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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史的学习对理解现代经济学的意义  

2010-11-23 09:19:27|  分类: 《经济学说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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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史的学习对理解现代经济学的意义

 

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是渐进的,因而学术史对任何学科的理论发展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对社会科学尤其如此;究其原因,社会科学探究的根本特征在于对理论的深化,而不是以一种进步学说代替被否弃的学说,对社会事物本质的任何接近都是站在前人肩膀之上的。显然,对经济学说史的梳理,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更全面地理解经济学的发生、发展和现状,并从中可以分析经济学发展的基本方向;同时,也有利于将经济理论与特定的社会背景联系起来,从而更好地理解认识现代经济学。这可以体现在如下几方面:1.有利于全面认识经济学的研究内容, 2.有助于理解经济学的二元结构体系,3.有助于识别现代经济学的适用性,4.有助于提高对流行思想的鉴别力,5.有助于扩展对经济现象的分析视角。不幸的是,随着功利主义和媚俗主义学术风气的盛行,经济学说史在现代经济学的教学和科研中就日益被边缘化了;因此,对现代经济学的正确而全面的理解首先要从经济学的教学开始,需要重视经济学说史的学习和研究。

一、全面认识经济学的研究内容

一般地,由于受习惯、舆论以及教育的影响,人类的认识往往存在盲点,导致对眼前的事物反而无法认识清楚,所谓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斯宾塞就指出,“人要把自己从习惯与教育加在他智力上的无形桎梏中解放出来是如此困难;因此,一个满足不能胜任对它本身及其行为和信念进行准确的判断,这一事实是如此明显,以致它具体体现在这一警语中:‘没有任何时代能写下它自己的历史’。”正因如此,我们不能简单地看几篇时时更新的热点讨论,就以为了解了经济学理论,并坐井观天地以为认识了经济规律、社会现象,乃至了解了人类社会的发展;相反,只有通过经济学说史的学习,我们才可能更全面地把握经济学的目的和内容,并通过客观的思考而为现实问题的认识提供启发。

事实上,通过经济思想史的学习,我们就可以理解到,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不断变迁的过程:在重商主义时期关注的是如何从流通领域中为国家获取货币财富,重农学派开始把财富从流通领域转向了农产品的生产,古典主义则基于劳动价值论的角度开始注重国民财富的创造问题,只是到了新古典以后开把研究的视角转向人的需求和偏好方面。也就是说,经济学研究的内容范围是适应时代而有所不同的:从研究家政管理到国家管理、从研究物质资料的生产扩展到研究所有的货币交换关系再到人类的全部行为、从研究财富的增长到经济人基础上的利己主义思维的形成再到所有的非物质财富的分析;但不管如何,早期的经济学的内容是广泛的,研究经济行为和社会现象的视角也是多样的。

正因如此,阿马蒂亚.森将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伦理学,二是工程学;从经济学的发展史来看,这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共同构建了整个经济学的理论大厦。而且,两者也是不可分离的,究其原因,经济学是一门致用的科学,它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为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服务的,这必然涉及到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两方面的关系;譬如,财富的分配、制度的设立、产权的界定、以及贫困、异化等问题,都存在一定的价值判断,这实际上就是伦理问题。然而,自边际革命之后,主流经济学越来越强调“科学化”,越来越独立于其他学科,以致研究的内容和视角也越来越窄;早先的新古典经济学把研究对象仅仅限于稀缺性资源配置问题,20世纪70、80年代之后,尽管研究领域有所拓宽,但却依旧承袭了新古典的自然主义思维。

可见,通过经济思想史的梳理可以使我们更真切地认识到,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抽象理论和抽象思维是如何与具体的社会实践产生如此之大的差距的,那些仅仅把经济学当作一门工程学的经济学家为什么难以成为杰出的经济学家;事实上,真正有影响的经济学大多数都是服务于他那个时代,并且对社会制度的改革起到了重要作用,而这需要非常渊博的知识。

二、理解现代经济学的二元体系

一般地,经济行为本身就是与其他社会行为不可分裂的结合在一起的,因而经济学对经济现象的研究本身就不能脱离其他学科;这一点在经济思想史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因为早期的经济学本身就是从属于政治学或伦理学的,以前的经济学家通常也是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斯密、穆勒等都是如此。显然,正是由于早期经济学关注的是国民财富和社会利益等公共领域的问题,因而经济学被恰当地称为政治经济学;后来,只是当经济学将研究重点转到私人领域并集中于个人最大化效用的研究时,政治经济学才相应地转变为经济学。

当然,不管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和对象在不同时代的侧重点如何不同,但工程学和伦理学是任何时期的经济学都不能偏废的,而这两方面的内容实质上也大致构成了目前的两大经济学体系:政治经济学主要涉及到人与人关系的层面,分析具体社会关系下的人类行为;而西方经济学主要侧重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层面,并把人从具体社会关系中抽象出来。正因为两者统一于经济学研究范畴之内,并各自偏重了一个层面、一个视角;因此,我们说,两者本质上是互补的,是可以相互促进,并且可以进一步在一个统一的基础上进行契合的。

然而,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对两者的关系却存在严重的误解。一方面,一些学者往往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强调了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之间的对立,并将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截然分开;但经济思想史却表明,经济学本身就是一个统一的学科,它研究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和福利提高,从而必然包含非常广阔的内容。事实上,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只是侧重点不同,两个分支都有片面性:西方主流经济学把研究对象限于稀缺性资源的配置,而缺乏对社会行为主体之间真实互动关系的互动,它可以解决物质资本的配置问题,但对人力资本或社会资本等新兴资本的研究却相对无助;同样,政治经济学往往过于强调人的主动性,而对经济运行中的自然规律相对认知不足。另一方面,国内大多数学者往往想当然地把政治经济学视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它的研究内容就是《资本论》的研究内容,而这种传统政治经济学过于关注生产关系和所有制问题,而忽视了对一般社会关系下微观行为的研究;但是,经济思想史却表明,这种划分是庸俗和肤浅的,也不是历史主义的。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在追求物质福利的特定时期,经济学集中于私人领域的研究有其合理性,但纯粹的私人领域的问题并不值得学者花费如此的精力,因为它根本上只是提高个人的理性以及提供足够信息的问题;事实上,学者们考虑的根本上不限于私人领域,而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问题,而且,在社会经济问题中,没有任何一个问题是纯粹私人的。正因如此,我们通过对当代经济学流派的学习可以发现,政治经济学在西方学术界也不是已经成为历史的名词,相反,它仍是一个重要的思潮或流派;且不说,政治经济学是激进主义学说的基石,即使如西蒙、布坎南、森等主流经济学家也都将政治经济学作为研究的重点或经济学的核心。

可见,通过经济思想史的梳理,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当前国内存在的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者二元结构:它们本身是互补的,两者的分裂仅仅是在特定历史背景的产物;而且,不仅经济学的两个分支之间是互补的,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各分支之间也是互补的。正因如此,经济学的发展需要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之间的契合,社会科学的发展也需要建立在各个社会科学分支之间契合的基础之上。

三、识别现代主流经济学的适用范围

一般来说,社会科学本身就是体现了不同的观察主体对社会现象的认识,不同的个体的知识和背景不同,观察的角度也必然不同,发现的问题也就不同;而且,时代不一样,认知不一样,当然广为接受的理论也会相应变动。因此,我们在理解现代经济学的适用性时,就必须对它的提出背景、目的、立场等有清晰的认识;显然,经济思想史的梳理可以有助于提高对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的适用背景的认知,从而避免经济学“原理”的滥用。

事实上,凯恩斯就曾指出,在经济形势迅速变化的时期,新的经济思想一旦被广泛接受就已经趋于过时了。不幸的是,那些盲从于主流的人往往会把那些适应于某一特定时代并服务于特定目标的思想,错乱地用于另一时期并服务于它们并不适合的目标,从而产生时代和目标以及场合的错乱现象。斯皮格尔就列举了一些时代错乱的例子:将显然是旨在促进民族国家发展的重商主义政策用于此后已经充分发展了的民族国家,将支持农业价格的重农主义政策用于此后农产品已出现剩余的世界,在公共产品的需求已经极为提高的时代应用于古典学派的自由放任教条,或者将适应于完善市场机制的新古典主义应用到需要政府发挥经济作用的发展中国家,等等。

同时,由于任何时代都有其面临的主要问题,从而产生了特定时期的主流经济学,但这种主流经济学却不是一成不变的;显然,经济思想史的梳理有助于提高对经济学的演变以及主流和非主流的更替的认识,从而能够使我们的认知不为短期内的主流观点所干扰,并更深切地感受到当前经济学的适用条件和时代背景,从而防止可能的错乱现象。譬如,通过经济思想史的梳理,我们可以认识到西方经济学采用功能主义分析方法的理论发展和历史背景,并进而认识到主流经济学走向形式主义道路的原因;实际上,经济理论中“为形式而形式”的取向是西方社会日益膨胀的工具理性与个人主义相结合而产生机械理性主义的结果。在这种形式主义追求下,越来越强调所谓的实证主义,在数学上也越来越优美和典雅,甚至可以和物理学的最好理论相媲美;但是,尽管这种形式主义虽然使论述的严格性增强了,但真正的新思想越来越少。

此外,从经济思想史的梳理中,我们还可以更清晰地识别出人们对现代经济学认识上存在的误区。譬如,现代主流经济学往往宣称是承袭了源自英国的新古典经济学,但实际上,它的基本思维已经法国化了,抛弃了英国的演化理性传统,而移植了欧洲大陆的建构理性传统;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当前的理论往往以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及其现代版本为基础,崇尚均衡的探究,从而使得现代主流经济学具有强烈的建构理性特征。

可见,正是从经济学说史的发展中,我们可以更好地审视现代主流经济学,不仅认识到它的适应性,而且看到主流和非主流之间地位的不断变更;因此,主流的东西并不就是对的,恰恰相反,那些后来成为主流的都是从非主流开始的,并且,通过扬弃,那些已经被抛弃的理论可能会再次获得认同。

四、提高对流行说教的鉴别力

一般地,任何人的思想和行动都受到流行观念的束缚,而要尽可能地避免这种限制,就需要跳出定式思维;而且,思想本来就是争论中发展成熟的,但每一个思想都有其产生的历史背景。例如,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只能思考在奴隶制既定存在的情况下的自给自足经济中的奴隶劳动的配置问题,最多考虑一些简单的交换;阿尔都塞就指出,“亚里士多德不能从价值形成本身看出,在商品价值现实中,一切劳动都表现为等同的人类劳动,因而是同等意义的劳动,这是因为希腊生活是建立在奴隶劳动的基础上的,因而是以人们之间以及他们之间的劳动力之间的不平等为自然基础的。”

其实,只是到了人类相互之间经济活动占了其总活动的很大一部分,专门经济的研究才成为一门独立科学,才出现重商主义以及重农学派;正如布鲁指出的,“斯密做出了巨大贡献恰恰是因为他的思想回应了那个时代的要求。……如果凯恩斯是在1926年而不是1936年出版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理论》,相比而言,它所吸引的注意力就会大大减少。”问题时,尽管我们现在的思维、行动往往受前人思想的影响,但是我们往往没有意识到;显然,经济学说史的梳理和学习有助于我们做到这一点,经济学说史中所存在大量的史实对提高我们的思维能力大有裨益。

一方面,它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现在流行的思想往往都是前人基于其特定时代背景的理论总结,从而很可能并不适应当前的环境,因而就必须具有批判的精神。经济思想史上的许多学者都强调了这一点,例如,凯恩斯就说,“从事实际工作的人相信他们自己完全能够免受任何智者的影响,但他们却往往是某些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当政的狂人自以为凭空可得到的政见,但他们的狂想却往往是从数年以前某些并不重要的学者的思想中提取来的。”另一方面,它使我们明白,正是由于思想的发展是与特定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的,因而不能简单地以现在的理论去判断当时的思想和政策,而且这些思想和政策很可能获得新的应用。事实上,重商主义曾经为欧洲各民族国家的崛起和壮大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指导,但是到了18~19世纪却遭到了休谟、魁奈、斯密、李嘉图等人的大力批判;而到了20世纪后又经历了一场复苏,凯恩斯重新称赞重商主义者们论证贸易顺差产生的需求将促进经济增长的观点,而且,促进日本以及东亚四小龙经济增长的政策很大程度上也是重商主义的。

关于这一点,从事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学者也往往体会更深刻,斯皮格尔就写道:“那时的经济学反映的是民族文化的明显差异,并且与时间和地点等条件的差异密切相关。只是在过去50年间才出现了一种世界范围的单一的大众文化,并且在与其他因素共同作用下,接受数理经济学之风横扫世界,影响所及,将特定的时间、地点和国民差异都抽象掉了。”

可见,我们在将理论应用到具体的实践中时必须慎思它的适用前提,切忌教条主义;究其原因,任何一个基于特定环境下的理论都不是一个一般理论,毋宁说一个特殊理论,而这种特殊理论具有极强的应用局限性。例如,斯密以及马克思对劳动市场性质的界定以及由此发展的劳动价值理论就具有非常明显的局限性,因为他们都把直接的物质生产劳动作为是生产性劳动,这仅仅是与当时人们对物质的追求以及国家竞争中直接表现为物质财富相适应的;事实上,随着人们的追求从物质转向服务、转向精神满足等方面,这种理论的局限就显而易见了。

五、扩展对经济现象的分析视角

一般地,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同自然科学有相当大的不同:自然科学家大都相信,在他先辈们从事的工作中,几乎没有湮没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但是,经济史和思想史中却存在很多被忽视的思想,这些思想很有启发性的,可以启发我们的心智,这是经济思想史学家常常会碰到的。埃克伦德和赫伯特就写道:像古诺、杜普伊特、伦哈特等人的“成就在拖延了如此漫长的岁月以后才被承认这一事实,向我们表明必须保持警醒以防止知识上的傲慢与偏狭,如果忘记了这种警醒,我们将要受到总是以想的高的代价去‘创新发现’早期已发现的真理的惩罚。”

特别是,通过对经济思想史的梳理和学习,我们将接触到大量的思想,能够更好地把握各种思想之间的联系和演变以及它们适应的社会历史背景,从而可以启迪我们的更广泛的思维。譬如,罗宾斯在《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将经济学视为“一门研究作为目的和具有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的人类行为的科学”,但显然,这具有一定时代性,而通过了解以后社会经济的发展现状,我们就可以发现,这种观点存在明显的不足。事实上,这种理论是在一个静态意义上分析资源的配置问题,从而将制度、技术等排除在外;结果,这就先验地形成一个封闭域,使得一些问题被重视和得到克服的时间大大延长了,机会大大减少了。显然,正是由于建立在所谓“超制度”的静态的资源配置之上,西方经济在微观上(如企业组织)往往表现为一定的计划性和高效率,但在宏观经济中往往出现盲目的无政府状态;究其原因,在宏观的劳动和资本对抗时,不可能达到资源最优配置,而西方学者很少涉及到宏观制度的变革。试想:美国每出口1美元的疫苗,99美分的成本都用于法律费用,这样的配置方式合理吗?

正是由于现代主流经济学过于注重技术性分析而抛弃忽视了思想的思辩,从而热衷于把过去经济学大师的文字思想转化成为数学术语,结果,反而丧失了思想的微妙深奥之处和书面文字细微的风格特征,以致越来越不适于对具体问题的分析。譬如,斯密提出的自利人假设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它实际上是自爱心和同情心的统一,是在“克己”的基础上追求与他人利益的和谐,因而其中包含了丰富的伦理内容;但是,后来出于抽象化研究的需要,把其中的伦理内涵都舍去了而成为抽象的没有生命的原子人。而且,经济人假设本身也是源自功利主义的产物,而功利主义强调的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有两层含义:一是考虑的是社会利益,二是考虑的是人的福祉而非仅是物质欲求;但是,随着西方物质文明的盛行以及金钱理性的勃兴,经济人假设演变为极端的追求个人物质私利的动物。显然,这种假设实际上混同了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人能够实现广泛的最大值,而动物只能达到局部的最大值;也正是在经济人思想的指导下,我们的社会至多实现了短期局部的最大化,其关键在于,西方经济学忽视了从人性出发,寻求社会合作的扩展以解决对抗性问题。

可见,通过对经济思想史的学习,可以有助于我们对自己行为和思维的反思,“对思想史的研究是思想解放必经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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