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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的博客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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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当前盛行的经济学国际化现象  

2009-11-24 14:28:07|  分类: 经济学教育改革探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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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当前盛行的经济学国际化现象

--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理论研究之差异谈起

 

主要内容发表于<当代财经>2008年

 

内容提要: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把经济学当作自然科学来研究,强调经济学的普遍性和客观性;正因如此,国内经济学也开始兴起了一股经济学国际接轨的浪潮,主张国内经济学要向欧美经济学看齐。但实际上,经济学本质上属于社会科学,而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具有非常不同的特点:它关注本土现象,具有强烈的人文性,理论发展也呈现出否定之否定的轨迹。正因如此,当前这种国际化的思流和路径必须引起深刻的反思。

 

一、引言

目前,国内经济学界一个重要思潮就是与国际接轨,加强经济学理论和思维的国际化;正因如此,各院校都在竭其所能地引进海归学者,由海归学者来主导经济学的改革:不但在教学上极力推崇的原版教材,在理论研究上更是迷信在英文世界发表文章,推崇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数理化倾向,从而加速了当前这种庸俗的实证主义思潮。[1]当然,不可否认,由于近百年来中国在学术科研上的积累已经远远落后于欧美诸国,因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引入对根除传统经济学中的僵化思维确实可以产生显著的积极作用;但问题是,当今社会中国学术与欧美相差最大之处并不在于明示式的知识和形式上的规范,而在于国内学术风气的扭曲以及学术理念的消逝,因为前者是比较容易进行移植的,而后者则依赖于一系列的社会条件。事实上,制约当前中国经济学发展的主要障碍不在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和知识被隔绝,也不在于西方学术上的“形式规范”没有有效建立起来;相反,根本上在于整个学术制度的崩坏和学术风气已经严重沦丧,很多学者已经完全漠视了其应有的学术理念和社会责任。因此,学术上如果要与国际接轨,首先就需要学习国外的学术精神和借鉴它们的学术制度;但问题是,当前那些所谓“国际接轨”又是接得怎样的轨呢?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当前学术界中的国际化改革几乎都是一些极具功利心态的人士所发动的,并且主要是那些经济学出身的副校长、校长助理或者院长所积极推动或参与的;结果,经济学的国际接轨基本上只是停留在形式和规范上,偏重于教得内容,而那种真正的学术精神却被无情地抛弃了。例如,目前国内一些主要大学就模仿欧美而作出这样的规定:导师应该对研究生支付生活津贴,从而变相迫使研究生跟随导师从事课题研究,而那些没有课题的导师则丧失带研究生的资格。[2]显然,这种改革完全没有考虑到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社会科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的差异。试想:当前的那些课题又多少是理论型的,研究生们有几个具有了理论研究的能力?同时,仅仅粗涉教材的研究生们又对社会现象了解多少呢?一般地,社会科学的学习首先要夯实深厚的理论基础,在缺乏广博知识的基础上就从事所谓的课题研究是非常荒谬的;正因如此,当前的这些功利性改革将彻底搞垮中国的基础理论研究,尤其是社会科学领域的基础学科。事实上,正是由于以自然科学的思维来对待社会科学,造成了社会科学中基础理论研究的窒息,并制造了一批到处夸夸其谈的新闻“学者”,从而极端地扭曲了学术风气。

二、自然科学理论研究和发展的一般特点

我们知道,西方社会的基本思维是自然主义的,它试图按照自然规律的视角来探究社会现象,特别是,新古典经济学把研究对象限制在物质资源配置的私人领域之后,更是把自然科学视为模仿的对象;在当前国内的经济学界,尽管还留存一群局限于主义和立场之争的传统马克思主义者,而新一代的年轻学者则基本上已经皈依在自然科学的石榴裙下,强调经济学的科学化和客观化。但问题是,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与自然科学之间果真如此接近吗?因此,在探讨经济上以及学术上都处于后发状态的国家或社会如何发展其社会科学之前,直接地说,在探究经济学是否要像自然科学那样追随国际前沿,是否要全盘引进西方学说之前,我们首先来比较一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两门学科的研究特点。一般地,自然科学的研究主要体现为人对自然世界的探索,它往往呈现出两个基本特征:一方面,自然世界是由所有的时间和空间中都相对不变的一个物理上的一致体系所支配的,即自然现象是相对稳定的,因而自然规律在任何地点或时间都是有效的;另一方面,人类对自然世界的认知是随着工具的发明以及理性的提高而逐渐深入的,而且往往只有在有关研究视角、分析工具或者物理机理等方面取得某些重大突破以后,才可以开启一个新的认知,并导致研究范式的转换和科学的革命。基于这两个特征,自然科学的研究也尤其独特性,这里简述如下。

(1)自然科学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基本层次:基础理论和综合应用。其中,基础理论研究主要是在一系列的概念体系的基础上构建出自然现象背后的规律,而这种规律在特定的时空下是稳定的,并且是可以通过猜想-反驳机制不断完善和发展的;因此,人类在每个历史阶段上所获得的认识和研究成果将成为自然科学不断走向更成熟、更正确的阶梯,这是自然科学理论发展中的连续性和进步性。综合应用研究则是把迄今为止的理论研究中最为“进步”的认识用于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实践,并通过实践来检验基础理论的正确性;显然,这种研究实际上也就是把理论成果转化为实际效益,因而自然科学的应用研究特别关注理论研究的前沿成果,关注理论的适用性和收益性。

(2)在新的科学革命没有出现之前的很长时期内,主流的自然科学原理往往都会获得广泛的共识。究其原因,尽管任何科学理论都具有主观性,但自然科学的位置客观性要求人际不变性,在可重复性和还原性的基础上具有可检验性;因此,自然科学中很少出现不同的派别,很少出现众体系林立的状况,即使有也主要是集中在那些还未得到检验的猜测性假说上。相应地,自然科学领域中绝大多数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这样两大领域:一是基于常规范式下对一些细节问题作些微小的理论修补和发展,从而对自然的探索也是具有非常强烈的继承性的;二是在掌握了现有的知识原理之后结合具体自然环境作些应用性研究,从而很注重实验室的日常检验。而且,由于自然现象本身具有稳定性以及自然科学的实验是可控的,因而这种对基础理论的变通性应用往往是可行的,从而需要关注相应领域的最新进展。

(3)自然科学领域中那些异端的猜测性假说一旦获得证实,往往会导致整个理论体系的革命性变革。究其原因,自然科学具有很强的“统一性”,整个自然科学的理论体系往往都是建立共同的假设基础上的;因此,自然领域中任何思维的重大发现,或者对一些原来留存的疑难点获得了明显突破,往往都会颠覆整个理论前提,从而大大促进整个自然科学的理论发展乃至研究范式的转换。而且,即使那些狭隘的领域偶尔出现无法消除和解决的反常现象也会动摇常规范式,例如,迈克耳逊-莫雷实验就动摇了整个“经典”物理学的基础,并对狭义相对论的创立产生了重要影响。正因如此,尽管自然科学领域的日常科研往往是基于现有理论和常规范式进行一些局部的探索或作一些具体的应用性研究,但是,最高水平的自然科学研究却在于对某些理论难题的攻克,或者通过各种实验对新假说的验证,这也是波普尔所谓的证伪工作。显然,试图通过对一些难关的攻克引发理论的革命,也就是自然科学的基础性理论研究,这些工作是自然科学领域的最高殿堂,因而从事这种研究的往往都是那些具有异常禀赋的天才人物。

(4)自然科学领域的理论进展主要体现在最新研究paper上,从而并不热衷于系统性专著的撰写。究其原因,在自然科学领域发生理论突破之前,自然科学的研究往往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常规范式,这种常规范式下的基本规律以及理论体系对业内人而言往往是不言而喻的;因此,自然科学研究者的主要工作是基于对一些特定难题的探究或者应用中细枝末节的发现,或者是一个具体应用的条件或流程设计。相应地,自然科学研究者的科研成果也主要体现在就这些细枝末节上的新观点或新发现所撰写而成的一些paper上,从而一般不会热衷于撰写整体性的理论著作,除非他希望重新编一套吸收最新成果或者更适合教学逻辑的教材。事实上,在常规范式主导的漫长时期内,自然科学领域中的著作往往都呈现出大同小异的教材体式,因为写进自然科学教材的理论基本上都是已经得到检验或者学界认可的,主要是总结和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而缺乏撰写者本人研究成果的个性差异;尽管在新理论和范式的提出和推广过程中,也会因存在一些认知上的差异而出现的稍有不同的教材体系。

(5)自然科学中开创性专著的出现往往具有非凡意义,甚至可能会导致科学范式或研究纲领的变革。究其原因,自然科学的科学知识往往具有共同性,只有当自然科学理论在逻辑或实践上遇到了严重的危机,并由此而取得了新的重大科研突破后,从而需要对自然科学理论体系进行重新阐述时,才有必要撰写一个新的专著;同时,一旦对事物之间的作用机理或者内在物质产生新的认识并且得到了检验,那么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对传统理论的否证,从而就会对传统理论体系产生颠覆性影响。事实上,往往只有那些相关领域的大师特别是那些取得理论突破的研究者本人才会撰写一部新的理论专著,那些对自然科学作出主要贡献的学者如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霍金等人都曾撰写过具有全新体系的巨著;而且,他们的著作基本上都改变了人类对自然世界的认知,从而极大地推动了科学技术的进步。

(6)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往往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和应用的稳定性,因而其研究成果往往传播较快。究其原因,主要有理论的客体特性和传播的主体动力两方面因素。就自然科学理论的客体特性而言,自然规律仅仅依赖普遍的自然环境,这与人及社会的因素相对无关;因此,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本身也具有较强的普遍性,以致自然规律一旦发现之后就可以迅速被传播、验证和应用。就理论研究者传播的主体动力而言,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激励往往锦标赛的特点,科学的桂冠集中戴在那些最先最早地发现规律或取得突破的学者身上;相反,即使其他人在自然科学领域也独自取得了突破性的理论进展,但如果国际上的类似研究已经在先,那么他那“独自”的研究也往往变得毫无价值。正因如此,自然科学领域往往会出现为冠名权或谁先谁后的争夺,有的甚至成为永远无法揭示的公案;同时,这也是为什么自然科学的研究需要关注前沿的原因,每个顶尖学者都希望尽可能地利用他人的研究而成为第一个最终发现“圣杯”的人。

(7)自然科学的综合应用往往具有丰厚的研究红利,因而其研究成果往往会受到刻意的保护或隐藏。这也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说明。一方面,由于自然规律及其理论的普遍性,同时,理论和应用之间往往又存在时滞;因此,那些以追求利益为目的的研究者往往会有意识地隐藏自己的发现,那些应用性的理论研究尤其如此。另一方面,由于自然科学的应用研究具有很强的获利性,像一些专利、发明等都是实实在在的,都可以直接从市场上为个人或者所在单位、国家带来实实在在的社会利益;因此,每个发明者、团体都比较注重对一些应用性研究成果的保护,国际上也就制定相应的专利制度和保密制度等。事实上,在当前社会中,知识产权的开发和保护已经成为每个现代国家关注的核心课题。

可见,自然科学具有强烈的客观性、中立性和普遍性,因而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应用研究需要关注前沿,要与国际接轨。究其原因,就可行性方面而言,基础理论往往难以在短期内获得市场利益,而长时期的隐藏或保护会限制人类知识的发展;因此,国际上往往规定基础理论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只是社会对那些发现者提供一定的奖励回报,为此,为了争夺优先发现权,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成果往往是公开的,甚至一些应用性研究为了获得优先发明权也会尽早公开其研究成果。就必要性方面而言,自然科学的研究收益体现在最新科学技术的应用上,而基础理论研究则是应用性研究的基础;因此,自然科学的研究切忌闭门造车,而需要并可以时刻追随相关研究的国际前沿,这不仅体现在基础性理论研究上,更体现在应用性理论的研究上。

三、社会科学理论研究和发展的一般特点

尽管社会科学的研究也可分为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这两个基本层次,但由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存在根本不同的特点,因而两者的研究思维和方式在本质上也必然存在不同。事实上,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人类社会以及由人造成的社会现象,这比自然现象更复杂、更多变,不但难以发觉固定不变的社会规律,而且也体现了人类的行动影响;因此,社会科学的理论不仅具有强烈的主观性,同时,也缺乏自然科学那种一元单线的发展路径,而是往往呈现出否定之否定的认知轨迹。正因如此,社会科学的研究与自然科学的理论研究呈现出明显的差异,这里简述如下。

(1)社会现象的影响因素不但复杂多变且具有整体性,因而社会科学的研究需要非常广博的知识。事实上,社会科学是相对晚近才出现的学科,相对于之前出现的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学科而言,它的理论研究最具体、最复杂,与社会实践的关系也最直接,并需要利用所有其他科学的一切成果。正因如此,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之理论研究往往具有这样两个基本特点。一是经济学的理论不是建立在抽象的纯粹假设之上,而是源于人类社会的人伦日用,需要挖掘现象背后的事物本质;显然,揭示较自然现象更为复杂的社会现象往往需要更为广博的知识,而本质认识又往往依赖于大量的个人知识及其独特视角的基础之上。二是经济学常常把自然科学中所发现的物质法则当作可作论据的事实来接受,而不是专注于技术性问题;显然,经济学中的技术性手段如线性规划、对策论、统计理论等都是数学家或其他自然科学家发现的,因而这方面的难题攻关本身不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2)正是社会科学本身具有强烈的实用性,因而绝大多数经济学者热衷于应用政策的研究,试图把人类在自然科学或其他领域中所发现的规律、公理以及所积累的理论知识应用于人类社会的实践之中。当然,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在如何借鉴自然科学理论方面却与自然科学的应用性研究存在根本性区别:自然科学的应用研究由于存在可控实验而能够直接使用自然科学理论中发现的原理,而社会科学的应用研究仅仅把自然规律视为假设性条件,以此假设得出的命题只有在那些没有考虑的因素不发生作用的条件下才是正确的。但是,由于这些因素的探究是解释和预测真实世界所不可缺少的前提,因而社会科学的应用特别要注意这些具体复杂的影响因素;即使物质资源配置这类属于私人领域范畴的理论在应用时也必须关注具体的条件,因为社会科学中没有任何问题是纯粹私人性的。在某种程度上讲,社会科学的应用政策研究是一门艺术,它考虑的是如何恰当选择已有的理论问题,这就有两个基本要求:一是要对具体对象进行详细的描述,从而便于选择相适应的理论;二是要有广博的知识,从而使得理论选择集更为丰富。

(3)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也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两者的研究特点和要求存在很大的不同。一是基于数理逻辑的功能性研究,这是基于特定假设前提的纯粹象牙塔式研究,其任务是推理不同条件变化下的结果反应或者寻找更适宜互动模型和检验工具。显然,由于这类研究的成果具有强烈的抽象性,因而尽管它能够对人类实践或制度变革提供启发,但却完全不能直接加以应用;而且,由于从事这类攻关性研究的学者大多是出身于自然科学,他们并不具有解决具体社会问题的具体知识。二是基于内在机理的因果性研究,其首要任务在于对具体社会现象的深刻理解、本质的揭示以及事物之间因果关系的剖析。显然,由于社会现象本身是一个相互依赖的整体,因而这类研究需要非常广泛的共同知识和个人知识;而且,由于对本质的探究体现了个人的认知和立场,从而使得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具有强烈的主观性和规范性。

(4)社会科学的理论具有强烈的主观性和个体性,因而难以像自然科学那样达成普遍的共识、形成“真理性”的知识。事实上,社会科学本身是一个“为己之学”,其学习和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增进个人的认知,在个人获得真正的认知后再通过教授而提高他人的认识;因此,社会科学领域的那些大家们一生都在努力地“活到老、学到老”以不断增进自己的认知水平,在此基础上撰写出系统性的理论著作。同时,由于社会科学领域的认知本质上是个人性的,因而时空对社会事物的认识来说并不很重要;因此,社会科学领域的思想进展往往非常缓慢,没有自然科学理论那样的直线式的“进步”。特别是,尽管他人的研究或思想可以启发自己的思维,但要将人类积累的知识应用到实践或者加以时代的检验毕竟还是要通过个体的理解和消化这一环节;也即,人类社会在社会科学方面所积累的理论或知识,只有通过后人的咀嚼、反思以及补充、完善以后才可以得到真正的深化,因而个人认知的增进必然依赖于艰苦的学与思。

(5)社会科学的理论和知识具有强烈的连续性和反复性,因而“为往圣继绝学”在社会科学中体现的尤其强烈,它要求注重历史文献的梳理。事实上,社会科学的理论和知识首先来源于人类实践,来源于人们的日用人伦,而人类社会发展本身存在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因此,体现经验事实的社会科学领域的绝大多数观点、理论以及相应的研究思维往往都已为前人所提及,也即,人们对社会科学理论的认知往往会出现一种回溯或返祖现象,并将这种认识传授给后来者。当然,由于受时代背景、知识积累以及个人认知的限制,前人的论述往往比较粗糙,后人的主要任务是在经典文献的基处上对理论体系进行完善和发展,而不是以求新求变的态度不断地推出所谓的新理论。正因如此,社会科学家并不是要像自然科学家那样在推翻前人理论的基础上促进理论的革新或发展,而是要通过详细剖析前人理论的特点及其适应的社会背景并结合后来的实践对之进行深化、发展,从而更好地指导时下的社会实践。

(6)由于社会科学理论本身具有时空性,对社会现象的认知都是一定社会背景下的产物,因而其理论发展不是直线性的。事实上,任何社会科学的理论体系都是建立在特定的引导假定之下的,而引导假定之间本身又是不可通约的;因此,社会科学的理论知识没有绝对的对错之分:不能说后来的知识比以前的更为进步了,而只能说认识更为精微或深化了。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说明。一方面,同一社会现象在不同时代背景下所产生的原因往往是截然不同的,不同主体基于不同的视角所产生的认识也差异很大;因此,不同时代甚至同一时代的人对同一社会现象的认知都不可能是完全相同的,以致社会科学领域很难产生为大家普遍认同的基本原理,无法形成真正的共识。另一方面,社会科学即使特定时期在一定范围内形成了特定范式,但这种范式也往往无法维持很久;相反,在任何时代都会出现相差迥异的各种观点乃至不同流派,而且,社会科学本身就是在不同体系、不同范式以及不同观点的争论、交流和折中下得以发展的。

(7)社会科学的研究贵在把经验事实和人类理想结合起来,从而构建“极高明而到中庸”的理论体系,这与偏重于“极高明”的自然科学理论不同。事实上,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根本上是要提高对真实世界的认知,这包括现状和本质等诸方面,从而影响人类社会的个体或集体行动;因此,无论是从理论研究还是应用研究方面讲,社会科学都与基于某一特定狭隘领域进行攻关的自然科学不同。一般来说,社会科学的研究注重的不是寻求某种技术性的突破,无法在对一些基本常识都无知的情况下就对某些“社会难题”进行所谓的“攻克”;相反,它需要在系统地梳理前人知识和理论的基础上逐渐形成自己对社会更全面的认知,需要能够解释和处理具体的社会现实。而且,由于社会现象本身是不可分隔的,因而社会科学研究者根本上不应像自然科学家那样局限于撰写某些基于具体疑难的paper;相反,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伟大学者往往更立志于撰写巨著,形成自己的认知体系,并寄希望将之传授于后来者。

可见,社会科学具有强烈的主观性、规范性和本土性,因而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应用研究都不能简单地照搬和移植其它时空下的学说。事实上,社会现象是复杂多变的,而社会科学理论则往往具有抽象性,因而它无法直接加以应用;同时,那些具体的研究成果本身往往具有较强的特殊性和专用性,它的使用效果依赖特殊的社会环境和特殊的行为习惯,因而也不能简单地搬用。显然,社会科学理论本身就内含了一般抽象性和具体专用性的双重特征,这使得社会科学的理论呈现出一种较强的公共性: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往往是公开的,既没有专利也不用保密。相应地,由于社会科学理论本身因源于特定的经验事实而不具有普遍性,因而社会科学领域的思想传播也呈现出双重特性:一方面,它的传播不但不会受到人为的限制,反而会受到鼓励,因为社会科学认知上的一致性便于建立更好的协作关系,这也是为什么社会科学的思想往往更容易传播的原因;另一方面,由于不同环境下对社会现象的理解不同,因而社会科学的思想的传播又往往比较困难,这种困难主要体现为受接受者本身的接受和应用能力的限制。

四、国际化程度并非是衡量经济学水平的核心标尺

    显然,源于自然现象的特征以及人类认知的特点,基于牛顿经典物理学的科学观认为,科学知识因为进化而发展,它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而不是由于突变而形成,是由于类似于加法运算“加和”而形成的;因此,科学是直线进化的、简单的、线性化的,相应地,自然界也必然是简单的、连续的、直线的、自然界没有突变。相应地,逻辑实证主义坚持新、旧理论之间的连续性,强调科学知识的渐进性:新理论不但不能和旧理论相违背,而且还要把旧理论作为一种特殊情况加以包括。显然,这种思维对现代经济学影响深远。事实上,自新古典经济学取得支配地位依赖,主流经济学就开始以力学和物理学方法为模式,坚持逻辑分析和经验证实研究,强调命题的可证实性和可观察性,用连续的、线性的、简单的理念分析自然界和经济世界及经济资源分布;最终,逻辑实证主义被引入到经济学中,甚至成为现代经济学的主导方法。[3]不幸的是,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极力模仿物理学等自然科学,但是,经济学知识的累积比我们想象的要缓慢得多并且缺乏基本的共识;如熊彼特就指出,“必须承认,经济学构成一种特殊困难的情况,因为在这门学科中,相对于其他任何学科而言,普通常识比我们能够累积的科学知识要走得远多了。”[4]有些学者嘲讽经济学说,经济学告诉我们的并且我们认为正确的,往往就是我们凭借常识就已经知道的;经济学告诉我们的并且我们凭借常识不知道的,则往往就是将被证明是错误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其实,由于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在研究对象上存在根本性的不同,因而其科学特性以及相应的研究方法也必然会存在着明显的区别。一方面,自然科学主要体现人对自然世界的探索,而自然现象本身就是普遍性的,对自然事物规律的发现也具有共通性的;事实上,自然科学往往可以基于脱离经验事实的逻辑推理把特殊上升为一般,从而发展出一般性的定律。因此,自然科学的研究比较容易与国际接轨,也需要与国际接轨;只有与国际接轨,了解最新的科研动向,才能更好地吸收他人的研究成果,把握前沿,站在他人的肩膀上作进一步的难题攻关,并将最新研究成果应用实践。另一方面,社会科学主要体现人对生活世界的探索,而社会现象与具体地区乃至国家的社会环境有关,社会科学发现的规律也不具有通约性;事实上,社会科学的理论必须建立在经验事实的基础之上,必须对那些独一无二的事件进行直观的理解,对事件发生的利益、倾向及其其他相关的特殊因素进行情境化的理解。因此,社会科学的研究往往难以与国际接轨,也不必须与国际接轨,并不要求在所谓国际一流杂志上发文章的;相反,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性作用体现在对周围乃至本国的社会现象的认识上,从而社会科学的成就往往具有特定的时空性、本土性和人文性的特征。尽管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可以吸收和借鉴其他国家学者所提出来的研究方法、研究结论,但我们必须清楚,西方社会科学的具体理论和观点大多数是建立它自身的社会背景下的;相反,简单地将这些理论应用到中国往往只会产生刻舟求剑、邯郸学步的效果。[5]

一般地,在学习和研究自然科学时,我们往往只要掌握被当今社会认可的主流定理、公式,而不需要关注学术史,不需要认真学习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但是,在经济学等社会科学中,我们却可以通过对思想史的学习而接触到大量的思想,特别是通过把握各种思想之间的联系和演变以及它们适应的社会历史背景,从而启迪我们的更广泛的思维。正因为如此,诸如亚里士多德、柏拉图以及斯密等人的思想和理论都值得后人认真地进行梳理;实际上,也正如斯坦利.L.布鲁指出的,“经济思想的演变好像是螺旋式前进。确实经常有一些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与以前的理论和政策有相似性,但它们却是在不同的环境和不同的层面上被提出来的”。[6]例如,亚里士多德就已经表达了系统方法的基本思想,其贡献受到现代学者的高度重视;一般系统论的创立者贝塔朗菲就说,亚里士多德的世界观及其固有的整体论和目的论的观点就是宇宙系统秩序的一种表达方式,他的系统论观点至今仍然是正确的。再如,斯密实际上已经发现并指出了目前流行的委托-代理机制的特点及其问题,不过,由于历史的原因只是到了选择自由得到承认的今天,新制度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才再次将之提升和发展;同样,欧文、穆勒、李斯特很早就阐述的人力资本的观点,但也一直默默无闻,直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知识成为关键生产要素以及劳动力的异质化加剧,这个理论才被舒尔茨和贝克尔等人所重新阐释,从而促进了经济学理论的发展。

而且,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是物,物本身没有能动性,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现象的影响因素也相对变动不大,因而自然现象相对来说就比较简单,更可以抽去一些外围的干扰因素而进行抽象的研究;但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对象是人,而人是具有能动性的,人的行为又受其环境的影响:不但不同人所处的环境不同而产生不同的行为特质,即使就整个社会而言,由于社会环境变动的频繁,不同时代的人的行为也存在非常大的不同。因此,社会现象比自然现象要复杂得多,影响因素也多得多;事实上,没有任何实际问题——即令是其性质最接近于纯粹经济问题的问题——可以单独地根据经济前提来决定。一般来说,社会科学的研究往往是具体问题,而自然科学则研究一般规则;因此,研究社会现象要防止复杂事情简单化,而研究自然现象则要防止简单事情复杂化。而且,自然科学的发展具有进步的性质,因而其理论往往伴随着范式的转换,从而表现出理论跳越的特点;相反,由于社会科学更多的是建立在继承的基础上,从而表现出连续的特点。

然而,在当前的理论研究中却呈现出了相反的特征,自然科学领域的假设条件的拓宽往往是逐步开展的,而社会科学中的抽象却呈现出了跳越性的特点;譬如,对人性的假设就突然从崇尚道德哲学的道德人跃进到新古典的经济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却又把人性设想为利他主义的,显然,这与社会科学连续性的本质是不相符的。正因为如此,早在在1898年,凡勃伦就在《经济学季刊》上发表了“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发达的科学?”一文,指斥当时的新古典理论的许多公理性假设是没有经过验证的;同样,波普尔、哈耶克等人则坚持马克思主义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和建构也是没有经过验证,甚至是无法验证的。实际上,社会环境往往处于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变化过程中,譬如,中国目前的工业化形势与斯密、穆勒、马克思等所处的古典时代就具有很多的类似处,因而尽管斯密、穆勒、马克思的分析可能与西方社会的现实越来越相脱节,但却对当前中国问题的刻画和分析极具启发意义;再如,美国当前在世界的霸权行为和国际法的制定也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具有极大的相似性,了解当时的诸子谋略也便于对当前国际走向的分析。由此可见,学习思想史可以对当前的情况提供更为明晰的认识;实际上,也正如库恩等指出的“我们每获得一点知识,都伴随着相应的损失,这样一来就不可能断定什么时候我们进步了,甚至不可能断定我们是否在进步。”[7]

事实上,正是由于社会现象要比自然现象复杂得多,对社会现象的任何理解都往往是基于特定的视角,因此,要对社会现象有更全面的认知也必须尽可能地吸收他人的知识,而不是极端地开辟一条更为狭窄的道路;也就是说,社会科学的进步不在于不断革新和创造发明,而在于对前人思想的梳理,因而社会科学强调的是一种求学风气以及对人性的培育。[8]一般来说,一个希望在学术上(主要指社会科学)有所创见的人,往往需要在30岁之前将所有主要的理论知识和重要的经典著作全部存放在肚子里,因为20~30岁是吸收力和创造力最旺盛的时期;而在30~40岁期间对已经学习的知识不断消化、思考、提炼而形成自己思想,只有经过长时期的咀嚼才能吐出真正有价值的学术。正因如此,在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生期间,他们需要是的继续学习而不是创造,要在导师的指导下对大量的文献进行系统的梳理工作,否则今后根本不可能提出什么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实际上,要真正从事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研究,在40岁之前根本就不应该去承接什么应用性课题,特别是当前中国社会的各类课题。

然而,现在的学术制度或风气却完全与之背道而驰(主要针对经济学而言):大学教授的仅仅是几本教材,因为教材往往撇开理论产生的背景等知识,因而死记硬背根本就是错误的;或者就是讲授一些实务性知识,而那些讲授的老师可能根本就没有接触过真正的实务;再或者就是学一些形式上的分析工具,对基本的理论脉络都没有搞清楚,就教他们如何分析现实问题。尤其是,不但本科时就把教育限制在非常狭窄的领域内,而且,研究生的教育则更是越来越狭隘,不是进一步学习更为广泛的知识,而是强调跟着老师做课题;现在不是有一种舆论动向(有的单位已经实行):没有课题的老师不是不准带博士吗?呜呼,且不说中国的课题承接、过程和结项与西方存在天壤之别,即使在西方社会这种制度也不见得就是对的。事实上,这种方式对理工科学生也许可行,因为他们在本科或说是阶段掌握了基本原理之后就面临着实际如何应用的问题;但对社会科学是万万行不通的,因为社会科学的应用研究根本不可能建立在几个简单的定律或模型的基础之上,而是需要广得多的知识,而这需要花费好几年乃至数十年的时间。不幸的是,当前社会的各种制度都逼迫这些本应从事文献梳理的年轻学子为了职称升迁和科研奖励的需要而费尽各种心思去努力填满所规定的各种指标,承接各种毫无意义的课题以及发表一些八股文式的文章。试问:在这种环境下,能够造就出真正的学者吗?能够产生出真正的学问吗?

显然,经济学更类似于社会科学,因为经济学根本上是要剖析人们行为的机理,从而提高人们的福利,这就要关注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人面对着自然物时如何行为,如何最大化地使用物;二是人面对着他人或社会时如何行为,如何充分运用人的理性以实现社会需求的最大化。前一个内容可以借鉴自然科学的知识,但是自然物的配置并不是孤立的,而必然会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而后一个内容根本上是心理学和文化学的内容,需要分析具体环境下人的行为方式和偏好。从根本上说,社会现象都必然涉及到后一个内容,因而需要认真研究内在经济现象中的“人”的因素,从而使得经济学的研究具有非常强的本土性;特别是,经济学作为一门致用之学,更加强调其研究成果对与该研究有直接关联的人具有启发意义,因而如果是国内学者研究美国问题或许更应该首先在美国发表,但如果研究中国问题的文章也强行要在国外杂志上发表,就显得多此一举了。同时,由于自然科学知识具有在时间上的累积性,除非在面临着范式的革命,现代的自然科学家一般都可以从已经被证明为真实和科学的发现中直接获得他们在当下的研究中所需要的知识;但是,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的历史发展却充满各种纷纭的难以判断的意见与观点,并且,在一个阶段已经被证明错误或者荒谬的理论有时在某一个适宜的阶段又被重新发现并奉为真理,因而经济学知识并不是以严格的累积的形态取得进展的。[9]

正因如此,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更重要的是在于对经典文献的梳理,而不是偏重于所谓的“前沿”研究。熊彼特就指出,经济学领域的“有些成果被中途遗忘或搁置数百年之久。这要比物理学中更屡见不鲜。我们会遇到一些简直令人吃惊的事例。研究经济学史的经济学家,常常会碰到很有启发性的间接以及有用的教益,这与同样情况下的物理学家很不一样:因为后者一般可以相信,在他的先辈们从事的工作中,几乎没有湮没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也正因如此,社会“科学分析不单纯是逻辑上前后一贯的一种过程,从某些初步观念开始,然后按照直线的方式往上面增添内容。它不是单纯地对一个客体实体的逐渐那发现——例如像刚果盆地的发现那样。它毋宁说是与我们自己和我们前辈人头脑里创造的东西的一直永无休止的搏斗;同时,如果它所有‘前进’的话,那时一种正交叉的方式前进的;它的前进不是受逻辑的支配,而是受新思想,新观察或新需要的冲击以及新一代人的偏好与气质支配。因此,任何企图表述‘科学现状’的论述实际上是在表述为历史所规定的方法、问题与结果,只有对照其所由产生的历史背景来考察才有意义”。[10]

然而,不幸的是,基于西方社会的自然主义思维,国内经济学界却极力将社会科学混同于自然科学,不但舍弃对学术的系统梳理,相反却是专注于非常狭隘的所谓“前沿”paper;而且,不是注重全面的知识综合并形成自己的真正认知,相反,却是像自然科学一样强调攻克某些“难题”,或者,像一般性的自然科学工作者那样通过照搬一些基本定理来从事日常的应用性研究。多迪默写道:“与硬科学中的同事们一样,一位经济学家也可以从现有的知识体系中借来某些东西来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他先是按照严格的句法规则建立起一些理论模型,然后,再对这些模型求解,而且,从原则上来说,这些计算工作时可以通过计算机来完成的。在进行这项工作时,这位经济学家拥有数据资料,他用这些数据资料来检验具体的假说。他建立经验模型来估价在外部环境变化的情况下所产生的影响或者经济政策的变化带来的影响。这种常规的科学实践活动把经济学家变成了工程师”。[11]欧美经济学界是如此,中国经济学界就更是如此。

究其原因:国内经济学知识积累本来就非常匮乏,真正有价值的经济思想更少,而且经济学本身就是基于西方文化及其行为机理之上,中国人在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框架下根本无法在思想领域有所作为,因而就只能在形式上加以仿效;而且,在以数理形式为衡量标准的情况下,那些理工科出身的人就占有明显的优势,他们成为中、西方经济学沟通或接轨的桥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当前国内经济学界涌入了越来越多的理工科出身的人;一个普遍的事实就是,现在那些研究是导师在招收研究生时,一般都更倾向于数学专业的而不是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显然,这些理工科出身的学者的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更为匮乏,从而也根本无法在思想上面有所作为,甚至也对思想毫无兴趣;为此,这些学者往往会将主要精力用于对某些数学模型的改造和搬用上,而不是真正弄清楚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内在的理。正因如此,在中国经济学界就会出现这样的怪现象:大量的对社会科学乃至经济学基本常识一窍不通的人在搞社会科学领域所谓的前沿研究,并成为学术的引导者以及政策的制定者。

而且,由于这些人主导了中国经济学界,因而也必然努力将经济学拉向自然科学,从而也大肆主张国际接轨,因为物理学或数学就是这样的呀;特别是,为了显示自己研究的前沿性和国际性,就刻意地通过种种途径与国际“学者”合作发表文章。但殊不知,当前形成的这种学术研究分工体系具有鲜明的“殖民”性质:中国学者提供有关中国情况的数据,西方学者作些计量的分析,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学术永远是处于打下手的角色。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即使从人类社会的角度看理论的发展而言,这种分析真的促进了理论的发展,获得更真实的社会理解,抑或取得了实际的分工效益了吗?鲁迅曾经说过,写文艺作品专靠别人供给的材料是不行的,何况进行社会科学的研究呢?多马曾指出,“优秀者都愿意自己研究”,[12]都愿意自己提出思想而让合作伙伴撰写研究成果,而不愿意简单地承担数据收集和处理工作;但在目前流行的西方学者与中国学者展开的合作中,往往是由中国学者提供数据和进行数据分析,而西方学者对研究结论进行解释。试问,这种合作方式能够体现国内学者的何种学术水平?

其实,在当前这种国际合作中,西方学者往往像国内学者一样根本不关心这些数据如何得来以及是否可靠正确,更不考虑其他的社会环境以及可能更为重要的影响因素;究其原因,这些国外学者之所以寻找中国的合作者,绝大多数还是出于评职称或其他功利主义的考虑,因为这样的研究更便于他们发表一些文章,毕竟西方社会对中国实际情况的了解少之又少,对中国人提供的数据更难进行考订。正因如此,就目前而言,在国外杂志上所发表一些有关中国问题的论文甚至比国人的研究还要肤浅得多,它们大多是概念上的或者形式上的;或者是,那些西方学者与国人以一方提供某些数据而另一方进行规范化处理的形式加以合作的产物。即使西方学者抱着真诚的学术态度,与国内学者的合作也是不可能深入的。林毅夫写道:“每个学者提出的理论,都是对他所观察到的现象的解释,发达国家的学者提出的理论,主要是在解释发达国家的现象。由于发展的阶段不一样,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不同,制约条件存在差异,相同的现象背后的原因很可能是不一样的。如果发达国家的学者用他们提出的理论来解释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的现象,不能说他们都是必然错的,但是,大部分可能是隔靴搔痒。在理论创新上,不会是‘外来的和尚会念经’,而会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这是理论本身的特性决定的,因为如前所述,理论是抽象的,理论模型中仅能保留很少的几个社会、经济变了,在众多的社会、经济变量中,到底哪些该舍象掉,那些该保留,提倡只有在那个社会长大、生活得学者才会有较好的把握。”[13]

显然,正是由于对国际刊物发表文章的盲目推崇和鼓噪,激励着人们努力通过各种途径寻找与国外学者合作,而不是静下心来对思想作些实实在在的梳理;这种风气也进一步助长了数理和实证的分析倾向,因为这种文章显然更容易合作,也更容易发表。但是,对这种学术的鼓励却误导了理论的真正发展,从而无法取得真正的社会科学的进步;德鲁克曾写道,“如果,乔之所以晋升是因为他擅长玩弄政治,人人都会知道。他们会对自己说,‘好吧,这就是公司里的晋升之道’。他们会瞧不起上司,因为他们强迫人人都变成了政客,结果是他们要么离开要么自己也变成政客”,[14]目前学术界正是如此。其实,社会科学需要的是精心思考,而不是机械搬用;钱穆强调,“如何像以前的禅宗般,把西方的新人生观综合上中国人的性格和观念,而转身像宋明理学家般把西方人融合到自己身上来”,[15]就是我们现代学者的任务。但是,我们的学者却在做急功近利之事,我们的制度更是为这种功利行为提供激励;余英时写道,“一般倾慕西方文化的人在取舍抑扬之际也缺乏真知灼见,他们往往对自己还没有十分弄清除的东西,已迫不及待地要用之于社会政治和社会改造方面。这种轻率而又轻薄的态度不但与西方‘为知识而知识的’精神完全背道而驰,而且也和中国人所一向讲究的为学须分本末人己的传统大相径庭”。[16]

五、简短结语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存在很多不一致的地方。一方面,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相对稳定的自然世界,不仅自然界中的各因素可以进行隔离,而且人类主体也可以与自然世界这一认知客体隔离开来;因此,自然科学所建立的理论体系是先验性的,它依赖于脱离人类生活经验的工具理性,并试图建立一个不断进步的真理体系。另一方面,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则是不确定的具体社会现实,不但各种社会因素无法进行隔离,而且也无法将人类主体从生活世界这一认知客体隔离开来;因此,社会科学所建立的理论体系是经验性的,其内容往往与特定历史的社会背景有关。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科学的研究关注的是知识认知和思维角度,其作用更多的是体现在对本国或本地区的社会现象的认识上。因此,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贵在:能够基于独自的社会和知识背景为某一问题或现象的认识提供一种思路,注重的是不断提高研究者自身的真正认知并转化为自身的行动;只有这样,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才有意义,社会科学的应用研究才有价值。

同时,正因为自然科学知识的积累具有明显的进步性质,因而自然科学家的兴趣主要集中在各门学科的最新发展上,并且大都相信,在他先辈们从事的工作中几乎没有湮没什么有价值的东西;相反,社会科学的历史不是按在时间中进步的序列发展的,无法用自然科学的进步标准进行相应的处理,而且,社会科学的每一种现代方法几乎都有其古远的历史起源。因此,与自然科学相比,学科思想史的研究对于社会科学更显得重要,研究经济史的经济学家却常常会碰到很有启发性的见解以及有用的教益;这意味着,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和发展并不是要抛弃前人的认识,相反,绝大多数思维前人都已经提及,我们仅仅是深化甚至是回溯。也就是说,社会科学中的任何一点思想进步都需要建立在对前人成本系统梳理和辨析的基础之上,因而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往往倾向于撰写专著而不是论文;相反,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主要是对特定疑难问题进行顾客,因而自然科学家往往倾向于写论文而不是专著,而且这种论文是在他人研究基础上的一小点突破,从而论文的篇幅往往较短,尽管论文背后的实验数据往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人力。

显然,基于自然科学理论研究的基本特征,当前国家以及各个科研单位倡导从事自然科学研究要与国际接轨,而其研究的水平则往往看是否能在国际一流杂志上发表,经过世界权威的评点,并且,特别注重撰写突破性的论文,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有必要的。但是,如果不加辨别地极力推行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的国际接轨,大力引进西方的理论和实践,那么就可能带来严重的问题;究其原因,社会科学本身主要是针对具体的社会现象的,它研究的价值更具本土性。正因为社会科学的研究首先是对自己周身社会现象的剖析,这就需要具有共同认知背景的学者加强沟通和交流;特别是,经济学本身是一门致用之学,它的根本性作用在于对具体问题的解决。事实上,当前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根本症结在社会制度改革和完善等公共领域等方面,而新古典经济学主要关注的却是私人领域的问题;正是由于中国社会经济问题根本上是社会制度安排,是一个常识性的公共安排都无法设立和施行的问题,因而那些追慕主流而热衷于实证的人根本不可能得出任何理论、任何洞见。显然,当前国内经济学的潮流却搞错了问题的结症:它不是关注社会制度问题,而是启发那种所谓的普遍理性;它不是关注国内问题的解决,而是激励人们与其他具有根本不同背景的人去交流,去合作,而美其名曰是加强“国际接轨”。

正因如此,国内很多高校都在一些海归学人的主导下进行国际化和主流化的经济学改革,如邹恒甫在中央财大、北大、武大或者中大等,田国强在上海财大,钱颖一在清华,洪永淼在厦大。但试问:目前的经济学理论研究果真有多大实质性进展吗?还是加剧了功利主义取向?事实上,这些学校之所以进行主流化改革,果真是为了提高学术探索和理论研究?还是某些领导为追求排名上的政绩,或者争夺某种话语权或某些资源,或凭此政绩而在仕途上更上一层楼?熊丙奇近日就指出了这样一个现象:大学校长们首先追求在仕途上不断升迁,其次才是管理大学;在这些大学校长眼里,如果自己在任两三年后就顺利当上部长、副部长、副市长等高官,将是最有出息的表现。正因如此,中国大学校长任期普遍很短,平均为4.1年,美国为12.2年。[17]事实上,正是这些海归学者以及那些以“接轨”为借口而在“搞”改革的人本身就具有强烈的功利主义倾向,并且凭借他们“崇洋”的“至高”地位而在国内掌控了翻云覆雨的话语权;在学术精神还在继续沦丧的情形下,那些形式主义的改革往往使得真实的学风愈演愈劣,从而引发或加速了中国经济学的沦丧。显然,在那些功利主义者的主导下,中国经济学的接轨基本上是停留在形式和规范上,而对真正的学术精神却被无情地抛弃了;与此同时,学术主流化使得大量的学者都集中在某些狭隘的领域,而且,那些主流的“学者”在不断地炮制那些“自己不信却努力使人相信”的文章。

当然,这里有两点说明。一者,邹恒甫先生先生是当前经济学国际接轨的主要鼓吹者之一,笔者相信它的本意是良善的,这是我一直对他表达敬意的主要原因;但同时,笔者也深深感到,当前改革的结果确实已经陷入了另一个极端,因为我们的改革是指标不治本。显然,在经济学的国际接轨已经近20年的今天,为了使青年学子明白经济学研究的真正目的,而不至于因非常狭隘的主流范式而妨碍更为广阔的思维,不至于叠罗汉式地把研究局限于教科书上的几大领域,我们应该重新进行反思了。二者,社会科学也不是不需要对外交流,恰恰相反,由于社会科学是在不同观点、不同视角交锋的基础上发展的,它是开放性的;但不论如何,社会科学更重要的是培养人们自由的学问精神,培育独立思考的能力。其实,自由的学问信念和交流风气是社会科学发展的核心,只要有自由的求知精神和交流氛围,我们对社会现象的认识就一定会深化;所以,也正如M.波兰尼所言,“思想自由的正当性,一般便可以就我们对思想力量的信念,就承认我们培养内心事物的职责,来得到证明。一旦寄托于这样的信念和职责,我们就必须支持自由。” [18]可见,社会科学更注重对前人的文献的梳理,因而更需要“坐冷板凳”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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