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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的博客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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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研究的知识要求和学术精神  

2009-10-08 15:15:39|  分类: 经济学教育改革探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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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思想具有极强的继承性,几乎所有的人类思想都是在争论中才逐渐发展和完善的;因此,理论研究就需要有广博的知识,而这是基于对经典文献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之上。正因如此,真正的学者必须有做得“冷板凳”的精神,具有高度的学术理念,能够忍受孤独和寂寞。显然,知识结构的肤浅、学术精神的沦丧,是当前国内经济学缺乏实实在在的理论研究之重要原因。

 

一、引言

我们知道,现代西方经济学通过对数学的大量引用而逐渐走上了数理化和技术化的道路,这种发展确实有利于经济学逻辑体系的严密化,对形式逻辑一致性的强调也有助于学术规范的建立,有助于通过“编码化”而形成为他人接受或形成学术界的共同知识,从而使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摆脱传统那种封闭式的循环状态。但是,经济学研究本身却并非是为了玩逻辑游戏,其根本目的在于提高解释和预测经济现象的能力,因此,经济学理论研究有这样两个要求:一者,经济行为的逻辑也不等于物理或数的逻辑,因为经济行为者毕竟是具有丰富社会性的人;二者,经济学理论都不能仅仅停留在形式逻辑一致的层次上,而是要经得起具体实践的检验。也即,如林毅夫指出的,理论应该具有两个基本特点:内部逻辑的一致和逻辑推论与经验事实的一致。一般地,如果某理论的逻辑推论与所要解释的经验事实相一致,那么,它就没有被证伪的,从而暂时就可以被接受;相反,如果产生了不一致,那么这个理论就必须受到修正或摈弃。林毅夫还特别强调,国内学者在学习国外现有的理论时应该注意,只有理论的逻辑推论和我国经验事实相一致时,这个理论才是可以暂时接受来解释我国经济现象的理论;而如果发现理论推论和我国经验事实不一致,要坚持的不是现有的理论,而是进一步去了解我国的经验现象。[1]也即,当发现这种不一致时,不要死抱理论,成为现有理论的俘虏,而是要充分去探究经验现象的成因,并努力构建一个可以解释这个现象的理论。

因此,一个成熟的经济学理论应该满足两个一致性:逻辑推理上的一致性以及理论与现实的一致性,而理论的现实性在于其抽象的合理性。也即,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应该满足这样的要求:一方面必须有高度的抽象,另一方面抽象又必须是有限度的,不能太过偏离现实;只有这样,理论才能对现象有足够的解释和预测力,理论才能够随着社会现实的变化而发展。例如,弗里德曼就指出,“一个理论是由两种因素组成的复杂混合体。部分而言,它是一种‘语言’,旨在促进‘系统而有组织的推理方法’;部分而言,它是一系列实质性假说的整体,旨在从复杂的现实中抽象出事物的本质特征。”显然,要实现这两个一致性,理论探索者必须具有非常广泛的知识,只有这样,才能把那些附加在原先理论身上的不必要的假设去掉而又不至于过分抽象;而要取得这样的知识,首先是要建立在对前人大量文献梳理的基础之上,对社会科学尤其如此。事实上,正如弗里德曼指出的,“创立假说的过程从来都不是从零开始的;所谓的‘最初阶段’本身总要涉及到对一系列早些时候提出的、以实际观察为依据的假说所进行的比较;这些假说的推论之间的相互矛盾,促使人们构造新假说或修改旧假说。”[2]究其原因,任何理论的发展都是渐进的,对理论进行探索尤其需要注重学术史的研究:一者,如劳丹所说,“因为历史本身是一门具有许多对立的意识形态、可供选择的多种方法以及相互竞争的传统的理论学科”;[3]二者,也如夏佩尔所说,“方法不仅决定科学的进程,而且本身就是由科学中获得的知识形成的”。[4]为此,本文从假设的合理性这一角度出发来探究经济学所需要的知识结构和学术精神。

二、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知识要求

我们知道,思想具有极强的继承性,几乎所有的人类思想都是在争论中才逐渐发展和完善的;尤其是,那些思想大师的思想也都有非常广阔的渊源,无论是经济学中顶尖人物斯密、马克思、穆勒、马歇尔还是中国古代那些先哲们如孔子、朱熹等,都是如此。而且,纵观经济思想发展史,对后来经济学理论发展影响越大的学者,往往从前人那儿吸取的部分所占的比例就越大;事实上,经济学的任何体系建立之前都有很多具有独创性的先驱,但他们的影响显然不如后来的综合者对经济学产生的影响大。例如,在斯密建立古典经济学之前,配第、洛克、诺思、坎铁隆、魁奈、巴贲、戴维南特、休谟等人都提出了非常有洞见的思想,而斯密自身的创见却并不多,更主要的是对前人思想的综合;然而,由于斯密的知识更为渊博,他奠定了经济学发展的基本路径,从而成为经济学之父。再如,在穆勒之前,马尔萨斯、萨伊、西尼尔等都非常有创见性,但是他们的影响显然不如穆勒,熊彼特曾说,穆勒“是十九世纪知识界的主要人物之一,凡是受过教育的人都非常熟悉他”;[5]同样,在马歇尔之前,古诺、屠能、戈森、杰文斯、门格尔、庞巴维克等都对边际效用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而最终却是充分吸收这些人思想而博学的马歇尔奠定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体系。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以“经济学之父”斯密为例进行说明。尽管斯密创立了迄今还没有被超越的经济学体系,但正如熊彼特指出的,“斯密辛勤收集整理了大量的事实材料,而理论却很少、很简单,这方面丝毫没有超越古代的‘前辈’”,不过,斯密的“这点理论却得到了极好的利用,用来照亮了用事实材料拼成的图案,并用来把事实材料加热到了发光的程度。”因此,“虽然《国富论》不含有真正的新思想,虽然它作为智力上的成就不能与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或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相提并论,它却仍是一部伟大的著作,仍无愧于它所取得的成功。该书的性质和取得成功的原因不难看出的。当时正是做协调整理工作的时候。斯密出色的完成了这一工作,他天生适宜做这一工作。除了讲究方法的教授外,谁也无法完成这一工作,斯密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国富论》是他辛勤劳作了二十五年的产物,其中大约十年他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这本书上。他的智力水平,正好适合驾驭来自许多方面的浩繁材料,强有力地使这些材料受几条统一的原则的支配。不计成本地尽可能建造得坚固的建筑家,也是伟大的。斯密所具有的局限性正好有助于他取得成功。假如他更有才华的话,人们就不会那么认真看待他了。假如他挖掘得更深,发掘出较为深奥的真理,假如他使用复杂而精巧的方法,他就不会被理解了。但他没有这种野心,他实际上不喜欢普通常识以外的任何东西。他的论述从未使哪怕是最呆笨的读者听不懂。”[6]

当然,思想的传承和综合不仅体现在经济学的理论发展中,而是贯穿于所有的人类思想发展中。钱穆就指出,“思想必然是公共的……凡属大思想出现,必然是吸收了大多数人的思想,又必散播到大多数人心中去,成为大多数人的思想,而始完成使命……某一时代思想家或学派思想,其影响力最大者,即其吸收多数人之思想者愈深,而其散播成为多数人思想者愈广,因此遂成其为大思想。”[7]例如,波普尔就曾举亚里士多德的例子,尽管亚里士多德 “学识渊博,有着惊人的视界,但却并不是一个具有伟大的思想创造力的人。他补充到柏拉图观念库之中的主要是系统化,以及对经验问题尤其是对生物学问题的浓厚兴趣”,[8]但他的思想却影响了整个西方社会。再如,尽管孔子是儒学的开山始祖,但他所编述而深植于中国人心中的经书实际上很早就已经广为流通和受人称道了,孔子的思想绝大多数都是向前人或时人学来的,而不是独自创设的。同样,中国的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对北宋理学的兴起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真正具有影响的则是朱熹,而“朱熹哲学乃系汇聚众说之集合,而非独创获之一贯系统。其所凭借者,乃采自周敦颐、张载、二程、李侗等诸前辈。”[9]显然,正是在继承和综合的基础,人类的思想得以不断完善和推进,太史公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也!

因此,那些开山之祖的学术思想与其说是全新创造的,不如说是基于人类所积累思想的梳理而深化并发展传统思想中精微之处;如果我们对他们的思想来源作深入的剖析和梳理的话,就会发现其绝大多数思想都有其前辈的来源。事实上,那些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经济学家如斯密、穆勒以及马歇尔等的思想很少有完全是自己独创的东西,而基本上都是对前人思想的归纳、综合和系统化;尽管如此,人们依然给予他们崇高的赞誉,究其原因,他们是人类思想的传承者,起到了“为往圣继绝学”的作用。事实上,“为往圣继绝学”本身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基本抱负和责任,冯友兰说,“阐旧邦以辅新命,余平生志事盖在斯矣”![10]当然,思想的发展既不能脱离传统,又不能盲从传统;相反,它有赖于后人不断加以积极的扬弃,从传统中挖掘出人类社会逐渐累积而被忽视的真正洞见。究其原因,任何思想都受到个人的认知和时代的背景的制约,即使那些人类圣贤也可能犯一些严重的错误;特别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原先具有开风气之先的思想也逐渐变成了俗套,其维护者变成为了势利者,并与社会的新变化也越来越不相适应。

科学哲学大师波普尔强调,“倘若我们的文明要继续存在的话,我们就必须破除遵从伟人的习惯。……如果我们犹犹豫豫,不能对公认为我们知识传统一部分的东西直言批判的话,这种悲剧性的、可能还是致命的分裂就会由我们来负责。由于不情愿对其中的某些东西加以批判,我们可能会助长对我们知识传统的彻底摧毁”;[11]社会学开创者涂尔干则指出,“社会学者还应该清楚常识导致的谬误和前人传下来的习惯中成为科学研究桎梏的部分”。[12]显然,这就需要学者有一种坚韧不拔的意志,从而具有学术的强烈信仰而能够充分发挥其内在的探索精神。奥地利学派的思想大师沙克尔就写道:“创新性的理论家需要无情的自信。他必须推翻成百上千人的认识,他的第一本能就是进行抵制和反攻。但是,理论的重建必然不可避免地使用许多旧的材料。对于以前理论的虔诚不仅是可敬的,而且也是必不可少的。不借鉴传统的发明将举步维艰……当一个长期持有的观点明显地不能再适应现代的制度时,我们就要鼓起勇气开始拆除它。”[13]正是基于这种学术精神,斯宾诺莎最初阅读希伯莱神秘哲学著作,最终却蔑视这些著作,他阅读笛卡尔著作却大肆抨击笛卡尔,不过,他也从中获得自己的哲学思想;而且,为了维持自己的理念,不惜被犹太教会开除教藉甚至面临被暗杀的危险,他的代表作《神学政治论》则被官方斥为煽动性的而无法出版。

当然,在与古之大师进行思想交流的同时,也要积极吸收当代的一些具有创见性的思想,要与同仁作真诚、广泛而深入的交流。孔子就强调,“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论语.述而》);而哈耶克则指出,“人们因经历不同而产生的不同看法相互之间进行讨论和批评,被认为有助于发现真理,或至少可以最大程度地接近有望被发现的真理。”[14]此外,在进行文献梳理和思想交流的同时,不是简单地将别人的思想输入自己的脑中,而更为重要的是要积极消化以形成自己的认知,这就需要我们基于知性的沉思默想;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又说,“吾曾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语.卫灵公》),就是这个道理。实际上,只有通过思辩,才能达到真正的“博学于文”(《论语.雍也》);所以,荀子指出,“诗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谓学问也”(《荀子.大略篇》)。这也意味着,我们学习经济史以及思想史,并不是简单地引用某些人的话语或者用一些历史数据来加以印证,而是要将这些思想和材料贯穿起来,上升到理论思维的角度,要充分发挥人的知性能力;正如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的开篇所说,“所谓经济分析史,我是指人类为了认识经济现象在心智方面所作的努力的历史;换句话说,也就是经济思想史中带有分析性或科学性这个方面的历史。”[15]

可见,知识的发展和思想的形成主要是在交流中获得的,这种交流可以发生在当代人之间,但更主要是对前人思想的继承。一方面,通过与当代人的自由交流,不同的观点才得以交锋,从而产生不同视角的沟通和互补才。钱穆就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他写道:任何“思想脱离了大众,仅凭一二人戛戛独造,纵或深思虑虑,穷搜冥索,或于书本文字上阐述陈说,或于语言辩论上别创新解,或就个人会悟提出独见,或从偏僻感触引申孤诣,只要是脱离了群众,既非从大多数人心理出发,又不能透进大多数人心理安顿,此等思想,则仅是少数人卖弄聪明,炫耀智慧……则此等思想,……在思想史上决掀不起大波澜,决辟不出新天地。”[16]另一方面,经典著作往往经历了实践的磨练和时间的筛选,从而能够更好地体现了思想的发展逻辑;相反,尽管当前的学术文献庞杂浩繁,不断地变新变异,但也往往是鱼目混珠。所以,熊彼特就指出,“一个时代离我们越近,我们对它了解得越少;对于我们自己的时代,我们是了解得最少。”[17]事实上,我们不能简单地看几篇时时更新的热点讨论,就以为了解了社会、了解人类;相反,只有基于思想史的梳理才可以更全面地认识人类社会,洞悉理论发展的轨迹并进一步推动理论的发展,从而提高人的认知。显然,这就需要学者能够撇开当代纷繁芜杂的吵闹而挖掘其背后的思想真谛,需要对经典著作进行研读;即使认知的提高确实离不开自身的思考和探求,但首先是在思想传承的基础之上。正因如此,我们强调,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并不在于构建如何复杂的数理模型,也不在于进行如何繁琐的数据处理;相反,根本上是要对各个理论提出的社会背景、研究目的以及内在缺陷进行审视,挖掘其现实和理论的问题。

三、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学术精神

在功利盛行的现代社会,人们越来越喜欢用市场价值或者社会影响力来评估学术和思想的价值,喜欢用大众或行内人士接受的程度来衡量一个学者的学识;于是,绝大多数学者一方面热衷于新闻媒介或者政府机构露脸,另一方面不断炮制一些主流认可的文章。但是,正如余英时指出的,思想革命并不像经济革命那样必然会影响绝大多数人的生活,相反,“它乃是少数杰出的思想家的事。少数人强调一些以往所忽略的价值与方法,并把这些价值与方法导向人类实际生活的新路上去,这就开始了思想的革命。”[18]当然,思想的革新不是通过社会组织产生的,也不是孤立的思考所产生,更不是建立在一些简单的数据处理之上,相反,它要充分吸收和提炼人类所积累的庞大知识,需要对经典文献进行系统的梳理。显然,这就必须有做得“冷板凳”的精神,能够真正静下心来对前人的思想进行梳理;如孔子就认为,自己的学问方法就是“好古,敏以求之”(《论语.述而》)。事实上,也只有经历长期的“板凳”功夫,才可以有所成就,才可能有稍许的洞见,所谓“板凳不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嘛!究其原因,真正的学术往往不是热衷于所谓的热点问题,从而很难获得世人的关注和认同;为此,从事理论探究的学者非得有非常坚定的学术理念,具有高度的学术精神,能够忍受孤独和寂寞,能够“固穷”而不致“穷斯滥矣”。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举经济学说史中的两个例子。第一个典型例子是杰文斯,他长期地过着孤独的学术探究生活,杰文斯写道:“我相信一定程度上的缄默和孤僻对于任何坚忍和具有独创性的人来说是十分必要的。任何一个人如果是在不断与他人进行思想交流的环境中长大,他的思想必将再也无法超越他人的平庸水平……毫无疑问,孤独将造就一类思想和人物,而社会交往将造就另一类。后者虽然可以城市思想的捷径和其他一些浮华的品性,但必然趋向于阻止更长期和更有价值的思想训练,从而逐渐毁掉遵从此种习惯的人。而孤独促人反省、自立和富有创造性。”[19]另一个更有名的例子是经济学之父斯密,他因对学术投入而产生了一些心不在焉的掌故广为流传:如在舞会上认不出他所钟情的窈窕淑女,在参观鞣皮厂时掉进鞣革坑中,沏茶时把黄油面包放进茶壶而抱怨饮料的味道太差,早晨在后花园呼吸新鲜空气时突然发现自己穿着睡袍在离家15公理之外的地方,任海关官员受到持枪敬礼的礼遇时用手杖表演一番精心的操练以示回礼,签署文件时往往不是写下自己的名字而是仔细地模仿旁边其他海关专员同事的名字,等等。

其实,人类教育往往要求我们“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以免陷入本本主义。固然,对处理具体实践问题而言,这是个箴言,特别是,对目前那些钻进象牙塔里搞数字游戏又企图转用到实践的国内学者,更不啻是个警钟;因为具体问题产生的具体条件不同,这不是抽象的一般理论已经能够加以考虑和分析的,这也正是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的根本特点。但是,就理论研究而言,这不免有失偏颇,因为它往往会使得理论研究陷入琐碎的经验之中,从而将理论研究庸俗化了;相反,真正的理论研究本身是将人类通过各种经验所积累的知识加以条理化、系统化的过程,从而更应该如李敖先生所说,“行零里路,读两万卷书”。而且,中国古话也说,“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尽管这在今天已经蜕变成为挪揄那些迂腐秀才的讽语,但实际上,这句话却包含更多的是智慧箴言:秀才之所以不出门便能知晓天下事,就在于他能不断地从书本中汲取人类积累的智慧,以书为媒介与那些人类史上的智慧人士不断进行互动和交流。正因如此,中国传统一直强调,学问不仅在于行,更重要在于学、问、思,要全面地“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中庸.二十章》);例如,孔子从十五岁开始“志于学”(《论语.为政》),以后便一直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论语.述而》),乃至常常“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可见,中国传统的治学态度是,学问不是可以靠轻易模仿而得的,而是要靠矢志不移的探索精神;因此,中国古代的先哲也一直非常看重求学者的“静坐”功夫,认为只有通过静坐沉思才能真正获得道德精神的自省以及提高对自己和世界的认识。

西方学者的求学之途也大致如此。例如,当年康德一辈子不出小城哥尼斯堡,更没有像今人那样专注于所谓的“调查实践”,但却为人类留下了不尽的知识,甚至提出了具有无限想象力的批判实践理性;布劳德称他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最富原创性的思想家”,“在哲学的任何分支科学中,没有任何重要的问题未经康德讨论过,他从来没有在研究一个问题时没有得出某些启发性的、根本的观点。”[20]再如,叔本华将后半生的27年都定居在法兰克福而再也没有离开过,没有任何谋职的打算和努力而以潜心思考和著述度过了余生,并开创了微观心理学和非理性主义的哲学方向,这影响了他身后的尼采、马赫、柏格森、弗洛伊德、萨特以及福柯等人。同样,马克思的理论体系基本上都是根基于大英博物馆里的汗牛充栋的书籍基础之上,却可以指导当时的革命运动,[21]马克思亲自展开的直接调查在当时社会中绝对不是较多的(因为当时英国议会或政府有专门的调查专员进行调查,也常常发布调查报告),甚至比不上恩格斯;但是,马克思最终所展示的学术成就却远远不是当时那些热衷于个案的调查员所能比拟的,更不是目前还存在的浩如烟海的档案中所提供的那些大量统计资料所能比拟的。

尤其在现代社会,由于经验传递的便捷以及各类知识的爆炸,我们更加必须抱着“学如不及,犹恐失之”(《论语.泰伯》)的态度,只有这样,才能“日知其所亡(无),月无忘其所能”(《论语.子张》)。当然,也正是由于知识的急速爆炸,我们也必须转换学习的方式:从原先的“好学”和“力行”并重转换到以“学思”为主的路径上来,从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并举转换到更多地通过间接经验获得知识的路径上来;特别是,理论化知识的获取更是如此,因为它是对广泛的社会实践进行抽象思维的产物,这种抽象化的深化是集体智慧的结果。究其原因,个人的时间、精力和能力有限,不可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对事物作非常广泛而深入的洞察和揭示;相反,如果一个人将过多的精力用于一些具体实践的话,思维就会被琐事所牵涉和网罗,从而难以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因此,理论知识以及人类的认知是人类社会演化的产物,是长期的人类实践不断积累的结晶;理论所根基的实践内容也主要不是基于某个人的实际经验和调查,而是无数世代的社会其他成员所一点一滴积累的。而且,社会发展的现代,任何理论要取得进一步的哪怕是微小的发展都需要比以前更为广博的知识,而这种知识单靠个体实践来获取是远远不够的;究其原因,通过个体实践获取知识的方式仅是前现代社会知识积累的途径,在现代社会已经根本行不通了。实际上,根基于个人直接经验的生活感受,并作出各种不同的解释、组合以及反应,尽管这种直接经验获取的知识具有很强的丰富性,但是,这种知识往往都处于一种前逻辑、前基础和前工具的存有论境域,而无法上升为科学的知识。[22]

然而,当前经济学的研究却走上了截然相反的道路:阅读经典文献的人越来越少了,认真揣摩、思辩和反思的人更少;相反,出现越来越多的是胆大妄为之徒:连前人早已提出的基本思想都丝毫不了解,就妄图基于“技术性”分析提出其所谓的创见,岂非现代版的坐井观天!譬如,当前很多“前沿”文章往往通过复杂的模型甚至凭借一些精心选取的数据来“论证”政府和市场的优劣,却不进一步探讨政府和市场作用的范围和程度;殊不知,这种结论甚至根本比上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他们也根本不愿花些精力去读一读经典著作中早已辨析的那些思想。试想:当前现代经济学在不断地求新求变,但有几个人的思想能够比得上200多年前的那些启蒙运动的先驱们?甚至有多少人能够理解这些先驱所提出的那些思想,更不要说能够理解那些思想提出时的社会背景和提出者自身所持的基本理念了。显然,当前流行的那种关注“前沿”的研究往往只是把自己的视角限制在非常狭隘的领域内:这不但坐井观天,而且“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特别是,由于当前的学术本身带有非常强烈的功利性,这进一步限制了思想的真正创见。科塞曾指出,“大多数人从事专业时,就像在其他地方一样,一般只为具体的问题寻求具体的答案,知识分子则感到有必要超越眼前的具体工作,深入到意义和价值这类更具普遍性的领域之中”;[23]特别是,正如李泽厚指出的,“对于创造性思维来说,见林比见树更重要。”[24]因此,笔者坚持认为,理论的发展首先要对相关知识有更广的认知,要对人类思想的发展有较为清晰的认识,要识别森林性知识;只有这样,当我们走在森林中的时候,才不至于迷失方向。事实上,作为探究社会现象之间机理的经济学家,并不是要独自去考察和处理每个细节问题,而是要能够对众说纷纭的计量结论进行解释,探讨业已存在的大量实证分析得出不同结论的背景,通过对数据来源、取舍以及处理方法的选择方面探究各自在分析可能蕴涵其中的偏误。当然,原创性理论往往都是不完善的,只有这样才可以吸引更多的人加入研究的队伍,理论才有发展的空间;而且,细节的遗漏总是可以不断弥补的,而方向的迷失只会在原地打转。这是大历史的研究思路,是理论发展的需要,同样可以为当前经济学的发展所借鉴。

当然,笔者也不是说,亲身调查实践对理论不起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它确实可以启发人的思维,甚至可能促动跳出原来可能陷入的教条主义窠臼;但是,作为从事理论研究的学者必须清楚,这决不能成为现代社会理论发展的主要途径。我们不妨扪心自问一下:当前经济学界那么多人整天在承接各类课题,作各类案例研究,花费了社会大量的财力、物力,但又有几个能够在理论上作出哪怕是微小的发展呢?而且,笔者也认为,即使对实践进行调查和研究,也必须首先有个好的理论作指导,否则,很有可能流于形式或者涉之不深;熊彼特甚至认为,“没有‘理论’,就根本不存在实证研究或‘测量’”。[25]而合理的理论必须具有坚实的逻辑推理基础,这是理论应具有的基本学理性。实际上,任何可取的创见都必须通过慎重的分析和严密逻辑的支持,宾纳(K.Brunner)甚至宣称,未经慎重的逻辑推理就不应该有任何结论;相反,所谓的调查和实证只是对逻辑推理的结论进行印证,而根本不可能取代逻辑推理而得出广泛性结论。而且,如果我们真正把逻辑搞清楚了,那么,也就几乎不再需要利用那些具体的乃至个别的资料来进行所谓的实证分析了;即使实证与理论逻辑不一致,也更应该反思我们的实证过程:方法是否科学?数据是否正确?解释是否合理?然而,尽管如今在哲学界相信实证主义命题的人寥寥无几,但在经济学界内的多数人则深信不疑;究其原因,经济学已经长期为功利主义占据了,而借用麦克洛斯基的话语就是,“无论什么修辞工具,一旦到了功利为目的的专家手里,都会被误用”。正因如此,“经过现代主义,在经济学中,我们知道更多关于脱离这个世界的经济学模型”,[26]在中国尤其如此。

可见,由于社会科学各领域之间的知识具有强烈的互补性,因而任何社会科学理论的真正理解以及研究都需要有广博的知识素养。当然,不可否认,由于知识的分散性,每个人都不可能成为各方面的专家,但即使如此,也需要“通百艺而精一长”;显然,这就要求学者具有坚韧的学术精神,能够尽可能地将时间和精力用于学术内省上。J.Burckhardt在《世界史的观察》一书中就指出,“在科学领域内,我们只能精通有限的范围,亦即作为专家,且也只应如此。若不应丧失普遍的观察力,即其评价能力,则尽可能在其他许多地方称为业余爱好者,以增加自己的认知与观点;否则,在专业领域之外,只不过是一个无知且粗鲁之人。业余爱好者由于喜爱多种事物,或许在其一生当中,尚可能在不同的地方却是加深其能力。” [27]但不幸的是,随着经济学将其他不能量化或不确定的因素排除出去以后,经济学就越来越局限于狭隘的象牙塔领域从事纯数理的逻辑游戏和特定解释共同体下的实证,以致经济学家的知识越来越狭隘。当然,笔者决不是要完全否定实证分析,因为实证分析有助于提醒我们对逻辑推理中可能隐含错误的认识,而是要强调,实证根本上不能取代超验的理论思索;但我们必须明白,真正的实证需要非常广博的知识,对数据的来源、选择、背景都要有充分认识,对因变量、自变量的选择以及影响因素的重要程度等都必须有“合理”的直觉。

四、简短结语

一般地,判断一个学者可以基于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他对待学术的基本态度,是工具主义者还是价值主义者?如果他并不相信自己所宣扬的“学术”,而仅仅把他作为一种牟取个人私利的工具,那么,他所提出或宣扬的那些观点或理论就根本不值得评判了。如果他坚信自己的学术研究,并把它作为一生的追求,那么,对其学术的判断就进入了第二个层次:他所持守的价值正确吗?就第一个层次而言,当前国内学术界充斥的是工具主义者,这是学术发展的根本性障碍。事实上,丘成桐先生就对国内的学风作了大肆抨击。试想:在学术标准相对规范和统一的自然科学界尚且如此,那么,在“没有”标准的社会科学界的混乱状况也就可想而知了。就第二个层次而言,一个人的思想如果要不为自己所持守或者社会所流行的价值观所禁锢,关键是要能够跳出教条主义和媚俗主义的窠臼,要尽可能多地继承和契合人类所积累的知识。就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而言,关键在于他对经济学持有何认识以及持何种研究思维,是否能够正确地认识经济学的本质特性,而仅仅是依附于某种特定的分析思维。

显然,就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的本质特性而言,其理论研究贵在能够揭示事物的本质,理论发展也是在前人提出的思想基础上逐渐向前推进的;相应地,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有赖于广博的知识,这要求研究者不断地学习,所谓“活到老,学到老”用在社会科学领域更加贴切。正因如此,我们不能指望仅靠几本书、几篇paper,或者仅仅学习了教材上的几个原理或模型就以为掌握了经济学,以为可以从事经济学的研究了,这还差得远,这也是笔者一直呼吁要重视和培育“静坐”学风的原因。然而,尽管学术的发展本身是漫长的,只要有一个好的学术制度和一批以学术为志业的脚踏实地的学人的存在,学术也就一定会稳步发展;而且,如果能够给教授和学生们留点读书的时间,给大学留点成长的空间,这要比拼命地拔苗助长式的国际接轨要好得多。实际上,学问探求本身就需要真正的“学院精神”,需要站在巨人(以往人类思想大师)的肩膀之上,无论是自然科学界的伽利略、牛顿、达尔文还是社会科学界的斯密、康德、马克思都是如此;特别是,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的研究,其根本目的是提高对当前社会现象的认识,而影响社会现象的因素如此复杂多样,远不是教科书上的几条原理所能概括的,从而更加需要认知主体具有广泛的知识。而且,要获得如此广泛的知识,主要不能是凭借个人基于调查或实证的直接经验,而是要充分吸收他人的间接经验;也即,需要继承人类社会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所积累下来的宝贵知识,这实际上也是理论得以向前推进的基本路径。其实,从大历史的角度看,人类思想决不像当前学术界(特别是经济学界)多鼓噪的那样是不断突变的,相反,它具有很强的连续性,任何真正的微小发展是都建立在一点一滴的积累基础之上;正因如此,笔者强调,理论研究决不能像目前绝大多数的主流经济学者那样把传统文献视为过时的垃圾而随意扔掉,也不能把集中精力专注于最新的几篇文章而作所谓的前沿研究。

事实上,每当有人问起经济学的学习方法的时候,笔者总是回答“无他,唯读书尔”;而且,当有人惊讶办公室里的这么多书是如何读完的时,笔者也借用钱钟书早就给出的答案“也就是一本一本地读呗”。至于怎么会有时间,笔者总是拿鲁迅的名言来回答“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要挤总是有的”,实际上,长期以来,笔者都独自一人在办公室里梳理各类文献。问题是,学术界的大多数人把牛顿等弥之珍贵的那无数个“半小时”真正用于学术追求和思索中了吗?陈寅恪诗云:“读书不肯为人忙”,然而,我们的学者却是“走穴而耻读书闲”,闲着读书在当今社会却成了无用的表征,最多成为其他活动的衍生物、点缀品,成为获取其他利益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笔者就时常听到一些对学术还算有点钟情的教授说,“唉,又好久不看书了,得抽一点时间充一下电了”。事实上,我们更应该明白,学术的任何一点进步都是长期的关注、思考和交流的结果,而不是像当前这些名教授那样仅仅在其他公务繁忙之余利用“业余”时间来充一下电就可以了,这种学问方式最多适用于那些从事社会实务的仕商界人士,而绝不适用于我们的学者。而且,在当今学术界,能够具有上述感悟的学者已经难能可贵了,更多的学者则不以自己为不知,更不以不知为羞耻。当然,那些整日搞实证分析的人也不是没有将时间花在研究上,但他们却确实没有把多少时间花在读书和尽可能广地了解人类社会所积累的思想上,而是把时间配置在数据收集以及模型构造上了;在研究之前不首先充分了解前人的研究成果,即使参考一些文献也仅仅是敷衍了事地看一些时下流行的“前沿”文章,以便快速地发表出一、两篇“创新”论文以应付各种考核。显然,当前国内学术界充斥了太多这种或是如鱼得水或是身不由己的自欺欺人行为;试问:没有经历过理论研究的前面两个层次,如此的研究岂能有所创见!如何有真正的理论发展![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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