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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的博客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日志

 
 

当前国内经济学“国际接轨”取向之误  

2009-12-10 22:39:32|  分类: 经济学教育改革探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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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风和思想接轨远重于形式和规范接轨

内容提要:当前国内由海归学者主导的经济学国际接轨主要体现在形式规范上,而形式规范上的过于偏重正是导致形式主义和功利主义学风兴起的原因。事实上,当前国内经济学的结症在于整个学术制度的崩坏和学术风气的沦丧,在于很多学者已经逐渐丧失了其应有的社会责任,因而国际接轨更应该体现在学风和思想上而不是停留在形式上。

 

一、引言

我们知道,近现代以来西方社会往往是以其经济实力来推广其学术和思想的,学术落后的地区也往往试图以促进后发地区经济发展那样的赶超策略来照搬发达地区的现行学术,并以经济实力发展状况来判断学术的发育程度。显然,由于美国在经济上的霸主地位,国内学者就因其经济实力而匍匐于其学术之下,极力模仿美国的学术规范和制度,从而在当前国内学术界形成了主流崇拜之风。然而,学术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却存在很大的差异:经济增长往往依赖于特定的社会条件,可以利用特定的机会或各种资源的投入而取得迅速的发展;相反,学术发展则需要知识的沉淀和积累,需要人文精神的蔓延,从而任何政策都不可能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同时,学术发展和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影响也是很不相同的:经济的发展具有短期性,往往体现在对现世的人们带来即期可见的收益上;而学术对人类的影响要滞后得多,不过也深远得多。事实上,欧美学术界之所以处于一个相对领先的地位,正是由于它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知识积累以及制度优化的过程;然而,当前国内学术界的国际接轨取向却试图不经过知识的积累和制度的优化而照搬一个学术,这正是当前经济学在国际化过程中暴露出种种扭曲现象的症结所在。

目前,国内经济学发展的主要思潮就是强调与国际接轨,引入国际化的研究范式和思维;正因如此,各高等院校都在竭其所能地引进海归学者,由海归学者来主导经济学的改革:不但极力推崇经济学原版教材教学,更是迷信在英文世界发表文章,推崇现代主流经济学中的数理化倾向,以及加速庸俗化了的实证主义倾向。当然,不可否认,由于近百年来国内的学术积累已经远远落后于欧美等国,因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引入确实对根除传统经济学中的僵化思维和范式产生了非常大的积极作用。问题是,国内学术与欧美之间差距最大的并不是在于理论知识的落后和形式规范的不合理,而主要在于学术风气的扭曲以及学术理念的消逝;究其原因,理论知识和形式规范可以相对容易地进行移植,而学术风气和学术理念的培育却需要漫长的时间,而且,后者对人文科学的实质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事实上,制约当前国内经济学发展的主要不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隔绝,也不是学术的“形式规范”没有建立,而在于整个学术制度的崩坏和学术风气已经日益沦丧,很多学者已经完全漠视了其应有的学术理念和社会责任。因此,如果要与国际接轨,首先就在于学习国外的学术精神和借鉴他们的学术制度;但试问,当前的那些所谓“国际接轨”是接得怎样轨呢?为此,本文就此作一分析。

二、国际接轨的主流取向之反思

一般来说,所接“轨”之内容往往与接轨之人选决定,那么,现实中是由“谁”去接轨的呢?显然,就当前国内的现状而言,有能力或权力制定“国际接轨”这种制度安排的人选往往被认可有这样两类:一是掌权者,二是海归。就掌权者而言,在功利盛行而监督又乏力的当前社会,无论是出洋考察还是道听途说,他所主导的接轨途径和内容不可避免地带有选择性,往往带有非常强烈的个人偏好和利益特征的;正因如此,他们的接轨往往肢解和扭曲了欧美的学术制度和学术内容,更不要说,这些人也实在是门外汉,以致很多言论和决策都已经成为了笑柄。于是,主流的意见转而主张,借助海归们所受制训练来大力引进西方学术规范,而且,为了显示其学术的国际性和先进性,一些主要高校攀比式引进海归学者:不仅设立双轨制为这些海归提供数倍乃至十倍国内学者的工资,甚至让那些刚获得博士学位的海归学生转眼成为博士生导师以培养国际化的研究规范。问题是,这些海归们热衷于所接的轨又是什么内容呢?其实,如果这些人具有像邹恒甫那样较为广博的知识,对西方学术的认知也较为全面,并且,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和人类关怀精神;那么,由他们来推进国际接轨也未尝不可,而问题恰恰在于,绝大多数海归本身对学术理论以及学术制度的认知是非常有限的。

显然,目前绝大多数海归由于其他种种原因而在理论和认知上存在重大缺陷,在理论和思想领域几乎没有任何洞见和创新,而仅仅凭借数理功底得以模仿“主流范式”搞出一些文章而暂时立足;在这种情况下,由他们来主导的学术接轨和改革必然会极端地偏重于数理方面尤其是形式方面,而形式主义的猖獗必然会使得西方经济学理论南橘北枳,从而使得经济学研究丧失了现实批判性和人文关怀性。当然,如果这些海归们甘愿于象牙塔内从事纯粹理论探索或智力逻辑游戏,那也未尝不可,因为这些暂时看似无用的研究缺可能为学术的未来发展打下了基石,而且,这种经院式研究也可以陶冶青年学子的学术情操。但问题是,他们中的大部分都不是在发挥他们的好奇本能,而仅仅在搞一些模仿习作以发表文章,或者因耐不住寂寞而急急乎各种应有对策研究,其所作所为就是以获得职称晋升和课题奖励为能事,从而滋生了大量的功利主义行为和学术腐败。同时,如果这些海归们能够将其所掌握现代经济学的“前沿理论”或“基本范式”用于解释和分析当今国内的现实问题,那么,他们无论是专注于课题研究还是成为政府智囊团也都无话可说;究其原因,经济学毕竟是致用之学,理论的应用时经济学研究的最终目标。但问题是,他们中的大部分都缺乏足够的社会科学知识,也没有积累起丰富的个人知识,他们所谓的应用研究往往是在搬用和排列组合于各种数理模型,在问题的结症还搞不清楚的情况下就试图检验变量关系并给出相关政策建议。

从某种意义上讲,当前大多数海归学者所撰写的那些模仿是习作仅仅表示其已经基本基本掌握了写作规范,从而获得了进入科研部门的某种资格证,并可以从事学术研究;而由于他们的知识不仅狭隘而且片面,因而他们的研究才刚刚开始,甚至还根本没有入门。然而,这些海归却敢于仅仅凭借所翻弄来的教条性“基本原理”或程式化“分析范式”就开始大肆指导年轻学子搞学术研究,或者在MBA课堂上指导那些无知的国内企业家如何管理企业,或者为那些更是无知政府官员提供政策建议和决策咨询,这就实在有点拔苗助长而不免荒唐了。造成这种现状的重要原因就在于,近半个世纪以来,我国学术界的学风在社会、政治等种种因素的打击下已经遭受了严重的扭曲:学习不是为了求知,不是为了承担社会责任,而是把它视为牟利的工具、敲门砖;显然,这些海归们无论是当时选择海外留学还是现在选择归国基本上也抱着这样的心态,因此,他们一旦获得了社会给予的优势地位,也就必然会掀起了浓重的功利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学术风气,而知识分子的基本理念已经荡然无存矣。

事实上,海归们近十五年来的所作所为主要在这几个方面:一是机械地搬用一些源自西方教材中的理论以灌输给青年学子,这为他们赢得了学者和经济学家的用荣誉;二是从事MBA教育以及其他对社会人员的“高级”培训,这为他们赢得了比西方学术界多得多的金钱;三是成为政府课题的承包者,这为他们赢得了大量的公共资源;四是成为既得利益者(如政府官僚或企业主)的代言人,这也是各种显性的和隐性的利益所系;五是参与新闻内体的各种活动,这为他们赢得了巨大的知名度。显然,这些海归们的所作所为表明,他们已经把个人的私利与社会的公益混杂在一起,并依靠照搬一些外来“经文”而谋取私利;正因为存在急功近利的严重倾向,国内那种所谓的学术赶超也就成了天方夜谈!而且,功利往往又是与媚俗联结在一起的,从而导致了媚俗主义的盛行和批判精神的丧失;究其原因,功利者必然缺乏反思的理念和勇气,而热衷于世俗的偏好以最大化个人私利。就当前那些极力搬用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的人,除了教会学生一些八股文式的paper制作外,似乎对具体的社会问题毫无所知;而且,他们也不能真正认知到了西方学说中的内在缺陷,以引导学生进行深入的思考,而仅仅要求他们遵循主流的规范。

当然,学术的发展不是不要接轨,但不同学科进行接轨的特点是不同的。一般地,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在学科特性上存在重要的不同:如果说自然科学具有相对的普遍性和客观性的话,那么社会科学本身则体现了一种特殊性和本土性;相应地,社会科学在学习和研究上也体现出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特性:社会科学的首要任务在于能够基于独自的社会和知识背景为对某一问题或现象的认识提供一种思路,而这种对社会现象的深刻理解是不分时间先后的。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尽管他人的研究或者他国的经验可以启发自身的思维或本国的实践,但是,这种理念毕竟还是要通过自己的深思才可以得到真正的深化,经验必须与本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才能发挥其有益的作用;特别是,社会科学中的绝大多数思维都已经前人所提及,后人所做的仅仅是基于自己所处的社会背景以及基于自身的知识把古人的知识进行深化、发展或者仅仅是回溯。为此,社会科学的任何实质性发展都建立在对前人文献全面而系统的梳理之上,需要研究者能够博采众长和学思并行;显然,这就对学者的学术精神提出更高的要求:要有忍受孤独的冷板凳精神,要有自由探索的学问精神,要有独立思考的学术态度。从某种意义上讲,自由的学问信念和交流风气是社会科学理论发展的基本动力,社会科学的研究有赖于一种纯净的求学风气以及对一种坚守的学术理念;而且,只要有真正的求知精神和自由的交流氛围以及一群坚持学术理念的学者,那么,人类对社会现象的认识就一定会深化。

但不幸的是,当前国内学术界正缺少这种自由的学术氛围和具有理念的学者,以致形式主义和功利主义之风甚嚣尘上,显然,这正是制约经济学科及其理论发展的结症所在!正是基于这种学风,从教育部到学校、学院,各级主管者都把眼睛盯在指标上,并一级一级地不断增添新的指标;在他们眼里,两个事情最重要:一是政绩,二是学校的规模档次。一般地,政绩是跟数字学术、课题学术等密切相关的,在此基础上,再通过种种的攻关,于是学校的规模以及学术的档次也就上去了;为此,这些当政者们就以用办企业的思路来办大学,试图通过金钱投入来堆砌出一个诺贝尔奖来。而且,他们想当然地把诺贝尔奖获得以及“世界一流”学术的衡量与在英文世界发表的文章数量挂钩,从而通过种种的制度设立来激励在海外杂志上发表文章;结果,经济学文章发了一大堆,但人文意识却越来越淡薄了,对周围现实问题的认识也越来越模糊了。同时,各级政府也设立了种种基金、项目以及头衔来进行学术团队的建设,尽管每年投入的钱似乎越来越多,但就是看不到诺贝尔奖的一点影子;相反,两者之间的距离似乎正变得越来越大:学术在国际上的地位不但没有上升,反而在不断下降。事实上,国内各高校从上到下都在搞“大跃进”:为了实现这种政绩目标,各个主管者都大肆采取胡萝卜和大棒双管齐下的策略,以为“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可以用到学术研究中;例如,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在一年之内将《经济研究》上发表论文的奖励额从1万元提上到4万元,而其他一些院校甚至提升到6万元。

显然,与这种激励和逼迫机制相适应,各种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学人热衷于造假。据2009年7月10日,中国科协发布了5年一次的“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显示:55.5%的科技工作者表示确切知道自己周围的研究者有过至少一种学术不端行为,分别有43.4%、45.2%和42.0%的科技工作者认为当前“抄袭剽窃”、“弄虚作假”和“一稿多投”现象相当或比较严重,认为“侵占他人成果”现象相当或比较普遍的比例高达51.2%。即使如此,一些院校及其领导为了政绩考虑,不仅不主动公开进行处理,而且本身就打肆使用单位资源进行寻租。西安交大的6名教授曾联名举报一名长江学者学术造假,但学校领导前来做工作时却说,“西方发达国家也有30%左右的学术不端,何况我们发展中国家呢?沿海地区70%到80%造假,西北的老实人还要打假,学校以后还怎么发展?”更为甚者,这种学术造假还得到社会大众的普遍谅解和同情:看看周围,无数的贪官、无数的造假售假者,造成成千上万的受害者、社会巨额的损失,与这些相比,高校老师的一点剽窃又算得了什么?[1]即使面对层出不穷的且引起社会大众广泛质疑的那些典型学术造假行为,各高校也是能遮就遮、能拖就拖,几乎没有什么院校主动制定有效的防范机制;即使要处理,也主要是针对那些处于弱势地位的研究生,要知道,这些研究生的行为主要是受其导师的影响,更不要说导师往往分享了学生造假的收益。

可见,当前教育界的这些当政者的所作所为表明,他们并不真正关心学术的真正发展,从而不会去努力培育健康的学风和学术精神;相反,却试图通过填满各项指标表格、向外展示漂亮的指标数据而显示自己的政绩,以致当前国内的学术根本上是为指标而存在,却忘却了学术的实质。因此,当前国内经济学理论发展的结症,在于整个学术制度的崩坏和学术风气的沦丧,在于学者们日益丧失了其应有的社会责任;而不在于形式规范与国际惯例之间的差异,不在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观点不够普及。事实上,尽管当前教育界的当政者们往往试图通过与国际接轨引入欧美规范来促进学术研究的发展,但现实的结果往往是手段成了目的:经济学理论的实质发展不见了,而形式规范成了“为规范而规范”。结果,改革激发了功利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学术行为和态度,越来越少有人关注基础理论的探索,越来越少有人愿意关注周边熟视无睹的现象;相反,越来越多的人热衷于仿效主流经济学的论文形式,努力炮制一篇又一篇用于职称评定或课题奖励的paper。在这种改革思维的指导下,所谓的学术赶超当然也就成了天方夜谈!

三、如何衡量经济学家的合格性

当前的经济学家是最容易引起争议的群体之一,有人对他推崇备至,而有人则对之大加鞭挞;新闻媒介上充斥了“著名”经济学家的宣传,而有些人则认为,国内真正的经济学家屈指可数,又何来“著名”?而且,社会上或学术界对一个学者进行评价的标准往往相差天壤:有的从其对政府决策的影响,也有人从其对大众的影响力,有人从其媒体曝光率,也有人从其获得各部门接课题的能力,有人从其学术立场,也有人从其海外背景,有人从其市场赚钱能力,也有人从其职称职务,有人从其发表文章的数量,也有人从其系统专著。当然,一个学人的成名起步往往有赖于被圈内人认可,而圈内人认可的程度往往就是在海内外那些所谓一流刊物上发表文章的数量;正是基于这一标准,丁学良等就宣称“中国真正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然而,尽管笔者同意丁学良等对当前国内经济学界状况的基本判断,但却不赞同他们的评价标准;事实上,这些标准都是舍本逐末的功利主义标准,它会使得学术界的形式主义更为严重,并最终导致真正学术的完全丧失。

其实,要判定一个经济学家是否合格,首先要明白经济学家的职责何在以及有多少人承担起了这种职责;显然,经济学家的职责又与经济学研究的目的和内容有关,要看经济学家的工作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这个目标的实现。一般地,经济学研究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人类社会的福利,这包括整个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以及社会成员福利状况的改进这两个方面;而就当前国内社会经济问题的症结而言,主要在于公共领域关系的扭曲和社会制度的失范,因而关注公共领域也就是一般学者或知识分子的基本职责。基于这一视角,我们认为,任何合格的经济学家都首先必须是一个学者或知识分子,不是学者的经济分析者决不是经济学家,最多是经济分析师,或者某行业或企业的研究人员。而一般来说,一个学者或知识分子有两个基本要点:一是他的社会责任观,二是他的学识广博程度;一个人的知识无论如何丰富,但如果没有公共的视野,也无法成为真正的知识分子。

一方面,儒家学者的基本理念和使命就在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天下开太平;但是,现代学者却抛弃了对弱势“生民”的关怀,而蜕变为抬轿主义者,或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一者,他们努力揣摩领导的意思,只要上面已经作了决定或领导已经表了态,一些专家就会为此找理据,为此造势,为此阐释细节和意义;二者,他们往往为了获得一些物质利益而沦为国内外利益集团的“御用”专家,为社会明显不正义的行为寻找辩护的理论依据。显然,这在主流经济学“家”身上表现得异常明显,有学者就将这种为利益集团服务的现象归纳成这样几类:一是欧美大企业、大银行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高薪聘用一些经济学家,试图利用其市场地位来影响政府决策;二是外国机构和外国基金会在我国境内出钱资助经济研究机构,使其成为影响社会舆论的重要工具;三是国内某些企业明里暗里“团结”部分学者,使其成为本企业或本行业的代言人;四是学者本身在该行业或该市场(比如股市)有巨大利益,为维护自身利益不得不借“著名专家”的地位来影响政府决策;五是个别领导干部亲自带研究生,迅速提拔嫡传弟子,以致他们的门徒大都身居要职,在政治和学术上形成一个相互维权、相互“抬轿”的“小圈子”。[2]

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现象错综复杂地联系在一起,因而解决现实问题必须具有非常广博的知识;但是,相当一部分主流经济学“家”往往局限于教材上的基本原理来闭门造车,而对现实问题熟视无睹。例如,经由这些学者鼓噪的国企改革、金融改革、教育改革、住房改革、医疗改革以及其它社会保障等就极大地损害了民众的利益,但他们却往往装聋作哑,甚至睁眼说瞎话,根本否认这些问题的存在。而且,这些学者为了吸引眼球,刻意地把自己打扮成为大众生产喜剧或轰动效应的明星和演员,从而好发雷人之言、作惊人之举。譬如,早期一些学者就提出通过火车票提价来缓解春节的交通压力,通过大学学费上调来促进穷人就读,通过提高水价来防止富人搭便车,等等,结果招致社会大众的谩骂。再如,近来面对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同样是这类学者开始主张将国家的外汇储备拿出一半分给全国老百姓,以增加国民财富和拉动内需,甚至将现有上市公司中央企业国有股的40%约6万亿拿出来分给13亿人民,从而获得不少大众的喝彩。甚至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蒙代尔也建议中国拿出1万亿消费券发放给全体公民,并认为1万亿消费券可拉动有效需求增长3.5%,而如果把消费券控制在三个月内花完,则可拉动有效需求上升14%。但实际上,大规模发放消费券的建议本身就是一个雷人之言,因为这些好事者自己根本不承担其中的责任;或者,它仅仅是为政府规划的8%增长率而出谋划策,却根本没有考虑它的长期后果,最多是治标而不治本的功利之举。其实,只要静下心来深思就会明白,大规模发放消费券根本是不可行的,其效果也是非常有限的,甚至是适得其反的。

因此,作为一个合格的学者,他必须具备独立的、不受强力因素支配的研究精神、科学作风和研究条件;只有这样,其研究工作才能不受权力、金钱等外力干扰,其研究成果才能真正具备本应具备的经济前瞻性、指导性。尤其是,作为一个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他根本任务不在于解决特定具体的那些私人领域的问题,更不在于为了私利而形成相互攻讦的利益集团;相反,他能够跳出个人的利益关系而承担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道德责任,努力通过知识探究来启蒙社会大众和促进社会进步,这也正是知识分子不同社会其他群体的地方。譬如,启蒙运动时期的大多数思想家都具有社会特权背景(是贵族或高等法官的子弟),但他们基本上都能够跳出当时教会或贵族精英的圈子,积极推动社会的改革而不是维护社会等级和现状;而且,为了实现自己对人类社会的理念,他们的活动往往冒着很大的风险,小到被罚款、丧失经济保障,达到被流放、被投入监狱,甚至被处以死刑。同样,在古典经济学家中,除了斯密没有见到自己的父亲外,马尔萨斯、李嘉图、约翰.穆勒、葛德文、孔多塞以及马克思等的父母都对他们的培养基于了厚望,但他们最终都反抗其父母的权威而选择了自己的人生道路。而且,他们的价值判断和立场与他们所隶属的阶层也往往相差很大,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发生在李嘉图和马尔萨斯之间:李嘉图致富后买了大量的土地而成为一个大乡绅地主,而马尔萨斯一直是一个清教徒和教师而不是地主阶级的成员;但是,李嘉图却极力主张非常当时有利于传统地主阶级的谷物法而倡导自由放任政策,而马尔萨斯却极力维护谷物法而最多是一个冷淡的自由贸易者。

当然,要真正承担知识分子的应有责任,就必须能够静下心来潜心于理论探索思考,只有通过长期思索而发现的理论以及由此影响的制度安排才是夯实社会长期发展的基石;同时,他们具有真正哲学王般的知识、操守和行为方式,能够针对关注弱势群体和人类的长期发展,从而才能为理顺公共领域的关系而努力。这意味着,学者的评价标准根本上体现在他的求知精神和对社会责任的承担这两方面,经济学家对社会最直接的功效也就在于培养青年学子自由的学问精神,培育独立思考的能力;显然,自由的学问信念和交流风气是社会科学学术发展的核心,只要有自由的求知精神和交流氛围,我们对社会现象的认识就一定会深化。特别是,就当前国内学术的现状而言,学风是制约经济学科及其理论发展的结症所在。正因如此,笔者对一个人是否是真正的经济学家的判别标准不是像丁学良等所依据在欧美杂志发表或转载的论文数量,而是依据他的基本学风;徐复观就指出,“一个人在学术上的价值,不仅应由他研究的成果来决定;同时,也要由他对学问的诚意及其品格之如何而加以决定。学问是为人而存在;但就治学的个人来说,有时也应感到人是为学问而存在。”[3]显然,徐复观的话更适合社会科学,试想,一个对学术没有真正的兴趣,不是努力提高自己认知的人,他搞的学问能够有实质内容吗?最多是尽可能搞一些噱头来装腔作势罢了,通过各种歪道来填充那些形式上的指标;而殊不知,社会科学教研的首要目的是提高人的社会性、充实人的精神、提高人的社会责任,以及形成踏踏实实的学风。

一般来说,一个人的学风包含两个基本方面:一是对知识追求的热情态度,一个真正的学者总是寻求与他人交流思想的机会,即使为此需要付出巨大努力和成本也在所不惜;二是对知识追求的执着努力,一个真正的学者将非常珍惜自己的科研时间,不愿意浪费在大量的与学问无关的琐事上。试问:在目前那些出名的经济学家中,有几个愿意免费作学术报告?要知道在国外,学术研讨会大都是免费的,受邀讲座本身就是对作讲者的一种荣耀,是以此获得思想交流的难得机会;而我们的学者首先必然要谈妥出场费,甚至有专门的经纪人联系,这算什么真正的学者?[4]他的目的是传播学术和交流思想吗?同时,再计算一下他的时间,有多少是用于读书和思考的?他发表的文章中又有多少完全是由其本人完成的?

其实,作为一门关注公共领域问题的学科,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必须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关注社会,关怀人类,向社会提出自己长时期思索的洞见,推动社会的不断进步,而这需要渊博的知识;也就是说,知识的广度和丰度也是衡量经济学家的一个重要尺度,那些专注于运用一些抽象分析工具进行疑难攻关而对社会常识无知的人,也算不上是真正的经济学家,尽管他也许在一些主流的杂志上发表了一些“符合规范”的文章。然而,无知便胆大,也更振振有词,更觉得自己是个经济学家;而且,那些对社会科学并不懂多少的人,更倾向于追慕西方所谓的学术规范,从而更强调社会科学的数量化。譬如,就教育的收益而言,这些人就会想当然地从大学生毕业后的收入与大学四年的教育投入的关系中断言,当前我国的大学教育投入是过度的;而须不知,教育的根本作用不在于收入,而是对人生的认识、需求境界的提高以及促进社会的合作和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

同样,对社会科学特点不很清楚的人,也往往用在国外杂志上发表文章数量来吓唬人,还要装成自以为是的权威;事实上,近10年来权威的SIS评估系统本身就受到广泛质疑:不但这个指标本身就不科学,因为真正有价值的思想往往是非常滞后的,而且,利用SIS系统的“影响因子”进行作假的刊物已经成了目前的国际公害。从某种意义上讲,文章被应用程度仅仅体现了它的影响力,却不能体现其学术水平的高低,而且,这种影响力本身往往是与作者的地位或势力相关的;学说史上就不乏有很多缺陷非常明显的文章,几乎所有的人都对之作了各种各样的反应,从而具有非常高的引用率,但却阻碍了学术的实质进步。肯尼迪就写道:“许多观察家已经开始对通过引用指数来测度学术价值的做法表示担忧,其中有人对流行与优秀之间的相关性表示怀疑。许多与质量无关的因素,却显然会影响引用频率。……基于引用率的排名系统,将会对那些针对面较窄或暂时不流行的领域中的优秀论文不利,并因此可能忽视真正的研究突破。”[5]试想:这样具有高引用率的文章有什么意义吗?它只不过为一些庸俗学人提供一些可以炮制垃圾的话题而已。

显然,西方社会之所以使用所谓的SIS评估系统,根本上20世纪70年代后日益盛行的功利主义学风有关;这种功利主义往往是短视的,从长远来看将会导致整个学术界的“囚徒困境”。霍奇逊写道:“20实际初,几乎所有视图理解和解释现实世界的社会经济体系及其过程能够的学者,都在经济系任教。这些经济系聚集了威廉.斯坦利.杰文斯、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索尔斯坦.凡勃伦、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约瑟夫.熊彼特之类的人物。到了20世纪末,情况完全不一样了。根据今天占统治地位的数学标准,20世纪初期很多最重要的经济学家可能难以在一所重要大学获得一个职位。到了20世纪末,很多对现实世界经济问题的研究已经不是经济系的工作了。”[6]同时,就国内经济学界而言,一些学者之所以提出基于SIS评估系统的学术评估标准,也是与他自身的优势以及所生存的社会文化有关的。汪丁丁就曾写道:“香港是个以短期投机为中心的大市场,在这里,‘名牌’意识始终主导着我们的追求”;[7]显然,这些海归人士深受西方主流意识和国内功利主义的熏陶,从而一切都以主流规范来判断学术水平的高下。然而,这种评估标准远远离开了科学知识的基本内涵,也与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这门学科的性质相偏离;试问:连社会科学的性质以及研究的基本作用和价值所在都搞不清,却在经济学界一味追求所谓的学术国际化,岂可获得真正的创见?事实上,正是过于强调国际接轨、规范等表面层次,强调学术研究的西方指标,反而造成了当前经济学界乃是整个学术界的怪现象;呜呼,仅仅如此,吾已知我国学术之衰状矣!

可见,判断一个经济学人的水平需要依赖于两个条件:知识渊博程度和社会责任精神,而不能仅仅依凭在所谓主流刊物上发表论文的数量。事实上,早期的经济学家很少关注自己文章发表的刊物,而关心自己是否有真正的认知,以及这种认知是否真正有助于现实问题的解决;相反,如果仅仅着眼于文章发表的刊物,那么必然会走上形式主义,反而窒息了经济学的研究。特别是,由于当前学术体系主要是有英语世界的美国所设定的,因而如果追求所谓的国际接轨并主要以SIS来进行评估,那么,这些非英语国家的学者就不得不大量使用数学,从而为那些数学出身的人士提供了优势;究其原因,“如果你的母语不是英语,那么要按学术杂志的要求写文章就很困难。而数学家可以用数学获得主要杂志发表文章的进入权。”[8]事实上,很大一部分正是由于语言的因素,而且,崇尚用英语写文章或者在英语刊物上发表文章,那些非英语国家的经济学的数理化取向更趋极端,以致反正统的经济学研究征快速消失。一般认为,日本经济学的批判精神最为强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日本崇尚以日文发表论文;不过,近年来,随着对学术国际化的强调,日本学术的美国化和形式化取向也已现端倪。因此,要从经济理论发展和经济问题解决的角度评估一个经济学家,我们的衡量标准应该是审慎的,不能仅仅以形式化的主流杂志为标尺。

四、简短结语

就像所有的学者一样,经济学家这一岗位本身就属于公共领域的,他不断地发现洞见以增加整个社会的认知,从而他的工作具有高度的公共品特性;而且,社会责任也是学者的根本特征,因而学者根本上是关注整个社会发展的,而不是为特定企业或个人服务的,否则他就仅仅是作为一个企业或团体的研发人员而存在。事实上,西方社会中那些学院派经济学家,除了从事一些基本的上课、编写教材等活动之外,就是接受象牙塔里的智力挑战,不断地把一些常识性的知识模型化;但显然,这不但把经济学家应承担的公共责任给抛弃了,从而也使得“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师岗位蜕变为一种普通的教书职业。特别是,尽管国内那些“主流”学者积极追求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思维、分析框架乃至基本理论,但所作所为完全背离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特质:他们根本无法像西方“学者”那样心甘情愿地呆在高校的象牙塔里从事纯粹数理模型的构建和形式逻辑的推导,而是试图游刃有余于学界、商界和政界:为商业、企业、证券、金融等私人领域出谋划策,积极充当各级各个部门的政策顾问,但实际上却根本解决不了实际的经济问题。综上所述,尽管笔者不赞同丁学良等的评价标准,却基本同意他们对当前我国经济学界状况的大体判断:当前国内合格的经济学家即使可能不止5个,也不可能相差太远。

事实上,尽管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引入,对根除传统经济学中的僵化思维确实产生了非常大的震撼作用,但是,也正是主流经济学本身所内含的功利主义倾向以及那些功利的“主流”学者在国内掌控的翻云覆雨的话语权,引发或加速了国内学术的沦丧。其实,尽管作为当前主张经济学与国际接轨的代表人物,邹恒甫积极投身于国内经济学教育改革;但试问:这些学校之所以实施主流化改革,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提高真正的学术探索和理论研究吗?还是因为某些领导借改革和接轨而追求排名上的政绩,或者争夺某种资源和话语权?当然,笔者相信,邹恒甫等人的本意是良善的,而且,笔者也深知,他注重的接轨与当前国内另外一些学者的接轨存在很大的不同:因为邹恒甫的接轨包含了对那些非主流及关注贫困的学派的关注而显得更全面,而国内那些片面强调主流范式的很多人往往是打着接轨的旗号而行私利之实,其强调接轨的往往是局限于有利于自己的那种学说或方法。但尽管如此,由于邹恒甫先生是如此卖力地接轨,而且,主要宣传的又集中于那种狭隘的“主流数理”经济学,同时却没有对其产生背景、提出目的以及内含缺陷多加解释;那么,笔者就有理由担心,在主流化倾向如此甚嚣尘上的当今经济学界,简单的倡导必然会使得接轨偏离他们原初的目的,功利主义和物欲主义必然会窒息真正学术的探讨和追求。

正因如此,通过长期以来对国内经济学现状及发展取向的反思,笔者深深认识到,当前这种治标不治本的教育改革确实已经使学术陷入了另一个极端:限制学术争鸣的教条主义被打破了,但却陷入了另一个只重形式的教条主义,而且,由于新的思想交流规范没有建立起来,导致每个人都可以不负责任地海阔天空。鉴于当前的现状,我们需要静下来认真反思一下:经济学果真应该国际化吗?又如何与国际接轨呢?显然,在那些功利主义者的支配下,国内经济学的接轨基本上是停留在形式和规范上,而对真正的学术精神却被无情地抛弃了。其实,笔者也曾一再强调,新古典经济学主要关注的是私人领域的问题,是完善的法律制度下的行为经济学;但是,国内的经济问题根本上是社会制度问题,是一个常识性的公共安排都无法设立和施行的问题,需要解决和关注的也正是在于社会制度改革和完善等公共领域的问题。[9]正因如此,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在国内应用也存在严重的水土不服的问题,而且,那些追慕主流而热衷于实证的人根本不可能得出任何理论、任何洞见;然而,迄今为止,学术界仍然很少对此进行反思,充斥的是如何与国际接轨不足的声音,显然搞错了问题的重点和实质。因此,在经济学的国际接轨已经近20年的今天,我们应该重新进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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