相互冲突,也与他所处的环境相冲突;究其原因,马歇尔又热衷于妇女的教育和解放事业,关于人性的成份和发展。正是由于玛丽无论在学术上还是生活上都备受委屈,因而凯恩斯对他师母抱有深深的同情。

三、博学而务实的学术取向

马歇尔具有广博的知识:一方面,马歇尔有丰富的历史知识,是个学识渊博的历史学家,按照熊彼特的观点,“虽然马歇尔可能算不上什么历史专家,但他确实是个一流的经济史学家。而他对史实的掌握以及他头脑中所具备的分析习惯,并不停留在一些支离破碎的成分上,而是形成一个非常严密的整体,即将活生生的史实归纳成原理,再将原理运用到纯粹的历史研究中”:另一方面,马歇尔也是具有极高智力的技术经济学家,而且对社会现实也具有非常深入的洞察,如熊彼特指出的,“马歇尔不像今日的技术专家,他了解资本主义过程的运行,尽管今日的技术专家,就理论技术而言,比他高明,就像他比亚当.斯密高明一样。特别是,他比其他大多数经济学家,包括那些本人就是工商业者的经济学家,更透彻的了解工商业、工商业问题和工商业者。他对经济生活的内在有机必然性的理解,甚至比他对这些必然性的表述更为深刻,因而他是作为一个有权威的人来讲话的,而不是像新闻记者或是像只不过是理论家的理论家那样讲话”。

正是基于这种渊博的知识,马歇尔成为当时英国正统经济学界无可争辩的领袖,他的《经济学原理》被看作是与斯密《国富论》、李嘉图《赋税原理》齐名的划时代著作,其供给与需求的概念以及对个人效用观念的强调构成了现代经济学的基础。而且,围绕马歇尔周围形成了一个具有综合性色彩的真正学派,其主要成员有J.M.凯恩斯,J.S.尼科尔森,A.C.庇古,D.H.麦格雷戈、罗伯逊、M.凯恩斯等。显然,这些学生扩展了马歇尔开创的剑桥传统,他们依据一种明确的科学推理范式来思考问题,并以马歇尔强有力的凝聚力加强这种结合,只是到了凯恩斯时代才脱离马歇尔体系;即使凯恩斯本人或者其他大部分可称之该学派第三代的人物确实丢弃了对马歇尔的忠诚,但马歇尔的特征仍然印在所有这些人身上。当时一位学者甚至这样评价马歇尔的学说:虽然在发展和应用现有学说的路途上有许多事情有待经济学家们去做,但伟大的工作却已经完成了。

实际上,马歇尔在50年的著作生涯产生了82部公开出版的作品,其代表作有:《经济学原理》、《产业与贸易》、《货币信用与商业》、《国内价值和国际贸易》、《工业经济学》,其中《经济学原理》长期被作为各国的经济学教科书。熊彼特认为,马歇尔所取得的成功可以与斯密相埓,而且他的著作在英国比斯密著作更为成功,他的著作是这个时期古典学派的成就,比任何其他著作更全面地体现了1900年前后出现的古典学派局面的著作;而且,有学者指出,马歇尔取得如此名声的缘由也与斯密相似:他写了一部能抓住那一时代的学术精神的著作,并且他是通过直接面向那些富有理解力的非专业人士来完成这一工作的。

四、严谨而审慎的治学精神

与斯密一样,马歇尔的对自己的作品要求苛刻,曾就杰文斯还没有准备好就急于发表其观点的倾向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实际上,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中的大部分内容在出版的10年前或更早就已经形成了,而在连续再版的过程中又不断添加限制、例外和考虑等,这些审慎的倾向却被现代主流经济学认为削弱了他对许多清晰、明确的原理的倾向性。熊彼特写道:“《国富论》和《原理》之成为《国富论》和《原理》都因为,或者至少部分因为,它们都是几十年工作的成果,而且完全成熟的成果,都是那种无限小心、耐心劳动而不计较岁月流逝的精神的产品。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因为亚当.斯密和马歇尔都极其急于宣传他们的宏论,急于影响政治实践,然而他们谁也没有让自己的著作在手稿完善得自己认为业已可能完善之前就仓促付印”。

正因为马歇尔一直推迟发表他的作品,所以他的思想观点往往在发表出来时已经显得很普通。例如,马歇尔《产业与贸易》一书的一部分内容也校对了15年才得以出版,而如凯恩斯指出,马歇尔逝世前发表的《货币、信用与商业》一书在发表前数十年中已经成为剑桥传统的一部分了。不过,尽管马歇尔对理论的问世如此审慎,但这并没有妨碍他成为那个时代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他不仅是局部均衡和微观分析的奠基者,而且依旧被视为边际主义的创始人之一,是边际效用分析的建立者,经济学一词也是因为他的使用而得以广泛流行。事实上,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一出版,就被视为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与斯密的《国富论》和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相提并论,这些理论内容至今仍然成为当代西方微观经济学的基础。

很大程度上,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也展示了早期的学术面貌。事实上,无论是康德、斯密、马克思、马歇尔、熊彼特等毕生都在不断钻研,并在较为完善之后才付诸出版,有些书稿甚至毕生都无法出版。例如,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一书就“潜心研究、上下求索、反复尝试、千锤百炼”了11年,而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花费了20年的心血。再如,经济学的开山巨著《国富论》就是斯密辛勤劳作了二十五年的产物,其中大约十年他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这本书上。更为极端的例子是美国早期的制度主义理论家霍克西(Hoxie)因受康芒斯之邀而不情愿地发表了自己并不满意的报告草稿,在这篇意义不明确和不具说服力的报告遭受他人的批判后,霍克西开始变得发狂而最终自杀,康芒斯也因此而精神崩溃,直到三年后才恢复工作。显然,这种治学精神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求新求变倾向存在明显差异。事实上,尽管现代经济学的观点、理论乃至流派不断推陈出新,但人们对社会现象的认知并没有实质性提高,对经济现象的预测水平以及指导实践的功能也没有实质性改善。

五、尾论

马歇尔不仅是一个伟大的理论家,而且更是一个杰出的实践家。不幸的是,他的学生们都选择《经济学原理》的理论概念来进行研究和再精炼工作,而忽视和放弃了马歇尔将其思想置于其中的实践框架,以致后人更强调他的著作的理论方面,并常常指责马歇尔某些理论概念的模糊性。事实上,像斯密一样,马歇尔关注社会现实、倡导学术的应用,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容忍了分析上的不足;事实上,马歇尔总是准备其分析框架中的缺口和不足,因为在他看来,这是经济学性质的一部分。埃克伦德和赫伯特就写道:马歇尔“也许是第一个赞美在理论改进方面有发展的人,但是他将肯定批评很多当代理论家所形成的在他们自身与实际事件之间的隔离状态。马歇尔的天才的核心在于,他能够从经济和社会问题中学习并反过来为解决这些问题作出贡献”。

而且,马歇尔具有非常严谨的治学精神,对任何观点的面世都持审慎的态度;正因如此,他能够对当时分裂的观点作了充分的调和,并综合成一个新的较完整的体系。不幸的是,当前很多经济学者却是为了文章发表以评职称而“研究”、而写作,以致不仅写作论文时显得很随意,而且都尽可能早地将很不成熟的观点推出来,结果,真正的思想就在原地踏步了。甚至有人认为,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学所取得的进展中许多都是杜撰出来的而不具有长期意义。例如,克鲁格曼就写道:20世纪80年代以来“是国际经济学创新的黄金年代。可是,我不得不遗憾地指出,这些新知识对今天的大学生来说并不是迫切需要的。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里,教给学生的最重要的知识还是休谟和李嘉图的观点”,相反,现代社会中尽管充斥着各种流行的观点,但“公众讨论的水平是极端肤浅的。实际上,水平之低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那些不断重复着愚蠢的陈词滥调的人总是把自己想象得很有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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