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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的博客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日志

 
 

国内经济学研究的庸俗实用主义之弊  

2009-10-14 02:44:43|  分类: 经济学教育改革探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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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主要内容发表于<深圳大学学报>2009年 

内容提要:目前国内经济学界弥漫了浓厚的实用主义倾向,从而导致实证分析的泛滥。而且,这种实用主义并不是务学者的求知本色,而是务商人的物质追求;相应地,实证分析并非是对现实的真实考证,而是作为发表文章以获得各种私利的手段。正因如此,当前国内的经济学研究具有强烈的庸俗化趋势。

 

一、引言

我们知道,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需要揭示事物的本质,需要挖掘社会制度中的种种缺陷;为此,这就需要遵循从本质到现象的研究路线,并需要具有非常渊博的社会科学知识。[1]然而,自新古典经济学确立以降,西方主流经济学就日益形成了极为不好的研究取向:仅仅关注事物之间的功能联系,从而仅仅停留在事物的表象层面;正是由于缺乏对社会事物相互之间作用机理的探究,现代学者特别热衷于使用计量工具对宏观经济数据进行所谓的实证分析。譬如,在判断一个制度的优劣时,当前流行的方式是基于统计实证来进行效率比较分析,问题是,这统计信息果真有意义吗?要知道,影响效率的因素非常复杂,主要因素甚至往往在所比较的制度之外。哈耶克就指出:“统计信息不会使我们更聪明,除非它可以告诉我们关于特定时刻的特定情势的信息,但从理论上讲,我相信统计研究做不到这一点。”[2]其实,制度研究合理思路在于要探究它影响相关者行为的微观机理,并由此剖析该制度何以产生、如何演化以及何种缺陷;为此,哈耶克就激烈反对弗里德曼基于统计数据来为自由市场的高效率提供支持,而倾向于从微观角度分析市场对分散型个人知识的利用。

而且,熟知经济学说史的人都知道,注重宏观经济活动及相应政策研究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曾经遭到奥地利学派的哈耶克、货币主义的弗里德曼、理性预期的卢卡斯等人的共同批判,以致到20世纪80年代左右在40岁以下的美国宏观经济学家中已经难以找到一个自称是凯恩斯主义者的;卢卡斯在《凯恩斯主义的死亡:问题和观点》一文中甚至宣称,如果一个人被看作是凯恩斯一个主义者,他就会把这个看作是对他的冒犯。这些非凯恩斯流派之所以批判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关键就在于他们认为,凯恩斯经济学缺乏充足的微观基础,而且,这是无法在其框架下被修复好的。但是,弗里德曼等却在自由主义大旗的支配下完全承袭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并通过计量实证来为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提供经验依据。问题是,现代计量分析能够为其理论或结论提供可信的微观解释吗?[3]一个明显的事实是,绝大多数计量分析的假设前提是不现实的、变量选择是随意的,因而其得出的结论也就不可避免地会让人怀疑。[4]正因如此,哈耶克就对弗里德曼过分使用统计工具来分析宏观经济的倾向提出猛烈批判,认为“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的共同点,要多于我与他们两派的共同点”;[5]而且,后来弗里德曼自己也承认这种分析存在很大问题,最多只能为现象提供某种解释,而很难进行经济预测和制度改造。

然而,基于学术发展的俄狄浦斯效应和赫胥黎效应[6],这种数理化的主流研究范式却获得了畸形的发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往往只能屈从于它而不能虚心接纳其他流派的批判。正是在现代主流经济学范式的支配下,越来越少的国内学者能够认识到人类社会制度在现实中已经被异化了,从而越来越少的学者倾向于从微观角度去探究现存制度对个体行为的扭曲以及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误导;相反,越来越多的学者试图通过细枝末节的数据处理来印证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说和结论,并基于供求均衡原则而想当然地把现存制度当成合理的存在,从而日益丧失了社会科学应有的批判意识,而热衷于为现状提供解释或辩护的实证分析。一个明显的事实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在构建理论时注重的是假设前提的普遍性和简明性而不是真实性和合理性,以致其假设前提已经逐渐脱离不断变动的社会现实;而且,由于不同于西方人的行为机理以及不同于西方社会的现实问题,这种“不言自明”的引导假定与当前中国的实际情况相差更大。那么,如何克服现代经济学的困境呢?

一般地,功利主义和教条主义往往使得主流化趋势日益增强,而要打破它就需要依赖于解释共同体圈外的力量。事实上,当一个学者处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局外”地位时,往往可以远距离地全面地对现代主流经济学进行反思和剖析,从而理应更容易发现其内在的这种缺陷。例如,日本经济学界就充满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反思。不幸的是,由于受西方学术霸权的殖民,国内一些所谓的“主流”经济学者往往惟西方“前沿”是瞻,反而失去了反思的敏锐性和和批判的兴趣;特别是,在根深蒂固的传统实用主义思维以及日益盛行的功利主义风潮的支配下,他们不但不愿也不能对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思维方式进行深入审视,反而要极力为它们进行辩护。正因为这些经济学人盲从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中那种关注表象的研究方法,并以此来分析我国实际社会经济问题,将抽象的理论推导作为解决现实问题的良方;结果,往往就出现了“脚痛医脚、头痛医头”、以及“治标不治本”乃至“本末倒置”的现象,这不但贻笑大方,而且对社会实践造成了严重的误导作用。是以本文就国内经济学界热衷于实证分析的现象及其原因和危害作一简要分析。

二、实用主义的学术取向及理论危机

经济学自诞生起就被视为一门致用之学,其基本目的在于通过对现实社会制度中的缺陷剖析来促进社会福利的提高;而且,这种福利不仅包括物质性效用,也包括精神性效用。然而,受功利意识和重物质观念的影响,近代西方社会逐渐将科学与伦理分离开来,而抛弃伦理学的经济学则日益局限于工程学一隅,把一切“真”的东西都视为可用实物、数量加以证明或用数学演证的;同时,马尔萨斯、西尼尔乃至穆勒等一大群学者开始用社会达尔文主义为现实制度和社会现象进行解释和辩护,试图构建没有价值判断的纯理论,从而使得经济学朝庸俗化的方向发展。特别是,经济学的庸俗化通过边际革命的推动而成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特色,它集中于资源配置的探究,而将经济学发展成一门追求最大化的技术科学;而弗里德曼将逻辑实证主义引入经济学后,使得经济学的庸俗化特征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它不再是对现实和理论问题的关注,而是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作些细枝末节的实证研究。在当前国内经济学界,这种庸俗实用主义取向较西方有过之而无不及:一者,绝大多数学者热衷所谓的实证分析和对策研究,并主要针对那些吸引眼球的热点问题;二者,提出的大多数政策建议往往停留在“标”的层面上,其短视性远甚于凯恩斯,因为凯恩斯毕竟为之建立了一整套政策体系。事实上,当前的经济研究往往都是由社会问题所直接引发,而缺乏对现象背后的本来面目的深层探讨;结果,人们对经济问题的认识很难有真正的提高,经济学理论也很难有实质性进展。

不幸的是,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与现实已经日益相脱节,但绝大多数经济学人都不对经济学的现状进行深刻审视;相反,反而却主张将经济学的理论和应用区分开来:纯理论仅仅是基于特定假设的演绎和推理。正因如此,现代经济学就在加速朝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将经济学的理论探究等同于数理模型的构造,试图将经济学打造成一套逻辑自洽的的公理体系;二是将实证经济学从经济学中独立出来,试图将经济学改造为一门纯粹解释的实证学科。这两个方向的共同点就是大量使用数学工具,都是通过引入数理逻辑而强调科学性和客观性,并在逻辑实证主义下得到统一。例如,笔者2009年初曾与剑桥大学的实在主义大家劳森在邮件中谈及经济学理论的现状,他就指出,至少在英国经济学理论是非常数理化的,几乎都是有关数理模型的,而那些反思者却往往被边缘化。他的具体文字是:“In the UK, at least, economic theory is very mathematical. It is all about mathematical modelling. I spend much time criticising it as a waste of time. My mainstream colleagues all like and do economic theory of course, and so I am marginalised”。特别是,由于工具主义的勃兴以及弗里德曼等人的宣扬,实证主义逐渐支配了经济学的研究而成为主要思潮。

正在甚嚣尘上的实证主义思潮支配下,国内一些“主流”经济学者已经开始不把那些没有数学符号的文章视为经济学专业文章,以致缺乏实证分析的文章越来越难以在经济学专业刊物上发表,更不要说获得那些所谓的“一流”经济学刊物的青睐了。这一点是非常明显的,只要我们浏览一下被各高等院校列为“特级”、“一级”或者“权威级”的那些经济学刊物,哪一个不是充满了实证分析性文章?哪一个不是强调对热点问题的探究?事实上,这类经济学刊物所刊登的文章很少对经济学理论本身所内含的研究思维、分析方法、理论背景、利益取向、逻辑问题及未来发展进行探究,缺乏对经典文献进行系统的比较梳理,而主要是对一些常识性认知提供一些“经验”数据说明或者为一些教材上理论提供数理“逻辑”佐证。从这个角度上说,当前国内主要专业经济刊物所刊登的文章几乎都是地地道道的“经济”现象研究,而不是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而且,即使就“经济”现象研究这一层次而言,当前研究也大都停留在表象层次,而根本不努力去揭示现象背后的实质,也就没有真正认识复杂多变的经济现象。究其原因,这类刊物所刊登的往往是博士生们或者毕业才几年的青年学子(或者他们主笔而挂名他人)的文章,关于这一点,同样只要作一简单的统计也就一目了然了。尽管这些博士生初步学会一些处理数据的计量工具或者符合形式逻辑的数理模型,但是,他们无论是在经济学的理论意识上还是社会经济的现实意识上都非常淡薄,又如何去认知事物的实质呢?不幸的是,无论是应用经济学的考核还是理论经济学的考核,这些杂志上发表的文章都成为关键依据,这些杂志上的文章数量成为经济学各学科排名、评职称以及申报课题的核心指标。这也意味着,在当前的评价体系下,研究生或者青年博士的习作被塑造成了理论经济学研究的最高水平!

显然,这些现象都反映出,国内经济学正日益朝着庸俗实用化的方向发展。一者,尽管这些“专业”刊物很少关心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却往往被视为理论经济学的最高刊物,其刊登的文章也被吹捧理论研究的前沿;二者,尽管这些文章只是对现象作些形式的勾勒或功能的解释而很少分析问题的实质所在及其深层原因,却往往被主流学术界视为面向现实的,其刊登的文章也被视为应用研究的代表。而且,这种学术倾向对国内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和发展产生了严重的误导,以致绝大多数经济学者尤其是青年学子都热衷于实证研究:不但完全把数理模型和计量实证提高到等于甚至高于理论研究的层次,而且把那种纯粹理论思辨贬到“夸夸其谈”的玄学地位,以致从事理论梳理的学者在当今学术界越来越难以生存。关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两个方面窥见一斑。一方面,由于纯粹理论探索性的文章很难获得发表的机会,结果,没有实证分析的文章也就往往会被各种“学术”会议排除在外;究其原因,这些所谓的“学术”会议本身就不是真正学术探索型的,更不是理论探究型的。另一方面,由于纯粹理论探索性的文章很难获得发表,结果,这类研究也更难以获得各项课题的立项资助;究其原因,那些所谓的“应用性”政策课题本身就不是在实际应用中体现其真实价值,而是通过在那些主流杂志上的文章发表来体现其虚拟价值。事实上,当前的纵向课题除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还存留一些“体现”时代主旋律的“似乎”理论类课题外,其他诸种基金所资助的几乎都集中于所谓的调查和实证研究;同时,那些应用性课题研究的结项要求几乎都是,在核心以上刊物上发表一定数量的文章,即使是那些研究报告型课题也大致如此。

更为严重的是,正是由于这种庸俗的实用主义取向,造成了当前我国学术界好动不好静的现实;特别是在经济学界,那些游刃有余于学、商、政之间的能人巧士得到普遍推崇,而愿意静下心来系统梳理经典的学者则成为学术边缘人。于是,一旦凭借一些符合要求的论文而获得声誉,这些达人就开始干行政、办教育,乃至出入各种电视、媒体以及其他容易曝光的场合,以期迅速实现其“学术”价值;而那些依旧坐在办公室里从事学术的,也主要热衷于所谓的“实证分析”,从而可以由此承接各方面的应用课题。事实上,当前国内经济学界中的基本风气就是:基于“学以致用”的逻辑而到处承接各种对策性课题,然后在迎合课题发放者或评审者之意图的基础上基于统计资料作些实证分析以提供佐证;显然,当前庸俗化的实证结论很少具有清晰的逻辑性和学理性,却要由此而提出政策建议,这岂不是痴人说梦乎?说实在的,笔者确实怀疑,目前这种抛开前人的思想,更缺乏其他专门性的知识,而专注所谓的实地调查或者在摆弄几个数据作所谓的实证分析,最后能够得出多少真正的洞见?然而,由于普遍存在着对实用主义和实证主义的迷信,国内学者不仅把实证分析等同于应用研究或者对策研究,而鄙视事物之间内在逻辑机理的研究,而且,还把庸俗和肤浅的“实证研究”等同于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以致不少院校的经济学系已经实质性地蜕变成“计量经济学系”。试想:整个经济学界的理论研究被统计分析所取代,岂非黑白颠倒得离谱么?

当然,国内经济学中庸俗实用主义的学术倾向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者,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内在特性有关,尤其是20世纪下半叶来日益盛行的实证分析的直接结果;二者,与儒家的学术传统密切相关,这是庸俗实用主义倾向在国内尤甚的重要原因。事实上,儒家的学术本身就源于日用人伦,而很少渗入到超验的探索;正因如此,传统儒家的思想工具一直停留在寓言的形式上,而缺乏实实在在的理性发展。例如,韦伯就指出,中国的哲学离不开经书,不带有任何思辩性,而且始终以实际问题和封建家产制官僚体系的阶级利益为其取向。而且,在遇到现实问题时,儒家学者往往只是基于历史经验,试图回到过去寻求问题的解决之道;相反,西方学者则更善于探究事物的内在机理,能够面向未来而积极寻求改造之道。正是基于面向过去的思维,当受到西方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全面冲击而传统开始变得不可依赖时,儒家学者于是转而试图从西方社会的历史演化中寻求解决之道,把西方社会存在的制度作为模仿的对象。问题是,这种简单的照搬和模仿往往忽视了社会历史发展的背景,忽视了不同的社会文化结构,忽视了各种社会制度之间的相容性;因此,他们开出的处方往往并不成功,反而可能因初始敏感性造成的蝴蝶效应而产生更大的问题,这也是当前庸俗实用化的经济研究对社会实践产生的实质效果。

这里可以举一例加以说明,被誉为开风气之先河的龚自珍在清末社会急剧动荡变化混乱时期,观察到了商人阶级的迅速崛起以及商业对农业的盘剥,从而将大商人称为“魁”、“枭”“桀”等;显然,这体现了一个敏锐的知识分子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洞见,而且,这也是与几乎同时代的马克思等古典经济学家所看到的是一样的。然而,东、西方学者对同一问题认识的深度和开出的应对清单却是既然不同。一者,马克思等在剖析这种不合理现象的同时,基于从本质到现象的研究路线,不仅能够揭示出工商业所面临的现象问题,并且,能够充分认识到工商业的发展反映了社会发展的潮流,从而能够前瞻性地提出解决这种问题的一系列合理方案(如累进税制、劳工保护法、国家资本主义等)。相反,龚自珍却只是停留在这种问题的表面,把解决问题的出路仅寄托在历史的老路上,甚至主张物物交换,这显然只会是历史的倒退;同时,由于西方社会的冲击使得人们对儒家社会的历史经验之信心瓦解,于是龚自珍就试图依靠其对西方中世纪庄园制度的一些模糊认识,生搬来解决19世纪末中国的现实问题。显然,由于没有系统地剖析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也缺乏对现实问题的真正认识,因而龚自珍提出的农宗理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必然是错误的。

可见,随着新古典经济学将其研究对象局限稀缺性资源的配置领域而逐渐发展成为一门技术性学问,现代经济学就越来越实用化了,这种实用主义取向在国内经济学界尤其强烈;并且,由于混杂了功利主义和形式主义,国内经济学界的实用主义越来越庸俗化了。一者,经济学者越来越不安分于学术争鸣和及思想交流,而是努力践行“经济人”行为以期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于是,国内的经济学研究与社会活动,经济学家和社会活动积极分子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二者,那些还没有获得敲门砖的研究生们和青年学子则热衷于对热点问题的实证分析,或者以细枝末节的数据资料来为主流经济学的学说提供支持;于是,他们也很少作理论计量经济学非研究,或者试图通过实证研究来发现新的思想,想染刻意凭借那些“客观”数据来遮蔽他那空洞的内容和思想。显然,当前国内经济学人太功利、太务实了:这种庸俗化的实用主义不是务学术探究之“实”,而是务私利追逐之“实”;结果,这种实用主义几乎不能促进理论的任何实质进展,反而窒息了理论交流的学术氛围。C.弗兰克就指出,“一个只看到眼皮底下的直观事物的人并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者,他充其量只是个死抱住教条不放的人,因为他看到的不是真实存在的整个大统世界,而仅仅是被本人利益及个人地位所限定的一个人为的小圈子;真正的现实主义者是一个能登高望远、全面客观地洞察现实的人”。[7]因此,当前经济学的发展就首先需要转变实用主义的学术误解,要防止实用主义的异化,以致离开了学术这一本分而是追求短视的物质利益。实际上,奈特在大约一个世纪前就告诫要提防学术中的实用主义和平庸的倾向,并认为“‘实用主义’只是暂时的,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在装腔作势。”[8]

三、实证分析的适用性及其庸俗化剖析

一般来说,计量工具的发展是经济学研究日益实用化的推进剂,泛滥的实证分析也是经济学实用化取向的明显表征;显然,要防止经济学研究的庸俗化,就需要对实证分析本身的特点及其要求进行审视。事实上,笔者曾经在一系列的文章中对逻辑实证主义的内在逻辑作了深刻的剖析,挖掘了逻辑实证主义在解释、确证和理论构建上的逻辑缺陷;[9]并且,还对实证经济学在解释上的合理性、预测上的可信性以及指导实践上的有用性进行批判,只处了实证分析内含的“致命自负”。[10]当然,计量只不过是处理经济数据以分析经济现象之间关系的一个手段和工具,因而应用于经济研究本身是无可厚非的,这里也不存在价值判断;同样,数理模型也是有益于思想严密化、精确化的一个手段和工具,并有益于思想的发现和传播。问题是,尽管手段和工具本身无所谓对错,但是,出于不同目的来使用同一分析手段或工具往往会得出不截然不同的结论,也会对理论发展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因此,如果基于不纯的目的来使用计量工具,那么,就可能使得这些工具遭到滥用,并进而庸俗化实证分析。关于实证分析的适用性问题,这里作两点说明。

一方面,理论探索并非不要进行实证研究,但确实不应过分强调实证的理论意义。事实上,正如J.内维尔.凯恩斯指出的,“如果清楚地认识到统计的局限,如果它们是在足够广的范围内准确地收集,如果它们的运用是不带偏见而全部的调查深入到其真实的意义中,并且如果它们是完全和合适地进行收集和分类,那么,它们的价值是独一无二的。”[11]而且,在揭示了事物的本质以及考察了事物的现状以后,就必须对现状何以偏离本质的原因进行探讨,这就需要用实证的方法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同时也必须对纠偏的措施及方案进行实证考察。例如,韦伯就强调,“绝不是由于价值判断归根到底立足于某些理想,从而具有‘主观的’起源,就可以摆脱科学的讨论……问题毋宁说是:对理想和价值判断所做的科学批判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对此需要做更为深入的考察。”[12]在他看来,对有意义的人类行为的终极要素所做的任何有思想的探索,都首先与目的和手段这两个范畴密切相关,而这两方面都可以进行科学的考察。一者,手段对于给定目的的适当性问题是绝对可以进行科学考察的,这包括哪些手段适合于引向一个前定的目的,哪些手段不适合于引向一个前定的目的,或者权衡可利用的手段达到某个目的的可能性,从而判断目的设定自身在实践上的意义,这些方面都需要充分使用数理逻辑和计量分析的方法。二者,当达到一个前定目的的可能性看来已经存在的时候,还需要进一步确定运用必要的手段可能产生的除希望达到的目的之外的其他可能后果,因为所有事件都是普遍联系的;这样,研究者就可以进一步考虑:就预料中将会出现的对其他价值的损害而言,达到希望目的的“代价”是什么?显然,对一个有社会责任心的学者而言,他不能忽视对行为的目的和后果作出权衡,这是哈耶克所强调的社会科学家应该具有的知识和素质,而这些方面是无法通过数理推理和计量实证而获得的。

另一方面,实证研究强调“是什么”也并非就没有思想,但确实要提防当前的实证庸俗化现象。事实上,经验数据的统计不仅可以检验核修正理论的假设前提,还可以对理论本身进行检验和发展;因此,笔者坚持认为,实证的前提和方法中都充满了思想,从来就没有纯粹的实证分析。这就如历史学家考证历史事件就充满了思想,否则就成了图书资料整理员了;历史哲学家克罗齐就强调,史实只有通过史学家本人心灵或思想的冶炼才能成为史学,而离开思想只能是史料编撰者而不是史学家。同样,没有思想的实证在经济学中就只能仅仅作为统计员而存在,他无权发表意见,惟一的职责就是为他人推理和建立理论收集证据。萨缪尔森就嘲讽说,“给魏德纳图书馆的猴子一个包罗万象的数据库,你不会得到一个经济史专家。你得到的事一个数据库和一个图书馆馆长。”[13]所以,我们在应用数学、计量乃至各种软件等工具作实证分析时,首先必须通晓相关的知识,必须有相应的理论为指导或者事先有一个合理的研究思路,否则,肯定是无意义的。当然,我们不要以为找两个数据借助于计量经济学测算一下相关性就是实证分析了,真正有价值的计量涉及非常多的知识;如果没有相应的理论和知识基础而简单地从事实证研究,那么,这种实证的结果和建议必然会引起强烈的谴责。因此,要进行真正的实证分析是非常困难的。一者,必须对统计数据进行考订,这包括数据的筛选、填补:如信息太多,变量怎样选择,个案如何处理;而如信息太少,数据如何变更和添加。二者,还必须对数据产生的相关背景进行分析,这包括战争、灾荒、国内政策、世界市场等,否则,仅仅在数据上作文章是得不出任何有意义的结论的。事实上,曾经一段时间作过的经济史研究使笔者深深地认识到,每一次的数据统计都是一个异常艰难的工作;例如,新中国成立之前各时期中,统计最为完好的经济资料是1933年的国民生产所得,但即使如此,不同的版本相差也非常大。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计量本来就是一项“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一者,如果证实了某规律,其贡献也归该规律提出者所有;二者,如果证伪某理论了,却没有提出相对应的新理论,也引不起其他学者的兴趣。更为艰难的是,在国外学术界,只要计量过程中出现一点纰漏,譬如,数据的选取、方法的采用等,那么,所有的工作就会被根本否定掉。

不幸的是,尽管审慎的实证分析非常有意义,也有非常严格的要求;但是,目前国内流行的实证分析倾向却忽视了这些基本要求,以致往往徒有其形而无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说,国内学者之所以热衷于实证分析,往往只是将之作为发表文章以获得各种私利的手段,从而存在明显的庸俗化表征。关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如下三方面加以剖析。

首先,当前实证分析中形式化和庸俗化取向明显的体现在实证比较的逻辑以及相应的解释上。事实上,要依赖实证分析的结果来对经济现象加以解释,需要非常严格的逻辑关系,而目前的实证文章恰恰是逻辑不严密的。譬如,在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以及2010年广州举办亚运会之际,一些从事计量分析的人就敏锐地发现了这一获取课题的寻租机会:通过各种统计数据之间的计量分析来解释、预测奥运会对全国经济发展、以及亚运会对广州经济发展的影响,并以此申请了新的课题。当然,为了迎合主旋律,这些研究一般都是在论证奥运会或亚运会的举办对一些重要产业的发展乃至整体GDP的增长有正面效果;而且,在国内经济处于高速发展的当前时期,基于数字之间简单联系所得出的研究结果确实能够给出两者之间的正相关性。但如果对这种分析逻辑进行深究的话,那么,其内在的牵强附会或空洞无物就非常明显了;因为这类研究往往无法遵循穆勒进行比较研究的差异原则:在抽出其他社会因素而保证只存在是否举办奥运会或亚运会这一种情况不同的条件下,对举办前后的经济发展情形进行比较。事实上,在通过实证而获得一般性的研究结论时,我们就应该反思:由于奥运会或亚运会举办前后的社会环境存在明显的差异,即使经济发展速度在继续发展或者更快发展,这就能够说明是举办奥运会或亚运会所推动的吗?一般地,如果发展速度下降了,这并不能说是奥运会或亚运会的举办抑制了经济增长,因为如果没有举办也许发展速度下降更快;同样,如果发展速度上升了,这也不能说是奥运会或亚运会的举办推动了经济增长,因为这也许本身是其他社会环境改变的结果。况且,如果把因举办奥运会、亚运会而投入的资金用于其他方面的建设,也许可以获得更高的经济增长率;但是,流行的计量分析往往都没有作这方面的比较,就得出了大型运动会举办推动经济增长的结论,不亦太荒谬了点吗?否则,我们年年举办大型运动会岂非最佳政策选择?

其次,当前实证分析中形式化和庸俗化取向更明显的体现是数据的搜集方式以及对待数据的态度。事实上,大量的实证分析基本上都是建立在各级政府或部门发布的统计数据之上,但当前公布的GDP数字的真实性往往是值得怀疑的,媒体上不是经常报道统计数据打架的情况吗?一般认为,这主要有如下几方面的原因:(1)基于政绩观的数字虚高。中国的官员是对上级负责,而上级考核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GDP,在这种政绩观下,地方官员往往会把中央政府工作报告中设定的预期目标作为基准,或者一次作为各地加权的平均数的话,而力图使本地的增长率高于平均数,甚至为追求政绩而不择手段。(2)统计上报中的人为造假。在以GDP为考核指标的末位淘汰体系支配下,各地方统计部门报送数字时也往往左顾右盼,在实际数字中有要向上进行浮动调整;结果,导致了地、市加起来的比省大,各省加起来的比国家大,从而在统计上报的过程中出现人为的虚增。(3)统计口径选择的不一致。目前的地方政府为了凸显其政绩,在统计GDP总量和人均GDP时往往采取不一致的口径:在统计GDP是将户籍与非户籍人口所创造的经济成果一并计算在内,而在计算人均GDP时却仅仅以户籍人口为基数。(4)统计基数估算的不真实。即使以常住人口为人均GDP的统一计算口径,但常住人口的估量本身也往往存在问题,因为往往无法将常住人口和短期的外来打工者分开。(5)按常住人口统计也存在不合理。影响世界各国人均GDP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非就业人口所占的比例,但沿海地区的外来常住人口基本都是青壮年,几乎都是创造GDP的劳动力,而没有考虑到那些没有和他们一起来但生活密切相关的老人和小孩。(6)统计过程中的交叉重复。除了上述人为的因素,我国GDP总量统计过程本身就存在系统的误差,因为我国各地区经济本来就是一个整体,但GDP的统计却是分别统计再相加的;因此,在加总的过程中,就不可避免会重复计算,特别是,在政绩观的指引下往往是多报的。[14]

正因为国内GDP数字因地方官员的政绩观考虑而在统计层面上存在人为调高的现象,国外很经济学家都认为我国的GDP增长速度不是真实的;例如,匹兹堡大学的饶斯基(Thomas Rawski)就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假的,按他的研究,中国20世纪末的发展速度顶多是3%,很可能是接近零增长。但是,如果考虑到我国大量存在的遗漏而未统计的灰色经济,中国的经济发展又可能远比饶斯基估计的要快;事实上,毕竟中国法制漏洞太多了,以致很多收入都没有公开,也很难被统计。无论如何,当前的GDP统计数据是有问题的。有基层统计人员甚至指出,GDP的统计全是上级领导告诉我们今年GDP 要增长多少,统计人员就出来地区GDP 的值是多少;试想,这种的数字可信吗?在应用数据进行分析和预测时是否要先考证一下这些统计和公布的数字的真实性呢?拿一个不准确的数据来进行实证经验或预测,并试图以此指导社会的发展,不亦太荒唐了吗?正因如此,一个严谨的学者在面对这些数字时,首先要对这些数据进行甄别;从某种意义上讲,对统计数据的考证本身也就是当前学术界的一项重要任务。显然,如果没有数据考证这个前提工作,那么,中国经济状况就根本无法做到定量分析,而至多只能作定性的探究,而那些所谓的定量分析都只是自欺欺人的把戏。问题是,如此多的国内学人在GDP数据上进行实证分析,但有多少对这些数据进行了认真的考订了呢?

最后,当前实证分析中形式化和庸俗化取向还可以从研究者的学术态度中以见一斑。事实上,当前绝大多数热衷于实证分析的学者似乎都不在乎数据的准确性,而仅仅关心是否可以获得数据;而且,即使存在明显的多种数据来源,绝大多数人也没有能力对数据进行甄别、考证,从而很少有人对各种数据进行比较和梳理。特别是,由于绝大多数学人都是按照数据的可得性而不是真实的相关性程度来进行变量的取舍,以致他们可以把GDP数据与任何可想象的事物联系起来,通过功能性的数据处理来“计量”分析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从而可以围绕GDP数字上作任何可以想象的文章。显然,这样的学者作如此的文章在当前经济学界实在太普遍了,他们很少关注计量分析本身所存在的缺陷,不认真辨析因变量和自变量的关系;特别是,经济学理论基础越差的人似乎越倾向于搞“高级”的计量实证,这也是目前计量分析文章大多是在读研究生所撰写的原因。其实,计量经济学本身需要经济学、统计学以及数学等多方面的知识,但现状却似乎只要掌握几个计量工具谁都可以搞实证分析,岂不太胆大妄为了!究其原因,当前经济学界的这些学生或学者很少关心是否可以从研究中获得认知,而主要是为了满足他人的要求以期获得金钱的收益。正因如此,如果有人对他的学术来源提出质疑,他就会搪塞说,这是某某年鉴或协会公布的,如果存在错误,那么你也应该去问他们;同样,如果有人对他们所采用的计量工具或模型提出质疑,他就会说,这是主流的分析模型或者西方某某人或某某文章中就采用了这一工具或模型,如果存在错误,那么你也应该去问他们。呜呼,一个自己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并且试图以换取报酬的研究,却连从研究中获得认知这一基本想法都没有:不但不首先确定先前设定目的的合理性,不探讨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而且,也不对这些数据的真实性和工具的合理性等基本问题进行反思,更不认真分析采用的手段可能带来的坏的后果。相反,在仅仅学了几个经济学概念之后就开始照搬一些模型和定理搞所谓的实证研究,把一切内在的问题都推给别人,却还要由此提出政策主张和建议,那么,这些政策主张和建议还可信吗?而且,这是学者应有的学术态度和学问精神吗?不可思议的是,这些人却往往能够赢得高额的物质回报和巨大的学术声誉,特别是,竟然可以源源不断地承接各种旨在解决具体问题的应用性课题!

可见,尽管实证分析为理论的检验确实提供了一个重要工具,但理论发展根本上不是实证分析推动的,相反,实证分析带来的经济研究中的实用主义倾向往往妨碍了思维的扩展。关于这一点,默顿很早就曾提出告诫:“科学家在评价科学工作时,除了着眼于它的应用目的外,更重视对扩大知识自身的价值。只有立足于这一点,科学制度才能有相当的自主性,科学家也才能自主地研究它们认为重要性的东西,而不是受他人的支配。相反,如果实际应用性成为重要性的惟一尺度,那么科学只会成为工业的或神学的或政治的奴仆,其自由性就丧失了。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许多科学家对三个世纪前由弗郎西斯.培根所提出的观点表示担忧的原因,培根由于提出科学具有实用性价值,因而使科学具有了社会价值。”[15]特别是,在伦理自然主义思维的支配下,流行的实证主义往往肯定性特征,从而强化了主流学术和现实制度。显然,这与学者发现问题、揭示缺陷这一特质是相冲突的;科塞就强调,“知识分子是从不满足于事物的现状,从不满足于求助陈规陋习的人。他们以更高层次的普遍真理,对当前的真理提出质问,针对注重实际的要求,他们以‘不实际的应然’相抗衡。”[16]不幸的是,目前国内经济学者急急乎热衷于被视为“致用”的实证研究,并以此来维护与中国社会已经严重脱节的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说,甚至为现实社会中出现的大量丑陋现象进行辩护;显然,这种实证分析已经被庸俗化了,从而背离了实证分析提出之初的宗旨,并为经济学发展带来了适得其反的后果。

四、简短结语

学术的发展、理论的深化体现在对事物本质不断接近的过程中,这主要是建立在对前人理论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基于简单的数据处理;特别是,如果实证分析进一步被庸俗化,那么,计量论文就蜕变为八股文的形式,这进一步窒息经济思想的交流和理论的探索。事实上,如果离开那些经济学大师所积累的知识而片面地强调自身的调查或数据的处理,这就会落入林毅夫所指出的,那种以自身经验为基础获取知识的前现代社会的方式中去。显然,正是由于受“科学化”和“客观化”的误导,现代主流经济学往往在各种因素影响经济现象的特性及机理还没有搞清楚的情况下,就开始片面地追求所谓的定量分析;结果,尽管计量分析工具在不断升级换代,但经济学的思想却似乎并没有获得相应的增量,经济学家对社会的认知也似乎并没有获得相应的提高。特别是,由于国内那些被视为最高理论研究的经济学专业刊物中往往充斥着形式化和庸俗化的实证文章,以致广大青年学子往往不能也不愿正确地辨析这些研究的合理性;相反,出于文章发表以及职称评定的需要,他们还积极效仿这类杂志所崇尚的研究方式以及基本思维,从而也往往会把在这些刊物中发表计量文章的人视为理论权威。结果,国内经济学界就形成了把经济学理论探索等同于数据处理的庸俗风气,这不仅混淆统计学的文章和计量经济学的文章,而且混淆了统计学文章和理论经济学文章,甚至混淆了经济学和统计学这两门学科。

显然,在功利主义甚嚣尘上的当前国内经济学界,流行的那种实证和证伪分析带上了极其严重的形式化和庸俗化的倾向:大量撰写实证文章的人并不是为了真正的求知,从而就不会遵循严格的检验程序;相反,他们却具有“将模棱两可或不完备信息解释成与他们的偏见相一致”的强烈倾向,[17]而且,还会有意地混淆视听以浑水摸鱼。所以,阿莱就指出,“不幸的是,数学的滥用已经不只是当代文献的弊端,这种弊端过于经常地产生出大批伪理论,这些理论靠的是机械地运用计量经济学和统计技术,毫无真知灼见。所有这些理论都具有同样的特征:精心建立线性相关的模型,而实际上它们只是伪模型,伴之以未经理顺的根本未曾证明其合理性的经济计量学的全套数学-统计学方法。计量经济学对于天真而幼稚的人来说,是科学理论,但它们通常只有空壳:盲目而鲁莽地使用线性相关方法和有关的检验,尽管这些检验通常并不适用于所研究的案例;过于经常地将模型用于一个国家的短期研究,其中解释形变量的数量以及任意参数的数量都是些不可能有实际意义的东西。”[18]因此,就国内前的学术氛围而言(尤指经济学),并不缺乏热衷于世俗实践的学者,反而是没有多少学者能够真正静下心来认真梳理一下前人的文献、反思一下传统的理论;真正缺少的是经院学派的学者,而目前那些尽管栖身于大学和科研机构但醉心于“时务”的新闻型学者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经院学者。

其实,国内流行的实证分析之所以越来越庸俗化,垃圾文章和课题之所以会被大量复制,根本上就在于缺乏科学的学术精神和严谨的学术态度,从而把一切外在的因素都当成维持现状的借口。波兰尼曾指出,真正的“科学家们将对自己的一切负起完全的责任,尤其要对自己提出的主张负全责。一旦某个论述被别人证实——无论以何种方式、何种途径证实——甚至可能沿着一条提出理论之初完全想像不到的思路对之加以证实——理论的原创者就会宣称自己是正确的。反过来说,一旦他的工作被别人证明为误,他便会有失败感。这时候,他既不能辩称自己已经执行了科学规则,也不能说自己当初是被其他研究者或合作者提供的事实所误导的,同时,更不能说提出理论之时并无法做出确实将该理论驳倒的实验。这些说法都只能依赖解释失误为使么会发生,却无法为失误本身做辩护——因为科学家不须遵循任何言传规则,他有权依据自己的判断来决定接受或拒斥任何事实为证据,他的任务不在于实践任何所谓的正确程序,而是要从中得出正确结果。科学家必须想尽一切法子,与他所预测的潜在事实建立联系,这种联系一旦确立,即自始至终得到科学家本人科学良心的赞成。因此,科学家得接受一项任务——他们必须对证据的效力表态,虽然这些证据永无法完整;他们还得相信,这种听从于科学良心的命令而进行的冒险行动是他们能够胜任的职责,同时也是他们为科学做贡献的恰当机会。”[19]显然,如果那一天,国内经济学人开始具有了波兰尼所提出的这种科学精神,那么,实证分析也就可以避免庸俗化了,并且可以真正为理论发展和实践应用提供有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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