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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的博客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日志

 
 

课题挂帅下的学术困境  

2010-01-18 00:28:36|  分类: 经济学教育改革探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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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资助体系:扭曲性导向下的学术资源误置

内容摘要:课题承接是我国各院校进行学术考核的一个重要指标,而这些课题本身大多具有所谓的“应用性”,这加剧了学术研究的功利主义倾向:不但使学术混同于社会,而且也把理论价值与市场报酬等同起来。同时,出于社会政治和评审体制等原因,课题资助体系往往偏重于所谓的实证研究而排斥思想的争鸣,这些都强化了经济学研究的主流化现象。

 

一、前言

一般来说,社会科学的理论洞见主要源于智者长期的个人探索而很少是几个臭皮匠的短期合作,如陈平原就指出,好的人文学(当然也包括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大体上有三个特征:一是个人撰写,二是长期经营,三是基本上没有资助。正因如此,在科研评价体制上,我们切忌过分看重那些所谓的热点课题、庞大的学术工程以及反映主旋律的应急课题,这些工作虽然往往会使个人或单位获取庞大的学术的、社会的、政治的资源,但对学术的实质发展起不了多大作用,甚至会起反作用。不幸的是,当前国内的科研价体制恰恰与这种要求形成明显的对比:不仅没有获得课题资助的研究基本上都被排斥在各类学术评奖之外,而且,即使作为国内经济学界最高奖项的孙冶方奖基本上也都为那些多人合作的工程类课题研究所获得。同时,在成果相同的两人竞聘职称时,如果一人有课题而另一人没课题,那么职称应该给那没课题的;因为按照成本-收益原理,他在没有政府的经费支持的情况下还取得了同样的成就,这反映出他的学术水平更高。正因如此,在职称晋升体制上,我们切忌过分看重这些所承担的课题以及获得的相应资助额,而是应该主要看其所发表的文章和专著之质量,看其是否有自己的洞见。不幸的是,国内高校中[1]然而,在当前国内学术界,被视为“一流”学术刊物的杂志却几乎都是科学院或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例如当前经济学界几乎分支学科所有一级刊物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而且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几乎所有杂志都被视为权威的。

显然,由于社科院是国家或地方政府的外围决策咨询机构,它首先从事和关注的热点问题和对策性研究;正因如此,目前由社科院主办的那些被视为“顶级”水平的刊物也具有明显的实用主义取向,而基础理论和思想创新方面却存在严重的不足,经济学领域的杂志尤其如此。譬如,《经济研究》就不是《经济学研究》,其中所刊登的文章很少是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逻辑进行梳理和质疑的,因而本质上不是一个理论性刊物,这种风格也是适合社会科学院的发展性质和研究取向的;不幸的是,由于国内特有的学术体制造就了它无与伦比的影响,结果整个经济学界都把它视为最高水平的理论性刊物,这就不但与社科院的原初宗旨相悖,而且与杂志的实际情况发生了脱节。特别是,由于排名和政绩的需要,全国各高校都“逼迫”教师在这些杂志上发表文章,模仿这些杂志的研究思路和行文规范,从而形成了整个学术界的盲目崇拜和追风;结果,社科院的那些政策研究者以及这些杂志的编辑也往往被冠上了学术权威的头衔:到处讲演或者合作举办学术研讨会,到处指导大学教师如何搞学问、写论文,这显然就颠倒得太离谱了。

正是由于这些应用性杂志的鼓吹和误导,引发了当前学术界极为不好的学术风气。一方面,它促生了学术界普遍的好动不好静之倾向,经济学界尤其如此:不仅那些急急乎功利之徒竟为学术界之普遍推崇,而那些在书桌前沉浸于书本的教师则往往被学校乃至学生视为无用的表现,以致整个学术界能够静下心来坐在书桌前真正梳理几本书的人真正地非常罕见;而且,学校也热衷于聘请各种社会上的知名人士来引导学生乃至老师的行为,这些“社会成功人士”马至被聘为教授、院长,转而成为“大思想家”。另一方面,由这些应用对策性研究所引导,学术界的理论研究也就开始受市场交换的引导,以市场上的金钱回报来评估学术价值;基于这一点,又往往将理论和实践等同起来,认为只有“解决”所谓的具体问题,为社会直接服务的才是有价值的。因此,每个学校都在鼓吹课题承接,这不仅成为教师工作量考核的重要指标,甚至成为职称晋升的一个关键指标;结果,本应该潜心思辩和审问的高校,却功利之风盛行、物欲之求泛滥。在这种学术环境下,课题承接量成为高校收入水平分化的根本因素:那些整日很少出现在办公室和书桌前而围着政府、企业转的人不仅财源滚进,而且声誉鹊起;而那些独自梳理文献者则往往被视为无能和不识时务的,不但只能过着贫寒的生活,而且还要受到院校领导以及青年学子的轻视。

当然,在国内学术界,各类课题也并不是那些真正有创见却被边缘化的学者能够获得的,而是充斥了关系和寻租的成分,结果,那些具有行政资源或者关系资源的“名人”或“官僚”几乎垄断了绝大部分的各级课题;借助于这些课题,这些“学术明星人物”又名正言顺地进一步垄断了各级“科研”奖励,并往往成为社会的宠儿和学生的追慕榜样。结果,理论性的课程在学校里越来越难以开设了,学生也越来越缺乏思辩的兴趣和能力,以致新一代经济学人的思维日趋闭塞。呜呼,今日之少年乃国家未来之支柱,但目前的情形如何教笔者对我国未来之学术持乐观之心呢?其实,正如贝尔指出的,以前对科学知识追求并不是出于特定的实用目的,对基础理论尤其如此,只是“直到最近以前,科学并没有碰到研究工作官僚化、研究工作从属于国家指示的目标,以及研究结果要根据实用报酬来‘审核’等问题。”[2]显然,正是对基础理论之意义和价值的曲解,经济学越来越呈现出庸俗实用主义的取向:这不仅导致了当前的学术界热衷于永无止境地承接各类应用性课题,并且也助长了那些庸俗而肤浅的所谓的“实证研究”。当然,这种风气的形成不仅与学者的短视有关,更与国家主管部门的认知有关;斯特拉斯曼就指出,出版和资助直接影响了经济学的研究,掌权者对各个研究项目的价值加以审判认可,从而左右了学科知识的创造。[3]

一方面,在我国,各级主管官员的功利主义倾向造成了“应用性”经济研究项目的泛滥,也诱发了专业刊物上这类文章的泛滥;一个明显的现象就是,目前的各类课题中真正属于理论性的非常稀少,即使本应是提倡学科建设的那些教育部课题也是如此。其实,学校里的教师本质上不同于从事具体经济事务的社会人员,他们对绝大多数社会事物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都不甚了了;因此,他们根本缺乏解决具体问题的优势和能力,那些承接具体应用性课题的大多数人之所以偏好于实证研究,主要是为了迎合课题给予者意图,或者力图使之相信的“浆糊”。而且,正因为他们舍弃了自身的理论优势,以致基于“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往往缺乏逻辑性和学理性,但最后却要由此而提出可操作的政策建议,这岂不是痴人说梦乎?另一方面,基于职称升迁的压力和课题资金的激励,大部分经院学派的经济学家也开始把自己看成是应用政策经济学家,并以此方向来训练学生;但显然,这种指导往往是本末倒置的,因为他们所指导的是发展正规的经济学模型并对它们进行检验,却又要基于这些模型提出政策建议,结果往往成为“四不象”。正因如此,当前热衷于“应用政策”的课题研究真正窒息了理论的探讨和发展。事实上,新思想的产生首先要建立在对前人大量文献梳理的基础之上,这就要有坐得“冷板凳”的精神,只有如此才可以有稍许的洞见,才可能推动学术的实质进展!

当然,经济学理论必须与实践结合起来,但是这种理论并不是孤立性的数据处理,而是源于对那些熟视无睹的周遭现象的长期思索,源于对人类社会长远发展的关怀;正因如此,经济学理论应该将日用人伦和社会理想结合起来,要做到“极高明而道中庸”。事实上,古典经济学家们基本上就是这么做的,他们不仅关心现实,更关心社会发展。正因如此,古典经济学本身就包含了伦理学和工程学两方面的内容,但遗憾的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家逐渐将伦理学内容抛弃了,却又热衷于政策建议,岂不荒唐乎!显然,当前的情形正如严若森博士在其博客中对笔者留言所作的回应时所描述的:“1.现代的经济学家或经济学期刊论文做得更多的是经济工程学,假设、模型、演算、检验、可行性政策建议,类似工程师的活。一个工程完了,写个工程技术报告,然后提交存档,和下一个工程可以毫无关系。所以,我们鲜有发现真正能够源源流长具有深刻学术思想的学术成果。伦理学?呵呵,经济学的祖师爷有道德情操论,可是实践证明这基本上已经成为往事,现在很多所谓的经济学家或海归学人都不过是怀揣经济学逐利的活生生赤裸裸的经济人,他们既无社会责任感,亦无民生关怀,他们关注秀场,关注点击率,关注自身利益,搞些噱头,扯些鲜艳的旗帜,忽悠民众,甚至打砸抢,而真实的信息深埋在沉默中。2.经济学家解决不了社会民生问题,任何一个社会民生问题的解决都会是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法学等博弈的结果,作政策建议都不过是跑腿的,最终拍板的还是政府,作为一个工具,其悲哀本身就是宿命。3.学者的责任在于创造思想与践行社会责任,没有思想没有责任,蝇蝇苟苟,哼哼唧唧,废纸一页。4.我们的精神文明在日渐沦丧,我们的改革设计的起点本身为此埋下了厚重的伏笔。”

三、课题资助体系失范的原因解析

社会上有句话,考试成绩不等于能力,这句话应用到目前的经济学领域再恰当不过了:模型建得漂亮的人并不见得懂经济,更不知道如何管理经济。显然,这种背离的取向在经济学的应用研究和政策报告中表现得尤其明显,试问,当前那些在国内所谓一流刊物上发表文章的人有几个懂得实际经济的运作?究其原因,一方面,“在应用政策经济学中,……经济学家正尽力将抽象的理论转化到真实世界中去。这意味着经济学家必须考虑真实世界的制度及摩擦等在理论形成过程中被抽象掉的因素。应用政策经济学中存在着经验的因素,正如同理论形成过程中存在这一因素一样,但是这是两种类型根本不同的经验工作”;[4]另一方面,“当统计资料是为他人而不是整理它们的人运用时,就会特别有出错的危险。如胡帕(Hooper)先生论述到,‘甚至在最简单的统计报告中也常常会有陷阱,只有实际处理该统计报告的所谓原始资料的人们才知道其境况和本质’。……而且,除非他具有该学科足够的知识,否则他不仅将可能在阐释中走上歧途,而且事实本身不可能被适当地选取或整理。”[5]正因如此,弗里德曼的F检验在应用政策经济学中往往是无效的,因为应用政策经济学本身就不是一个理论的检验问题,而是理论的应用问题,这需要非常渊博的公共知识以及丰富的个人知识,而这都是绝大部分时间不在现场的经济学家所不具备的;实际上,20世纪80年代以后,正是因为宏观经济预测上的失败以及指导具体实践上的无能,昔日曾获得极大声誉的经济学家已经名誉扫地,甚至被归入江湖术士之流,因为他们所建立的模型似乎就是皇帝的新衣。

然而,国内一些经济学“家”却敢于凭借其抽象的推理和片面的实证就为经济政策提供建议,胆子不是也忒大了些?其实,稍有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社会科学中存在一种蝴蝶效应,只要初始敏感性条件有稍微的差异,产生的结果将是迥然不同的,这显然要引起哪些热衷于对策研究的学者或官员的警惕!可见,无知便胆大,那些只是学了教科书上几个“错误”或过时定理的人,就开始以为自己能够学以致用了,能够服务社会了;殊不知,他们这种无知行为给社会造成了更大的混乱,国内那些经过精心设计的改革有几件是真正成功的?而且,更不可思议的是,仅有高的考试成绩而无实际能力的人在社会上很难立足;但是,学术界中仅会搞几个数学模型而对实际经济运行一无所知的人却能够在学术界游刃有余,各类课题及其奖励永不间断,为什么呢?究其原因,除了社会上是按照经济运行规律办事,每个人花的是自己的钱;因而那些支付者都希望每一笔钱都花得值得,而不是在空谈上;但是,在学术界,掏钱的是国企老总、政府机关,而不是那些资金发放者自己的钱。有笑话就说,“真正的经济学鼻祖应该是哥伦布,而不是亚当.斯密,因为当起航去发现美州新大陆时,他不知道要去哪里;当到达了新大陆,他又不知道到了哪里;而且他的一切开销都来自政府资助”;显然,国内正充斥着哥伦布式的经济学家,他们的政策研究经费、决策失误成本完全都由政府进而由纳税人来承担。

其实,对那些基金掌握者而言,关键在于必须“合法地”把这些构成财政开支的钱发出去,而并不很关心这些经费所能带来的实际价值;究其原因,理论的实际价值本身就是难以评估的,从而其他人就难以以这些资金的实现价值来对他们的行为进行责难。或者,从个人私利或私见的角度来决定资金的发放,君不见,那些对理论和学术几乎是一窍不通的基金审批者们不是经常地在各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巡回演讲吗?而至于那些私企老总资助的横向课题,则大部分是出于寻租的目的,现在社会上不是一而再地抨击学术已成为一些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吗?其实,当前各级地方政府和部门之所以要划出一定比例的财政来资助学术研究,主要是为了财政支出报表上的“好看”,特别是,要堵住知识分子的嘴巴而“不得不”划出一定的资金用于R&D投入。正因如此,这些资源的掌控者也根本不在乎这些资金是否会有真正的收益,更不要说会努力使得收益最大化了,从而也就不会认真考虑究竟应该资助什么领域、什么方向,反正只要能够发下去而不受追究就行了;事实上,如果不是基于这种无所谓之心态的话,当前这种混乱不堪而又漏洞百出的课题资助体系就不会如此地长期存在了。正是在这种只重形式而不重结果的学术资金体系下,那些资金的渴求者往往在申报之前投入巨大的精力以期吸引评审者的眼球,而课题一旦获得立项就立刻会是另一种状态,往往只是到结项临近之时才找一些学生或课题组成员敷衍了事;特别是,由于众多的“学人”在追求那些有限的课题,于是就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租金耗散现象,浪费了大量的学术或其他的资源。

当然,也有人指出,目前一些课题申请是匿名的,但在学风已经沦丧的情况下,匿名又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呢?事实上,每个人对课题的评价是不同的,特别是对那些具有创新性的研究尤其如此,这些研究往往只有研究者自己才清楚;在这种情况下,那些评审者为了体现自己的学术水平,就只能根据主流的理论和所谓前沿的探究来评选。有同仁就对笔者说:“你有这么多科研成果,为什么不申报课题呢?我们平时没有什么研究,而在课题申报指南下来时才努力设计一个题目来申报”;但问题是,如何能够让那些从未谋面的人士了解笔者沉思了多年的思维和理论呢?况且绝大多数学人平时的[6]就我们现阶段各级政府的决策而言,甚至与经济学中最基本、最一般、也是最简单的常识都相背离,却要经济学家提供某些独特的政策建议;譬如,社会经济的平稳增长根本关键在于要缓和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两大问题,但恰恰这两大问题,当前政府和学者似乎都毫不关心。究其原因,在一个以市场机制为主的经济中,绝大多数的活动都是由市场主体自发完成的,这就清晰界定了政府的责职范围;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政府无事可干,正如哈耶克指出的,“政府在这里可以做很多的事,帮助传播知识、信息和促进人的流动。但问题在于:这种真正增加机会的政府行为,却几乎正好和目前被广泛倡导及实行的‘计划’相反的东西。”[7]就当前而言,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最大的问题在于市场机制很不健全,而成熟的市场机制本身包含具有切实执行的市场规则和具有社会关怀的市场伦理;然而,政府本身不但不关心真正市场机制的建设,本身也经常性的扭曲和破坏市场机制。例如,也如哈耶克所说,“政府克制自己不去助长垄断,要比打击垄断更为重要”;[8]但是,现在各级政府的一些决策似乎恰恰在“助长垄断”,人为地“拉大收入差距”,甚至“故意”制造社会矛盾。

当然,目前这种扭曲行为也与当前主流学者的学风和理念有关:绝大多数学者缺乏社会关怀、缺乏人本思想、不关心制度建设,也就搞不懂市场机制的真正内涵,而借鉴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而误以为按照力量决定的就是市场机制。例如,尽管一些政府官员在大肆滥用社保资金,而我们的学者却依旧把眼光死死地钉在如何填补社保资金的“入”与“出”所造成的巨大亏空上,而不是首先建立保护这些有限资金的制度。同样,有些学者看到了经济适用房中存在的寻租和腐败行为,于是提出废除经济适用房的建设,而不是寻找如何防止寻租和腐败的途径。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其中也包含了学者的无奈,因为当前学者的力量是在太有限了;相反,那些控制资源的各级政府官员根本不再在乎“臭老九”的真实看法,也根本不是为了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着想。正是由于当前的公共资金已经转变成了维护自身利益的资源,因此,那些拥有资源的人当然也就不会资助那些即使对人类社会有深远的积极影响但对他们自身无利的理论研究,更不会资助一些对他们当前行为可能构成制约甚至危害他们短期利益的应用研究。近期,教育部的一些官员就呼吁学者不要专注于论文,而要为社会服务,经济学家要公共政策服务;但问题是,在目前这种扭曲的课题资助体制机制下,经济学如何能够成为真正的经世济民之学呢?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课题经费本意上是用于相关学术或政策研究的,但在当今的国内社会,它却已经蜕变成了课题主持者的生活补贴;例如,就社会科学的课题而言,真正科研所花费的往往不到十分之一,而且还主要不是课题主持者自己做的。究其原因,与自然科学研究需要大量的设备购置、设施更新不同,人文社会科学所需要的资金支持非常少: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主要是以个体为单位,属于劳动密集型而非资本密集型。正因为课题研究可以获得大量的剩余租金,国内那些教授、博导们往往都会倾其全力于课题寻租:不但把所有精力用于获得这些课题上,而且大张旗鼓地组织“科研团队”来分配所寻租来的课题,并通过各种渠道来报销这些课题经费;于是,课题的掌控者成了创租的主体,名校成了寻租的媒介,博导成了“科研老板”。事实上,尽管这些改革者往往“言必称西方”,但就本人所知,西方社会对课题经费的使用限制非常之严,将自己的生活费发票来报销几乎是不可能的;譬如,我与西方教授共同作些经济学试验,所有的经费就只能用于支付参与试验的学生,即使合作教授最后去酒吧庆祝一下也是自掏腰包,根本不可能动这些经费。但是,国内这些科研经费却通过不知何种途径却可以转化报销家庭生活开支,甚至还可以直接转化成货币收益;关于这一点,我们只看看可能周围,那些能够承接大量课题的,哪个不是有房有车,而且多处豪宅和名车。有时我也感到纳闷:一年十几万乃至数十万的课题经费,这些“学术闻人”是如何报销的?或许,国内地下发票买卖长盛不衰,或许也有这些学人的“贡献”吧!其实,近来台湾出现了“首长特支费问题”,其缘由就是一些部门和地方首长将原来规划用于公务方面的特支费用于个人生活方面,乃至沿用成习而化为首长的生活补贴;但是,随着一系列的政治事件而到这这种潜规则终于曝光于社会,于是台湾社会开始讲之规范化了。显然,大陆的课题经费也具有类似的性质,却从来没有人管一下,问一下;即使台湾已有活生生例子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对法制建设的担忧。

四、简短结语

显然,如果考虑到当前国内课题资助的现状以及扭曲的内在原因,那么,对当前国内学术之怪现象也就毫不奇怪了。事实上,在当前社会中,法制基本上还处于蒙昧状态,社会大众的责任心更是在不断消逝;即使如此,那些教育界官员还在大力鼓吹教授应该把精力用于课题方面,没有课题的教授不能指导博士生或者只能少带。显然,只要稍微有些常识,我们都可以了解,当前那些课题有多少体现了学术水平和理论深度?为了课题,学者们花了多少时间在人际关系上?而且,承接了课题后就开始层层转包,这些分包下去的课题有多少是由主要负责人自己完成的?当然,由于国内学者的工资水平不高,通过科研补贴起生活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是为了弥补教师低廉的工资,那么,课题分配也应该实行照顾多数原则,而不能集中在某些人手上。显然,目前的课题资助体系只会导致教师收入差距的极端拉大:在不断滋生出一批又一批“暴富”的“科研老板”的同时,而另一些年轻学子的生活却不断贫困化;而且,也使得当前课题的质量急速下降,因为那些“科研老板”承接的那些课题很多甚至是由那些对学术还几乎一无所知的硕士生所拼凑出来的。笔者在前面指出,社会科学不像自然科学,除了一些调查工作及数据处理外,所有的理论都只能自己或者几个经常性的合作者完成;因为社会科学的任何理论都需要深厚的功底,而共同探索需要合作者之间有共同的知识背景,否则理论必然是拼凑的。

当然,并不是说,做课题就一定不会有理论深度,关键在于研究课题的目的、审批机制以及最终接受报告的人。譬如,德鲁克的《公司的概念》一书就是通用汽车赞助的一份关于通用汽车的管理研究报告,但最终却成为经典的管理理论著作;再如,利奥塔尔的《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本身也是应政府要求的应时之作,但却非常艰深和具有前瞻性。可见,国内学术的发展一个关键问题是扭转当前的对策性研究倾向,特别是要转变项目研究体系,根本上则是纠正当前学者对经济学的认识,否则,学术必然成为金钱和政治的奴隶矣!实际上,之所以有如此多的国内经济学教授热衷于政府对策课题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也与主流经济学的基本思维有关:尽管主流经济学在政策上基于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和福利经济学第一、二定理主张“唯市场经济”,但在思维上却是建构理性的,总以最优化和均衡作为分析的目标;譬如,鲍尔斯就发现,他在哈佛大学教授研究生“微观经济学”课程简直就是1969年在哈瓦那教授的“计划经济”课程的翻版。[9]但是,欧美社会毕竟没有这么多毫无意义的课题,或者课题往往是基础理论性的,或者具有明显应用性的;而在当前国内的课题资助体系下,那些真正在从事理论研究和学问探索的人根本无法得到任何资助。孔子说,“君子周急不继富”(《论语.雍也》),对一个社会制度安排更是如此;为此,笔者呼吁,那些各类基金的掌控者们不要只注重于“锦上添花”,而忘了对大部分青年学子的“雪中送炭”。然而,当前的课题制度却完全颠倒了这个道理,因此,如果这种课题体系长期存在下去,非但对学术发展没有任何意义,反而只会对学术发展造成相反后果,只会进一步制约思想的形成和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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