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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的博客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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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斯中性定理的逻辑缺陷  

2010-11-29 11:08:07|  分类: 经济学杂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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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斯中性定理的逻辑缺陷

 

现代主流经济学以市场的自然和谐为信条,崇尚自由交换原则,认为在完全自由的市场交换可以是财富最大化的最佳实现方式。这种思维后来还以科斯中性定理得到精确的表述:只要产权清晰,交易费用为零,资源配置的最终结果与权利的初始配置无关,最终都会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而在一个正交易费用的现实世界里能够使交易成本最小化的才是最适当的法律。例如,波斯纳就强调,一个人愿意为一项权利支付的总数就是对资源多大程度上有利于他的决定性的证明,而那些愿意为一项权利支付最多的人被认为是对该权利估价最高的;也即,这项权利将带给他们比任何其他人更多的效用,因而权利应当赋予那些愿意为其支付更多的人。正因如此,现代主流经济学把实现社会的“财富最大化”视为法律制度的规范性目标,并以交易成本和理性人为前提构筑了它那基于理性选择的新实用主义法学体系,从而把旨在追求手段和目的的经济理论运用于对法律制度的理解和改善。问题是,科斯中性定理无论是在实践应用上还是理论逻辑上都存在明显的缺陷。

 

一般地,科斯中性定理在实践应用中内在着深刻的缺陷。一方面,即使在一个零交易费用的世界里,法律对资源配置也未必不发生影响,更不要说现实世界完全不是科斯所抽象的虚拟世界。事实上,在现实社会中,不仅多数交易往往因外部性而存在的搭便车现象,而且少数交易中因利益分配而陷入无休止的讨价还价现象,这两者都会导致有价值的交易并不能达成协议。另一方面,科斯定理还依赖于这样的经济环境:消费者的效用函数是准线性(quasi-linear);但是,准线性效应函数对消费者来说是一个很强的假设:对具有外部性商品的收入效益为零。事实上,Starrett (1972) 就论证指出,对生产集具有非凸性的外部性而言,有效配置往往难以通过市场机制来达到,也可能不存在均衡价格来支撑有效配置。为此,赫维兹(Hurwicz,1995) 就给出了科斯中性定理结论成立的充分必要条件:当交易成本为零及产权明晰界定时,导致有效配置的充分必要条件是效用函数为准线性函数,即具有外部性商品的收入效应一定要为零。

而且,即使经济环境的信息是完全的,在零交易成本下,科斯的产权界定也不一定可以实现财富的最大化,更不意味着可以实现社会正义。首先,科斯定理并没有考虑到收入分配效应以及良心效应等。例如,在火车与农场主的案例中,科斯定理认为,不管立法者无论选择哪一种法规对整个社会的财富不产生影响,但显然,如果界定铁路公司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承担责任,那么铁路公司就会更穷而农场主更富。其次,科斯定理撇开社会现实考虑而界定的法律往往是专断而不合理的法,从而将会导致社会正义的丧失,而社会正义的丧失必然会导致长期效率的下降。譬如,在土地私有化过程中,如果一个立法机关通过一项法案,规定只有获取一定文凭(譬如大学本科学位)的人才能被授予一定土地产权,而其他人员只能成为佃农或者从这些土地所有者手中二次购买土地,那么,这种土地私有化制度有效吗?特别是,这种私有化符合社会正义吗?事实上,科斯定理着眼于社会总体效率的考虑,而没有剖析收益-成本的具体承担;而且,它错误地将收益和成本等同起来,从而没有考虑购买能力对交易结果的影响。 

同时,科斯中性定理本身在理论逻辑上也存在深刻缺陷:它没有考虑到两人以上核配置的困境,没有考虑交易能力差异所带来的影响,也没有考虑人类偏好的环境依赖性;事实上,如果考虑这些因素,我们就会发现,初始产权界定给谁,对交换能否展开、产权如何流动以及最终资源的配置效率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这都证伪了科斯中性定理。这里就此三方面分别加以说明。

第一,科斯中性定理只满足于两个当事者时的逻辑分析,而如果涉及两个以上的当事者则往往会造成科斯定理失效。一般地,我们将稳定的大联盟称为核,也即,大联盟中的子联盟无法给其成员提供更大的支付。如果(XA,XB,XC)是一个核配置,那么须满足:XA+XB+XC = V(A,B,C);XA≥V(A),XB≥V(B),XC≥V(C);XA+XB ≥V(A,B),XA+XC≥V(A,C),XB+XC≥V(B,C)。显然,此时有:XA+XB+XC≥[V(A,B)+V(A,C)+V(B,C)]/2;也即:V(A,B,C)≥[V(A,B)+V(A,C)+V(B,C)]/2。但显然,现实实践往往并不满足这一要求,这可以借Aivazian和Callen提供的例子来加以说明:有三个工厂A、B、C,A和B会对C造成负的外部性,A自由生产可得利润3000元,B自由生产可得利润8000元,C自由生产可得利润24000元;如果A完全停产,A和C合并,利润会增加到31000元,如果B完全停产,B和C合并,利润会增加到36000元,如果A和B都完全停产,A、B和C全部合并,利润会增加到40000元;而如A和B单独合并,两者的利润都提高到15000元。上述特征函数可用集合写成:V(A)=3000,V(B)=8000,V(C)=24000,V(A,B)=15000,V(A,C)=31000,V(B,C)=36000,V(A,B,C)=40000。

显然,帕累托最优结果是形成庞大的联盟体V(A,B,C),即A和B都完全停产。问题是,这一结果是否可以实现?与产权的处事配置有无关系?一般地,如果产权初始归属C,此时帕累托结果也就可以形成,C可以禁止A和B生产;而且,无论是A和B联合行动,还是独立行动都无法补偿C从V(C)走向V(A,B,C)所获得的16000元利益。问题是,如果A和B有权排放烟尘,则结果就会发生变化。一方面,如果C建议分别给A和B支付3000和8000作为补偿要求他们停产;但A和B可能通过联合要求更多15000,他们之间分配譬如是6500和8500,而C仅净得25000。因此,C就可以建议B与之合并,譬如说,补贴B9000元;但是,C和B这种联盟也是不稳定的。事实上,在这个例子中:40000<(15000+31000+36000)/2=41000,不符合上述核配置的要求;也即,包容所有当事人的大同盟不在核心之内,从而基于科斯的自由谈判根本上也就无法形成合作。

第二,即使只有两个当事者的情形,而且存在交易的可能,但交易也不一定会发生。事实上,“产权界定与资源配置无关”的中性定理是与西方经济学中原子主义个体分析思维相适应的,这种分析思维把人视为没有差异的平等个体,具有同等的信息和机会,只是由于各人的偏好不一致而产生交易的诉求,从而存在一定的交易剩余,并在无形的手的牵引下就会出现交易;问题是,现实中的人本身是不同的,不仅体现在偏好上,更主要体现在资源的占有以及天生的能力上。显然,正是由于存在这种差异,导致了不同的产权界定会带来完全不同的交易情形,从而对社会资源的配置也产生重大差异。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生产三聚氰胺毒奶粉富有厂主可以获益正80元,而作为穷人的消费者对之所承担的成本则为负100元;现法律将是否生产的权利界定为富有的企业主所有,那么,此时,双方之间可以通过交易而实现社会效用的最大化吗?显然,不一定。譬如,穷人只有20元,他又如何能够购买这个权利呢?他只能以额外的代价继续忍受三聚氰胺造成的恶果。相反,如果将产权界定为作为穷人的消费者所有,无论是否可以通过产权交易,都可以实现社会效用的增进:当存在通过资源配置而促进社会效用提高时,富人就会促成产权交易;而当不存在通过资源配置而促进社会效用提高时,既定的产权安排就是有效。正因为富人比穷人往往更能承担交易成本,因而随机的产权界定总是有利于富人一方;这意味着,在一个可以自由交易的社会中,良性的产权界定应该将产权界定给穷人所有。

因此,这里提出了对科斯中性定理的革命:资源配置并不是与产权的初始界定无关的,但实际上,在一个交易成本为零并可以自由交易的社会中,初始产权界定给穷人将会产生更高的资源配置效率。当然,有人也许会为科斯中性定理进行辩护,认为科斯定理已经隐含了所有的人是一样的这一假定,从而没有穷人和富人之分;问题是,如果人是同质的,那么就根本没有任何交易,而之所以会产生交易就在于人的初始禀赋以及偏好是不同的。而且,科斯中性定理只有一个条件:交易成本为零,但是,这一条件根本无法达致“产权界定与资源配置效率无关”这一结论,显然,这也正是科斯定理的逻辑缺陷。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现实社会的法律往往是强势者制定的,它往往将一些稀缺性资源的产权界定给富裕者,这种产权分配的结果就是:富人享受了超额的资源租金,而穷人则承受更大的损失;然而,这些无效现状却无法产生资源重新配置,这就是当前人类社会的现实,更是国内现状的写照。不幸的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家却受科斯中性定理的误导,认为这种状况是社会总效率最大的,从而极力反对对资源初始配置进行探讨、改革,从而也就极力维护那些强势者的利益。

第三,科斯中性定理主要是基于数理的形式逻辑而不是基于人的行为逻辑,从而往往违背人的行为逻辑。事实上,该数理逻辑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物品的效用和价值具有非位置依赖性,同一个体处于不同地位对物品的效用和出价具有一致性;但是,大量的研究却表明,人们对同一商品的意愿支付价格(WTP)和意愿接受价格(WTA)之间往往存在巨大差异,WTA 平均值经常比WTP平均值大好几倍。例如,Knetsch和Sinden作了一个实验:给一半受试者发彩票,另一半发3美元;然而,为持彩票的受试者提供以3美元出售彩票的机会,并允许持货币的受试者用3美元购买彩票。结果:82%的持彩票受试者保留彩票,而38%的持货币受试者愿意买彩票。再如,根据北美猎鸭者提供的数字:他们每人最多愿付247美元维护湿地,但最少要1044美元才同意转让。PT更为典型的例子是,目前社会中广泛存在的钉子户事件也表明,如果让他们掏钱来购买目前的这种居住环境,这是无论如何也达不到要他们搬迁时所索取的这种高价。此外,在当前(2010年)房价水平下社会大众普遍不愿意买房,同时那些只有一套住房且又暂时闲置的人又往往不愿意以目前的价格出售房产。也就是说,当住房配置在不同人手中并不必然导致交易的进行,初始产权配置在投机者手中时会导致闲置,而当初始产权配置在自住者手中时则会导致使用。

而且,人们的偏好还会出现逆转效应(preference reversal effect),其基本含义是:偏好物品A而不是B的受试者,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对物品A的意愿支付价格(WTP)或意愿接受价格(WTA)都小于物品B。例如,来看Lichtenstein和Slovic早期作的一个实验:受试者在期望价值大致相似的两个赌局之间进行选择。一是P赌局:以大概率赢得少量的钱(如以35/36的概率赢得4美元);二是S赌局:以小概率赢得大量的钱(如以11/36的概率赢得16美元)。受试者被要求对每个赌局作出评价,评价方式是:假定受试者拥有赌局权,那么,他们指出出让每个赌局时愿意接受的最低金额;或者,受试者没有赌局权,那么,他们指出购买每个赌局时愿意支付的最高金额。结果是:选择时偏好P赌局的受试者大部分在评价时会给S赌局赋予更高的值。上述种种的心理偏好实验都表明,尽管根据流行的科斯中性定理,在交易费用为零的情况下资源的使用效率与其产权的归属无关;但是,如果考虑到人在不同情境下对同样一元钱的认知不同,那么,资源的使用效率就不是与产权的界定无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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