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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的博客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日志

 
 

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学术取向及其意义  

2009-10-18 19:36:17|  分类: 经济学杂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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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几天前《羊城晚报》来函要我谈谈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话题,于是赶了两篇短文。其中一篇是介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学术取向,发表于2009年10月18日,现贴于此;另一篇是阐述奥斯特罗姆获奖的意义,等文章下周正式见报后再贴于此。

 

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颁布使大多数主流经济学者以及该奖的预测者们大跌眼镜,更给宏观建模和计量实证大行其道的国内经济学界浇了一头雾水。大多数青年学子一开始听到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归属都会疑惑: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是谁?实际上,在国内,政治学专业学生对埃莉诺的了解比经济学专业学生还要多。尽管奥利弗.威廉姆森在国内青年经济学子当中威名赫赫,但绝大多数学子还是会存在疑问:威廉姆森那套研究还有市场吗?实际上,尽管国内青年学子在谈到制度经济学时言必称科斯、威廉姆森,但究竟还有多少人在遵循他们的研究路线,大多不过是借用他们提出的概念和术语而已。然而,在笔者看来,这两人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实至名归,也体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评价思维的转变,这里就两人的学术贡献及其意义作一简要介绍。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是印第安那大学政治学系阿瑟.本特利讲座教授,该校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研究所共同所长,制度、人口与环境变迁研究中心共同主任;她对制度分析理论、集体行动理论、可持续发展、公共资源等领域的研究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重要著作《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制度激励与可持续发展》、《公共服务的制度结构》等都已被译成中文。实际上,以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及其丈夫文特森.奥斯特罗姆为中心的印第安纳学派(也称多中心学派)是美国公共选择理论的四个主要中心之一,它联络世界上数千名学者来进行政策分析;但是,它既不同于坚持用数理方法来研究政治学并坚持把实证的政治理论与伦理学区分开的罗切斯特学派,也不同于以自由主义传统来研究法律经济学从而将政治市场视为总是处于帕雷托最优的出清状态的芝加哥学派,也不同于强调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和宪法政治经济学的弗吉尼亚学派。事实上,其他三个学派都在价值思维或者研究方法上都在努力向主流经济学靠拢,因而都已经受到了主流刊物和媒体的广泛关注,但印第安纳学派迄今为止仍然是“非主流的”。正因如此,尽管埃莉诺曾因对公共经济理论的重要贡献而获得了美国塞德曼政治经济学奖,但那些主流媒体和主流经济学家对今年将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埃莉诺仍感到惊讶:在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前,从路透社到哈佛大学甚至是英国热门博彩公司的竞猜中,埃莉诺的名字从未出现过;美国《商业周刊》首席经济学家迈克尔.曼德尔12日在其专栏中开门见山地坦承,在该奖项宣布前“从未听说过”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这个名字。

印第安纳学派主要关注个人自我利益与公有社会文化之间、政府强制与自愿合作之间的紧张而有序的协调,对世界范围内的公共事物的治理作了广泛的案例研究。在研究对象上,不同于主流经济学局限于私人领域的资源配置问题,它主要探究公共资源的合理配置,分析公共事物的治理机制,涉及到鱼类、草地、森林、湖泊、地下水以及警察服务等公共资源的使用管理问题;在在社会认知上,它放弃了新古典经济学市场有效的假设和公地悲剧的信条,而是通过阿尔卑斯山草地、日本公用山地、加利福尼亚地下水、西班牙韦尔塔和菲律宾桑赫拉等大量案例的收集和分析,来说明个人使用者所组成的集团在自愿和无须承担责任的基础上可以有效地组织起来并成功地阻止资源的滥用和退化;在研究方法上,它不热衷于主流经济学基于个人主义的理性建模或计量实证,而是专注于从微观角度进行案例分析,同时还通过大量的实验来模拟公地环境,从而进一步印证交流和协商对解决公地悲剧的作用;在研究视角上,它注重跨学科和契合和交叉研究,其研究人员来自政治学、经济学、法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特别是引入了人文的关注。正是通过长期的艰苦探索,印第安纳学派总结出了自主组织和治理公共事务的创新制度理论,认为,在多中心制度框架条件下人类的自主治理能力能够得到更为充分的发挥;这为面临“公地选择悲剧”的人们开辟了新的途径,为避免公共事务退化、保护公共事务、可持续利用公共事务从而增进人类的集体福利提供了自主治理的制度基础。

奥利弗.威廉姆森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爱德华.F.凯泽”名誉企业管理学教授、经济学教授和法学教授,他作为“新制度学派承” 的命名者以及该学派前启后的重量级人物,在国内经济学界大名鼎鼎,其很多著作如《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反托拉斯经济学:兼并、协约和策略行为》、《治理机制》以及《交易成本经济学》等都已经翻译成中文。威廉姆森的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从交易的维度分析了交易的特性,使交易的经济分析更具可操作性;他认为,交易相异的主要维度是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程度和交易频率,其中,资产专用性最为重要。二是发展了交易费用概念及其分析框架,从而形成了一个交易费用学派和交易费用经济学;他从契约的角度出发,将交易费用分为“事前的”和“事后的”两类,并较全面地探讨了影响交易费用的各种因素。三是重新对契约关系进行了分类,分析了交易的三个基本维度对契约安排和规制结构的选择的影响,从而发展了新契约理论;同时,他将分析的重点放在关系性契约尤其是用来保证契约实施的私人安排(私人秩序)上,将契约的执行环节或事后支持制度看作是一个核心问题。四是继承和发展了科斯的观点:将企业管理者的权威性作为企业的特征,将命令—服从原则作为企业内部的规则,企业是以金字塔型的层级组织为基础实行内部的资源配置;同时,他对公司组织结构从U型向M型的转变作了理论归纳与分析,并用利润最大化假说加以解释。

威廉姆森的研究思维和分析路线更接近主流经济学,因而也更早就为主流经济学所接受。事实上,新制度经济学努力把制度纳入新古典分析框架,进而使新古典经济学一般化,将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拓展到了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一者,新制度经济学坚持了“理性精神”,着力从效率角度比较了经济组织的微观特征;二者,新制度经济学的部分理论(如企业理论)还在努力数理化和模型化,并越来越热衷于宏观实证来对制度绩效进行评判。但是,以威廉姆森为代表的交易费用学派的研究方法与现代主流经济学还是存在很大差异,因而社会上对这次威廉姆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家还是多少感到惊讶。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一者,新制度经济学坚信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技术本质,也在于管理方式结构,从而反对将经济学发展为一门技术型学科;二者,新制度经济学热衷于现实制度之间的比较,并特别分析不同制度下的机会主义行为及其后果,而不是与抽象的无摩擦的理想形式相比较;三者,威廉姆森特别注重案例分析,如他分析了大量的反托拉斯案例和“敲竹杠”案例,而反对抽象的理性建模和宏观计量;四者,威廉姆森注重跨学科的交叉研究,交易费用学派本身就汇聚了包括组织理论、法学、经济学在内的大量交叉学科的研究人员。

总之,埃莉诺和奥利弗从跨科学视角分别探究了公共资源和私人资源的治理机制,相对于现代主流经济学范式而言,他们更为关注现实中的问题,而不是理论的逻辑,其分析也是问题导向的而非方法导向的,是思维性的而非技术性的。特别是,社会问题的结症本身就在制度,如当前经济危机本身就暴露出了社会制度的缺陷,因而制度理所当然应该成为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因此,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更值得关注,它有助于对经济学发展方向的思考,有助于对主流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反思,从而有助于经济学的实质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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