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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的博客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日志

 
 

国际惯例”不能作学术歪风之遮羞布  

2009-12-25 06:48:57|  分类: 经济学教育改革探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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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惯例”不能作学术歪风之遮羞布

--批判是当前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基本动力

内容摘要:目前,国内经济学界的一个流行倾向就是照搬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这不仅体现在一些理论上,更主要在于研究思维上;正因如此,一些主流学者往往以欧美学术方式为当前的学术风气辩护。但显然,这里存在严重的逻辑缺陷: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贵在反思,而不应该盲从主流;贵在寻求自己的认知,而不能为不断求新求变的社会潮流所迷惑。更不要说,欧美的学术风气和制度传到国内后,往往发生很大的扭曲,这是造成国内经济学理论缺乏创新性的重要原因。

 

一、引言

一般地,经济学的每一个理论都是建立在特定的引导假定的基础上,都有其特定的适用背景以及基于特定的分析视角,从而也就都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正因如此,如果不认识一个理论的逻辑前提、适用条件及其内含缺陷,那么,我们就不能真正理解该理论。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讲,理论的发展是建立在不断挖掘以前有价值的思想以及对流行思想批判的基础上,对当前甚嚣尘上的主流经济学范式也是如此。不幸的是,自逻辑实证主义支配了经济学以后,流行的研究方式就不再是对理论的反思,而是通过实证来为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和假说提供解释;特别是,在当前国内经济学界,流行的研究方式就是,搬用一些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抽象理论尤其是没有经过任何检验的抽象理论来进行应用对策的研究。结果,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式越来越固定化、规范化,经济学论文的写作也蜕变成一种八股文格式;而且,在社会分工日益深化的今天,这种八股文式学习和研究显然产生了比古代科举制更为严重的后果。

然而,由于目前国内经济学的研究方式是那些海归学者大肆引进和发起的,从而这种风气也或多或少地“形似”于欧美;因此,一些主流学者极力为当前的学风进行辩护,一个经常挂在他们口中的说辞就是:美国学术界尚且如此,又何必斤斤计较于我们当前的学风呢?譬如,国内大多数学人发表文章不是出于有真正的认知而希望与他人分享,而是出于评职称的需要;同时,基于这种需要,他们撰写文章时热衷于使用自己也不甚了了的数学模型,以致经济学研究越来越成为一种我向思考的游戏。但是,如果对这些现象提出批评,他们就会以西方学者发文章主要也是为了评职称、也大量使用数学符号来装扮其空洞的思想,等等来搪塞。再如,国内学术制度越来越激励学者通过市场实现其研究的价值,以致学者们越来越热衷于社会热点探讨、各类课题承接,而一些基础性的研究几乎无人问津;同时,基于市场化的不同,导致了国内学者的收入差距急速拉大,那些基础性研究者的生活处境越来越悲惨。但是,如果对这些现象提出批评,他们就会以西方学者也在努力承接各种课题,各专业、各领域的学者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拉大,等等来搪塞。在某种意义上,国内的学风和制度确实源于西方,但主要学习和模仿那些坏的东西,甚至还要坏上加坏。其实,尽管西方社会经过几百年的发展确实形成了具有相当成功的学术制度,但这些制度和风气果真应该不分青红皂白地全盘接受吗?是以本文本着批判的态度对当前的学术风气和学术制度进行审视。

二、当前国内学风的欧美渊源

林毅夫在北京大学所做的《中国经济学:机遇和挑战》讲演中指出,中国本身的衰弱和发达国家的富强之反差,使中国学生一心抱着“西天取经”的态度来学习现代经济学,希望学得“真经”帮助中国重新富强起来。但是,也正如林毅夫强调的,取回的经即使是“真经”也不见得适用,因为任何经济学包括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都不是真理,理论模型中所探讨的因果关系都是在一定的限制条件才成立的。其实,自新古典经济学以降,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逻辑实证主义引入到经济学后,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就逐渐把经济学视为与现实无关的游戏或艺术,热衷于特定引导假定下的逻辑推导,把经济学的功能日益局限于解释层次;但是,国内经济学家却极力夸大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应用价值,从而热衷于所谓的预测和政策研究。事实上,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本身就是功能主义的,它缺乏对本来面目的探讨;因此,承袭于此的国内经济学界就呈现出明显的庸俗实用主义取向:绝大多数的研究往往只是停留在经济现象的表面,对经济的探讨也主要是由社会中直接问题引发的,解决的方法也是就事论事或者机械的,从而无法解决根本问题,甚至连表面的问题也解决不了。其实,由于长期受到西方学术霸权的冲击而产生的殖民化意识,这些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对问题的解决也常常是“东施效颦”,生搬一些朦朦胧胧、糊糊涂涂的外来方式,或者“药方只贩古时丹”;特别是,国内的那些“主流”经济学者盲目地根据教材上的过时的并着眼于法制完善下的私人行为理论来处理我国社会中的公共领域问题,而根本没有认真地考虑我国的实际情形及问题症结,以致推出的政策往往是漏洞百出,导致民怨日沸。正是基于当前这种取向,国内学术界不但形成不了真正有价值的理论,反而还误导了改革实践;而所有这些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我们学界本身就缺乏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本质认识,从而也就不可能对经济的发展有真正的长远指导。

正因如此,每遇到有人借西方学术方式为当前情形辩护时,笔者总是苦口婆心地说,我们首先不要说别人是如何做的,而是要问问真正的学风究竟应该是怎样?首先,美国当前流行的学术风气就一定是合理的吗?其次,我们模仿和照搬美国的学术制度时是原汁原味的还是深入了种种扭曲的因素?一般地,针对当前照搬西方学术制度的取向,我们可以从两方面加以剖析。一方面,欧美当前流行的学术风气本身就存在非常严重的缺陷,以致西方学术本身也遇到了越来越严重的危机;事实上,美国的当前学风就是20世纪70年代功利主义日益膨胀的反应,这导致了美国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看似热闹,但却并没有实质性的理论发展。另一方面,我们所学习和搬用的那些学术制度都是留在表面的东西,而表象背后那些更精微的实质性制度安排却很难被认识到,更难以被模仿或移植;事实上,那些政策制定者本身就是带着私利的目的对西方学术制度进行考察的,否则就很难说明那些明显的行政、学术相结合的制度依旧明目张胆地存在着。特别是,流行于欧美的那种求新求变的学术风气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它是20世纪70年代因终身制的实行而把论文当成职称评定之工具的产物;尽管如此,欧美学术界还是存在其他一系列制度安排来对之进行纠正,如论文发表并没有奖金可得的,因而一旦获得终身职后,学者们就没有很强的动力去发表一些自己都不相信而仅是为了获得认可、评职称之类的文章。

然而,这种求新求变的学风一旦被引导国内后,其内在的那些合理成分却被舍弃了,而缺陷则被进一步放大了。事实上,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近半个世纪以来国内的学问精神已经日渐消逝了,学术根基也被破坏得七零八落;在这种情况下,国内高校不是从夯实学术的基础做起,而是热衷于一些形式的指标。于是,为了各种形式的排名和竞争的需要,各院校都以种种形式来激励文章的发表,而根本不管文章的真实价值;正因如此,求新求变的浮躁之气充斥了学术界,而真正精心的梳理工作却得不到任何关注。究其原因,这种求新求变的学术显然有利于那些掌握学术话语权的海归,因为他们可以借此成为学术的掮客或买办;这种学风也有利于那些掌握行政资源的官员们,因为他们可以利用其研究生不断“翻译”西方的前沿文献。而且,这种畸形的功利主义风气使得学术如此窒息,以致当前绝大多数的国内学者都为自己的“学术”行为找到了“充足”借口:将学术问题归咎于其他的客观环境而不是从自身寻找原因。在他们看来,社会上每个成员都在既定条件利用一切可能的资源实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这本身是没有什么错的,因为“经济人”本身就是中性的,况且它还具有实现公益最大化的“美德”;于是,他们可以明目张胆地实行经济人行为,可以变本加厉地为自己的机会主义和功利主义进行辩护和搪塞。正是在这种学术理念日益沦丧的情形下,握有改革和引进之权的既得利益者往往全盘照收那些对他们自身有利的方面,而对可能损害自身的方面则刻意地加以排除;而且,在事实已经非常明显的情况下,他们依然掩耳盗铃地以借鉴“国外经验”为口实,而那些无权无势的受损者也无可奈何。正是在这种学术理念日益沦丧的情形下,握有改革和引进之权的既得利益者往往全盘照收那些对他们自身有利的方面,而对可能损害自身的方面则刻意地加以排除;而且,在事实已经非常明显的情况下,他们依然掩耳盗铃地以借鉴“国外经验”为口实,而那些无权无势的受损者也无可奈何。

邹恒甫指出,中国人缺乏笨的扎扎实实做学问的精神,在国内大肆推行经济学改革教育的那些大名鼎鼎的人物也大多如此。显然,这种态度庸俗化了学术研究,也玷污学术界这块净土,因为学术探索本身就是一个在艰难困境中不断奋勇向前的工作。一方面,正如儒家所强调的“在其职尽其事”,学术界有其自身的特殊职业要求,知识分子是社会的精英,理所当然应该成为高度学术理念而又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核心群体,而不仅是像一般的“经济人”那样时刻为个人私利而行动的机会主义者。费希特就写道:“学者在一切文化方面都应当比其他阶层走在前面,……如果他在关系到全部文化的首要的和最高的方面落后了,他怎么能成为他终归应当成为的那种榜样呢?他又怎么能想象别人都在追随他的学说,而他却在别人眼前一自己生活中的每个行为同他的学说背道而驰呢?所以学者从这最后方面看,应当成为他的时代道德最好的人,他应当代表他的时代可能达到的道德发展的最高水平”。[1]另一方面,只有脱离世俗的物质引诱,才可能致力于学术的探究,从而产生出真正的洞见;马克思写道:“在科学上面是没有平坦大路可走的,只有那在崎岖小路的攀登上不畏艰苦的人,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2]因此,费希特强调,学者“不应该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花在别的事情上,而是花在人们过去必须珍惜的时间和精力去做的事情上,把对于别人来说是一种工作之余的愉快休息当作工作、事情,当作自己生活里唯一的日常劳动来做”。[3]不幸的是,当前学术界的这群人士却似乎忘记了自己的职业和身份,而热衷于像一般的“经济人”那样时刻为个人私利而图谋实行机会主义。

其实,判断一个学者,不要看他在哪儿求学的,学的又是什么流派,是主流还是非主流;而关键是要看他是否具有学术精神,是否潜心于学术,是否具有渊博的知识,是否提出了一些新颖的有说服力的观点和理论。然而,笔者却经常遇到这样一些情况:当就某一问题提出不同的反思意见时,对方往往回应说,这不是主流的观点。其实,作这样回答的人本身也根本上搞不清何谓主流的观点,更不要说主流观点所基于的逻辑和提出时的背景;只是在当前这种功利主义和被殖民心态的驱动下,所谓的“主流”和“前沿”逐渐被约定俗成为海归学者所主张的那一套:不管他们转售了什么,只要是舶来的,那么,如果不是“主流”的也必然是“前沿”的。然而,我们天真的学子们是否了解,当前那些留学于海外的绝大多数人其实对学术并不了解多少:在漫长的海外求学生涯中,他们把大量的时间放在了语言学习上,即使如此,依然无法真正领悟不同语言下的学术深意。令人不解的是,尽管这些人在海外留学期间主要是学了一些“主流”的形式和规范,回国后也只是搬用一些教材讲义上并且自己也是半生不懂的“主流”理论,但是,却可以由此来操纵国内学术的发展走向!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笔者一直比较轻视那些“言必称主流”的“学者”,相反,却极力推崇那些敢于反思和质疑的边缘之士。

当然,一个真正的学者,除了能够大胆假设外,更需要能够本着学术的态度小心求证;他是孜孜不倦地探索的人,而不是那些好高骛远,整天放空炮的犬儒主义者。显然,就在当前国内经济学界而言,尽管整天放空炮的人固然不少,但更多的是盲从于主流者,是一些食“洋”不化的人,甚至拿“洋”压“土”的人;而且,不仅个人如此,国内各高校中一系列的政策都是如此,这体现为海归们可以很快得到晋升,获得特聘,各类课题和奖励也接踵而至。其实,西方之所以会形成这种主流化学术取向,主要有这样三方面的原因:一者, 20世纪50年代弗里德曼将逻辑实证主义引入经济学,从而使数理成为将各种流派统一为“主流”经济学的基本范式;二者,20世纪70年代后,终身制的实行促发了学术的功利主义倾向,常青藤学校控制的刊物成为统一经济学研究旨趣的指示灯;三者,196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设立使得这些主流经济学家垂危经济学研究关注的焦点,这些泰斗级经济学人物成了经济学的“丰碑”,以致经济学逐渐隔断了思想的历史继承。尽管如此,欧美学术界依旧存在着众多的非主流,而且,往往是“非主流”促动了“主流”的发展;而国内所大肆宣扬的那种“主流”往往只是那些属于常青藤“名牌”大学的学术取向,而“名牌”之所以成为“名牌”,也正是因为它们刻意维护那种“主流”。

可见,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风自有其成因、发展历程及内在弊端,如果我们能够对此有一清楚的认识,那么,我们就不会围着西方不断求新求异的学术乱转了。但不幸的是,国内主流学者却根本不关心这一点,而是为了争夺所谓的话语权和领导权,而不断地翻弄一些西方不断变动而根基肤浅的“前沿”学说。显然,当前学风之扭曲源于欧美而胜于欧美,关键就在于国内本身的社会制度就很不健全,从而导致学术话语权也存在高度集中的现象;正是在那些既得利益者的主导下,当前学术界只是片面地引进那些为他们所用的形式方面的东西,而对那些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却往往熟视无睹,即使再好的学风到了国内以后也被扭曲和败坏了。其实,任何学科尤其是社会科学,其理论的发展根本上是建立在不断争鸣、不断交锋以及不断批判、不断反思的基础之上的;但是,经济学的主流化取向却导致了经济学的思想日益空洞化、形式越来越僵化。特别是,在国内由于思辨精神的沦丧以及经济学理论积累的不足,对主流的崇拜如日中天,即使有一些学者已经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反思,但主流化心态和趋向却依然具有“不可抑制”的发展冲动。显然,作为后进的旁观者和借鉴者,我们更应该全面地看到西方学术中的优点和不足以更好地促进我们的学术发展,这也是青年学子的使命,青年学子这种使命感的强弱将决定我国学术尤其是经济学未来二、三十年发展的走向。

三、盲从主流范式的学风批判

目前,国内经济学界的一个流行倾向就是照搬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这不仅体现在一些理论上,更主要在于研究思维上。譬如,笔者就曾听到一位经济学界前辈曾举例说:有一位出身于中科大少年班的“天才性”人物被保送到美国名校攻读物理学专业的研究生,他雄心勃勃、自视甚高,非要逆常规而探索,但到头来却一事无成;为此,他俨然地告诫年轻学生道:初学者要遵循主流,要循规蹈矩,而不要好高骛远、突发奇想。笔者承认,好高骛远是不足取的,因为在大胆假设之外,更重要的是小心求证;但是,遵循主流、循规蹈矩是实在要不得的,这只会导致思想的僵化。事实上,尽管主流经济学为我们的经济分析提供了一种常规范式,但这种常规范式并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得到所有人甚至仅仅是大多数人的认同,因为经济学理论本身就具有强烈的主观性,其引导假定往往不是基于客观事实而是人的主观认知。正因如此,针对当前流行的主流范式,我们不能采取盲从的态度,而是要采取批判的态度;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挖掘出理论的内在缺陷,从而促进经济学这门学科的完善和发展。这里,从如下几个方面加以说明。

(一)批判是深化认知尤其是社会科学认知的主要途径

一般地,任何理论、科学知识或者学问的探索都是为了提高主体的认知,而基于不同的对象,人们提高其自身认知的途径是不同的;因此,如果说这些学者的告诫对自然科学具有较强的适用性的话,那么,对社会科学的适用性就要大打折扣了。在自然科学领域,自然规律一般是外在于我们的日用生活,外在于我们的经验感知,因而自然科学领域规律的揭示需要充分发挥主体的抽象思维能力,需要充分借助主体的理性,在试验、模型、推理的基础之上获得理论的发展和认知的提高;同时,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相对稳定,因而往往是基于特定库恩范式的常规研究。相反,在社会科学领域,社会规律本来就是对人们日用生活的提炼,源于我们的经验事实,因而社会科学领域规律的揭示需要主体对社会生活以充分的关注,借助主体的知性把经验上升到理论;同时,社会科学所研究的对象——社会现象——本身就是社会环境的产物,而人类社会则是变动不居的,不断出现的新现象、新证据可以对传统思想进行反思,因而更适合波普尔主义的批判范式。

显然,正是由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两类学科在研究方式和研究思维上都存在明显的差异,因而人们往往把知识分子分为气质迥异的两种类型:技术知识分子和人文知识分子;其中,技术知识分子的基本兴趣在于革新现有技术,而人文知识分子则更感兴趣于对社会现象的解释,传统理论的批判,这也就是为什么社会科学中“江山代有主流出,各领风骚只数年”的原因。古德纳就指出,“库恩的‘常规科学’是了解技术知识分子的认知社会及它们不同语人文知识分子的关键。‘常规科学’指的是致力于此的人会将精力集中于解决‘范式的’(即常规科学的核心)‘难题’。技术知识分子专注于学科范式内的工作,探索它内部的符号空间,把它的原则延伸到新的领域,并将要作更好的调整。与此相反,人文知识分子的活动领域普遍缺乏获得一致认可的有效范式,而可能会有几个相互竞争的范式。因此,他们不把具有单一支配范式的常规科学当作常见的情况。人文知识分子常会超越知识分子生活中传统的劳动分工的界限”。[4]

而就经济学而言,它根本上是属于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因为经济学研究的是由人类行为引起的经济现象,具有很强的社会性质,这属于涂尔干所定义的社会现象范畴;因此,经济学的发展就更应该注重相互批判,互为促进。多马就强调,“在经济学中(或许其他社会科学同样如此),接受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它常常意味着这一问题最近无人研究,每个经济学家或者历史学家只是在重复别人所说的话”;[5]为此,他还建议,应该建立奖励异端学说的基金。事实上,帕金就把宏观经济理论家比作登山者:没有一个参赛者看到过这座山的山顶,但却都对自己看地图的本事十分自信,都以为自己展到了通向顶峰的最佳路线,从而都决定从不同的路线登上这座山顶;在攀登过程中,各登山队员常常发现他们会在不同路线的交会处相遇,但在简短地交换信息之后又分手了;同时,各队还可能在攀登过程中还偶尔会看到遗留在野径中的先驱者们的遗迹,或者一些队员走失了而再也找不到踪迹,或者加入了攀登速度看来较快的另一队中;有些路线后来被证明是死路,但者也是有用的信息,因为各队明白不用去尝试那些路线了;有时一个队宣称已经登上了顶峰,但在云开雾散之后就发现,还有更高更险峻的山头需要攀登。[6]

(二)独创性和新颖性是学术研究的一般要求

 

一般地,知识创造活动本身不同于物质产品生产劳动:从事物质产品生产活动的价值一般可以用产量的多寡来体现,而知识创造活动的价值却难以单纯用被承认的成果量来确定。这是因为,一方面,知识得到承认的时限往往迥异;另一方面,“失败乃成功之母”,没有具体的成果并不意味着就没有价值,它可以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经验和教训。事实上,正是无数人的失败才换来科学知识的一些增长,对个人而言固然是付出,但对社会而言却是获得了无穷的收益;即使在自然科学和物质生产中,社会的技术进步和产品创新也是建立在无数人的失败的基础上。孟子说,“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孟子.尽心上》);也就是说,是否求索在于自己,而是否会获得成果则是无法控制的。但是,如果没有这样一群甘于冒险的人的话,那么社会如何进步?科学何来发展?徐复观指出,“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都希望对‘知识的积累’,能有一点贡献。自己的话说对了,这固然是一分贡献;能证明自己的话说错了,依然是一分贡献”。

然而,在当前国内的学术界,“甚至由门户、意气、现实利害之私,竟不惜用种种方法,诱迫下一代的优秀青年,在许多特定势力范围之内,作‘错误累积’的工作,以维护若干人在学术上的地位。假使有青年凭独立的意志取追求真是真非,便很难有插足学术研究机构的机会。”[1]事实上,经济学的基本常识也指出,人口密度的增加将会导致分工的深化,然而,为什么发展中国家有比发达国家更高的人口密度,但分工却一直停留在低层次的水平呢?其中的关键就在于,这些发展中国家的人是非常同质化的,分工的基础是存在比较优势,这需要人的异质化,西方社会强调个性,从而使得人尽可能异质化了,这有助于分工的展开。同样,在学术上也是如此,尽管我国有如此庞大的经济学科研队伍,但正是由于他们都拚命依附于某种主流,结果我国的经济学学术和经济学学者都被同质化了,这不但无法获取学术分工的收益,更可能被教条化。究其原因,社会科学的发展根本上是在不断争鸣、不断交锋以及不断批判、不断反思的基础之上的,但目前国内经济学界正是缺少这种反思的环境,造成了经济学思想的窒息;譬如,尽管有不少人在倡导中国经济学的建设,但其基本思路只不过是在适当修改几个约束条件就把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生搬以解释我国现象,而根本不探究不同社会文化下经济行为的差异,从而根本不可能提出真正的中国经济学。

当然,这里强调学术研究的独创性和新颖性,主要承袭“质疑独创是可贵、人云亦云不足为”的学术传统,而与当前经济学界不断求异求变的学术风气有很大区别。质疑独创强调的是要摆脱僵化的思维窠臼,不唯上、不唯书、不媚俗,而敢于反思“不言自明”的理论和“熟视无睹”的现象;同时,这种质疑又必须有较深厚的学术基础,能够更全面地思考理论和观察现象,从而在综合前人知识之基础上不断前行。与此相反,当前的求新求异之学术取向往往只是抽象地改变前提假设,而这种改变是否更合理、可信却很少得到印证,却由此得出一些“令人拍案惊奇”的结论,这些雷人研究除了吸引人的眼球外,实质上并没有取得认知上的多大进展。而这种风气之所以如此流行,关键在于这些“研究”者主要目的是能够在当前流行的研究范式下添加一些新颖东西以利于文章的发表。据了例子,传统的观点认为饭后不要就躺下不动,所谓“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但目前一些人凭借其狭隘数据的实证研究就提出相反的观点,饭后走路对身体健康很不好;再如,传统观点认为,健康的性生活有助于舒缓人的精神压力并由此活跃人的思维,但最近的一些实证研究却认为性生活会钝化人的智力。其他如肥胖会妨碍学术成就,等等。不要嘲笑这些根本不应该是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因为与经济学理论似乎没有任何关系;但是,确实一些经济学家就在做这种研究,这是因为当前的求新求变风气基本上都是在利用盛行于经济学界的实证方法,并将这种方法运用到甚至不属于经济学的传统领域以获得新的结论。

(三)反思也是学术探究的基本态度和精神

一般地,学术本身就是一个“为己之学”,而要真正获得认知,就首先需要对前人理论的视角、目的及其缺陷有所认识,一个对其缺陷没有足够认识的人根本上是没有理解该理论的。而且,科学知识的创造过程本身就具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其生产函数描述的投入-产出关系只能是一种随机概率关系,也就是说,知识生产过程中的投入-产出关系是不确定的。这样,一方面,科学家的脑力劳动的支出,不像体力劳动那样容易被观察;另一方面,由于投入-产出本身的不确定性,因而如果科学研究者的机会主义倾向也很严重的话,他完全可以把理论的创新不足归咎于其他客观原因。显然,如果在这种场合,学者都心存侥幸或者具有强烈机会主义心态的话,实际上本身就是不负责人的表现,是对知识分子责任的推卸和理念的丧失,如穆勒所说,“假如我们因为我们的意见可能会错就永不本着自己的意见去行动,那么我们势必置自己的一切利害于不顾,也弃自己的一切义务而不尽”。[8]

正因如此,盲从于主流,以主流来压制其它思想,只会窒息理论的真正的发展;特别是,如果把新的思想都视为异端而加以禁止的话,那么受到损害的就不仅是那些所谓的“异端者”,损害更大的是整个社会,正如人类的历史已经表明的。所以,穆勒说,“由于禁止一切不归结于正统结论的探讨,败坏最甚的还不是异端者的心灵。最大的损害乃在那些并非异端者的人,由于害怕异端之称,他们的整个精神发展被限制了,他们的理性弄得痀挛了。世界上有一大群大有前途的知识分子和秉性怯弱的人物,弄得不敢追随任何勇敢、有生气的和独立的思想的结果”,“须知作为一个思想家,其第一个义务就是随其智力所之而不论它会导致什么结论,谁不认识这一点谁就不能成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设有人以相当勤劬和准备自己进行思考可是陈述错误,另有人则抱持真确的意见可是只为免使自己思考,在这两种情况下,真理所得于前者的比所得于后者的要多”。[9]

其实,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经济学在不断求新求变,但经济学并没有什么真正的理论发展,究其原因,经济学本身具有非常强的历史性和演化性;正因如此,一些没有出国而一直在埋头于对经济学文献作系统梳理的人其实更容易接触到经济学理论的精髓,他们的发现更有创见和启发性。利奥塔尔指出,“知识的主体不是人民,而是思辩精神”;[10]也就是说,在知识领域,不存在多数统治问题,所谓主流的并非就是对的。恰恰相反,一般来说,由于主流确定了较为严密的分析框架和基本假设,反而限制了这种思辩能力;也正因如此,笔者一直强调,在学问的领域,“大胆质疑诚可贵,人云亦云不足为”,在社会科学领域尤其如此。哈耶克曾指出,“一般来说,各个人的教育和知识越高,他们的见解和趣味就越不相同,而他们赞同某种价值等级制度的可能性就越高。……如果我们希望找到具有高度一致性和相似性的观念,我们必须降格到道德和知识标准比较低级的地方去,在这里比较原始的和‘共同’的本能与趣味占统治地位”;[11]类似地,当前国内学者之所以盲从于主流,也就在于他们的知识和思想极为匮乏,还没有到能够进行反思的程度。而且,正因为知识匮乏而缺乏反思能力:一方面,他们就可以被一些(海归)人士所牵引,并极端地排斥批评和反思意见;另一方面,他们也根本不期望在学术上所有发现和贡献,而是做一些让别人相信以获取现实利益的表面文章。

(四)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细微发展也主要得益于反思

一般地,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已经日趋僵化,以致经济学陷入危机的声音不断出现;然而,它却似乎僵而不死,究其原因就在于,主流经济学的内部反思为之不断注入新的生命力。关于这一点,霍奇逊就举了两个明显的例子:“例如,批评者过去常常抱怨主流经济学家过去经常忽视制度,把公司看作一只‘黑箱’。主要作为对这种批评的回应,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出现了弥补这一缺陷的持续性尝试,成就了道格拉斯.诺斯、曼库尔.奥尔森、理查德.波斯纳、安德鲁.肖、奥列弗.威廉姆森及其人的‘新制度主义’的惊人发展。另一个例子是,主流经济学家过去在它们的大多数模型中假设‘完全信息’。‘信息经济学’——限于处于信息和知识的范围内-的研究工作已经探讨了放松完全信息假定的重大含义。再如,主流宏观经济增长模型过去常常在报酬递减下来分析,现已不再如此了。此外,新古典理论的内生偏好函数,由于排除了文化对偏好形成的影响而受到强批评。诺贝尔奖获得者加里.贝克尔为弥补这一缺陷进行了约化的尝试,而且在表面上——如果不是从根本上的话——似乎弥补了这个缺陷。”[12]

而且,基于传统的学术精神无法在短期间内消逝,因而西方经济学家的反思精神往往要强于国内学人,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哈佛前校长萨默斯一家的身上略见一斑。在没有获得哈佛博士学位之前,萨默斯已经是MIT经济学的终生副教授,而且,萨默斯的亲伯伯是萨缪尔森,亲舅舅是阿罗;尽管有这两个有名的伯舅,但萨默斯并没有因此而追随他们的足迹,相反,他在30岁多一点便来到世界银行当首席经济学家,后来又要当哈佛大学的校长。因为萨默斯知道,他在如果追随他两个伯舅的学术路线,再怎样奋斗也无法超越他们;相反,只有当哈佛大学校长才能打败他们,因为这可以培养几十个未来的不同学科的诺贝尔奖和许多国家的总统,就象他妈妈Anita活活地把沃顿商学院办成世界数一数二的商学院一样!实际上,这种不因人热的风格在萨默斯一家身上都体现得淋漓尽致:因为萨缪尔森(Samuelson) 这一姓氏因老大保罗而变得大大有名了,因而萨默斯的爸爸和叔叔在年轻时就改姓为萨默斯(Summers);而且,由于萨缪尔森在数理方面的成就,萨默斯的爸爸一辈子也没有写一篇数理经济学的论文,相反却在国际经济数据比较方面成为绝对的权威。相应地,因为罗伯特搞经济数据, 萨缪尔森一辈子也只写了一篇有回归分析的关于消费函数的数据文章, 而且还是错误的。[13]

然而,尽管欧美经济学界中确实还保留着一丝批判风气,这种风气而且比当前国内经济学界要浓厚得多;但是,总的来说,这种批判风气也在快速消逝,这导致整个经济学并没有取得多大的实质进步。霍奇逊就指出,“能够包容杰文斯、马歇尔、凡勃伦、凯恩斯和熊彼特等人那种广博而现实的观点的经济系已不复存在了。例如,到英国的剑桥和曼彻斯特以及美国的芝加哥和哈佛的经济系参观,可以发现他们最为关注的数学的严谨,而不是其是否恰当和符合现实”;结果,“当经济学不再有任何批评者的时候,……该学科将因不再有论战和争议而失去激励。经济系里拒绝多元化,会夺去主流经济学的主要智慧之源。在思想领域,就像在自然界中一样,多样化是演化的动力。当多元化和多元化消失时,创新和进步可能会减缓,直至完全停顿。经济学中目前这种知识上的不宽容,完全是在自我毁灭。用各种异端邪说攻击反正统的著作——说‘那不是经济学’——暴露了主流经济学自身的若嗲。多元化是创新和科学进步所必需的。一门科学拒绝多元化,可能享有短暂的、绝对的霸权,但最终会沉闷而亡。”[14]

(五)真正的批判和反思依赖于坚实和渊博的理论素养

一般地,对经济学中任何理论的休整和发展都需要有全面而深入地掌握诸多领域和历史方面的知识,而这有赖于广泛的交流和争辩、大量的阅读和梳理、以及深入的研究和思索。事实上,笔者之所以提出要对当今主流经济学进行全面的反思,很大程度上还在于笔者的知识背景。在某种程度上讲,笔者不是经济学科班出身,在本科时学习化学等理工科知识,在企业工作期间感兴趣于中国的古代文学、儒家文化以及中国历史,在硕士研究生期间对中国近代史和经济思想史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学习。此外,迄今为止,还作了漫无系统的经济学理论的学习,这几乎包括了所有可能接触的经济学理论和流派;并且,近来又进一步广泛涉猎了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心理学、人类学以及其他交叉科学的知识。一旦遇上喜好理论或学术之人,不管它是何种经济学领域的,或者是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乃至历史或宗教,只要对方有同样的“闲心”,总喜欢“高谈阔论”一番,以致往往被人嘲弄为“杂家”。可以说,笔者几乎所有的经济学知识都不是由他人“教”来的,而是独自在长期的思考中逐渐悟出来的;因此,一旦发现书中的理论和知识与实践不相符合时,就毫无顾虑地希望做些修正。事实上,笔者所持的学术取向和学问态度也主要是源于从古人文章中所内涵的基本学术精神,但是,这种学术精神在以庸俗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为基本特征的学术“主流化”之今天似乎越来越消逝了。

关于文献梳理的学习研究思路,张五常也深有体会,最近他在其博客中粘贴的一篇“经济学要怎样学才对”的文章中就强调,一个人在求学时要多读他家之作,只有当自己进入了创作时期才要重视的还是自己怎样想;事实上,张五常认为,自己学习经济学的方式就很传统,比今天的新秀传统得多了,从斯密到李嘉图到穆勒到马歇尔到罗宾逊夫人到凯恩斯到费雪尔等人的著作都读得认真,接着对萨缪尔森、阿罗、斯蒂格勒、弗里德曼、阿尔钦、赫什莱弗、普纳、科斯等较为近期的著作也读得认真。正是通过熟读传统,才能发现有欣赏的也有不欣赏的,从而才得以选择自己认为可取的伦理观点并发展下去,同时在此过程中逐渐修改那些自认为有不足之处的前贤之见,而将更多自认为一无是处的观点淘汰;所以,张五常认为,这样的求学求知方式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在夸夸其谈的背后乐意知道自己乃沧海一粟,而且对自己的进度和认知是真正的心领神会。因此,张五常强调,斯密的传统怎样也不要放弃;但遗憾的是,如张五常指出的,今天的经济学报不容易见到自己熟知的传统,术语好些还是以前的,但看不到传统的思维。

事实上,如果按照传统的实用主义的学习和研究传统,那么,甚至在当今大学考试或者博士入取考试中都难以通过,更不要说还试图把写出来的学术文章在国际学报上发表;而张五常自己之所以还在这些杂志上发表一些文章,还是因为“某些学报编辑记得我这个人,可能给个面子”。所以,玛斯特曼等人就强调,“目前的情况是,务实的科学家越来越多地在研究库恩的东西,而不是波普尔的东西。情况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特别是在新兴学科里,现在通行的是‘范式’而不是假说”。[15]显然,且不管玛斯特曼所说的“务实的科学家”是否能够真正促进理论的发展,而且她这里所列举的肯定“常规科学”研究的人大多数从事自然科学的;例如,她就承认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虽然在科学上清楚,但在哲学上含混”,而这本书也是“在一些从事自然科学学科实际研究的人员中广为流传”,并且,玛斯特曼本人就是在从事物理学和计算机科学的研究,因而她“更多地是从(自然)科学观点而不是从哲学观点来探讨的”。而且,即使是自然科学的知识也是在不断的“微型革命”的基础上获得发展的;[16]以致“现在几乎没有哲学家或科学家还认为科学知识是,或可能是,已经得到证明的知识”。[17]而对社会科学而言,可能更为强调理论的反思,因为传统的主流理论本身就没有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性;相反,如果一味遵循范式的话,只会窒息了社会科学中的思辩和洞见。

可见,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贵在反思,而不应该盲从主流;贵在寻求自己的认知,而不能为不断求新求变的社会潮流所迷惑。究其原因,现代经济学本身就是非常不成熟的,更不要说,现代理论与现实之间的脱节还在持续扩大,因而我们根本没有固守“真理”的资本。2001年6月14日剑桥大学的27位博士生发表的公开信强调指出:“争论之所以重要,因为在我们看来,(经济学)现状至少在如下四个方面是有害的。首先,仅仅教授主流经济学的‘工具’而不知道它们的适用性,对学生来说是有害的。这些思想的起源和演化往往被忽略了,就如竞争理论的存在和现状一样。第二,从经济学能够教给我们有关世界的东西中获利方面来说,对社会是不利的。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它具有通过影响政策争论而产生不同的巨大潜能。(但)在目前的情形中,它在这个竞技场中的效率却由于受到主流方法不受批判地应用而受到了削弱。第三,从深化对经济生活中许多重要方面的理解而言,向前进步已经受到了阻碍。由于经济学的研究往往被限制在一种方法上,研究项目上的竞争就受到严重的阻碍和抑制。第四,在目前的情形下,一个不以规定方法进行研究的经济学家就会发现要是他的研究获得认同是非常困难的。”[18]正因如此,经济学的再生和复苏就应当以理性批判发轫,需要对经济学的研究思维、引导假定、分析工具以及具体观点进行全面的批判性反思,这就需要借助从学派、学科之外的视角来进行审视。

事实上,正如波普尔强调的,“所有大学水平(如果可能还可低于这一水平)的教学都应当训练和鼓励学生进行批判性思维。(但是)‘常规’科学家……所受的教育却是很糟糕的。他在一种教条式的气氛中受教益,他是教条教训下的牺牲品。他学会一种能用的技术但却根本不问其为什么。结果,他成了一个可以称之为应用科学家的人”。[19]如果说波普尔提倡的批判方法适用一切科学的发展的话,那么有为适合社会科学的理论发展;对经济学而言,批判的基础就是要了解理论产生的条件和背景。尤其是,正如李普塞特指出的,知识分子本身就“是社会的批评者,必然超然于社会”。[20]正是出于对当前横流的氛围的反思以及对知识分子责任的认识,笔者强调,学者的主要任务就在于梳理前人的思想和著作,从而不断地增进自己对社会的认识;并由此思考现实社会,努力挖掘社会所存在的不和谐之处而努力探求改进的途径,或者将自己所获得的认识传授给后来者。费希特说,“我的使命就是论证真理;我的生命和我的命运都微不足道;但我的生命的影响却无限伟大。我是真理的献身者;我为它服务;我必须为它承做一切,敢说敢做,忍受痛苦。要是我为真理而受到迫害,遭到仇视,要是我为真理而死于职守,我这样做又有什么特别的呢?我所做的不是我完全应当做的吗?”[21]然而,也正如张汝伦指出的,“人类的悲剧恰恰在于,他们不需要这样的学者,因为面对这样的人——学者,他们倍觉难堪。于是想尽一切方法将其谋杀,创造和发现成批量的学者,同时对崇高发出卑劣的嘲笑”;[22]因此,真正的学者只能是孤独的,而愈是孤独,认知愈深,思维愈密,这也是“诗穷而后工”的原因。

四、简短结语

经济学的理论探索本质上在于提高自身的认知,无论如何也不能在真空中发展,不能像自然科学家那样撇开人的考虑而在象牙塔里专注于模型和推理分析,而是要充分利用新的经验事实、新的社会环境对传统理论尤其是主流理论进行反思,要做到知行合一。然而,当前国内经济学领域却逐渐形成了两种极为不好的研究倾向:一是,绝大多数人无论是在理论教学、文章撰写还是课题研究上都偏离了“为己之学”这一目的,而沦为获得他人认可的一个敲门砖;二是,极少的一部分人尽管长期埋头于文献数理,并在默默探索中逐渐形成一丝认知,但却在当今学术界根本无法得到认同。显然,这两种倾向都不是学术的良性发展之路,都导致了学术的扭曲,是学术的异化:第一种倾向走上了形式主义道路,使得理论的创新和思想的出现极大的抑制和窒息,这种学风为真正的知识分子所不齿,是真正的“可气”;而第二种倾向则体现了当前学术的悲哀之处,一些高水平的思想和理论由于得不到鼓舞和资助而湮没了,也打击了那些具有雄心和抱负的学者探知未来世界的积极性,是真正的“可惜”。更为严重的是,从事第一种倾向进行经济学研究的人,明明对自己的研究结论都不相信,但却试图通过各种“遮掩法”(包括复杂的数学符号运算、牵强的计量分析等,例如,想当然地基于计量分析得出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而如果一种分析方法的处理无法得出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或者可信度较低于是就换另一种方法,或者基于现有的数据无法得出自己想要的结论于是重新寻找数据)来使他人相信其研究的科学性,并以此获得各种课题资助和奖励;显然,这完全符合“伪科学”的基本条件,但学术界却几乎没有对此进行质疑的,这实际上已经在经济学界形成了“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局面。

当然,一些学者对经济学的数理化偏爱也可能是出于对经济学“科学性”的信仰,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实证分析本身是客观的;同时,“恶”也是人的本质特性,经济学模型可以重复地表达同一思想。但殊不知,他们这种信仰仍旧是建立在海市蜃楼而不是现实的基础之上;哈恩就指出,“非常多的美国经济学家把经济学看作是‘科学’,常自称为‘科学家’。这不仅是语义学问题。词语的背后是一种19世纪世界观,物理科学中所取得的一切结论,在社会学中必能以相同的方法得到。例如,很难想象对于任何经济学假设,所有理性的经济学家都认为它或者能被世界完全证伪,或者能被完全证真。在理论知识和经验知识之间存在巨大且相当根本的差异。我们多数理论的基本假设常常并没有太多根据,在预测方面的成绩也不能让我们采用弗里德曼所倡导的那种骑士态度来对待这些假设。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因此我认为,宣称经济学是科学不仅欠考虑、不太诚实,而且——或许更糟糕——很虚伪”。[23]事实上,判断伪科学的一个主要标准在于:宣扬者是否有主观“欺骗”的动机,以及它是否勇于真诚地检验自己的理论。显然,正是由于在貌似复杂的数学符号以及检验成本较高的数据处理之后更容易“做假”,更容易混水摸鱼,而对因果关系的逻辑推导中的问题更容易暴露;因此,经济学中的“伪科学”部分更明显地集中在数量方面,即使探索机理的文章在假设前提和逻辑推理上存在问题也往往是个人认知和视角问题,而不是刻意的“欺骗”。当然,如果学术与社会利益集团和政治结合在一起,那些空洞无物或毫无逻辑的文章也可以大行其道,但这些文章的学术价值明白人是一眼就知的,只不过由于其他因素所限不便或不“能”指明罢了。

实际上,关于上述两种学问方式笔者也曾多次与多位学者进行了交流,强调了后一种取向的艰难性和重要性;同时,还特别阐述了经济学理论研究应有的学术精神、当前经济学研究的根本任务,以及培育一个良好学术风气和理念对学术发展的影响。而且,大部分学者对笔者的观点大多比较赞同,对后种的学术精神大多比较敬佩;但是,又都感慨改变目前这种风气太艰难了,因而都不愿身躬亲践。笔者深知“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的道理,因此,长期以来,笔者只能效仿叔本华等人,“通过书本而与古人神交”,并沿着一个新的视角默默地独自思索;也正是在大量文献梳理的基础上,笔者逐渐理清了自己的分析思路,不断提高了自己对社会事物的认知,并逐渐形成了大量看似庞杂的而与流行理论不同的分析体系。正因如此,每当他人规劝笔者跟随时髦作些实证研究和分析,从而便于在所谓的一流杂志上发表一些文章以供宣传或者评职称之需时,笔者都不免自问:基于数字联系的实证分析一定要学理探究者自己开展吗?难道自己的分析一定比那些统计专家更为可靠吗?譬如,里昂惕夫对1972-1981年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的论文进行了分类分析发现,其中超过50%的论文的数学模型没有任何经验资料,只有30%的论文根据各种资料作了不同的经验分析,并且只有1%左右的论文是作者收集的资料所做的经验分析,而22%左右则是根据其他自己用间接统计结论所做的经验分析。[24]事实上,正如米塞斯指出的,“重要的不是资料,而是处理资料的大脑。伽利略、牛顿、李嘉图、门格尔和弗洛伊德得出他们伟大发现所用的资料是他们同时代每一个人和许多前几代人都拥有的”,[25]因此,笔者更愿意采用他人已经收集的数据,甚至是绝大多数人熟视无睹的数据,并用自己的思维来进行剖析;而且,笔者自认更擅长于事物内部机理的探究,因而更愿意呆在古书堆里对一些经典文献进行梳理。博兰曾指出,“思想比无生气的和令人厌倦的建立模型的工作,要有意思”,[26]笔者也更愿意探索提高个人认知的思想,并由此促进他人的思维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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