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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的博客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日志

 
 

研究型高校需要什么样的研究人才?  

2009-10-01 16:38:36|  分类: 经济学教育改革探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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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学者的头脑有两类:记忆型和困惑型。其中,具有完美记忆型头脑的人往往能够储存并复述他所谈到的或听到的特定事物,从而擅长于教学,并深受各方欢迎。以困惑型方式进行思维的人在一定程度上需要依靠一个没有语言的思维过程,从而往往给人以呆笨的印象;但是,它一旦理顺了整个内在逻辑和因果机理无望可以提出独特的洞见,从而更适合作研究工作。然而,尽管国内一些名校正着力于从教学型向研究型转变,但却充斥了所谓的记忆型专家,而那些具有困惑型头脑的青年学子却往往被拒于高校和科研单位之外;正因如此,要真正提高学术的水平,实现向研究型高校的真正转型,就需要改进引进人才的思路着手,大力引进那些具有高度学术理念的困惑型人才。

 

近年来中国高校改革充满了悖论:一方面,无论是在教学、科研、奖惩等方面都体现了实用主义的倾向,从而大肆吸引那些社会名流到高校;另一方面,一些主要高校却又宣扬要从教学型向研究型转变,要建设一流的综合研究性大学。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悖论,一个根本原因就在,我们对理论和学术研究的特点、要求还知之甚少,那么,究竟什么是研究型大学呢?一个流行且错误的看法就是,要力争在主要杂志上多发文章,特别是能够在欧美杂志上发文章;为此,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在强调与国际接轨,强调研究规范和研究方法的国际化,从而各高校都竭其全力地大力引进那些掌握特定分析工具的“专门人才”。显然,由于这类“人才”熟悉文章的制作套路、课题的申报程序以及官员的政策偏好,因而更容易发表文章和承接课题;而且,越是强调理论研究的高校对这类“人才”的需求越是急迫。但是,这种氛围却完全扭曲了学术探究,是以本文就此作一分析。

一、当前学术研究的困境

其实,自从学术学院化、制度化之后,这种倾向就在不断地强化追慕主流的经院主义学术氛围,以至那些真正有创见的探索就越来越难以获得支持,这正是当前学术研究的困境所在。

一方面,一些具有高度洞见的论文无法发表。事实上,这些文章往往不是跟随主流,而是对主流观点、理论和方法内在缺陷的挖掘,从而很难得到主流学术刊物的认可。(1)思想的认同本身需要具有相似的知识背景和开放的学术态度,而受特定的学科范式之熏陶,绝大多数学人不具有与研究者相似的知识基础,也不知道其研究的思维和目的,甚至也不愿花心思去搞明白那些新思想的含义,从而也就不会去欣然接受他;所以,熊彼特就说,“新的想法,除非经过谨慎的推敲,辛苦的辩护,并清醒提出,简直是不会发生影响”。[1](2)思想的传播本身就是个渐进的过程,现在的主流实际上是过去的异端,现在的思维,行动往往是受前人思想的影响;埃克伦德和赫伯特就认为,“我们的思想类型,我们的思想在其中形成和变动的框架,我们借以表达思想的语言形式,以及支配它们的规则,这一切都是古代人的产物”。[2](3)新思想的提出往往得不到当世“学术权威”和“学术媚俗者”的支持:一者,学术权威的建立往往付出了巨大的成本,这些“权威者”显然不愿让这些付出成为没有收益的沉淀成本,从而要刻意维护它,证明它的价值;二者,即使新的思想为那些次一级的学人所认同和鼓吹,但由于整个学术已经受那些媚俗主义者所支配,这些媚俗主义者基于功利的考虑也不乐于接受这些新的东西。正因如此,思想史上很多重要的思想往往都会被埋没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甚至永远不为人们所见;例如,边际效用的先驱古诺、杜普伊特、戈森、劳埃德提出的思想长期都没有获得重视,熊彼特认为,“它表明了这个时期的经济学家缺乏警觉和纯粹科学的兴趣,这又足以说明为什么经济学不曾有更为迅速的发展”。[3]即使在学术多元化的现代,那些具有开创性和学理性的研究论文发表以及被认可往往是相当的困难,不仅布坎南所创立的公共选择学派根据地不得不多次搬迁,科斯的代表作则被冷落了60年之久,其他诸如塔洛克、阿克洛夫等人的早期论文也都一再遭受退稿的命运。

另一方面,一些真正原创性的研究也越来越得不到资助。事实上,那些基金评审的成员大多数就是主流范式的追随者,布坎南等指出,“对于任何一个在本世纪(20世纪)里受过经济学训练的人来说,要他放弃掉错误的模型和前提假设——这正是学术分析方法的特征——实际上很难”(转引自菲吕博顿,1998);因此,所谓的匿名评审往往只是强化主流和权威的意见,只不过强化了既有的规范和形式,而把它美其名曰为“科学方法”。费耶阿本德在《反对方法》一书中就指出,如果伽利略的同时代人采纳了现代主义的说服标准,伽利略就不可能取得成功,伽利略的伟大理论是建立在一个奇怪的前提上的:即,适用于地球光学原理的也适用于天球,由此可以断定潮汐是由于地球的自转引起的,并揣测木星附近的模糊影像可能是木星的卫星,从而以一种粗糙的类比方法证明,星象也在围绕太阳运行,如同木星的卫星围绕木星运行一样。为此,麦克洛斯基说,“尽管伽利略的物理理论和现代主义意识形态结合得相当紧密(这可不像经济学),但假如1632年就有‘国家科学基金会’,那这种粗陋的研究一定通不过同行评议。这类事例在物理学史上屡见不鲜:很多检验爱因斯坦理论的实验都发现了与理论预测不一致的结果,但当爱因斯坦的理论被接受之后,这些结果都被说成了事测量误差造成的”。[4]特别是,社会科学的研究大都靠学者的学术感觉以及长期积累,如果没有系统的文献梳理又如何能够拿出一个完整的研究计划?正因如此,在功利主义极端偏盛以及庸俗实证主义大行其道的当前学术界,笔者近年来疏理了大量文献,撰写了大量手稿,但很少去申报什么课题;试问:国家在各种课题上投入了如此庞大资金,但又搞出了多少真正有价值的研究,以资金赞助出版的那些著作有几个是有价值的?因此,尽管笔者目前所遵循的求知过程往往要经历一定的思维煎熬,并且也会因得不到任何资助而致使生活困顿;但笔者相信,这种研究思维对社会科学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社会科学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基于几条“不言自明”的公理上就展开分析,并以此得出的结果而成为研究的终结。

显然,现存的论文发表体系和课题资助体系非但没有促进反而严重制约了理论探究,强化了主流学术的地位,延迟了理论的更迭。沃因就指出,“一个明显的理由是科学家不愿意看到大量积累的智力资本被废弃和毁灭。那些为掌握现行理论作出过艰辛努力并运用它工作的人尤其不愿意看到还有其他更加有用的真理。他们具有通过贬低和漠视新理论抵制它的动力,这就是人”;[5]同样,熊彼特也指出,“科学界似乎并不总是善于接受新事物。而且,教授是这样一种人,他们在气质上不愿承认别人是对的。在所有时代和所有地方的情况都是如此”。[6]正因如此,长期以来,笔者往往会对时下的“前沿”或“热点”进行反思,不愿盲目地接受和宣扬某些个别理论,更不愿接受流行的说教;当然,也不是停留在简单的批判层次上,而是尽可能地吸收那些有助于形成自己认知的那些理论,从而带有强烈的“六经注我”的学问特点。正因为这种求知方式所具有的风暴性,在问题探究之初往往只有懵懵懂懂的感觉,一切都处于混沌模糊的状态,而只是经过后来长期的沉淀和积累,才愈见成熟,并形成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洞见;也正是基于这种研究路径,在经历一段时期的困顿以后,研究者往往能够把自己的看法或理论系统化,直至某个细微的理论或视角能够进一步解释和分析更广的乃至经济学或整个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问题,而是不是停留在某单一事实或现象的理解上。然而,由于这种探索思路开始无法给出一个明确的结论乃至分析路线,因而整个求知过程不但要经历坚忍的思维煎熬,并且也往往得不到任何资助;因此,这种研究思路在当前的经济学界就被有意或无意地无情压制了,相反,主流学者更热衷于像自然科学那样基于几条“不言自明”的公理上展开分析,并以此得出的结果而成为研究的终结。问题是,当前这种基于一致性“科学方法”上的研究适合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吗?研究型高校需要怎样的研究人才呢?

二、研究的两种基本类型及其特点

哈耶克在《头脑的两种类型》一文中说,学者的头脑有两类:记忆型和困惑型(糊涂型)。具有完美记忆型头脑的人往往能够储存他所谈到的或听到的特定事物,特别是能将那些表达某些观念的特定词语长期储存,因而常常被公认为他那门学科中完美的大师;因为他总是能够随时掌握自己学科的全部理论和所有重要的事实,随时可以回答他自己所属领域中的一切重要问题。事实上,大多数杰出的解释者、最成功的科学教师、作家和演说家,以及才华横溢的论辩家都属于这类人,他们对自己的学科了如指掌,不仅清楚自己的见解,而且,熟谙古往今来别人的各种理论,并作出明晰流畅的解释。相反,具有困惑型头脑的人往往无法利用那些可以使别人轻而易举迅速得出的现成套话或论证,对一种公认的观点也不得不找出自己的表达方式;究其原因在于,他们往往发现,习以为常的套话中包含着某些漏洞或隐蔽的措辞转换,因而对那些长期不为人察觉的问题,他们也不得不作出使之明确的努力。[7]

显然,以困惑型方式进行思维的人在一定程度上需要依靠一个没有语言的思维过程,因此,在没有经过苦苦思索而得出一定程度的明确知识之前,他们就某个题目的言论往往给人留下具有低下记忆力或者逻辑混乱的印象,甚至被视为是肤浅者。相反,具有记忆型头脑的人由于其“过目不忘”的能力以及具有条理的讲述才能而往往被青年学子视为偶像,并且,作为明星学者而往往成为年轻学子努力达到的目标;然而,也正因如此,这些青年学子也时常为自己没有进入此境界而感到苦恼,因而往往掀起一股崇拜那些明星学者的风潮。当然,这种记忆型头脑在知识状况方面公认的大师在向外行人和青年学子解释这个学科方面确实具有很大的优势,也对未来的从业者有较大的帮助,从而往往擅长于到处演讲和作报告;但是,这种头脑的人往往对主流意见和当时普遍存在的知识时尚格外敏感,并力求掌握自己时代的前沿知识,但也因此而往往缺乏真正的创新,对理论的发展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帮助的。相反,尽管具有困惑型头脑的人往往给人以呆笨的印象,对一些技巧的东西往往不会马上掌握;但是,正是由于这种头脑的人总希望理顺整个内在逻辑和因果机理,因而往往可以从更高的角度看待问题,发现问题所在,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从而展示出大智若愚的风范。

譬如,哈耶克就自认为是属于困惑型头脑的人,其小时候就往往在考试之前的几周内对一年所学但从未做过作业的几门课程的全部要点进行突击复习,从而得到了进入大学的机会;但是,这些很快得到的知识,也同样很快地被遗忘了。而且,即使到了大学乃至进行科研以后,哈耶克对自己读过的一本书或听过的一门课也无法复述它们的内容,甚至对那些与哈耶克的专业有关的书和课也是如此。那么,哈耶克如何成为一个训练有序的经济学家的呢?哈耶克认为,这恰恰要归功于自己不具有那些记忆型学者所具有的能力,正因为记不住别人看来是一目了然的答案,因此,他经常不得不为某个在头脑更有条理的人看来并不存在的问题思考出一个答案;正是如此,哈耶克无论得出什么新见解,都是自己付出努力以重建论证的结果。当然,哈耶克也承认,尽管他无法记住或复述那些刚刚听过或读过的授课或著作,但这些也经常从中获益匪浅;究其原因在于,哈耶克在乎的不是复述它们的思想,而是改变自己的思想,不是记住它们的观念或概念,而是对自己的见解或观点之间的关系作出修改。因此,正是通过将汲取的知识整合到自己的理解上,从而对自己的知识结构作了改进,使得原来糊涂的观点逐步变得清晰,而不是遵循严格的既定线路将获得的知识摆放在一起。正是基于这种经历,哈耶克强调,如果自己仅仅记住书上或课堂上获得的知识,那么它们所能带来的好处就会丧失大半,他甚至认为:“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就是把所学知识忘掉大半的人”。

因此,真正的学术探究要求学者能够并且乐于执拗地自行其是,从而免除对不适合自己思维架构的观点详加探究的麻烦。这一点也可以在斯密、马歇尔以及爱因斯坦等人身上得到印证,例如,爱因斯坦在苏黎世大学学习期间就经常逃课,而是将大部分时间花在了实验室里以及阅读著名物理学家的著作,他的所有考试都是靠临时抱佛脚问同学借笔记来应付的;即使如此,他还说:“每考完一次试,就会难受半年”,因为他不得不去记忆一大堆的垃圾。不过,也正因如此,尽管具有记忆型头脑的人往往受到时代的欢迎和吹捧,但持有困惑型思维头脑的人则可能因不善言辞而难以社会大众所理解,甚至在教学上也不为学生所欢迎。事实上,经济学中的很多人都曾经很不受欢迎,但他们却是真正洞见的提出者,是他们推动了理论的实质性发展。例如,埃几沃斯在上课时言语迟钝、精神不集中达到了病态的程度,被认为是再坏也没有的演讲人和讲课者;但熊彼特却高度评价了埃几沃斯的学术贡献,“无论对历史抑或对当代事实,确是缺少马歇尔所具有的渊博理解力,也缺少马歇尔所拥有的魅力,然而单就理论家的本行论,他们却是同马歇尔才智匹敌的人”。[8]再如,凡勃伦在课堂上也常常喃喃自语、神思恍惚、经常跑题,以致他的班级人数越来越少,但他却在哲学、心理学、生物学和社会科学都有较深的造诣;其学生米契尔说,“没有一个生长在残暴苛政下的思想解放者像他一样在社会科学领域里名声卓著,且探究的领域之大以致无人企及”,[9]而普雷斯曼也认为,“凡勃伦是美国世纪初期最著名的两三个经济学家之一。他把从其他社会科学中汲取的知识引入经济学,并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拓展经济学”。[10]同样,奈特是现代经济学家中极富思想的一位,他有五个学生后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奈特在讲课时却没有人知道他在讲什么,而且,奈特的文字艰深难明,以致他本人无法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三、研究型高校更缺乏困惑型人才

显然,具有困惑型头脑的人之所以能够取得真正的洞见,关键在于能够尽可能多地吸收人类所积累的一切知识而不仅仅是流行知识;而且,正因为不愿意仅仅停留在流行的说教上,从而往往要进行深入而孤独的思考,这更增加了他人理解的困难。一般来说,一个希望在学术上(主要指社会科学)有所创见的人,往往需要在30岁之前学完所有重要的相关知识,因为20~30岁是吸收力和创造力最旺盛的时期。例如,休谟12岁就进入爱丁堡大学攻读古典文学,按照他在自传中的说法,他的全部思想都是在21岁之前完成的;同样,斯密14岁就进入了格拉斯哥大学学习论理学、数学和政治经济学,后来又到牛津大学的巴利奥尔学院学习道德与政治科学、语言学。最为典型的是穆勒,他3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习希腊语,8岁时已阅读了希腊大学者的希腊文著作,在14岁之前就几乎学完了那时所知道的一切重要知识。当然,由于此时主要还是处于对各种不同、甚至相互对立和矛盾的知识进行吸收的时期,从而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清晰认知,甚至还没有真正的独立思考;正因为如此庞杂的知识都一起交织在脑海中,必然就如怀特海所说的,“独立思考之前的状态就是头脑糊涂”。事实上,休谟很快便厌倦了学校教育,以致在没有获得学位就离开大学而到了法国,但其思想却一直无法获得主流的接受和认可;同样,斯密也认为牛津大学的教育是敷衍马虎的,因而更喜欢泡在图书馆里读书;特别是,穆勒则因为对各种学术的困惑,自20岁开始就经历了一场精神危机,开始变得忧郁和绝望,几乎没有感到快乐的存在。

然而,尽管在形成自身思维之前往往会长期处于困惑状态,但这正是求知的一个必要阶段。例如,被称为哲学界伟大天才的维特根斯坦去听摩尔的课,罗素便问摩尔对维特根斯坦的看法,摩尔回答说自己对维特根斯坦很赏识;罗素问他为什么,摩尔回答说:“因为在我讲课的时候只有他的表情是困惑不解的。”一般地,学术探索的过程也就是从困惑走向清晰的过程,而要完成这一过程,在将重要的理论知识吸收之后接下来的30~40岁期间在学术生涯就变得非常重要,因为这是静下心来对以前灌在脑中的知识进行系统梳理并形成自己认知的时期。事实上,绝大多数大师的思想都是在这段时期得到阐述和完成的,如斯密、穆勒乃至马克思等都是如此。当然,由于持有困惑型思维头脑的人毕竟在很长一段实践内需要忍受难以获得明确认识的困惑和煎熬,因而他能否最终取得成就,关键在于其本身所具有的学问探究的强烈兴趣和坚忍不拔的高度毅力,需要有真正学问的精神作支撑;譬如,尽管凡勃伦一生穷困潦倒,但他对自己的思想充满信心,其弟子米契尔就说,“一个异教徒需要高度运气和决心,尽管他相信他具有永恒的真理并确信他在来世将得到回报。一个认为他自己的观念将仅仅在明天才能成为流行的思想的异教徒,将需要有更坚强的勇气。这种勇气凡勃伦是有的。在他充满曲折的一生中,他以一种怪异的微笑来面对来自外部的敌意和内在的怀疑”。[11]

正是基于学术探索的这一特征,王国维先生在其《人间词话》中就将做成大事业、大学问的经历划分为三个阶段、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为第一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为第二境界;“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为第三境界。第一个境界要求我们起点要高,看得要远,也就是要对理论总体把握;第二个境界是要求我们能够大胆质疑,想别人所不想,思别人所不思;第三个境界也就是达到了“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显然,做学问首先要能够达到第一境界,而那些一代风气的开创者则最终达到了第三阶段;钱穆就指出,那些开创风气的先驱们往往能够“言人之所不言,为人之所不为,在旧风气中,彼乃一孤立者,彼乃一独见者,彼乃一叛逆者,彼乃一强固数异者。彼之一段精神,一番见识,必然因于其处境孤危,而历练奋斗出格外的光彩来。但追随景从他的,处境不如他孤危,觅路不如他艰险,他早已辟了一条路,别人追随他,纵能继续发现,继续前进,所需的精力识解,毕竟可以稍稍减轻,因而光彩也不如他发越。如是递下递减,数量愈增,气魄愈弱,每一风气,必如是般逐步向下坡。待到多数景从,而风气已弊,又有待于另一开创者来挽救”(《中国思想通俗讲话.气运篇》)。

因此,我们说,在追求学问的过程中感到困惑或迷茫是很正常的,这也反映出你已经进入了正确的科研轨道,而那些自以为什么都明白了的人实际上什么也没有真正明白;海德格尔就指出,“被遮蔽者和迷惘的遮蔽,属于真理的源始本质。”而且,笔者以为,理论的进展就是在因困惑而不断寻求解决答案的过程中获得的,挪威学者S.U.拉尔森有一句精辟的话,“如果你得到这么一个印象,即理论工作是艰难的,理论决不是明白无误的,那么你离真理就不远了。但是,你的这种困难意识越强,你在研究中把它考虑进去就越容易,从而避免琐细和人为的风险。”[12]也只有坚持这种研究思维,才可以不断体会五柳先生在《归去来兮辞》所描述的状态:“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往事之不可谏,知来者犹可追。实迷途之未返,觉今是而昨非”,并最终真正进入“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人生自由王国的境界。当然,一般学者能够思别人所不思,想别人所不想,言他人所不曾言,就已经非常难得了;有了这种风气,即使没有带来理论的革命或者范式的新体系,但至少不至于使得学术僵化凝固,主体的认知也可以获得持续不断的增进。显然,这也就是要我们能够站在更高的角度看问题,对任何学科都必须了解它的来龙去脉以及理论的时代背景;在当前这种主流拜物教盛行的学术风潮中,我们即使无法“拨开云雾见天日”,但至少也要有“长安不见使人愁”的感悟吧!

不幸的是,在当前的学术界,学院里充斥的是那些所谓的记忆型专家,他们不求对主流理论的反思,反而以作一个“工匠”自豪,并且竟可以受到各种源源不断的奖励和荣誉;相反,那些具有困惑型头脑的青年学子却往往被拒于高校和科研单位之外,即使能够进入高校也往往处于一个边缘化的地位,不但缺乏引领学术的舞台,更无法获取少许的研究资金资助。特别是,当前中国的教育不是引导学生去梳理前人的思想,不是尽可能地先掌握那些重要的知识,而是急功近利地强调马上就能够学以致用;目前各国高校乃至教育部不是有这样的政策:只有那些有课题的学者才可以成为博导,或者将课题数量与所带的博士数额挂钩吗?其实,学习并记住教材上的一些基本原理就开始就某一非常狭隘而具体的课题进行实验,这在自然科学领域也许是可行的,因为自然科学中除了一小部分在在进行难题攻关外,大多数研究的价值在于其实际应用;但是,这种方式在社会科学领域就决不可行,因为社会科学学习和研究的更为主要的目的是增进自身的认知而不是所谓的难题“攻关”,而即使这种认识也是要建立在掌握越来越多的人类所积累的知识之基础上。而且,社会科学的理论应用不像自然科学的应用性研究那样简单地借鉴那些不言自明的公理就可以了,而是需要非常广博的专门性知识,甚至是需要借鉴所有学科的知识;试问:当前社会科学领域所作的那些应用性课题中几个有真正的实际价值?而且,基于中国独特而怪异的指标性学术,年轻学者包括奖励、职称、津贴等在内的一切东西都与社会课题的承接量挂钩,这逼迫他们不是首先去掌握那些对学术来说非常重要的知识,而是刻意去学一些形式而皮毛的东西以便糊弄人,逼迫他们挖空心思地去承接各类课题而不是真正提炼自己的思想认知。

事实上,要使得广大学人能够静下心对理论作系统的梳理和思索,这就需要有一个安宁的物质、社会和学术环境,斯密、穆勒等都得到了这种机遇;如斯密获得公爵的青睐和资助,而穆勒则接替其父亲获得了稳定而报酬丰厚的工作,即使是马克思,也是在恩格斯以及沃尔夫的资助下才得以潜心于著述的。显然,如何发现和培养真正的科研人才,就是当前中国学术发展的真正关键;但是,目前这种学术环境严重地限制了学术理论的发展,窒息了真正思想的出现,也埋没了大量的具有困惑型头脑的研究人才。因此,要解决这一点,就需要有一批掌握学术发展命运的真正的教育家的出现:这些教育家必须拥有广泛的知识并勤于思索,对理论发展和社会取向具有真正的认知,并是以高度的社会责任心而把教育视为人类伟大事业的理念人,而不是当前那一群“言必称欧美经验”、并以照搬这些经验为能事的、具有高度“投机性”的、以“搞”教育为职业的“经济人”。实际上,只要具有真正教育家的理念和学识,并尽心竭力为中国教育事业着想,那么,不管他是有能力影响一个国家、一个地区还是仅仅局限于一个学校或者一个学院,也不管其在任的时间是数十年还是几年甚至仅仅是几个月,他们的努力都必将对中国学术和整个社会的发展打下深深的烙印,并留下值得赞誉的贡献。譬如,蔡元培基于兼蓄并包的精神而积极聘请了学术观点迥异的各类学者,终于使得北大受益迄今;而德国的威廉.洪堡尽管主持文教事业仅仅6个月,但却被视为德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文教大臣,其文教政策影响深远。

四、简短结语

在社会科学的求学和研究的过程中,承认自己的无知,甚至使自己的头脑变得糊涂一点,但最终努力超越这种糊涂状态,是非常重要的。这可以从两方面加以理解。一者,思想是内省性的,来自内省的观察,真正的思想需要漫长时间的思考和酝酿,需要stop to think;正因如此,长期以来,一个真正的学者似乎游离于其他杂务之外,而努力在完善自己的理论逻辑。二者,思想也是批判性的,源自认知的紧张,真正的洞见需要调节各种思想的矛盾和偏至,需要充满困惑感;正因如此,经济学得理论探索不能简单效仿流行的那种简单化分析思路,相反在努力调节和沟通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经济学各流派以及社会科学各分支之间的关系。因此,经济学理论探索的根本途径就在于学与思:一者,要通过“究诸子百家之学而成一家之言”,二者,需要批判性地反思当代流行的各种思考。事实上,当前流行的理论未必是正确的,后来的人将会批判当代的理论;特别是,经济学还远不是一门成熟的学科,目前流行的很多理论都没有经过实践的检验,甚至也根本不能用于实践。因此,理论经济学的研究就特别在于反思的层面,需要对现有理论的提出背景、研究思维以及内在缺陷进行深刻的反思;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广博的理论素养,这不仅是经济学的,而是要包括社会、政治的、哲学的和历史的思想。

但不幸的是,当前我国经济学教育的流行方式却是往往基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几个基本原理和几种数理模型就开始在目标异常“清晰”的“完全理性”状态下搞所谓的研究:不仅研究前对所使用的何种模型和分析工具是清晰的,甚至对将获得的结论和政策建议也已“了然于胸”,他们所做的就是如何用复杂的符号把它“模型”出来。试问,如果研究还没有开始,头脑已经如此“清晰”了,那么,还用得着再“搞”什么研究,作什么探索吗?其实,即使这样“研究”下去了,最多也只能包装一下那些大而化之的空洞思想或结论。因此,笔者以为,哈耶克对理论探究的基本理念和态度可以对当前的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不良方法和风气起到积极的警示作用,有利于发现一些真正的思想,并真正做到“不拘一格求人才”、“不拘一格造人才”,尤其是那些具有高度学术理念的困惑型人才。事实上,正是哈耶克的教导,不但激励笔者一直喋喋不休地为真学问而作长期的孤声“呐喊”,尽管迄今为止几乎还没有收到任何实质性的成效,甚至还有不断被边缘化的趋势;同时,哈耶克的教导也影响了笔者写作时的基本思维,是笔者一系列著作实际撰写过程的反映。其实,笔者在梳理出自己的理论体系之初头脑往往也是处于非常混乱的状态,仅仅只有一些基本的框架和一些零星的“灵感”;但是,正是通过后来不断阅读越来越多的书籍,使得自己的想法愈见清晰,同时,在此过程中原先的一些观点也得以不断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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