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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的博客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日志

 
 

无奈的学术潜规则?!  

2010-01-15 03:55:32|  分类: 经济学教育改革探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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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赢者通吃”潜规则之弊:行业边界混乱带来的学术扭曲

内容摘要: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有赖于分工的深化和有序,它要求学者应该与商人、官僚有一定的分界。但是,时下国内学术界却盛行着一种“赢者通吃”式的社会规则,这导致学者把学术视为获取行政职位的敲门砖,而那些社会名流也大量涌入高校。正是由于学术和行政之间的畸形共生,使得学术日趋功利化,具有学术理念和社会责任之知识分子亦日见匮乏。

 

一、前言

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有赖于分工的深化和有序,它要求学者应该与商人、官僚有一定的分界。费希特曾指出,社会“每个阶层都是必不可少的;每个阶层都值得我们尊敬;给予个人以荣誉的不是阶层本身,而是很好地坚持阶层的岗位;每个阶层只有忠于职守,完满地完成自己的使命,才受到更大的尊敬;正因为如此,学者有理由成为最谦虚的人,因为摆在他们面前的目标往往是遥远的,因为他应该达到一个很崇高的理想境界,而这种理想境界他通常仅仅是经过一条漫长的道路逐渐接近的。”[1]然而,在当前中国社会中,各阶层、各行业的责任和使命却被严重混淆了:商人不是关注如何为社会提供需要的产品,学者不是热衷于为社会提供有用的知识,官员也不是倾力于理顺公共领域的关系;相反,在某一特定领域获得权力、展示影响的人几乎都试图延伸到其他领域,从而导致了社会分工的失范。正因如此,时下国内学术界就盛行着一种“赢者通吃”式的潜规则,这导致学者把学术视为获取行政职位的敲门砖,而那些社会名流也大量涌入高校。正是由于学术和行政之间的畸形共生,学术就日趋功利化,具有学术理念和社会责任之知识分子亦日见匮乏,进而导致学者的声誉也跌到了冰点。而且,正是“赢者通吃”潜规则的泛滥,导致国内的学术研讨会也努力追求“大而全”,一些院校特别热衷于邀请一些所谓的官员和社会名人到场,以期有利于学术资源的分割(包括教学评估、博士点申报以及课题立项等);结果,这些学术研讨会就如钱钟书所云的:“招邀不三不四之人,谈讲不痛不痒之话,花费不明不白之钱”,理论研究非但没有增进,反而进一步强化了功利气息。是以本文就此作一阐述。

二、国内学术界盛行的“赢者通吃”潜规则

斯蒂格利茨曾说,第一、二流的学生去大学当教授,第三流的到世界银行和IMF作研究,而不入流的则去投行搞投机;但是,在当今我国社会,上述次序却完全颠倒了过来,往往是那些无法在社会机构中立足的学生才努力通过几篇文章在高校混个安稳,而且一旦有机会又会去银行、基金公司、证券工资以及其他高报酬的单位。究其原因,除了收入上的巨大差距外,还在于我国和美国对教授席位的规定就存在了明显的反差:在美国,一个好的教授随时可以进入专门研究机构或者投行,而在专门研究机构或者投行呆久的人士万万无法再在好的大学里谋得一教授职位的;而在我国,在专门研究机构或者投行干得不错的人却随时可以进入高校取得教授席位,而一个好的教授今后却很难再进入专门研究机构或者投行。而这种规定则是“赢者通吃”潜规则之泛滥的表现:任何社会上获得成功的人士都可以重新进入高校,而且马上就可以成为教授、院长,至少可以获得兼职教授、名誉博士这样的头衔。例如,张铁林因为演电影出名了,于是“伶而优则学”而成了暨南大学的艺术学院院长;胡舒立因为搞媒体出名了,于是“媒而优则学”而成了中山大学的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要知道,这些人的学位只不过是学士和EMBA学位,而且也没有发表过多少学术论文,这在现代大学要晋升教授职称是万万艰难的。正因为在国内学术界“曲线”取得教授职称更容易,从而学生的当然首选是那些回报更高的社会工作,即使以后没有机会进入高校,也可以获得更高的生活水平;而且,由于博士、教授、博导等头衔也可以随时作为一个礼物或添头馈赠给那些在社会上获得成功的人士,因而这些头衔本身所具有的那种崇高被玷污了,教授们也就不会珍惜、不感自豪,只要有机会随时都准备用它来换取更好的物质利益。

在欧美高校,学术与政治是严格分开的,这与国内也完全不同,这可以从这样几方面加以认识。

1.在欧美国家,与政治关系过密对学者来说并不是值得吹嘘的资本,反而很可能丧失学界的认同;因此,学者很少刻意地宣传其理论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即使具有价值取向也尽量会将之装扮成客观的。事实上,哈耶克因为过多地参与政治而不为专业经济学家所认可,以致无法在芝加哥经济系找到职位;而加尔布雷斯也因为参与大量的社会活动而不被认可,并长期被排除在正统经济学家的圈子之外。然而,在国内,如果为国家和地方政府的领导人所做的汇报、文章获的领导人的批示乃至相关的奖项,都成为一个学者吹嘘和炫耀的资本,甚至马上身价倍增,各种头衔也接踵而至;问题是,这些领导懂多少学术,为他们批示的研究有多大学术价值吗?

2. 在欧美国家,学者往往把政治活动视为丑事一桩,从而也不过刻意地去与政界人士搞关系,因此,除非有特别事情,学者往往很少去充满真挚栖息的地方。事实上,美国名牌大学往往不在首都华盛顿,大多数学术会议也不会在政治中心,甚至也尽可能远离经济中心;例如,美国经济学协会2009年年会在旧金山召开,而2010年则在亚特兰大召开。远离政界在一些经济学大家身上表现得异常明显:萨缪尔森把没有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睡过一夜视为一辈子最荣耀的事,卢卡斯从不到美国国会和白宫去;弗里德曼告诫年轻在华盛顿的时间不要超过两三年,而巴罗则坚决认为,两三年呆在华盛顿太长了。然而,在国内,与政治人物和官员的关系状况成为衡量学者学术地位的一个重要尺度,因而大多数学人都热衷于往政府机关跑、往首都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尤其是常委这些身份也使学者的学术地位倍增。

3.在欧美国家,与政府关系太过密切往往会极大地影响一个学者的学术声誉甚至妨碍其教席的获得,而且,在职的政府官员在大学里是绝对不容许兼大学教授的,尽管他们离开政府机关之后可以。事实上,亨廷顿就因为因越南战争和美国政府联系太多而一直当不了美国国家科学院的院士,而有名的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前主席保罗.沃尔克则是在离职后才当了普林斯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教授;同样,经济史学家罗斯托因为在政府里混得太久、关系太深而无法回到MIT,后来只好去了德克萨斯的奥斯汀分校。然而,在国内,与政府关系越密切则越容易取得学术头衔,丘成桐先生就抨击说,当今国内盛行着先当了校长再成为院士的路径。如据最新一期的《中国新闻周刊》报道,中国科学院新增的35名院士有八成是大学或研究机构的现任官员,中国工程院新增的48名院士中超过85%是现任官员,工程院60岁以下新当选的院士中都有校长、院长、副院长、董事长等职务,只有“教授”头衔而没有行政职务的仅有例外是台湾云林科技大学的杨永斌。[2]

4.在欧美国家,教授也可以“学而优则仕”,但一旦“仕”了就要为此付出代价:他可能再也回不到学校来;就其原因,大学只为到政府去当官的人保留两年教授资格,两年一过就必须回学校报到。例如,费尔德斯坦刚干了两年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工作就马上叫苦地从白宫回到了哈佛,而经济系里大多数民主党教授则非常希望费尔德斯坦不回来,从而可以把他搞到另外一个学校;而萨默斯则在政界呆得太久了而无法再回到哈佛,在财政部长任期结束后只好到布鲁金斯当一名普通的高级研究员,并且也因为没有去投行后来才被聘为哈佛校长。然而,在国内,根本没有这个时限,而且在政府混得越长今后会高校的学术地位越高,大家只要去查查有多少事(副)师长、(副)省长、(副)部长重新回高校任院长、教授的。

正因如此,在当今国内,每个学者都热衷于“学而优则仕”,[3]而一旦仕途没有什么前途的了,这些人又可以“仕而糟则学(教)”;当然,更多的现象则是“仕”、“教”通吃:“仕”了之后同样兼任着教职,尽管很少真正开课,而“教”的同时也“顾问”着“仕途”。而且,正是由于时下国内学术界盛行着这种“赢者通吃”的潜规则:只要把一件事做得“体面”了,似乎在所有方面也自然都成了权威;结果,几乎所有的教学单位的领导都是当然的“学术带头人”,而每个人都试图去获得这个行政职位。同时,一些人通过做学问当官后为了给自己增加“儒者”的风范,又特别希望戴上教授、博导乃至“院士”的桂冠,这也就是舆论所称的“仕而优则学”。例如,2001年工程管理学部第一次增选五位新院士中就包括铁道部时任部长傅志寰,2003年工程管理学部增选时所产生的54名有效候选人汇集了建设部部长汪光焘、农业部副部长万宝瑞等34名高官和企业家,2005年公布的42名工程管理学部有效候选人的名单中有29名官员和企业家;而且,根据有关媒体对2005年有官员身份的院士提名入围者所做的抽样调查,结果发现,80%以上的官员的重要成就与奖项是在其就任相关领导职位后获得的。[4]

显然,当前学术界中的“赢者通吃”潜规则很大程度上与当前学术的行政导向化有关,行政几乎控制了所有的学术和非学术资源;因此,那些本来就是混事的人必然就会热衷于各种关系以谋求行政职位,即使那些具有学术偏好的人也不得不调整其学术理念和方式。一方面,就那些本来就属“逐臭”之夫而言,他们就表现出很明显的“学而不优则仕,而后仕而优则学(变成教授)”的学术轨迹,通过杀回马枪而成为学术带头人,尽管谁都明白他们是何等的不学无术;另一方面,就那些本来不善于搞人际关系的人而言,他们也积极通过凭借发表一些为流行所认可的“研究成果”而名正言顺地成为行政官员,成为令人“瞩目”的学术带头人,这是目前所谓的“学而优则仕”的另一种途径。正因为凭借几篇被主流认可的“规范”文章以后就有了从事行政或“搞”教育的本钱,而有了权力和身份以后,又进一步地可以获得更多的学术资源;譬如,他们借助于行政资源更容易获得学术评估所需要的那些形式上的学术成果,从而又可进一步为学术之途开路。

然而,这些人竟然在各方面都大受欢迎:对学校,他可以协调与政府关系,获取各种资金;对政府,可以为官僚知识化的形象贴金,也可以为政策的效果背书;对学生,更是未来谋生的一大捷径、一种关系。正因如此,这些学术界大名鼎鼎的人物往往游刃于学术和官场之间,办公室里是很难看到他们的;正因为要在如此之多的事务之间周旋,他们往往也会感到身不由己和力不从心,有退出行政的由衷感叹。问题是:既然总是感到忙累,为何还要兼任如此之多的职务呢?特别是,为何又能兼任如此之多的职务呢?况且,这种兼任对许多学者来说往往是乐此不疲、多多益善的。政府这大官场如此,学术和社会各界小官场也是如此,因为大官场的职位有限,因而学术界以及其他社会领域中的行政职位也成了众多“学者”追逐的对象;不是时常听说,某些教授、博导甚至院士非要争个院长、副校长干干吗?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呢?其实,就他们作为社会个体而言,这些人本身的智力和人品也并不比其他人差,那么,为什么他们又会急急乎热衷于权力的追寻呢?一个基本原因就是,掌握行政资源就开辟了通向学术地位的捷径。试想:拥有行政实职的官员即使很想搞科研,但繁冗的政务工作也会让其分身乏术;但这些人在做官之后学术成果非但未减反而还直线上升,这又说明了什么呢?

在某种程度上讲,正是这种自我强化效应造成了当前学术和行政畸形共生的状态,这是典型的社会失范,是社会异化的结果:作为大学教师,其根本的责任就在于静下心来梳理前人的思想并传授后来者,而不是在外到处兼职或者承接各类项目甚至转包;而作为行政人员,其根本的工作是为学术科研提供良好的环境保障,而不是自己兼任各种学术任务。然而,正如《皇帝的新装》里所讽喻的一样,尽管每个人都看到了皇帝实际上什么都没穿,但是由于不知道其他人是否也看到这一点,结果每个人都对皇帝的新衣进行赞美;在现实中,尽管绝大多数人都可以看到许多领导腐败无能以及一些教授、博导的不学无术之状,但对这些人赞美之词却同样不绝于耳,结果,那些无能的官员升迁了,那些不学无术的人职称提升比谁都快、津贴比谁都高,而所承接的课题比谁都多,浮夸之士成为思想的控制者和学术的弄潮者。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使得自己的成果尽快得到认可,显示自己具有科研以及行政的能力;于是,那些所谓的“学术人”基本上开始从事学术研究时都会采取主流化的研究取向,而美其名曰是“与国际接轨”!

正是在这种失范的社会制度下,学术研究就成了那些脑子里还深深残留科举思维的人的敲门砖。而且,为了使这块敲门砖更有分量,即使自己不相信的学问还是要做的,即使不感兴趣的课题还是要接的;因此,他们在研究最后往往会给出一个漂亮的结果,那些完全不了解论文完成过程中的种种浆糊倾向的读者就会想当然地相信他们所得出的结论。也正是在这种体制下,大量的青年教师以及研究生们甘愿为那些学科带头人带领下从事“计划学术”、“数字学术”以及“课题学术”的研究,而那些不愿为他人作嫁衣的人则利用自己的三寸之舌到处贩卖经济学教材上的一些教条以兼职挣钱,这就导致了社会上涌现了大量放空炮的“经济学家”。特别是,在这种赢者通吃的规则下,这些“亦学亦商亦官”的人物更倾向于数量研究,因为这便于学术“合作”,也就有利于他们“剥削”学生“智力”和体力的劳动;同时,学生也热衷于搞所谓的数据分析,并心甘情愿低接受这种“剥削”,因为在导师的“合作”下,那些数量文章更容易在主流专业杂志上发表。君不见,像《经济研究》这类刊物所发表的文章大部分是合作的产物,而且,几乎都是一些学生与导师或官员相合作的数量型文章;试想,那些刚毕业甚至还没毕业的学生对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能够了解多少呢?那些整日应付各种人际关系的官员们又有多少能够对理论作系统的梳理呢?但是,竟然是他们的文章充斥了当前那些所谓的一流专业杂志,岂不悲哉!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罕有的那些有志于学问的青年学子则成了大学里的边缘群体:没有课题、没有资助,甚至也不受学生的欢迎,茕茕孑立,日落西山。笔者曾经感叹,当今的学生越来越功利了,越来越不愿意学习一些有助于其素养提高的东西,越来越不愿意承担社会的责任;但退一步又想:教师尚且如此,又如何教学生不功利呢?呜呼,中国知识分子之不成为知识分子,中国学术之不成为学术,吾知矣!钱穆曾指出,“自唐以来一向成为中国社会中心的知识分子,也已开始动摇,开始崩溃。最近期中国社会之一切乱象,知识分子该负最大责任。非这一辈知识分子先得救,中国社会仍将不得救”;而且,“今天则问题更严重,已非知识分子得救与否的问题,而将转落到并无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存在的问题。”[5]事实上,儒家的理想就是要建立一个和谐有序、充满正义关怀的时候,儒家伦理也一直强调“在其位尽其事”,充分承担各自应有的社会责任;但是,随着西方权力观的大肆入侵,目前社会中的职位仅仅成为各自获取利益的平台,而其相应的责任却被无情地抛弃了,这不是儒家文化沦丧的直接写照乎?当然,西方社会毕竟还存在各种相应的制衡机制,从而使得权力之害还会限制在一定的范围,而当前中国却在监督基本缺位的情况下任由权力恣意纵横,溯其根源岂非儒家所崇尚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论语.泰伯》)所造成的局面欤!

三、“赢者通吃”潜规则造成的学术混乱

马克思曾引用邓宁格在《工会与罢工》中的一段话去形容资本追逐利润的贪婪:“一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会非常胆壮起来。只要有10%的利润,它就会到处被人使用;有20%,就会活泼起来;有50%,就会引起积极的冒险;有100%,就会使人不顾一切法律;有300%,就会使人不怕犯罪,甚至不怕绞首的危险。”[6]笔者也深深地体会到:私恶不会自然而和谐地通达公意,但是,笔者又认为,逐利并不是商人的错而是他们的基本本质特性;关键是他们的逐利行为是否涉及或危害他人的利益,而这个社会是否存在对这种行为进行规制的机制。显然,后者本身不是商人本身的基本职责,而是关涉公共领域的建设问题,需要通过公共制度的建设来进行制约,而这正是塑造社会舆论的知识分子以及拥有公共权力的政府官员的责任。事实上,商人的活动基本上属于私人领域,其行为本质就是尽可能地寻利,尽管其中也可能产生众多的不法或不道德行为;相反,官员和学者的活动根本上是属于公共领域,社会是否稳定、有序根本上就体现了他们是否承担了责职。正因如此,尽管社会大众往往痛恨和责备那些奸商“以武致财”、“富而不仁”,但笔者却强调,当前国内真正的社会癌症在于各级官员和专家、学者身上。

其实,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也曾指出犹太人对金钱和利润的追逐:“犹太教的世俗基础是什么呢?实际需要,自私自利。犹太人的世俗偶像是什么呢?做生意。他们的世俗上帝是什么呢?金钱”,“钱是以色列人的妒嫉之神;在他面前,一切神都要退位。…… 犹太人的神成了世俗的神,世界的神。……犹太人空想的民族是商人的民族,财迷的民族。犹太人的神成了世俗的神,世界的神。期票是犹太人的真正的神。犹太人的神只是幻想的期票。”[7]尽管犹太人确实对金钱和利润有着特殊的敏感和偏好,但显而易见的是,犹太人社会一般而言是比较平稳而有序的,也即,他们的公共领域比较有序、社会制度比较健康;与此形成明显对比的是,尽管儒家社会往往宣扬舍利取义,但当前国内社会的公共领域却存在着极大的无序,显然这就与属于公共领域的那部门岗位的群体的责职丧失有关。一方面,各级官员是公共制度或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者,维护社会的和谐发展和关注弱势利益是他们的天职,但是,当今的官僚却与这些奸商们勾结在一起,在其位不谋其事,不尽其职;另一方面,教师和学者本身是社会制度缺陷的发现者、批判者以及对不法、不道德行为的监督者,但是,如今他们却蜕变为私利的追逐者,与权、钱紧密集合在一起,从而丧失了其应有的基本责任。

一般来说,社会秩序的持续扩展有赖于社会分工的协调,在有机分工的社会中,任何人承担的角色要求有其内在一致性。例如,文体明星应该体现在竞赛和娱乐上,但如果某运动员在竞赛过程中突然沉思起来,并宣称自己是一个哲学家而不再继续比赛了,那么观众就会觉得很荒唐甚至很愤怒;同样,一个新闻主持人应该体现在客观、准确地报道新闻,但如果他在报道过程中突然宣布自己是个道德学家,并在节目中大谈自己的观点和偏好,那么观众也会很反感。所以,D.米勒强调,即使一个人在特定领域对社会作出了再大贡献,“但是在承认应得的同时不能损害地位的平等性;退休的将军应当被授予奖章,但不应当得到额外的选票或者享受特殊的医疗照顾。”[8]然而,在当前我国社会,这种社会行业和职能分界却遭到了无情的践踏:在一个领域做出了贡献的人往往可以被安排到其它专业的岗位;例如,国内一些在军队中立过功的官兵往往就被安排到检察院、法院而成了检察长和院长,一些银行和机关的精简下来人员到了新成立的证券公司或基金公司成了基金经理。尤其是,那些权势者为了个体的私利往往刻意地搅乱了这种界限,以致每次突发事件出现的一些形象人物都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拔高。例如,在四川抗震救灾中,为北川、平武那些嗷嗷待哺的受灾婴儿喂奶的女警蒋晓娟不仅先后被公安部和中组部授予二级英模和优秀共产党员,而且还被破格提拔为公安局副政委。[9]

究其原因,当前社会极力推行一种“赢者通吃”规则:那些在一些专门领域具有某种优长的人往往可以把这种权威性拓展到其他领域,从而占据了他根本不具优势的地位。霍尔瓦特曾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货币连着货币……在国家主义社会,职位连着职位。”[10]但在 “赢者通吃”潜规则横行肆虐的当前学术界,学术、职位和货币畸形地共生在一起:学术连着职位,职位连着职位,职位又连着货币,货币连着职位,职位又连着学术。令人困惑的是,如果企业中的管理者是一个夸夸其谈的教授,那么,他一定会被炒鱿鱼的;但是,当高校讲席中充满了俗不可耐的暴发户时,却往往会受到超乎寻常地欢迎。究其原因正在于,一方面现在的教育界崇尚专才教育,另一方面社会上又盛行着畸形的赢者通吃规则;于是,学术界就出现了明显的彼德效应:很多知识非常狭窄的学者被提拔到自己不能胜任的行政岗位,这些对教育本质缺乏基本认知的主流学者却主导了教育改革,从而使得当前的教育越来越来功利化。而且,由于掌握行政资源马上就可以换来学术上的认可,因而为了获得这种利益,于是就出现了大量的滥竽充数的东郭和自卖自夸的王婆。张曙光几乎在十年前就指出这种恶劣的失范现象:“绝大多数书评仍然是广告式和推销式的,一些重大研究课题的结项验收往往流于形式,很多评奖活动也走了过场,学术评价和学术批评未能受到学界应有的关注和重视。在严肃的学术评价缺失的同时,官方评价和大众传媒的评价却相当突显和活跃,再加上一些人的炒作,学术评价和学术批评大有失范之势。一方面是无原则的颂扬和吹捧,另一方面又是一些化约论式的政治批判和冷嘲热讽,学者之间的交往也缺乏应有的伦理原则”。[11]

正因如此,原来庄重而严肃的教师头衔被玷污了:不但畅销书作者被视为学者乃至文化大师,各级官员成为学校的座上客;而且,那些暴富者和社会名流的讲座在校园满天飞,那些炒股大王也名正言顺地、理所当然地受聘于高校的教席,为学生大肆讲解他们的心路历程。一个越来越严重的现象就是,越来越多的社会“名人”、“明星”乃至“暴发户”开始进入大学校园,明星们不仅“演而优则师”,甚至已经开始与古代圣贤相提并论;例如,近来就有北大“教授”(张颐武)宣称,“章子怡对中国文化的传播贡献胜过万本孔子”,后来又有因“网上通缉流氓外教”而闻名的上海社科院心理学“教授”(张结海)在其专栏上宣称“章子怡的伟大被低估了一百倍”,这些堂而皇之的“高见”就实在不得不令人万分错愕了。孟子说,“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也”(《孟子.尽心上》),显然,当前那些为获得个人私利而华而取宠地不断制造噱头的所谓“学者”真可谓无耻之极矣。既然教师基本的社会责任已经日益沦丧,逞遑默守知识分子的学术理念和道德操守?实际上,当前学术界的那些人又有几个懂得“理念”和“责任”的含义?近期笔者上网浏览了一些博客,发现一些青年学子对社会现实往往能够激昂文字,对一些丑陋现象能够大义凛然,于只言片语中往往充满了社会关怀的豪气,尽管在一些专业领域的认知还未免肤浅,但却能够“位卑未敢忘忧国”;而反观周围的这一群经济学家、教授以及博导们,他们占据了思想传播之位,但却很少去真正思考社会问题,而是埋头于蝇营狗苟的逐利之事。钱穆指出,“教育事业,主要在师道。师道所贵,主要在为师者之人格与学问”;[12]而当今师道如此,也可知教育状况如何了。

事实上,正是近一个世纪以来学术的大众化和职业化,造成了西方学术日趋功利化,具有学术理念和社会责任之知识分子亦日见匮乏;而且,此种风气经由海归学者而引到国内,致使当前学术更遭前所未有之衰落,在经济学界亦铸成一种严重扭曲之学风。科塞曾写道,“过去几个世纪以来,大学一直是知识分子的避风港,因为它允许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处于日常事务的世界之外。大学保护理念人免受商业或政治领域的紧迫压力。如果把过去将大学环境与大千世界分开的界限打破,如果大学不能再提供保护其成员的盾牌,美国的精神生活将陷入致命的危险之中。”[13]然而,就当前中国学术的整体现状而言,大学与社会已经没有分别,学者的行为也与一般人没有区别,大学一切体制都在迫使学者向商人和官员转化。不仅学校开始强调培养“适世”的学生,这种“适世”实际上也就是培养他们的左右逢源和机会主义;而且,教师的行为与一般社会人的行为也没有分别,甚至比商人的行为还商人化,而美其名曰“身以传教”,这是为了学生能够更快地适应功利主义日隆的社会。正因如此,“学者”们也把讲席当作牟利的平台,把学术视为爬升的敲门砖;同时,权力和金钱成为学术资力,教授和博导成为社会影响力的赠与品。

四、简短结语

当前国内学术界流传着在严重的“赢者通吃”潜规则:一个人凭借几篇论文或者一些人际关系获得了敲门砖之后就可以垄断个方面的资源,这明显地体现为国内存在政、商、学合流之现象。然而。尽管这些人一旦稍有名气或者有了一定地位以后就开始到处兼职,却又没有一项能够真正处理好、真正尽到责任;尽管如此,他们每逢遇到真正要解决的问题,总以事情太多推搪。因此,正如劳丹所说,“如果我们认真考虑对科学的功利主义的研究,那么将会对研究人力和财力等的优先地位作出大量重新安排,因为目前在科学研究中才智和资源的分配明显没有反映优先考虑的实效研究”。[14]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恶现象呢?一个根本性因素就在于,当前国内的学术与其它各种利益已经紧密结合在一起,以致学术已经越来越世俗化、越来越功利化。陈平原就列举了“世俗化”的几个表现:1.强大的资本力量,凭借大笔捐款而影响大学的具体决策乃至办学宗旨,如当前国内出现的一些联合办学或董事会制的学员就变得越来越功利了; 2.大学为了“生产自救”而主动走向市场,筹办大小公司以及各种名目的培训班,如“董事长国学研修班”、“名媛速成班”、“总裁MBA班”等;3.教育行政力量强力介入,使得各大学缺少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自主”,如那些名目繁多的学科评比、本科评优等往往令教师疲于应付;4.学术与权力之间的相互交换,比如大学送现任官员博士头衔或教授职称(通过合法手段),敦请有魄力且有资源的退休官员出任院长或校长。

不过,每每当人们对这些现象进行质疑时,那些既得利益的“主流”学者或当政者就会以欧美高校也存在此类现象进行辩护。问题是,这些人真的全面认识欧美高校中的类似现象了吗?例如,欧美高校也乐于聘请退休高官充当大学教授或管理者,也在积极开拓盈利性课程;但是,国外那些官员教授或校长能够像国内那样动用公共资源吗?这些不同课程之间的报酬差距能够如之大么?再如,私立学校源于欧美,高校的发展和管理也有捐助者所成立的董事会控制;但是,欧美那些教育投资者(尤其是名牌大学)纯粹是为了赢利吗?董事会会对教授的教学方式和内容如此严密的审查吗?实际上,欧美社会中一些富人之所以创办学校仅仅是出于对教育的理念和对社会的责任,从而更偏好于把金钱投放在文理学院而不是商学院或工学院;相反,国内富豪们投资办学首先要看(短期内)是否有收益,或者是否具有立竿见影地“作育英才、服务社会”的实用性,从而往往热衷于把金钱投放在商学院以及其他热门专业等方面,无论是李嘉诚的长江商学院还是其他董事会制商学院、管理学院都是如此(如北京大学的光华管理学院、上海交大的安泰管理学院、中山大学的岭南学院),从而使得社会教育越来越浮躁和偏至。显然,国内学术之所以会扭曲到如此状态,之所以形成对这种扭曲状态“万马齐喑”的熟视无睹的局面,就在于当前的一系列社会和学术的制度为某些特定的人和团体(商人或政客)所主导,以致它并不是关注真正的学术探索,而是利益的瓜分以及由此衍生的形式主义;在这种巨大势力的支配下,即使那些本来抱着求知抱负进入学术界的人,最后发现自己再怎样努力也无法改变现实,因而尽管他们对这种学术不认同,但也不得不改变自己而随大流以换取自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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