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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的博客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日志

 
 

国内经济学人功利行为的三大主因  

2009-11-14 15:45:57|  分类: 经济学教育改革探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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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内容发表于<学术界>2009年

             当前国内经济学人为何如此功利:成因及批判

内容提要:当前国内经济学人之所以如此功利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经济学的学说特性,最大化学说鼓舞了经济学人的功利行为;二是儒家的文化传统,“知行合一”社会观使得国内经济学践行经济人行为;三是社会的制度环境,制度的疏离导致了犬儒主义的盛行。但是,国内经济学人把这种“经济人”的精明真正用错了地方,因为知识分子是承担社会责任的核心群体,而不应仅仅是像一般的“经济人”那样时刻为个人私利而行动的机会主义者。显然,正是由于学术行为中充盈了功利主义成分,国内经济学人对现代经济学的理论贡献微不足道,甚至能入“流”的经济学人都很罕见。

 

一、前言

众所周知,当前中国社会充斥着功利主义心态和行为:物欲主义膨胀,个人主义盛行,社会责任缺乏,乃至整个社会处于一种准失范的状态。按照功利主义原则,行动和计划应根据它们产生的后果进行评判;同时,基于不同角度的后果考量,功利主义又逐渐演化成为两种类型:行为功利主义和规则功利主义。一般地,行为功利主义从每个具体的行为角度来判断它的正当性,它要求每一种个体行为,包括其所有的形式和细节都应接受功利主义的检验;显然,按照行为功利主义的主张,道德行为只受制于一个原则——功利原则,行为的正当与否完全在于它是否能够带来更多的功利或导致更少的反功利。而规则功利主义则认为,坚持功利的标准不应被应用在个人的行动中,而应作为一个整体被应用在道德准则中;因此,规则功利主义就可以这样定义:只有当行为符合一系列规则,且对这些规则的总体接受会产生最大的净快乐时,行为才是正确的。显然,规则功利主义提出了高于行为功利主义的判断原则,因为根据这一规则,功利主义的选择标准应首先应用于可供选择的可能的道德规则,而不是直接应用于可供选择的可能的行为;而“正确的道德规则”在这种情况下被定义为:如果每个人都遵守的话,将使社会效用最大化的特定行为规则。因此,从规则功利主义和行为功利主义在一个社会中所占的地位,我们大致可以评估其功利的程度。关于当前中国社会中的功利主义盛况,我们可以从下表中可见一斑。[1]

种族身份

非结果论[2]

规则功利主义

行为功利主义

均值

S.D

均值

S.D

均值

S.D

美国人

白种美国人

7.536

1.714

6.756

1.242

5.301

1.403

西班牙裔美国人

7.897

2.043

7.051

1.536

5.613

1.944

亚裔美国人

7.599

1.777

6.725

1.305

5.381

1.603

墨西哥人

7.573

1.912

6.947

1.448

6.268

1.677

韩国人

5.607

1.627

5.114

1.314

4.785

1.420

中国人

5.316

1.680

4.477

1.292

5.570

1.313

总数

6.773

2.043

6.068

1.683

5.553

1.594

正因为行为功利主义把任何收益超过成本的项目或行为都视为是值得追求的,这隐含了自利和理性两大行为特性;因此,行为功利主义就逐渐为主流经济学所接受,并成为经济人这一核心假设的理论基础。这可从两方面加以说明:一者,行为功利主义强调每个行为和环境的特殊性,从而带有强烈的主观主义色彩,此时,善就不再是普遍的,而是我或大多数人更为偏好的;二者,自新古典经济学开始,经济学就在给定的社会制度框架下进行现象分析,而不再考虑不同制度的转化问题。显然,正是受这种行为功利主义的熏陶,当前国内经济学人越来越少把论文写作当作真正的学术求知和学问追索,而仅仅视为一块可以藉以获得科研奖励和职称晋升的敲门砖;为此,他们热衷于模仿西方学术的形式规范而不是思想学风,热衷于主流的数理建模和计量分析,一切工作都以那些具体存在的并被扭曲的各种规定为准绳。有一位从事数理经济学研究的学人就形象地说,如果现在职称评审制度规定:谁模仿狗叫的声音最相像,谁就可以获得奖励和晋升;那么,几乎所有的经济学人都会马上去买一只狗,并整天向狗学习叫声。另一位教授则对我说,在当前社会,淑女是不能傍上大款的,如果在学术上希望作淑女而不愿做婊子,那么就只能清贫;我以前也曾喜欢一些理论思考,但现在也转到了应用方面、捣一些课题,做了婊子后也开始有钱了。……诸如此类,笔者在当前经济学界以及从经济学同事那里听到的太多了。

那么,为什么在当前社会尤其是经济学界会滋生出这种犬儒主义的学术心态呢?要知道,在20年前国内的学术心态还远非如此,为什么这么短短几年变得如此之大呢?显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现代经济学的思想冲击。其实,自从经济学界形成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为泰斗的种姓等级制以来,经济学研究就日益主流化和形式化了;同时,由于半个多世纪的学术浩劫而国内学术权威性的崩溃,年轻学子对欧美的教授和经济学家具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崇拜感。正因如此,一些海归学者在海外往往顺从于一些洋导师,回国后又以对这些洋导师文章的翻弄而逐渐在国内学子面前树立权威形象;而且,尽管他们本身并没有多少学术创见,但却在各种制度安排下垄断了学术资源,从而主导了国内学术的研究取向,并从其他方面获得实实在在的物欲和利欲的满足。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很多海归学者原先在国外念的是经济学,而且他们所学的那些抽象理论与现实之间存在很大的脱节,但回来后却大都转向了MBA的教学,热衷于指导国内工商业界人士的商业行为;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转变,就在于这些实务课程很容易捣浆糊,并有高得出奇的市场回报。所以,邹恒甫、丁学良等都曾指出,中国经济学家很容易变态成为经济人,而且,这种功利行为往往又是那些海归们所推动的。那么,为什么功利主义在当前学术界如此盛行?这种风气对社会和学术的发展又会造成怎样的危害呢?是以本文就此作一剖析。

二、国内经济学人功利行为的三大主因

按照布劳代尔的观点,一个社会现象的形成往往有三方面的因素:一是长期的结构性因素,主要是指一个社会的地理、心理、文化等长期不变或变迁缓慢的因素;二是中期的局势性因素,主要是指收入变化、生产方式、政治环境等发生周期性消长的因素;三是短期的事件性因素,主要是指奖惩制度、升迁规则等制度变革所带来的影响。相应地,当前国内经济学人的功利行为也受这样三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经济学本身的学术特征,这造成了经济学人与其它学科人士之间的行为差异;二是儒家的文化传统,这造成了东、西方经济学人之间的行为差异;三是社会的制度环境,这造成了不同时代经济学人之间行为差异。这里作一具体说明。

(一)经济学的学说特性

尽管当前中国社会普遍盛行着功利主义,但似乎在经济学界以及经济学人身上尤盛;事实上,尽管经济学一直成为社会各界瞩目的渊薮,但除了不断听到一些雷人之言外,国内经济学人在理论上的作为非常之少,甚至很少有人能够沉迷于理论探索。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在这次如此之严重的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有多少经济学家认真关注经济及制度中问题?特别是,有多少国内经济学人在为股市和房市不断地鼓噪?那么,为什么当前经济学人更为功利呢?显然,这首先是近年来现代主流经济学大肆引入的副产品,而现代主流经济学之所以会引发功利主义行为,又与这门学科的学术特点有关。

一般地,现代主流经济学探究的对象是人的最大化行为,强调金钱理性的重要性以及市场竞争的合理性,因而充盈了对功利主义的认同和鼓吹;同时,功利主义的共识又催生了人类行为的自我实现或者自我预期效应:如果我们认为大多数人是功利主义的,那么我们自己也就会功利主义地行事。事实上,经济学的教育对人性及其行为的塑造之影响也非常明显:它宣扬市场竞争中的利己行为,从而使得那些接受此熏陶并进入市场竞争的人也会刻意模仿这种行为;正如何宗武指出的,“学习经济学使人因为长期面对变数、曲线和方程式,而不知不觉忽略了经济活动的真实生活世界及社会意涵”。[3]例如,Frank、Gilvich和Regan在1993年的实验就表明,学习经济学会使人的行为偏离自利而转化成为自私,经济上宣扬的自利在现实生活上则表现为自私,从而阻碍相互之间的合作;同样,1993年春美国经济学会主办的《经济学视野期刊》发表的一份报告就指出,学习经济学会导致较自私的信念和行为。关于这一点,笔者在教学过程中以及与在与学生的交谈中也深有体会:当大一学生刚进学校时,他们往往会对经济人假设提出质疑,但是到了研究生阶段,大多数人则开始对经济人分析持赞同的态度;而且,越是经济学科班出身的学生,对经济人假设接受的程度就越高。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由于在理论传授和学习的过程中更多地受到经济人的熏陶,因而经济学家和经济专业的学生之行为往往带有更浓厚的经济人特征,少利他主义,这已经被大量的实验所证实。

事实上,一些学者就曾经进行过这样的实验:他们给实验对象一些代币,实验对象可以把代币换成放入私人口袋的钱,也可以换成必须透过团体来分配的钱;结果,在所有实验对象中,40%~60%的人以大我为重,把代币换成需透过团体分配才能使用的钱,唯一例外的是一组经济研究所的新生。[4]例如,Marwell和Ames在《只有经济学家才搭便车,舍此有谁》的文章中描述了他们的试验:在12项精心设计的试验中,只有1个试验中观察到了大量搭便车行为,并且他发生在经济学专业的大学生中!试验如下:如每人225张代价券,它可用于私人投资以换取一个有保障的收益率,每张代价券支付1美分;也可用于集体投资,此时个人收益取决于集体总投资:如果只有少数人参加则每张代价券获得的收益将低于1美分,而如果所有代价券都投资于集体则每张代价券所获得的收益将超过5美分。[5]同样,卡特和艾尤斯的试验也表明了这一点:92名学生作为试验对象参与一项分配10美元“最后通牒议价”试验。试验表明,作为提议者,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提议拥有的金额大大超过非经济学专业的学生:6.15美元比5.44美元;而作为反应者,他们接受的金额又大大低于非经济学专业的学生:1.70美元比2.44美元。[6]

显然,正是由于经济学过分宣扬了人性中的自私特性并将之合理化,从而使得接受经济人熏陶的人在行为上更为功利和自私,受经济学中工具理性长期熏陶的学生往往更缺乏价值理性的追求。事实上,主流经济学有关个体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自然和谐一致的教条使经济学人相信,容许个体透过市场追逐私利,最后对社会整体大有好处;而且,正是受经济学人性假设的熏陶,经济学家也似乎将金钱理性的形式主义观点融入了他们的个人生活。因此,和哲学家、诗人、政治人物等相比,经济学家的思维往往更具形式化的特征,他们更倾向于主张,追求狭隘的私人利益本身是一种美德;如实验就表明,经济学教授通常表现出比其他专业教授更不愿给慈善事业提供捐赠。[7]当然,由于经济人行为在互动中所存在的自我反馈效应,从而会使得经济人行为在社会中逐渐弥漫开来。例如,熊彼特就告诫说:“社会哲学家往往拔高自己的生活价值图式,使其成为一种伦理规范,据此批判所有其他人的习惯和趣味,这种取向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为它贯穿于全部经济文献,并可以解释经济学家的大部分价值判断。举例说来,马歇尔对于‘高尚的生活’就有很明确的看法。不难相信,这种看法产生于他在剑桥所过的那种典型的教授生活。对于那些于这种模式有很大差异的趣味、追求以及舒适水平,他至多采取宽容的态度,而从来没有完全理解它们。毋须强调指出,这一点对于正确评价经济学家对自己生活在其中的社会采取的态度,是极为重要的”。[8]正因如此,笔者认为,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教育需要为当前经济领域日益增多的贪污受贿等经济犯罪负责,因为这部分人中越来越多的是接受经济学或管理学的训练;事实上,J.沙德就指出,商学院应该对美国价值伦理的沦丧负责。[9]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给予同样的理由和逻辑,我们也可以发现并得出结论,受金钱的诱惑,经济起飞的国家和倡导物质至上的较发达工业化国家,也具有更高的“经济人”思维和行为。如美国的一次民意测验发现,绝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人的天性注定了战争和冲突将永远存在”。基于这种现象,I.罗伯逊分析说,“这种看法的问题在于他们深受其所在社会的文化信仰的影响。在世界上的工业化国家里,尤其在西方,我们往往认为人‘天性’就是只图个人享乐、自私自利、竞争性强,甚至是有侵犯性的。但实际上,在世界上的许多‘原始’民族却并没有发现这种行为,如在新几内亚的阿拉佩什人、中非伊图里森林的俾格米人、美国西部的肖肖尼人、或喜马拉雅山的锡金雷布查人中。许多社会从未打过仗。甚至还有这样一个群体——菲律宾的塔萨代人群体—在它的语言中显然根本没有表示敌对和仇恨的词语”。[10]当然,随着西方思维在全球的扩散,整个人类都越来越带上了浓厚的工具理性和功利主义的色彩;正如程恩富和张建伟指出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家自觉或不自觉地皈依于某种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信念,会借助于知识的积累和传播扩散其思想上的影响,造成接受主体很可能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凯恩斯所说的某些思想家的奴隶”。[11]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每当笔者向他人谈到中、西方社会的行为差异时,对方就会反驳说,“你觉得当前中国人的行为与西方还有差异吗?”但两者果真一样吗?

(二)儒家的文化传统

既然现代主流经济的学说对人类行为会产生如此功利的影响,那么,为什么功利行为在其发源地的欧美并不明显,而在中国经济学界却显得更为严重呢?例如,森等就认为,作为个人,经济学家也常常会表现出得体的友善,其行为也往往与经济人格格不入;而且,有证据就显示,尽管美国人对人性善良的看法不如中国和日本等国,但相互之间信任度却很高,并更认为他们自己是诚实公正的。显然,要解释这一点,就涉及到中、西方社会的学术思维,而学术思维又与文化传统有关。

一般地,西方社会的唯理主义凸显了方法意识和理性意识,从而把主体和客体分离和隔绝开来进行观察;特别是,基于“知行分离”的思维,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在西方都获得了充分的分化,每一个学科都集于某一特定的视角并以某一特定的假设出发来观察同一现象。例如,人的行为本来是统一的,但是,不同的学科却完全可以基于不同的行为假设来进行分析、预测;当然,这种分析不仅在西方盛行,也已经完全被移植到中国的学术之中。为此,金岳霖在《中国哲学》中就写道:“现代人的求知不仅有分工,还有一种训练有素的超脱法或外化法。现代研究工作的基本信条之一,就是要研究者超脱他的研究对象。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培养他对于客观真理的感情,使这种感情盖过他可能发生的其他有关研究的感情。人显然不能摆脱自己的感情,连科学家也很难办到,但是他如果经过训练,学会让自己对于客观真理的感情盖过研究中的其他感情,那就已经获得科学研究所需要的那种超脱法了。这样做,哲学家就或多或少超脱了自己的哲学。他推理、论战,但是并不传道”。事实上,正是由于存在理论与实践相分离的传统,西方社会中理性的真理和经验的真理是脱节的,理论往往是建立逻辑推理的基础之上而不是经验事实的基础之上;因此,尽管西方主流经济学集中于社会中的经济人行为及相应的社会现象之分析,但这并不是为了指导自己或社会的日常行为,而是为设立相应的制度以缓和其潜在的危害提供思路。

与西方社会不同,儒家社会却有“知行合一”的传统,认为理论是为指导实践服务的,从而强调知识和理论不能脱离实践而必须能够反映人们的日常生活,人们应该按照自己的认知行事。例如,金岳霖在《中国哲学》中同样写道:“中国哲学家都是不同程度的苏格拉底式人物。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伦理、政治、反思和认识集于哲学家一身,在他那里知识和美德是不可分的。他的哲学要求他身体力行,他本人是实行他的哲学的工具。按照自己的哲学信念生活,是他的哲学的一部分。他的事业就是不断地把自己修养到进于无我的纯净境地,从而与宇宙合而为一。这个修养过程显然是不能中断的,因为一中断就意味着自我抬头,失掉宇宙。因此,在认识上,他永远在探索;在意愿上,则永远在行动或试图行动。……在他那里,哲学从来不单是一个提供人们理解的观念模式,它同时是哲学家内心中的一个信条体系,在极端情况下,甚至可以说就是他的自传”。正因如此,尽管西方主流经济学基于自然主义思维发展出了经济人的基本假设,其原本目的是为了探究一个人如何最大化地使用自然物以满足自己的效用;但是,国内经济学人却进一步将这种假设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领域拓展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领域,把它塑造成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奉行自利的行为方式。而且,一些功利主义的学人还将这种自利行为作进一步的发展:任何人只要一有可能就会实行计划主义,否则就是不理性的;根据这个说教,每个人都要抢在他人实行机会主义之前先实行机会主义,这显然与曹操的哲学观相通:“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

显然,正是存在这种文化差异,西方学者可以选择一个并非现实的经济人作为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核心假设,并以此为基础进行逻辑推导而得出其他一系列结论,其目的只不过是为了提供一个自洽性的解释;但是,这种经济人模型分析思路引进到崇尚“知行合一”的中国社会,却成了人们行为的指导法则,或者为自身机会主义行为辩护的理论基础。而且,正是主流经济学中非现实的经济人行为教条和“知行合一”的儒家传统相结合,使得在当今中国社会中传统儒家的学术精神日益枯萎,而潜在的实用主义取向却日益旺盛;特别是,由于深受主流经济学中无伦理性的熏陶,无论是官僚、商人还是教师和学生都越来越趋向于典型的经济人。一方面,由于经济学专业的学生越来越在当今社会的商业、经济以及管理岗位中承担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导致了整个经济领域也越来越无序;而且,由于功利主义的感染效应,导致当前整个国民越来越经济人化了。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经济、法律等政府职能部门的官员们接受了学院的培训,接受现代经济人的思维训练,并在极具功利心态的“学者”的指引下,他们的日常生活也就越来越不感受道德的制约,而是一切遵循经济人的行为标准。

(三)社会的制度环境

既然文化传统对国人的行为产生如此深刻的影响,那么,为什么国人的功利行为在短期内会发生如此明显的变化呢?其实,即使在20世纪上半叶,国内的学术风气也比现在好很多:当时的行政部门既不会去旁听教授的课,也不会检查教学,教授们讲什么内容,怎样讲都有完全的自主权,教授们基本上都是讲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只要能够自圆其说就受欢迎。显然,这就涉及到当前的社会制度和学术制度问题:社会制度使得越来越多的学者失去了承担社会责任的勇气和兴趣,而学术制度的扭曲激励他们去实现其畸形的个人利益。

一般地,儒家传统强调圣贤治国,而所谓圣贤就是既有高超的才干又有高尚的品德,他们愿意为国家、社会、大众服务,愿意承担社会责任;即使后来帝王僭取了圣贤的地位,但毕竟他们从小要接受圣贤经典和伦理的教育,把圣贤之说视为判断行为是非的标准。因此,尽管儒家社会一直缺乏对上位者的监督,并由此出现了两千年的专制制度,甚至一直影响到现在;但是,古代的当权者本身毕竟对一直所受的圣贤道德心存敬畏,从而抑制了整个社会的功利主义倾向。不幸的是,在当前社会,传统伦理已经日趋瓦解而新伦理却没有有效建立,与此同时,那些本应承担公共责任的知识分子和职能官僚们却越来越受到经济学说中经济人行为的鼓吹和熏陶;这样,在社会监督体系严重不健全的情况下,由于缺乏有效的社会制约,他们就会竭力实行功利主义的行为和政策熏陶,从而导致功利主义倾向的盛行。正因如此,无论是社会大众还是教育界工作者都不再自觉地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功利原则成为衡量他们行为的基本标准;此时,他们只关心个人的发财致富而不关注公共领域的建设,从而导致了标榜“发财致富”的主流经济学说以及注重个人权力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之兴起。

事实上,纵观人类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一般道理:大凡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或者一个集体如果失去了人们的认同,人们觉得自己无法影响这个集体的发展,甚至无法表达自己的意见,就会觉得自己被疏远了;此时,个体也就不再把这个国家、社会、城邦或集体当成自己的国家、社会、城邦或集体,因而也就不再关心它,而是转而寻求自己的安身立命、甚至走向极端的自我放任主义。例如,早期希腊人的自身利益与其城邦利益是融合在一起的,城邦内是民主的,公民的言论得到尊重和重视,因而希腊人原来非常热衷于城邦的行政管理等活动;但是,随着希腊城邦被占领,希腊人本身成了被征服者,从而也就失去了影响城邦事务的话语权,公民的责任心逐渐降低为单纯的服从,在这种情况下,对城邦的忠诚也夕阳西下,人们开始逃避公共生活而转向个人的安身立命,由于就出现了犬儒主义、斯多葛主义、伊壁鸠鲁主义等个人主义的人生哲学观。同样,这点在中国历史上也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大凡专制和动乱时期,犬儒主义和个人主义就比较盛行,每个人都只关心自己的生存;例如,由于“竹林七贤”与曹魏王室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而部认同篡位的司马政权,于是也就不再关心社会而崇尚黄老玄谈。而且,现代学术之所以越来越功利,也正与现代政府和社会已经发生了严重异化有关;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社会和个人都越来越失去了批判和否定意识,以致越来越单向度化,以致以行为功利主义为基石的新自由主义占据了支配地位。迈克杰斯尼写道:“新自由主义体制上成了一个重要的必不可少的副产品——以愤世嫉俗、遇事漠然为特征的非政治化民众。如果选举民主对社会生活影响微乎其微,那么对之投入太多关注则是非理性的。在美国这个新自由主义民主的巢穴,1988年国会选举的投票总量创纪录地低,只有三分之一强的合法选民投了票”。[12]

显然,在当前的中国社会和学术界中,之所以会形成功利主义盛行、金钱拜物教甚嚣尘上的局面,这也与当前一系列的社会、经济和学术的制度有关,它反映出我们社会的认同纽带已经被割裂了,社会出现了认同和合理化的危机。事实上,国内经济学人之所以与权势者相勾结而不是对现实持批判的精神,并形成维护权势者利益的保守主义思潮,学术之所以会扭曲到如此状态,之所以会形成对这种扭曲状态“万马齐喑”的熟视无睹的局面,也就在于,当前的一系列社会和学术的制度为某些特定的人和团体所主导,以致它并不是关注真正的学术探索,而是利益的瓜分以及由此衍生的形式主义。正是在这种巨大势力的支配下,即使那些本来抱着求知抱负进入学术界的人,最后发现自己再怎样努力也无法改变现实;于是,尽管他们对这种学术不认同,但也不得不改变自己而随大流以换取自身利益。结果,绝大多数的经济学人皈依经济人的行为规范:只要有“钱图”,什么活动都竭力参加,什么课题都要接,什么话都敢讲,什么样的文章都能写。君不见,就是那些半瓶子醋的人往往凭借几篇照葫芦画瓢的论文,而在公众的眼里却成为他那个学科最为知名的代表,往往被赋予非常高的社会荣誉;[13]而这些所谓“名家”一旦获得了可资利用的声誉之后,就开始混入社会各界:到处讲演、拿出场费、充当机构顾问、成为独立董事乃至与社会利益集团结合而成为其代言人。

可见,正是由于主流经济学的学术特性、儒家的文化传统以及当前社会、经济和学术制度相互纠缠在一起,共同催生和强化了国内经济学人的功利行为,并使得这些功利的经济学人能够游刃有余于学、商、政各界;而且,这些老师的“学”和“行”又深深地影响了新一代的青年学子,从而导致了整个社会的功利泛滥。事实上,如启功先生所说,教师要“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这种学和行本身要体现社会的责任和人文的精神;爱因斯坦也指出,像健康感情、诚恳正直和自信心等这些宝贵的东西,是通过同教育者亲身接触,而不是———至少主要不是———通过教科书传授给年轻一代的。当然,绝大多数的这些“名家”都是“聪明”的,他们清晰地认识到主流经济学仅仅是西方学者基于本土行为的一个文字游戏,自己跟在别人屁股后面搞一些模仿性学术终究是没有前途的,况且自己似乎又确实不可能从中获得真正的认知;特别是,他们大多又不可能像德国、日本人那样“傻”,明知不可为而非要凭借一股“牛劲”而为之。于是,他们从事学术仅仅是为了获得某种敲门砖,而不是把学术当成毕生的志业,并且,他们在尽快获得敲门砖以后往往便会溜之大吉,依凭那些还没有崩溃“学术”声誉赶快转行:或者进入官场开始仕途生涯,或者下海经商办公司,中国国情——“学而优则仕(商)”——嘛!而那些依然自以为是的人则依旧占据着讲席,希望继续原先学、商、仕结合的道路,并且,由于学术上没有真正的认知,因而往往热衷于高校中的行政资源,并装模作样地办起教育来;结果,却往往被那些最终清醒过来的大众所唾弃,就像当前一些主流经济学的境遇一样。所以,季羡林就指出,中国人和德国人相比是聪明可及,而愚不可及;也就是邹恒甫指出的,中国人缺乏扎扎实实的笨的做学问的精神,在国内大肆推行经济学改革教育的那些大名鼎鼎的人物也大多如此。

三、经济学人的功利行为之批判

近20年来,尽管经济学日益成为社会各界瞩目的显学,经济学人也成为新闻媒体的宠儿和政府商界的座上宾;但是,他们玩弄的往往是“哗众取宠”的小聪明,而不是真正的学识和智慧。实际上,绝大多数的明星学者都缺乏应有的理论素养和学术精神,只是热衷于照搬和贩卖西方主流经济学教材上的一些说教;结果,国内经济学人很少能够提出任何系统甚至有条理的理论学说,能够进入世界经济学家殿堂的更是寥寥无几。同时,这些经济学人也不是真正关注和解决社会问题,而是践行着极端私利的行为功利主义原则。但不幸的是,“哗众取宠”的话语往往比“批判的忠言”更容易为社会特别是既得利益者所接受,于是,那些并不关注公共领域但又热衷于到处发表意见的人往往被尊称为主流经济学“家”,不但为新闻媒介乃至政府、商界所关注和称颂,而且还成为广大青年学子效仿的对象。

其实,这些学人所贩卖的只不过是通俗的观点而不是主流的学说,因为主流学说往往是那些顶尖学者正在探索和开拓的领域;但是,由于他们控制了国内学术的或行政的资源,从而吸引一大群为蝇蝇生计而奔波的一大群学子,进而又吸引了那些追寻热闹的新闻媒体的关注,从而将他们的声音不断放大了,以至人们真以为他们在从事主流“学术”研究。邹恒甫在其博客中曾列举了这些所谓著名经济学“家”的羞耻之处:第一,他们根本没有在主流经济学里写出几篇学术论文,我们根本不应该叫他们主流经济学家;第二,他们为资本和权贵资本的辩护的水平比萨伊、巴师夏、西尼尔、穆勒他们不知差多少!第三,他们完全漠视相对效用和相对帕累托最优的改进;第四,他们根本不把伦理、道德、公正引入正式的经济学分析,对五十年来福利经济学的进展置之不理、装聋作哑,玩弄讨好权贵资本的鬼把戏。[14]然而,尽管当前中国经济学人的知识积累以及那些海归者的理论素养本身都存在着严重的先天不足,但这些主流“学者”却往往狐假虎威:在国内以国际接轨来糊弄大众,而在国际上又以国内权威来糊弄老外;所以,邹恒甫质问:既然他们搞学术的根基先天不足,在掌握学术权力之后为什么又开始想过当地主和土豪的瘾?

特别是,尽管当前国内经济学人毫无顾忌地宣扬和实践着经济人行为,但显然,他们把这种“经济人”的精明真正用错了地方;究其原因,学术界本来应该是“君子固穷”的地方,知识分子是社会的精英,理所当然应该是成为承担社会责任的核心群体,而不应仅仅是像一般的“经济人”那样时刻为个人私利而行动的机会主义者。富勒曾将人类所具有的道德分为两个层次:愿望的道德和义务的道德,其中,愿望的道德是以人类所能达致最高境界为出发点的,体现为善的生活的道德、卓越的道德以及充分实现人之力量的道德;相反,义务的道德则是关系人在社会中生活的最低标准为出发点,它确立了使有序社会成为可能或者使有序得以达致其特定目标的那些基本规则。尽管现实中的法律不能强迫一个人做到他的才智所能允许的最好程度而只能将义务的道德作为法律禁止的依据;但不可否认,在这两个道德层次之间还存在其他中间层次,如职业道德,正是这些中间环节的自觉遵守维持了人类社会秩序的持续发展。

一般地,作为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科学家或知识分子更加趋于对愿望道德的追求,如费希特就强调,“学者的使命主要是为社会服务,因为他是学者,所以他比任何一个阶层都更能真正通过社会而存在,为社会而存在。因此,学者特别负担着这样一个职责:优先地、充分地发展他本身的社会才能、敏感性和传授技能。……因为他掌握知识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社会”。[15]正因如此,作为肩负社会道义的真正学者或知识分子必须“言行如一”,就如同苏格拉底一样,哲学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倡导者更应该以这种方式生存,苏格拉底本人就是这么做的。当然,作为肩负社会道义的知识分子却不能遵循经济人的言行合一,因为这种经济人本质上没有社会性,从而必然缺乏社会责任。相反,知识分子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经济人的缺陷,从而从制度方面对之所造成的恶果进行提防或修正;所以,正如李普塞特指出的,知识分子本身就是“社会的批评者,必然超然于社会”。[16]这意味着,知识分子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经济人的缺陷,从而从制度方面对之所造成的恶果进行提防或修正。

正是出于对当前横流的氛围的反思以及对知识分子责任的认识,笔者强调,学者的主要任务就在于梳理前人的思想和著作,从而不断地增进自己对社会的认识,并由此思考现实社会,努力挖掘社会所存在的不和谐之处而努力探求改进的途径,或者将自己所获得的认识传授给后来者。其实,尽管社会大众往往痛恨和责备那些奸商“以武致财”、“富而不仁”,但实际上,当前中国社会真正的癌症在于各级官员和教师学者身上。究其原因,商人的活动基本上属于私人领域,它行为本质就是尽可能地寻利,尽管其中也可能产生众多的不法或不道德行为;但是,这些恰恰需要通过公共制度的建设来进行制约,而这却是各级官员和学者的责职。正因为官员和学者的活动根本上是属于公共领域,因而当前公共领域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都与他们的责职丧失有关:一方面,各级官员是公共制度或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者,维护社会的和谐发展和关注弱势利益是他们的天职,但是,当今的一些官僚却与这些奸商们勾结在一起:在其位不谋其事,不尽其职;另一方面,教师和学者本身是社会制度缺陷的发现者、批判者以及对不法、不道德行为的监督者,但是,如今一些教师和学者却蜕变为私利的追逐者:与权、钱紧密集合在一起,从而丧失了其应有的基本责任。

特别是,国内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往往简单地把现实制度等同于基于力量所展开的博弈所达到的均衡结果,并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把存在的就视为是合理的,从而人为社会制度就应该建立在权力的基础之上。正是基于这种学说,这些经济学人开出的政策也极力效仿西方社会的历史轨迹:基于相互争斗形成的博弈均衡来确定社会的秩序和规范,并以强力来维持;但是,由于中国社会还没有经过一个权力斗争并发展到相互制衡的过程,并导致公权力分布极不平等,从而公权力的占据者可以为所欲为。问题是,存在果真一定合理乎?合理必须符合社会整体发展的需要,有利于促进社会进步和社会秩序的扩展;显然,如果对照这一点,当今社会的一切制度都已经被异化了,最多只是程度上有所差别。而且,社会秩序的合理化一定要依靠长期的斗争形成的互相制衡机制而达到吗?显然,学者的任务正是要认清事物的本质,并努力探询使异化的事物回归本质的途径。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笔者长期热衷于对一些经典文献和基础理论的梳理,而不是模仿一些“主流”杂志的要求撰写一些为“同行”认可的形式文章,因而尽管撰写了大量的文稿却很少被社会和学术界所认识,并因此过着异常清贫的冥想生活。如某“海归”院长就明证告诫我:你既然不愿意迎合社会,不愿意写那些庸俗的应时文章,那么就不要期望有好的生活;在西方,那些从事理论研究的人也是很清贫的,那些一直坚持严肃小说和诗歌的人往往一生都不为人知。但问题是,每当夜深人静而当进入“三省吾身”之境时,笔者都常常感觉到:当前物欲横流、人欲横流的社会错了,滋生功利的经济学理论错了,持有经济人行为方式的学者更是错了;既然是社会错了,为什么又要压抑己身“善”之本性而顺从扭曲的社会,而不是努力纠正陷入失序的社会状况呢?正因如此,长期以来笔者磐石如坚而甘愿为“学术”之边缘人,并继续“享受”命定的“痛”。想当年,笔者第一次读到屈原的词句“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吾将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生”时,就受到极大的震撼,甚至至今还是余音绕胸;而且,今后每次想起屈原的这一发自内心的诉求,内心总是久久不能平静。

科塞指出,“知识分子是为理念而生的人,不是靠理念吃饭的人”;[17]试问,按此标准,在当前人类社会尤其是中国社会真正的知识分子又有几人哉?在当前的经济学界,那些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往往不管文化、背景差异以及问题的不同,而几乎对所有的社会现象都笼而统之地按照经济人模式进行所谓的成本-收益分析,并进而预测人的行为和社会现象,这不是以教条化的理念在吃饭又是什么?而且,这些人整日忙于不断地承接各种课题,然而,对社会的认知又获得多大的长进呢?当然,尽管时人热衷于欺蒙之术,但是,既然自己信奉这种理念,就必须为此而默守一生,纵然一生贫寒也可全然不顾矣。事实上,长期以来,几乎所有的周围同仁都劝笔者作些改变以稍微适应当前这种制度和环境,但是,既然坚持自己的生活理念没有错,那当然也就没有改变己心而从俗之必要。有学者就对笔者叹道:“现在的经济学界充斥的是工具主义者,他们竭力宣扬某种理论、观点乃是为了获取利益,而所谓真正的价值主义者可谓罕见矣,而你太过于执着于价值追求了”。

正因为当前国内学术界充满了工具主义者,总是从个人的利益得失中来选择自己的行为,从而总是觉得个体的力量是渺小的,而没有形成一种可以将微小力量扭结起来的社会途径;结果,国人总是顺从、曲己乃至逢迎媚俗,从而导致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学术风气日益盛行。显然,要对这种现象能够有所改变,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依靠知识分子的话语和品行力量,纵观中国历史,正是由于存在这种的一批知识分子,中国人才能保持其自身的脊梁。其实,儒家社会历来崇尚立德,即使个人之微力无法扭转社会状况,但也必须坚持理念,要“穷则独善其身”;而西方社会则盛行立言,希望自己一生的所思所得即使不能传授世人以影响当世,但也要通过文字的形式留于后人,以期缩短社会重新进入合理发展轨道之时间。正因如此,笔者继承儒家的“知行合一”人生观而将立德和立言结合起来,一方面努力坚守自己的学术和道德理念,另一方面则把自己认知写成系统的书稿。而且,既然坚持自己的理念,当然也希望能够劝喻社会,这是受儒家立言思想的影响。事实上,儒家一直强调将自己所信奉的原则付诸实施,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而且要在自己的家庭生活以及对国家和社会所应尽的义务中具体地表现出来;即使不会强求别人一定要理解,也希望尽自己所能以获取某些认同,这是庄子所谓的与古为徒,也是儒者仁人的相似作风。

可见,在某种意义上,国内经济学人已经物化了:理论不再作为理解社会生活的概念工具,而变成自我理解的工具;在这种物化的环境中,国内经济学家把论文写作当成一块获取利益的敲门砖,不仅大肆贩卖西方学术,而且热衷于控制资源,因而出现了大量的“二奶学者”。在这种物化的社会结构和学术氛围中,年轻学子也不再追求认知提高,政府官员也不再追求课题有用;而且,他们甚至也不关心现代经济学中诸如经济人等是否仅是一种纯粹的理性抽象,由此得出理论提倡具有严格的适用范围,而硬生生地将之应用到实践之中。正因如此,整个社会都弥漫了以致浓厚的功利主义氛围:物欲横流、人欲横流、利欲横流,乃至形成了一种《新约.启示录》中描述了世纪末的景象。事实上,学术界很多人都已经认识到了经济人假设的缺陷,但基于这种物化的社会结构,却也很少有人真正愿意花时间和精力来对主流经济学作系统反思;相反,他们往往采取犬儒主义的态度,特别是,抱着对当今社会一切已经看透的“凤歌笑孔丘”态度。

正因如此,当前社会中呈现出两个明显的恶现象。一是产生对善行为的抵触效应,将人性归结为一切弱点和阴暗面的总和,从而证明人不可能像费希特在《论学者的使命》一文中宣扬的那样去做;或者将自己一切怯懦、卑鄙、庸俗、丑行乃至罪恶归结为迫于外部环境和压力,而将自己的道德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正是在这种犬儒主义的处世观下,时人往往采取洪洞县里无好人的策略,处心积虑将一切圣贤拉到他们的平面上,证明鹰和鸡原是一回事;并且,既然鹰就是鸡,鸡当然也就成了鹰。二是产生对恶行为的攀比效应,总以其他人的大恶为自己的小恶辩护,“别人可以那么做,我做这么一点有什么不可以”成为时人的基本思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的庸俗学者则不但不能免俗,反而常常故意混淆乾坤,唯恐社会不乱。但是,学者的工作毕竟与一般盈利性行为不同,它承载了一个社会、国家和文明的发展;因此,真正的学者则需要维护自己的操守和坚守社会的责任,而不能随波逐流,如张汝伦所说,“学者的美德就是无条件地埋头问题,从而忘掉一切对于他人,甚至自己,上帝和世界考虑”。[18]

四、简短结语

自功利主义伦理流行以来,特别是在经济人学说的熏陶下,人类社会的日常行为就越来越功利了;尽管如此,西方社会毕竟还存在基督教道德的约束,而且其“体用二分”的传统也抵消了经济人假说对实际行为的影响。然而,儒家社会却盛行着“知行合一”的传统,并在社会监督体系缺位的情形下,机会主义、功利主义就大行其道了,这使得中国经济学人的功利主义行为尤其严重。事实上,基于先验的自然主义思维,西方经济学家实际采用的研究方法与宣称的研究方法之间、所倡导的理论与力行的实践之间往往存在不一致。哈耶克就指出,“科学家或迷恋自然科学的人经常试图用于社会科学的方法,未必就是科学家在自己领域中事实上采用的方法;倒不如说,那是他们以为自己在使用的方法。这两者未必是一回事。思考自己的方法并使其理论化的科学家,未必总是可靠的向导。在过去几代人中间,实际采用的方法并无实质性的变化”。[19]但不幸的是,中国学者往往只是听其言而不是观其行,结果往往刻意地模仿这些自然主义的研究方法,从而加速了庸俗化的趋势;特别是,由于中国社会还没有形成一条较为完善的自由演化路径,因而学术思潮对实践往往产生巨大影响,这样学术的功利与社会的失范就恶性扭结在一起,共同强化了功利主义风气。

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大儒们都曾强调,未经反思的人身是不值得过的;同样,对学术而言,未经反思的学术是不值得信守的。伯林也指出,“没有一个知道真理何在的人会去追求邪恶的社会所提供的廉价而俗丽的奖品”,[20]这就要求我们重新反思当前那群主导学术发展而又活跃于社会政商各界的弄潮儿的学术行为及学术方式。事实上,正是这些新闻型学者的鼓噪以及一群媚俗主义的附和,使得国内学术已经从政治化转向了物质化,从意识形态转向了功利主义,从原来重观点转向了重形式,从教条主义转向了媚俗主义,从原先的思想自我审查转向了无约束的浮夸蒙骗;结果,尽管当前思想外在上似乎更活跃了,但实质上却越来越肤浅了,整个学术精神也越来越堕落了,学术理念和社会责任比以前要更为糟糕,以至理论的发展也处于更加危险的境地。正因如此,笔者持守“宁静致远、淡泊明志”的儒家传统,长期以来独自默默地从事文献的梳理工作,并基于“知行合一”的人生观对经济学的最基本假设问题进行梳理、反思和批判;尽管迄今为止收效甚微,但却依然愿效仿苏格拉底而扮演牛虻的角色,希望能够刺激广大的主流经济学家真正认识到自己的无知以及唤起他们对学问更为真诚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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